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化学兵部队 及学兵队

老梅桩

一、抗战化学兵与纳溪军校

原创：鷹崵 存浩舘

中央军校十九期

独立第三大队学生毕业证章

这枚中央军校毕业证章，尺寸足足比一般证章小了两圈，约莫只有帽徽般大小。出土时边缘的裂缝延申至圆心，珐琅彩脱落殆尽，表面满布浮锈。经清理后，章面边缘显露出只有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字迹——十九期独立第三大队，背面镌刻“特科”两个蝇头小字。这是特科学生的证章，且属于不可言说的化武兵科，实乃特科中的特科。

化武是国军一个隐秘的兵种。碍于《日内瓦条约》禁止各国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化武兵科军官培养机构对外含糊号称“学兵队”，直属于军政部，由李忍涛任队长。学兵队的成立时间也是云遮雾罩，一说成立于1932年，又说成立于1933年，无论如何，显然是准备对日作战的应时之举。

李忍涛是中国化武之父，他的先见之明得到高层认可，学兵队的建立即是由他倡议。1935年秋操大演习，国军诸兵科精锐尽出，李忍涛率学兵队参加西军，东军被诱入句容华山后，弥天烟雾四面升腾，这是学兵队按照演习计划施放催泪瓦斯的替代气体。东军将士没有见过这种名堂，或张皇四顾、或高声叫骂，茫然不知应对。若在真实战场，毫无防毒常识的国军官兵将面临何种结果不言自明。蒋介石与一众高级将领站在制高点，用望远镜目睹了全过程。

抗战全面爆发后，学兵队一路西迁入川，最后在泸州纳溪安顿，人称“纳溪军校”。外界对纳溪军校抱持神秘感，亦有传言称其制造进行毒气实验、制作化学武器。日军疑心纳溪军校是训练生化部队的秘密基地，曾派出飞机定点轰炸，企图扼杀中国的化武部队于萌芽。

事实上，以中国当时薄弱的化工基础，量产用于实战的化学武器不啻天方夜谭。学兵队以及其后身纳溪军校，主要是介绍各种化学武器的类型，并传授相应的相应的防化措施。

这么一支尚不成熟的部队，因未经实战效能不彰，而濒临裁汰境地。面对质疑，李忍涛则毫不客气地回应：百多万侵华日军，单兵负重中人手一件防毒面具，军中又设防毒侦毒部队编制，所忌惮者正是我四个化学兵团。中国化学兵对日军形成一种潜在威慑，如裁撤，日军尽可以减轻负担，并且更加横行无忌……作为战略威慑而存在的理由，确实令人无从反驳。

学兵队两个团奉命赴印缅作战，李忍涛前往视察，1943年10月28日回国途中受日机截击，机毁人亡。纳溪军校学兵队干训班改制为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纳入中央军校正期，并比照中央军校期别追授了干训班六期以前毕业生的学历。这是黄埔系中最为特异的存在。

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化学兵并未真正形成战力。纳溪军校培养的毕业生，固然也有到各单位作防化教官的，但更多的人被分发到部队里，充任步兵、炮兵军官。抗战老兵任国玺、吕师丹、江洪涛均为十九期独立第三大队毕业生，毕业后均服务于炮兵单位，可以印证当年化学兵科的人事去向。

李忍涛所设想的化学兵科体系因抗战而生，又在抗战的严酷环境中被消解于无形。

二、隐藏在徽章上的秘密：

中国第一支化学兵部队

原创：东哥玩收藏

日军在侵华战场上，曾经大量使用瓦斯、芥子气等化学毒气弹，致使中国军民伤亡惨重。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化武部队，中国军队有没有能够“以毒攻毒”“以眼还眼”的部队呢，答案是有！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应付日军化学战威胁，国民政府曾秘密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化学兵部队，兵工厂生产了上万枚毒气炸弹用于备战。为严格保密，特别是防止日本人关注，这支部队隐姓埋名，将化学兵的“化”字隐去，对外宣称是军政部直属部队，这就是近代中国化学兵种的先驱部队，叫“军政部学兵队”。

​这样一支被隐姓埋名的化学兵特战部队，有没有独属于自己的番号章呢，答案也是有的！

学兵队徽章

军政部学兵队/中华民国廿七年用

　　背文戳记/南京/国华制

很多藏友热衷于收藏国军在抗战中的部队章、各兵种的番号章，以此来见证军人的荣誉、抗战的历史。从抗战时期兵种来说，见证这支化学兵先驱部队的章，存世量是不多的，这可能与他们特殊的身份有关。

