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金沙遗址陈列馆（二）千载遗珍、解读金沙

集敏

千载遗珍此厅呈献的展品，堪称金沙文物中最富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且最具神秘意味的国宝重器。它们携带着远古文明的信息，承载着先民虔诚的信念和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凝聚着一个时代文化艺术的神髓精气，向世人展现出金沙先民关于族群的历史记忆，独特的生存意象及其瑰丽奇幻的精神世界。 玉戈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玉戈50余件，常以多色玉为主，制作精细。此件玉戈厚重宽大，特别是器身中部凸起的三道高脊，流畅圆润，与其他玉戈明显不同。 玉戈该器柄部两面刻划有长方形方框，框内再琢交叉菱形纹。在中原、长江中游等地的夏商文化遗址中均有此类器物出土，说明金沙遗址的部分玉器明显受到夏商文化的影响。 玉戈此玉器受埋藏环境影响，器表杂有黑、白、紫红等多色沁斑，与其他玉戈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上下刃的中部均雕琢出了齿牙装饰，这是首次发现。 肩扛象牙人形纹玉璋该器两面对称刻划两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跪坐人像、两道折曲纹、三道直线纹组成。人像高冠高鼻，双膝着地，肩上所扛之物极似一根完整的象牙，真实形象地反映了金沙人用象牙。 玉圭（guī）玉圭是古代重要的礼器之一，也是身份等级的象征。该器选材精良，阑部刻划数道细密的平行直线纹，流畅匀称，制作规整，反映出较高的等级。 玉璋该器玉质温润，阑部装饰极为复杂，如将之横视应为一呈卧伏状的动物形象：主阑为凸起的阔嘴兽首；阑间两侧各有两组齿突，构成兽身；附阑呈台阶状，构成兽尾。此器制作精美，工艺相当高超，是金沙遗址出土玉璋中制作最为精美的一件。 兽面纹玉钺该器两面对称雕琢纹饰：上部以兽面纹为主，下部为卷云纹。主体纹饰以双勾阴线刻划，兽面纹四周又采用减地方法，从而形成浅浮雕的效果。此铖玉料来自本地，形制与其他玉钺有所区别，兽面纹则又明显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 玉钺玉钺是先秦时期象征君王政治军事权力的礼仪性用器。该器中有大孔，形似玉璧，故也被称为璧形钺。器顶部残存黑色胶状物，可能是横向固定木柄时使用的粘接剂。此为四川地区首次发现，显示出使用者的地位与等级。 十节玉琮该器共分十节，每节以转角为中心构成四个简化人面纹，其中一面的上部还阴刻一神人图案。此器在料、工、形、纹上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其他玉琮完全不同，却与浙江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相似，说明两地在较早时期可能就有了交流与往来。 石跪坐人像该人像眼睛以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手法表现，眼睑涂红彩，眼仁为白色，口内涂满朱砂。其奇异的发式、脑后的发辫、绑手的绳索交待了人像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匀称的造型及成熟的雕刻技艺反映了金沙石雕艺术的发展水平。 石跪坐人像该人像呈跪姿，双手被反绑，头顶的头发从中间向左右分开，脑后两股辫子直垂腰间。此类人像目前在金沙已发现12尊，出土时与石蛇、石虎、石璧等有规律地摆放在一起，应是用来祭祀的特殊用品。 石虎该石虎以蛇纹石化橄榄岩制作而成，其黑色石料上遍布的白色纹理怡如老虎自身的斑纹。在管钻的虎口内及虎须、耳间还涂满了鲜艳的朱砂。金沙出土众多石虎，既反映了蜀人的崇虎习俗，也代表了金沙石雕技艺的发展水平。 金面具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较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可能是附着在青铜或木质人头像上使用。金面具的出土反映了古蜀文明发达的巫术、宗教文化，同时也展现了古蜀先民对黄金制品的崇拜。 镂空喇叭形金器该器呈喇叭形，正面镂空三组卷云纹，背面未经打磨，可能是镶贴在某种物体上使用这类器物造型奇特，在古蜀文化中为首次发现，体现了古蜀先民独特的祭祀习俗与精湛的黄金制作工艺。 金冠带该器系锤成形，表面錾刻出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个人头像、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组成。此图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金杖上的图案十分相似，应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与、威仪。 铜带柄有领璧形器该器两面对称刻划三只首尾相接的鸟纹图案，下端突出的柄部可能是插入某个基座上的榫头。其图案与“太阳神鸟”金饰上的“四鸟绕日”图案类似，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与鸟的崇拜。 铜人头该人头像中空，推测可能是套在某个柱状物体上作为其顶端的装饰，其凹槽部分可能还另有装饰之物。 铜面具整器为一人面，以墨绘勾勒出圆眼和半圆形的嘴，并施以朱砂。此类器物为古蜀文化中首次发现。其人面形象与祭祀区出土的金人面形器以及玉璋上的人面图案非常相似，推测应为古蜀文化中极具特殊意义的重要图像。 铜人形器该人形器作伏卧状，颈部有一直径较大的圆孔，无头。颈部与小腿处各有一对称小孔，可能为铆接固定或悬挂之用。人像身体正面凸起，背面平整，可以平放在地上。此类器物为古蜀文化中首次发现，共出土2件，造型完全相同。 玉矛该器外形似柳叶，玉质细腻，无受沁现象。制作精细，中部有一道磨出的脊棱，似叶脉；边刃尖薄，脊棱至边刃过渡自然。无明显胶部，呈现出矛的早期形态，器身柳叶形的特征为成都平原后期青铜矛所继承。 