在文革大串联中

琼堂

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文革庆祝大会，毛主席接受了红卫兵的袖标。后来把这一次大会称作“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5日、26日，前后共计十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外地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很快大串连从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地，发展成为数以千万人计遍布全国城乡。

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管吃管住；城里的公共汽车都可以随便乘坐，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盛况。

我的第一次外出串联是到北京。天津到北京120公里，早些时候有些同学骑自行车到北京，并且见到毛主席。让我们受到鼓舞，跃跃欲试。有了关于大串联的《通知》，在十月份我和几个同学领取车票前往北京。在北京一下火车就有“革命师生接待站”接待，师生们分别坐敞篷卡车送到住宿地点。当时的北京居民区基本局限于“二环内”，我们住的地点在“二环外”的郊区第X研究所。看了研究所的大字报，知道这是一个研究火箭的保密单位，要不是文革，我们都不得进入。

每天大卡车把串联的学生送到“大串联”的热点地区。如天安门广场，大学区等。我们当时去过清华、北大、钢铁学院，煤炭学院，“北京二外”等看大字报。印象深刻的是，在地质学院的一大门附近看到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在收车牌。

当时校门口有自行车存车处，车牌是两个五厘米多长的竹片，写着相同的编号，一只挂在自行车上，一只給存车人。取车时两车牌比对一致，即可取走自行车。。

何长工历史上最重的一笔是联系朱毛会师。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残留队伍，暂隐蔽在一军阀朋友麾下。何长工联络引导朱德带领的队伍上井冈山，实现朱毛两只红军队伍会师。

收车牌的何长工，拖着一条战争中受过伤的腿，一手还拄着一根五六米的竹竿，竿上挂一长幡，上写“昔日办公室养尊处优，今日何长工收车牌”（大意）。那时各大院校红卫兵组织都“揪斗走资派”，不分青红皂白，罗织罪名，批斗羞辱当权者。

大串联就是把北京搞“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传播到全国各地。

在北京我们等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天没亮就开始集结。每个人发馒头熟鸡蛋等。乘车到路边列队数小时等候。毛主席检阅车队通过后，即步行几小时到北京站乘车返津。

在大串联中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红卫兵。

最近听一位甘肃的朋友说，他们那里是由学校组织选代表，组队到北京串联。更多地方，如天津则是三五成群，自发参加串联。

第一次串联之后，我们几个同学又“蠢蠢欲动”，当时学校里也没有什么活动，我们七个人，记得有孙XX、周XX、田XX等准备再次出行。

我们七个同学到了天津的西站，西站也没有看到有串联的红卫兵聚集。火车出站方向的大铁门儿开着，从北京开来的一列车临时停车，停在第一站台车上，满载着当天（10月10日）在北京毛主席接见之后撤离的红卫兵。有许多的红卫兵下车，跑出车站，在车站外边儿的小卖部买些个面包包子馒头之类的食品（那时还没有瓶装水）。我们看到此机会，我们几个也都买了一些简单的食品，冒充是从车下来的红卫兵，跑进了车站挤上了列车，开始了我们第二次的大串联。

进了拥挤的车厢，才知道这个车是开往南京的，这就成了我们第二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

当时的铁路津浦线，火车只通到浦口。到浦口以后，火车又坐轮渡通过长江到南京。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远远超过海河的宽阔长江。在长江上蒙蒙的晨雾中，我们看到远处有正在修建的南京长江大桥。当时大桥桥墩已经建成，桥墩上的钢梁从一个个桥墩向两边儿伸展，还没有连连接起来。文化大革命让建桥进度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南京，我们同样住在红卫兵接待站，到南京院校看大字报，到雨花台凭吊革命烈士，到中山陵参观，也不敢到景点游览，因为大串联是革命行动。当时感觉南京城似乎还没有天津好。待了几天之后，我们七个同学就领到车票前往上海。

从这些文革大串联时期的大串联乘车证看出对象是“革命师生”，大串联不仅有学生也有老师。大串联，即免票乘车住宿接待，限于“师生”，而不包括厂矿机关文艺团体的红卫兵。

到了上海以后，天气有点变凉，我们去了复旦大学、一大会址，也跑到南京路、外滩，鲁迅公园去游览，当时浦东是光光秃的一片农村，黄浦江上没有大桥，轮渡每次两角钱。只有黄浦江以西的大厦可与天津相比。