创建“学兵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首先开启了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先河。战后，虽然制定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条约》，但世界各国列强仍秘密研制，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加紧制定侵略中国计划的同时，大力发展化学武器。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促使中国化学兵部队的诞生。中国防化兵的诞生还有一个与各国防化兵的不同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战受害国。

图片里日军化学兵正在释放毒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组建自己的化学兵部队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以防御敌人用化学武器进攻。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化学兵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被称为近代中国化学兵种先驱的李忍涛。

左图：李忍涛将军。

右图：李忍涛的清华学校毕业证书

李忍涛曾公费留美，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德国参谋大学深造。其间，受到俞大维等赏识。李忍涛学成回国后，完成了《化学兵器》、《化学战剂》、《化学战术》、《化学战防御》等教材初稿的翻译和编写，俞大维将这些书目转给何应钦，何按“国防机要”处理程序进呈给蒋介石过目。李忍涛多次向蒋介石建议组建中国自己的化学兵特种作战兵种，来积极应对日军威胁。可是大多数官兵“皆不知化学战为何物”， 经过李忍涛的再三努力，国民政府终于同意组建国民革命军化学兵部队，在落实新建“化学兵种”会议上，张治中主张隶属黄埔军校系统，俞大维则力主保密，最后决定直属军政部，隐去“化”字，称军政部学兵队(扩编后称学兵总队)，任李忍涛为上校队长，成为中国化学兵部队的创建者与领军人。李忍涛为上校队长，成为中国化学兵部队的创建者与领军人。

佩戴防毒面具的国军士兵

1932年2月8日，这支部队在南京花露岗妙悟律院成立时，只有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的规模)，但这支队伍成立后即与新办的雷电学校、航空署、教导总队同被国民党并称为“巩固国防的新兴力量”。▶️训练当时的中国化学军工体系基础薄弱，军费有限，化学武器研究与制造困难重重，学兵队成立之初，编制规模小，当时的中国化学兵部队并不具备真正的化学作战能力。这支化学战部队实际上是一支防化部队，部队的主要受训是：战场防毒，毒伤急救与治疗的研究。培训中国基层军官应对防范日军的毒气、细菌病毒等化学武器攻击，减少化学武器的伤害。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学兵队共培养了千余名军官，成为抗战期间国军防化力量的骨干，指导一线部队的防毒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军政部学兵队”扩充为由两个大队、4个高射区队和一个特科干部教育训练班组成的学兵总队，相当于一个团的规模。7月11日，学兵总队第三期学生被编成为“防毒连”，由谭坤率领驰赴河北支援二十九军。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李忍涛亲率学兵队部分官兵，赴上海前线参战。他们以德式“李文斯”抛射炮，以多炮并列装置，用高温燃烧弹及高爆弹，电流点火齐放，与日军持续进行三昼夜战斗，发射大威力炮弹，准确袭击位于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压制日军火力，为中国步兵进攻创造了条件。

逼退日军舰队，重创日军司令部大楼后，国民党军士气大振，社会各界一片欢腾。第二天，全上海的报纸都刊登了李忍涛及其学兵队的英勇事迹。

《申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日司令部残破》为题，对战况做了目击报道：虹口一带日军阵地被“巨炮”击中起火，“烈焰高飞，黑烟蔽天……火势之烈较之一二八时闸北之大火尤过之，实为沪上空前所未有……遥望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已残破不全，屋顶太阳旗早已撤除，第四层大楼因遭我方猛烈炮击，早已一片瓦砾，不能应用。而各层楼之玻璃，完全震碎，宛如蜂房……” 这是中国化学兵部队在淞沪抗日战场上的一次惊艳亮相，从此学兵队一战成名。

​李忍涛将军的化学兵虽然打出了威风，可随着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学兵队也只能一路后撤。​此枚徽章，是学兵队亲历淞沪会战后，于1938年撤入南京，在整训期间行用颁发的，见证了淞沪会战化学兵初露锋芒的高光时刻。

▶️​征战

1939年底，学兵队因战事西移，迁至四川省纳溪县。 在此期间，由于战争需要，学兵队不断壮大，逐步发展为化学兵干部训练班、学兵总队和防毒处“三位一体”的防化作战体系。 化学兵干部训练班后改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纳入黄埔军校序列（即化学兵科），专门进行化学兵军官的教育培养。