凹刃玉凿该器整个器表上的沁斑犹如一幅天然图画。同类器物在金沙遗址已出土70余件，大多制作精美，没有使用痕迹，应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礼器。玉凿此器经打磨抛光，制作极其规整，没有使用痕迹，应是一件精心制作的玉质礼器。 有领玉璧该器制作规整、打磨精细，环面上刻划有同心圆圈纹。目前金沙遗址祭祀区内共出土有领玉璧近100件，大多色泽艳丽，制作精良，表明这类器物在金沙祭祀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有领玉牙璧牙璧是古代玉璧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外缘一般都有三节或四节的牙状突起，或附有多少不等的齿状装饰。该牙璧形制明显区别于以往各地所出牙璧，属首次发现，不仅填补了四川地区过去不出牙璧的空白，还反映出中原文化与古蜀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玉镯金沙遗址出土玉镯数量较多、选料精细、圆周极其规整，应是一种佩戴在手腕上的装饰品。绿松石珠在中国古代，绿松石珠一般是作为串饰使用。此器为目前金沙遗址出土绿松石珠中形体最大、制作最精美的一件。 海贝形玉佩饰海贝是生长于海洋中的生物，玉海贝更是被视为上层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阳刻昆虫纹玉牌该器纹饰以阳线雕刻而成，每道线纹粗细均匀，婉转流畅，显示出金沙玉工高超的工艺水平。 太阳神鸟金饰直径12.5厘米、厚0.02厘米、重20克、含金量94.2%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目前被国家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也是成都城市标志的核心图案。同时其本身亦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文物鉴赏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整体上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在力与柔之间，引颈伸腿、作势欲飞的鸟，很有力度感，却因为旋涡状的太阳动感太强，不展翅的飞鸟反而变成被动地、温柔地滑翔；缩与张之间；张力十足的飞鸟因为翅膀的收缩而下降，锋芒毕露的太阳由于弯成弧形而掩藏等等。尤其是两者运动方向相反，这本身就是一种独创的、艺术的、完美的表现手法，也与现代运动力学相符合。其图案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其造型精炼、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崇玉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种类丰富，色彩绚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中一些玉器既蕴含着黄河中上游地区玉文化的因素，又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玉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玉璋、玉凹刃凿形器等又通过成都平原辐射并影响到东亚地区，这反映出古蜀与其他区域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与往来。 新石器时期 商周时期 汉代 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包含了诸多外来文化的因素，如玉璋、玉戈、玉钺、陶香等体现出中原夏商文化因素，玉琮、玉璧等则受到西北齐家文化和江浙良渚文化的影响。它们既揭示了金沙与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文化交流的史实，又融入了古蜀先民自身的精神信仰和审美意识，最终形成了多元独特的古蜀文明，与中国其他地区早期文化共同谱写出中华文明起源的壮丽诗篇。金沙与中国其他区域早期文化交流示意图 玉琮 玉璧 玉璋 玉钺、玉戈 玉镯、玉环、玉箍形器 沟通神灵的媒介——面具在人类早期的祭祀活动中，面具是巫师常用的沟通神灵的工具，具有祈福迎祥、驱鬼除邪以及歌舞娱神之功用。金沙遗址金面具与三星堆遗址金面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王权的象征金冠带是古蜀王至高权力的象征，冠带上錾刻的纹饰与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基本一致，说明金沙与三星堆的统治者在族属上可能存在亲缘关系。 人神合体的艺术形象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都出土了一批人物造像，而这些造像无疑都带有偶像及神像性质，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偶像崇拜的现象所包涵的文化因素或许反映了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与联系。 太阳与神鸟崇拜在古人的神话宇宙观中，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之运行是以鸟作为载体的，人们因此视鸟（金乌）为具有神性的日中之精。太阳带给世间光明与温暖，且与农业丰歉攸关，崇鸟的实质即是崇日。“太阳神鸟”的寓意太阳神鸟图案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韵律，是古代人民深邃的哲学宗教思想、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简洁精炼，本身就具有极佳的微识特征，适合做标志使用，是一件不用重新设计的标识。