在上海有两三个同学有些感冒，他们就想回天津。我和田XX还想继续旅行。田XX长得个子高，皮肤白，鼻子大，一次军训大家都背个棉被包，他带的是美军的鸭绒睡袋，大家给他取外号儿“大老美”。

但是当时登记定的车票根本就拿不到。我俩就跑到车站去寻找机会。那上海火车站门前拥挤着很多的红卫兵，很多红卫兵拿不到票就想前硬闯进车站，都被阻拦着。我们见此情况，就沿着车站的墙绕行，看到车站的后门大敞子。门卫形同虚设，对出入人员视若无睹，我们俩就溜达进了车站的里边儿。看到有两节卧车车皮正在冲洗，工人告诉我们，这几节儿车皮即将拉走。我们就钻进车厢等候。几小时后与列车挂上钩，满载着红卫兵驶出。夜间，火车经过了南昌，还在继续向南跑，也不知道列车开到哪里。后来终于到了终点站广州，我们就开始了在广州的旅行。

徒步串联的红卫兵在中共一大会址前宣读毛主席语录。

车厢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大串联的师生一起唱毛主席语录歌。

说说当年的客车只有绿皮火车，铁道的动力只有蒸汽机车，开动起来隆隆做响，没有无线通讯设备，靠汽笛传递进出站、告警等信息。速度只有每小时50公里左右，北京到天津要用两个半小时。今天京津城际只要半个小时，不可同日而语。

在广州同样给我们送到接待站，这是一个小学，楼上楼下只隔一层木头楼板，木头楼梯也比较简陋。楼板上铺着老师们、同学们从家里捐借来的被褥，老师们负责登记、服务、做饭，为红卫兵服务。

广州的吃饭与北方有很大不同，开饭的时候，几竹箩筐热气腾腾大米饭，米饭打的松松散散，颗粒分明。菜里面有北方没见过的青菜，还有些个肉，有细碎的骨头。我们串联的北方同学担心，听说广州人吃蛇，那是不是蛇肉？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蛇肉是很贵的，是不会给你们吃蛇肉的。

在广州，我们去了几个大专院校，也去了一些个革命的遗迹。当时记得去的总工会的遗址门前立着纪念碑，是廖仲恺的遇刺的地方。我们还去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里是在1925年北伐前夕，国共合作在那里举办全国的进步青年参加讲习所，学习如何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毛主席是当时的农民运动专家，是主讲人。展出的有毛主席的当年住房，很简陋的木板的墙壁，一个挂着蚊帐的单人床，一张桌子，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

印象深刻的还有黄花岗起义纪念碑。1911年4月海内外同盟会130名同盟会敢死队员进攻两广总督府，起义失败，72烈士葬在此地。1966年7、8月红卫兵捣毁了纪念碑。海外影响极其恶劣。我们参观时纪念碑已经基本修复，只是纪念碑上自由女神像换成一个火炬。（现在已经恢复了自由女神像）

我和“大老美”两人还爬了白云山，白云山上可以看到白云机场飞机起降，山上的公园有一个五羊的雕塑，中间的羊还叼着谷穗。五羊雕塑是广州城的市标。

几天之后，想离开广州的时候，车票也是根本领不到。我们两个到了广州火车站。那时的候车厅仅是一个二层小楼，候车楼正在维修，外面绑扎着竹木脚手架，一些红卫兵就试图攀登脚手架翻越这个站房。进入火车站啊，秩序很混乱。

我和“大老美”有了上海的经验，我们也找找广州站的后门。广州站我们果然找到了后门儿，两个人就又溜进去，钻进停着的一列待发的列车。列车尾部车厢是罕见的高级车厢。每排四个宽大扶手的真皮沙发座椅。我们就各占一个座椅，等待着火车头挂钩儿。

火车终于启动，向北前往长沙，正和我们的意图。记得非常清楚的是，火车即将到达长沙站的时候，停在叫做猴子石的一个小站，停了好几个小时。当时全国的铁路交通已经陷入混乱，晚点这个家常便饭，火车运行也是开开停停。