1942年底，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有将领对学兵队的作用提出质疑，要求其改为普通步兵师开赴前线。李忍涛据理直言，留下了一段足以载入军事史册的话语，他说：“在华的100多万日军，人人都背着防毒面具，这是怕谁呢？不是怕在座的各位将军，而是怕学兵队。化学兵虽然耗用国家粮饷，但比起日军花的钱，那就微不足道，若是将学兵队裁撤或改编，日军从此便可无所顾忌，请各位想想，学兵队是有好？还是没有好呢？”会上，何应钦也力挺学兵队，最终裁撤化学兵的动议不了了之。但很快，学兵队被派上了前线，加入中国远征军。 1943年春，为组织滇缅战场的反攻，美国开始大规模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学兵总队将两个团的化学兵徒手空运到印度兰姆伽基地，接受美式化学重迫击炮，成为特种炮兵部队，对外化名“陆军总部特科总队”。 一年后，滇缅大反攻开始，改编后的化学兵部队配合中国远征军主力及英美盟军，在围攻密支那、收复八莫等战役中表现不俗。 此时，国军化学兵部队扩编成了4个迫击炮团和1个步兵团，共约1.5万人，且拥有大量美式先进装备，达到鼎盛时期。

1944年10月，李忍涛赴印度视察部队后，乘机回国时，因行期被日本间谍侦悉，当其座机沿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时，突遭从云层中钻出的四架日本战机袭击，最终机毁人亡，李忍涛壮烈殉国。据说何应钦闻报，当场失声痛哭。 抗战胜利后，中国化学兵部队原本对日化学战防御的作用不再突出，地位逐渐下降。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对军队全面整编，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实施化学战的必要，学兵总队被撤销，改为常规炮兵部队，后在国共内战中大部分被歼灭，一部分去了台湾，就这样，一支令人谈虎色变的学兵队烟消云散。

至此，隐藏在徽章上的秘密——军政部学兵队的神秘面纱已经全部揭开。有的朋友可能还有个疑问，日本鬼子在侵华战争中使用化武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国军的化学兵部队在反侵略战争中，是否也曾使用过化学武器？ 由于化学战的敏感性，现存公开资料中很难找到国军使用毒气的记录，因此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化学兵部队以防化为主，并未形成真正的化学作战能力。 不过，从已披露的巩县化学兵工厂资料来看，抗战期间该厂生产出了一大批可用于实战的化学战剂：1936年的试生产阶段，就造出了疱肿气航空炸弹2170枚（每枚15公斤），以及数以千计的化学手榴弹等，具有1937年还计划生产5000发疱肿气山炮弹、1万枚疱肿气航空炸弹，在抗战爆发前已试制成功了光气等毒剂。​抗战期间，面对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惨遭鬼子化武毒杀，中国要不要使用一些手段，还是一个问题吗？这正是，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中国化学兵部队，绝对能做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毒攻毒”，面对东洋畜牲，怎么反击都不为过！

李忍涛将军

三、中国第一支化学兵部队

原创：二十歲眼中的世界

李忍涛，国民党将领、化学兵创始人。云南鹤庆人。早年入清华大学。后留学欧美。1933年奉命在南京组建国民党军化学兵总队，任总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对日作战。推动成立化学兵部队 早在欧美留学时，李忍涛就以专攻军事化学而在同僚中小有名气。此时的中国军队中，不仅没有专业的化学兵部队，甚至大多数军官与士兵"皆不知化学战为何物"。1933年，在李忍涛的推动下，蒋介石决定成立化学兵部队，为对外保密起见，把"化"字去掉，称为学兵队。

在学兵队士兵的回忆中，这是个"身材魁梧，四方脸，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将军。针对当时军人普遍存在的各种病态，他亲手制定了学兵队的队训:"阳刚、诚实、乐观;我见我到我克服。" 这里的士兵与其他部队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走路时握拳直肘，转弯时不能走斜线，必须走出一个漂亮的直角。他们的训练时间长达两年半，除了普通士兵必须掌握的各种技能外，还专门有一年时间，学习各种先进的化学战术。

军事演习震惊蒋介石在这支部队成立两年后，民国政府为准备对日作战，举行了一场大规模军演。以江苏句容县为决战地区，当假想敌日军进入该区域时，学兵队施放烟幕弹以代替催泪性毒气。演习的结果，该区域的日军假想敌被全歼。 当时参加演习的部队，毫无化学战知识。据史载，看到满天烟雾，有人惊惶不安，有人高声谩骂，甚至有军官高喊:"打仗就打仗，这搞的是什么名堂。"在高处观战的蒋介石，看到化学战的真正威力，也惊出一身冷汗。

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自此，这支初具雏形的化学兵部队引起各方瞩目。日军为此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以李忍涛的部队为假想敌，在本土举行了多次化学战演习，还为准备用于侵华战争的30个师团近200万名士兵配备了防毒面具与解毒剂，就连近9万匹战马，也配备了防毒衣罩。