太阳神鸟图案是中华民族太阳崇拜观念的集中体现，以此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传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气质，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识别性。金沙遗址是21世纪我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是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大成果之一。太阳神鸟图案所表达的追求光明、团结奋进与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可增强人们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强烈的责任感。太阳图案向四周顺时针喷射出十二道光芒的太阳，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象征着光明、生命和永恒。十二道光芒的太阳与四鸟“十二”与“四”是中国文化中的常用数字，如十二月、十二生肖、四季、四方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然规律。 解读金沙当古蜀国又一个王朝的背影呈现在金沙这片古老的土地，人们再次聆听到了古蜀人深沉而自信的文化呼吸。面对金沙璀璨的文明形态，人们在惊喜之余也产生了不少疑问：她何以如此辉煌？源自何方？流向哪里？这其间还有多少秘密尚待人们去探寻？ 陈列主旨是梳理四川地区古蜀文化秦以前的发展脉络。古蜀文明的分布区域及其与周边文化的紧密联系: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十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的文明历程，通过图片展板和出土文物表现出金沙文化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发展的真实脉络。 背景近几十年来，在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周边地区，已发现了几十处与金沙相类似的同时代遗存。它们如满天星斗，形成众星拱月之势，烘托出此时期金沙作为古蜀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的显著地位，并与金沙一起，共同架构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雄浑壮阔的社会历史图景。 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较早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4500-3700年。近年来，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崇州双河、紫竹古城、大邑盐店、高山古城等八座史前城址。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小型村落。这些文明星火演成燎原之势，为商周时期古蜀文明的辉煌打下了坚实基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一览表 宝墩遗址大型建筑基址宝墩古城内外城分布图宝墩城墙遗址 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城西鸭子河畔，距离金沙约40公里，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是闻名天下的古蜀王都，堪称古代中国长江上游及西南地区的文明高地。从考古材料看，金沙与三星堆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金沙兴盛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此时恰与三星堆的衰落时间相接，可以说金沙直接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 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月亮湾城墙下叠压的房屋遗迹、铜挂饰金面铜人头像、铜人头像、铜虎 金箔鱼形饰、有领玉璧、玉璋 高领陶罐、小平底陶罐、尖底陶盏、高柄陶豆、陶盉 十二桥遗址十二桥遗址面积逾5万平方米，发现了大型建筑木质构件、木桩基础、竹编墙体、大片茅草屋顶堆积和小型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迹，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铜器、卜甲及动物骨骼等。该遗存可能是此时期古蜀王国的又一处特殊建筑基址。十二桥遗址木构建筑分布十二桥遗址大型建筑网状龙骨遗迹 十二桥遗址出土文物 十二桥遗址干栏式建筑（模型） 成都市区其他遗存:岷江小区发掘现场、高新西区“中海国际社区”商周遗存方池街遗址卵石埂遗存、高新西区商周遗址发掘现场石壁、陶纺轮 成都市区其他遗存出土文物 羊子山土台遗址羊子山土台遗址位于成都北郊驷马桥以北1公里处，原为三层四方土台，高约10米，底边长约140米，始建于商末周初。土台极有可能是此时期古蜀国举行祭祀大典的又一神圣之地。 成都羊子山土台（模型) 新繁水观音遗址水观音遗址是成都平原发现较早、发掘面积较大的一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发现灶坑、墓葬等遗迹，并出土大量陶器。 