当年大串联时火车上拥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三人的长椅坐四个人，两人的短椅坐三个人，过道上或站或坐拥挤得无立锥之地。小桌上坐人，椅背坐上。甚至爬到行李架睡觉，而钻到座位底下睡觉是最舒服的。十一月北方夜间温度已接近零度，密闭的车厢空间里空气污浊，且冰雪两重天，行李架上的热得赤膊，车厢门口的冷得发抖。

定员一百人的车厢很可能挤进两百人，严重超员，也超过车厢的标定承重，车厢里常常断水，厕所里很可能也挤着人，过道寸步难行，所以车上就是“上甘岭”，忍饥挨饿期盼早点到终点，全凭红卫兵年轻火力壮。

铁路已经无运行计划，完全根据情况临时调配，临时停车是家常便饭。原来一天的行程可能变成两天、三天。

在长沙我们参观了毛主席曾经任教的长沙第一师范小学。记得院子里有一口井，毛主席当年经常用冷水的井水冲洗身体，锻炼身体。为未来艰苦的征战岁月打基础，做身体准备。青年毛泽东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二十八划生”（毛泽东繁体字共二十八划）为笔名发小广告，第一个应邀而来的是李立三。……长沙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故事。

在长沙天气骤然变凉，我们想尽快离开长沙的时候同样是领不到车票，我们按照经验，沿着长沙车站围墙找空子，发现围墙中有一个公共厕所。简陋的公厕小便池是露天的。我们想蹬着水泥砌的小便池比较容易翻过的墙，里面可能就是车站。

“大老美”身材高大，他登上小便池一下就跳过墙了。后面有人进来我就不好意思攀登，结果就退回来到马路的对面儿。我刚到马路对面儿的时候，回头看见“大老美”也过来了。原来他跳进去的是一个日杂商店的后院儿。院里一个员工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小偷，他急忙就从这个店铺的正门儿出来了。受到此次挫折我已“斗志全无”，就想继续再等几天，等待车票回津。“大老美”感觉身上比较冷，他坚持再去闯关上车，我们两个人就只好分道扬镳了。他第二天又去车站，钻进车站，到武汉一个表姐家稍做停留，增添衣服后回津。

徒步串联的红卫兵望见延安宝塔。

大串联介绍信。注明的时间是1966年12月2日至1966年12月。此时已是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联。

在长沙只剩下我一个等候车票。期间我坐船渡过湘江，到橘子洲头去游览。毛主席“长沙”诗词中的橘子洲头的景象身临其境，“百舸争流，鱼翔浅底”。当时橘子洲头只有清澈的江水、挂着白帆的木船，没有如今洲头巨型雕塑。

又去岳麓山啊，欣赏了白鹿书院、爱晚亭等，还有一些个民国人物的纪念园、雕像等等。

两天之后我领到去往北京的车票，乘车就北上，天气变冷了。到了北京站下车厢，呼出来的气顿时变成了白雾。和长沙的天气相比冷了许多，赶紧钻进准备开往天津方向的列车。

北京火车站，每一股道都停着待发的火车。那天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11月26日），当时几十万红卫兵滞留北京等待毛主席接见，因此组织了最后一次最大的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红卫兵接见活动一结束，马上就到车站离开北京。车站里面停了大量的列车，就是准备数万红卫兵乘车离开北京。

检阅结束，红卫兵蜂蛹进入北京站，超载的列车终于开动。两个多小时后，到达天津。衣着单薄的我，急忙乘公交回家，结束了我天津——南京——上海——广州——长沙——北京——天津的大串联。

毛主席乘车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形式是变化的。有集会式，游行式，红卫兵队伍通过天安门受检阅。因队伍行进慢拖延时间，后来有红卫兵乘卡车通过天安门。又因红卫兵人数太大，改为红卫兵集结在天安门广场或街道，毛主席乘车检阅。

1966年10月29日、11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出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央又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串连人数逐渐减少。

那个年代人民生活刚刚解决温饱，还没有旅游业，大多数人几十年就生活在自己居住城市乡村，难迈出一步。大串联让千千万万的师生走出故土，到外面经风雨见世面，增长了才干，增长了见识，

串连期间，全国交通异常拥挤，各大中城市社会秩序混乱。铁路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大串联使让煤炭粮食等大宗物资甚至援越物资运输受到极大影响，让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直接影响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大串连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迅速扩散开来，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

然而这只是文革十年浩劫的开始。

本文中引用的照片均为网络上照片，只为诠释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我的经历无直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