据理力争保卫化学兵总队 但不为外界所知的是，一直到1942年,李忍涛指挥的化学兵部队也只有4个团，武器装备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时产品，数量也严重不足，平均150名官兵才能分到一副防毒面具。由于蒋介石过于心爱这支部队，他们也很少投入战斗。 不仅如此，这支特殊部队，还几乎遇到被裁撤的命运。在一次最高军事会议上，有将领对学兵队的作用提出质疑，要求其改为普通步兵师开赴前线。于是，李忍涛据理直言，留下了一段足以载入军事史册的话语。 将军说:"在华的100多万日军，人人都背着防毒面具，这是怕谁呢?不是怕在座的各位将军，而是怕学兵队。化学兵虽然耗用国家粮饷，但比起日军花的钱，那就微不足道，若是将学兵队裁撤或改编，日军从此便可无所顾忌，请各位想想，学兵队是有好?还是没有好呢?"

滇缅战场赫赫战功 在随后的滇缅战场上，学兵队终于开始大显身手。1943年2月，李忍涛率领学兵队的两个炮兵团，到印度兰姆加接受美式装备。由于学兵队的士兵受到过严格训练，与盟军的配合极其默契，他们有效阻遏了日军化学兵部队的袭击，立下了赫赫战功。 将军百战阵前死，壮士十年裹尸还 李忍涛将军的化学兵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1944年的10月28日，在结束了中国远征军缅甸兰姆加尔基地的视察工作后，民国化学兵部队总队长李忍涛乘飞机回国。但由于间谍泄密，在喜马拉雅山东南第三峰的上空，四架等候多时的日机袭击了将军的座机，机上九人，无一生还。

何应钦将军

噩耗传来，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何应钦悲痛至极，望天长哭道:"小日本毁我臂矣，此仇不报，死不瞑目。"在将军阵亡之后，有属下翻阅遗物，看到其手书"将军百战阵前死，壮士十年裹尸还"，不由得叹道:"将军壮志未酬矣!"

四、化学兵之父李忍涛将军副官

忆滇西缅北防化作战和李忍涛

——《老兵家书》之２４化学兵李忠

原创 覃忠武 老兵家书

中国第一代化学兵李忠一家

居住在云南鹤庆一所百年老屋里

中国化学兵之父李忍涛将军的副官、云南鹤庆老兵李忠讲述了他在中国第一代化学兵部队服役的经过，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国军化学兵部队装备情况；以及在中印缅远征战场上的防化作战，特别讲述了对日军滇西细菌战的侦破、在滇缅公路咽喉要地惠通桥上空利用化学烟雾防空作战等。

李忠至今收藏着

在驻印军用过的美国军毯

李忠，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人，1922年生，1939年考入埔军校17期特科。1941年毕业后编入到化学兵总队任李忍涛将军的少尉联络副官。1942年任驻印军炮1团中尉联络官。抗战胜利后任国军炮15团少校副官组组长。1949年10月在广东易帜。1951年复员回乡。育有两男两女，现四代同堂。

李忠使用的印章是用７０多年前

从印度带回的象牙刻成的。

化学兵之父李忍涛(1904-1944)将军

和李忠同是云南鹤庆人

化学兵之父李忍涛(1904-1944)将军和李忠同是云南鹤庆人，早年入读清华大学，后留学欧美。1933年，李忍涛奉命在南京组建国军化学兵总队，任总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率部对日作战。1944年秋，李忍涛赴印度视察中国驻印军化学兵部队。归国途中，在驼峰上空失联。在多方搜索无果的情况下，中方认为李忍涛乘坐的飞机可能是触山坠毁。直到１９８４年，台湾方面从日本国内得到的二战日军战报里找到了真相，“1947年10月28日派出歼击机机群在缅北上空击落中国飞机一驾，上有中国化学兵司令官”。李忠披露的关于李忍涛空难殉国真相的发现过程，在国内鲜有披露。

五、中国防化部队发展史：

红军时期就有化学兵

鲜荔枝

2018年12月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等）建立之初，条件艰苦，装备落后，但是军事意识方面却走在世界前列。早在延安窑洞时就开始研究航母。化学武器也不例外。早在1932年，工农红军的特科队中就编制了“化学排”。不过那时候敌我双方都没什么化学武器，既不能攻，也无须防，化学排的主要任务是点火产生烟雾，作为掩护战场之用。到抗战时期，鉴于日军多次释放毒气惨杀我抗日将士甚至无辜群众，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专门成立化学队，并在延安举办防毒培训班，对奔赴前线的指战员进行防化培训。不过那时候既无毒气，也无防毒面具、药剂，所谓培训也就是让大家对鬼子的毒气进攻有个起码了解和心理准备，万一遇上了，也只能尽量疏散群众，或者用一些很原始的手段稍微减轻下损害而已。