彭州竹瓦街铜器窖藏彭州竹瓦街于1959年、1980年先后发现了两批商周时期窖藏青铜器，主要类型有罍、尊、觯等，既有中原传来之物，又有蜀地铸造之器，代表了当时青铜工艺的较高水平，体现出商周时期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 雅安沙溪遗址沙溪遗址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青衣江北岸，出土陶器与金沙遗址的陶器大体相同，其文化内涵与成都平原腹心地区保持着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 大邑盐店古城城墙、崇州紫竹古城平面图、崇州紫竹古城城墙大邑盐店古城示意图、大邑高山古城2015年发掘区、大邑高山古城平面图、象牙箍形器 温江鱼凫古城发掘现场、温江鱼凫古城东墙温江鱼凫古城平面图、崇州双河古城城墙、崇州双河古城平面图 都江堰芒城古城城墙剖面图、都江堰芒城古城平面图郫县古城5号房屋建筑基址及平面图、郫县古城平面图 尊形陶器 豆形器 2002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宽沿平底陶尊 1996年成都新津宝墩遗址出土 石凿石锛 1998年成都都江堰芒城遗址出土 石剑石锛 1998年成都都江堰芒城遗址出土陶纺轮 1998年成都都江堰芒城遗址出土 斜沿鼓腹陶罐 1997年成都郫县古城道址出土豆形器 2002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敞口圈足陶尊、陶壶 陶器盖 2004年金沙遗址“中海名城”工地出土 陶盉 2004年金沙遗址“中海名城”工地出土陶瓶 2004年金沙遗址“中海名城”工地出土陶觚 2004年金沙遗址“中海名城”工地出土 小平底陶罐 2004年金沙遗址“中海名城”工地出土 青关山宫殿遗址、立面复原图、木骨夯土墙 商业街船棺局部（模型） 遗韵大约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50年左右），金沙王国已渐趋衰微，其中心位置或已转移。随着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葬、新都马家大墓、青白江双元村墓地等一批战国时期墓葬的问世，人们见证了古蜀文明的再度辉煌，而在这辉煌之中，犹可见到金沙的吉光片羽。新都马家大墓、青白江双元村墓地、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 铜钺 铜戈 铜剑 铜矛 铜戈 双剑铜鞘 2003年成都金沙遗址黄河工地出土 陶釜、陶豆 陶豆 蜀与商周文献及考古资料表明，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征蜀、伐蜀的记载；周武王伐纣时，蜀曾作为盟军参战。金沙遗址出土的诸多器物也明显看出受到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马车的发掘与搬迁发掘马车的主要部件是木质的，在地下埋藏3000余年后朽烂并渗入黄土中，局部改变了黄土的颜色，使朽蚀部位的颜色与周边不同。考古学家通过仔细观察，去掉回填土，就能将整辆马车剥离出来。搬迁搬迁前先用化学药剂将其整体加固，周围以软性材料填充，用石膏固定，再填充细土。然后掏空马车周围的原生土，再用条型或板型木材将马车整体包装好，以钢材将木箱加固，最后用大型吊车和运输车将其运出。 马车该套马车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长340厘米，宽295-305厘米，由1车、2马、1人组成。车子为木质结构，出土时已全部腐朽。车厢后殉葬者当为车夫。考古发掘表明，我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作为商朝贵族出行、狩猎或作战的工具，这也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古代马车实物。它在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商代马车结构示意图商代马车复原图 蜀地外围遗存古蜀王国在其发展扩张的鼎盛时期，其势力所及辐射到了四川盆地的周边地区。目前在东接湖北西部、北到陕西南部、南至川西南地区都发现了与蜀文化接近的古文化遗存。陕南地区:陕西城固宝山遗址出土商代陶豆、陕西城固宝山遗址出土商代陶灯形器、陕西城固宝山遗址出土商代陶扁壶、陕西城固宝山遗址出土商代铜人面具、陕西城固宝山遗址出土商代铜尖顶昜（yáng)、陕西城固出土商代銎口铜钺、陕西城固宝山遗址出土商代铜矛、陕西洋县出土鸟型铜饰件 峡江地区重庆西阳清源遗址:清源遗址出土陶器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 重庆涪陵镇安遗址:镇安遗址出土陶器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朝天嘴遗址出土陶器 溯源人们在领略了金沙古蜀王国的雄姿丰采之后，或许会问，这个神秘的国度何以产生？其实，成都平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旧况早已改观，现已基本厘清古蜀文明的演进脉络，金沙正是植根于本地文化传统然后精进发展而来。有关古蜀史的传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各三万四千岁。——扬雄《蜀王本纪》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日望帝，更名蒲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华阳国志·蜀志》 迷雾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古蜀史研究的空白，开启了古蜀历史研究的新篇章，人们庆幸于此找到了三星堆余脉和战国蜀文化的源头。近几年的发掘与研究，虽然揭开了金沙神秘面纱的一角，但仍有许多谜团无法解答，尚待人们去上下求索。 金沙与三星堆之关系:王权的更替？改朝换代？双城并立？ 四川古史传说中与华厦祖先的渊源关系是否可信？ 金沙先民的服饰是什么？ 金沙玉器为何色彩斑澜？ 金沙遗址的发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迷找到了实物证据。金沙遗址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