解放战争后期，华东野战军的几个纵队也建立了防化分队。同期，国民党军也在李忍涛将军的力主下建立了化学部队。军政部专门成立学兵队，训练化学兵人员，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各级军事机关设防毒机构，集团军、军、师也分设防毒科、防毒课和防毒组、防毒排。此外在1938年又成立了化学兵总队，装备82毫米化学迫击炮。然而因为军政机关腐败加之初期战况紧张，纸面上的防毒工作落不到实处，防毒面具每个连分不到一个，导致将士面对日寇毒气攻击依然伤亡惨重。到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国军已经拥有了化学武器和火焰喷射器。

新中国成立后，萧克上将提议成立防化兵学院，并在各部队组建防化分队，得到毛主席批准。解放军防化兵学校在1950年12月成立，抗美援朝的各部队在军、师、团下面都编制了防化兵分队。1953年，大军区和总参军训部都设了防化兵处。1956年，防化学部正式成立。此后几经改编，始终为我军的一支重要特种技术力量。

萧克上将

我军的防化器材，最初是收集修复缴获的日、美器材。到1959年，已经能对苏制防化器材进行仿制生产。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后，我军自力更生，实现防化器材国产化，部分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我军还发展了防原子弹装备，包括专用仪器、器材、技术车辆共8类55套又34台件。70年代，我防化兵装备又上新台阶。如1971年定型的含磷毒剂报警器，重量只有1.2千克，新型辐射仪兼有两种仪器的功能，也仅重1.2千克。1985年我军更实现了“六五”计划预定的发展目标：发展了对核、化学武器的侦察、化验装备；工事用毒剂报警器和检测器材填补了工程防化设施中的空白；核爆炸自动观测仪提高了可靠性，使误报率大大降低；采用电脑技术的便携式防化参谋作业工具，大大提高了核估算的速度与质量。

90年代以来，大型多功能的快速洗消装备投入使用，各军兵种专用防化装备得到全面发展；发烟器材、燃烧武器也有新发展；防化兵的专业保障能力，合成军的自侦、自防、自消能力，全军的整体防护能力，均达到了新的水平。我军防化部队战果1955年1月，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我军第一支火焰喷射器连队配属60多具火焰喷射器，分配到各个步兵连投入战斗。在战斗中，总计消灭国民党军碉堡、洞穴等60多个，歼敌200余人，我军伤亡44人，为拿下一江山岛，全歼敌军立下功劳。此后在中印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喷火部队多次歼灭位于洞穴掩体的敌军。

1964年10月，我国原子弹试爆，我军某部混合防化营侦察连、固定洗消连、机动洗消连及营部的若干直属分队共350余人身穿防护服，直冲蘑菇云下，冒险进入距爆心2900米的区域展开侦察，并逐步深入到距爆心950米处，对20个点测量记录，并用无线电报话机向指挥部汇报了精确数据。在距爆心600米处，防化兵穿着防尘服和防尘靴在2尺厚的松土上艰难地行进，分头测量了地面辐射级。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半小时，防化侦察分队就将核爆炸的科学数据报到指挥部，张爱萍称赞他们立了头功。防化侦察分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爆发，防化兵3支部队千余人紧急出动，奔赴灾区，抢救伤员和灾民，对所有灾区人员进行卫生处理，喷洒药液消毒灭菌，并为群众供水，确保唐山大灾之后无大疫。这也是我防化部队首次参加救助重大灾害。此后，在多次重大灾害中，我军防化部队冲锋在前，防病除疫。在多次危险品处于火灾、爆炸的紧要关头，防化将士奋勇当先，扑灭灾患。

1990年7月，我国受邀参加第二轮国际间化学裁军核查对比实验（ 简称“联试”）。解放军防化专家钟玉征、陆宝嘉、马远骏、边淑清、曹俊钟、陈志升等代表中国出征，成功从29支比香烟稍大一点的玻璃管中查出了神经性毒剂“辛基沙林”的降解产物。在全体参赛队伍中，只有荷兰、瑞士与中国找出来。而且中国队在尚未收到背景说明的情况下，即依靠测试分析出测试模拟的背景，与组委会的说明完全一致。此后参加的历届“联试”中，我军防化专家又取得了十次名列前茅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