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岁月 ‍ —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女篮六号

　　那是一个不一样的青春。

1969年秋天，我们北京邮电学院也在“备战 备荒 为人民”的口号指引下，从北京疏散到河北省正定县。1970年的夏天，69、70届的毕业分配也是在新安村进行的。那是在文革时期，大部份同学的去向是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北京的同学不能留在大城市，所以我只有一个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的男朋友是辽宁鞍山的，他也填的志愿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结果，我们一同分配到内蒙古锡林郭勒市。

我们从前不知道这个地方，更没有去过。当时“好儿女志在四方”的信念鼓舞着我们，我们想：“白求恩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只要是祖国的大地，那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奔向它的怀抱。”

　　1970年8月的一天，我们和北邮同分配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69届两位同学一起，离开了北京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

那时永定门火车站的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

送我们的是我的三哥。说来话长，三哥本来应该是六六年夏天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的，他的学制是六年，无奈毕业前夕正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毕业就延期了，到六八年才毕业分配，他被分配到了天津塘沽解放军盐场劳动锻炼。那天他请假赶回来送我们。那时父母年迈，其他的哥姐也都处于不同的文革境遇，所以三哥就是我的家长了。

在火车站三哥也是千叮咛万嘱咐的，最后还嘱咐了一句：“把钱、粮票、介绍信都放好？” 当时我的同学也是我的男朋友的小时，拍了拍上衣的口袋，说：“放好了都在这儿，放心吧。” 三哥懊恼地对我说：“唉，我还不是不嘱咐这句话呢，这不是告诉小偷了吗？” 我笑了笑，说没事。其实我知道，小时从来都是不设防的人，他没有一点坏心眼，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他还是老样子。

从北京坐火车到张家口，我们四个人穿的不是白衬衫，就是短袖的格子衬衫。在北京时，我们觉得很正常，可是到了张家口，我们发现除了我们四个人，这里已经没有穿浅色衬衫的人了。

我们在张家口长途汽车站附近的旅店住下了。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去买了到锡林浩特的长途汽车票，等了不长时间，我们就乘车出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坐长途客运汽车，有同学在一起，我并不孤独。出了张家口汽车奔驰在广阔的田间，心情无比舒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过了坝上就来到了一马平川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视野顿时无比开阔，绿色的草原，雪白的羊群 ，骑马的牧羊人……，看到眼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心中一阵狂喜和激动，但随着汽车的奔驰人烟越来越稀疏，我心中暗想，“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情景这里怎么没有呢？虽然是“天苍苍野茫茫”，可是草很低还有大片的戈壁沙漠，不用风吹就可以看见牛羊了。

汽车在宝昌和哈巴嘎汽车站停了一下，这是最后的两个农业县，然后汽车就驶入了羊群庙界内，在羊群庙停车的当口，我看见了车下的两个箱子，上面写着：“北京医学院 宋xx”，旁边站着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我想分配来的北京大学生还真不少呢！后来我们结识了男大学生小于，而且成为了好朋友，他们的故事可以拍成一部感人的电影。

汽车过了桑根达来，就奔赴了下一站那日图。到那日图的时候，天已经渐渐黑了。我们下了汽车，四个人一起来到了大厅，伴着昏暗的跳动的蜡烛，我们打开背包取出了从北京带来的干粮，64届无线系的王同学特意带了北京的臭豆腐，他说：“怕大家不习惯牧区的膻味儿，用臭豆腐来压压这个膻味儿。” 大家哈哈一笑，心想：“这个办法真不错！”

那是一个没有电灯的夜晚，摇曳的蜡烛依稀照着忙碌一天的马牛。它们埋头吃着槽子里的甘草，到处弥漫着牛马羊和它们粪便的气味，我们就在旁边的客栈里蜷缩着呆了一晚，第二天继续赶路。在辉腾粱汽车站我们吃了中饭，还不错，有摊黄菜（炒鸡蛋），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没有羊膻味儿的饭，休息片刻汽车继续前行。下午到了锡林郭勒盟所在地-锡林浩特市。

那时的锡林郭勒盟只有五根电线杆子和一条土马路，路边的饭店商店屈指可数。我们报到的介绍信中写着“锡林浩特市”，这完全颠覆了我脑子中“市”的概念，这也就是一个边陲的小镇吧，我心里想。 我们在路边的小饭店吃了饭，老板是一个汉人，语言和习惯我们都熟悉，所以那顿饭吃的还不错。

饭后我们先到了锡林郭勒盟的组织部报到，我们被分配到了电信局，于是就暂时住在了电信局的招待所，在那里我们又见到了北邮分配到锡盟的其他系的六个同学。

那时锡盟电信局可是大单位好单位，我们有了暂住地还可以去食堂吃饭。不过初来乍到，食堂做的蒙古人口味的饭菜真是有点不适应，我们在北京时都不吃羊肉，可是这里吃的几乎都是羊肉，环境改造人，我们只能慢慢适应。记得同来的北邮的同学对我说：“从食堂出来，风一吹，怎么上牙膛都变厚了？” 我们哈哈大笑说：“这是羊油的功劳啊。”

草原上比较常见的食品，如：奶茶，炒米、炸果子，奶豆腐，奶渣子，手把肉，黄油……，我们都一一品尝过，慢慢习惯了，觉得他们的食品也不错。那是后话了。

在锡盟电信局住了几天，局里的组织部跟我们单独谈话，问我们想去哪个旗县落户，我们真是无所谓，只是希望离北京近一点，于是锡盟电信局就把我们分配到正蓝旗电信局。我们和一起来的两位北京朋友挥手告别，又坐长途汽车南下，从哈巴嘎往东，来到了正蓝旗。

那一幕情景终生不忘，邮局的乡邮员陆师傅赶着一个小马车去旗的小汽车站接我们，小马车拉着我们的行李慢悠悠地走在不宽的土路上，我们好奇的四处张望，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到了正蓝旗邮电局，我被分配在话务班，小时同学被分配到机线班。我们女宿舍只有一个，同宿舍的是报务员刘桂芳。男宿舍有两个，其中小时的宿舍有于芬国（报务员，四川人，包头邮电学校毕业的）和陈景林（机线班）。从这一天开始，我们成了正蓝旗电信局的一员。

当时，我们话务班有冀秀清（班长），其木格，王彦杰，任钦苏和我。那是一个民族团结的集体，班长冀秀清是汉族，她的丈夫是军人，当时在多伦的武装部，是蒙古族。其木格大姐和任钦苏也是蒙古族，王彦杰大姐和我是汉族。机线班有刘成，陈景林，付继贤，时曜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设备确实十分落后，旗（县）的总机就是手摇的磁石电话交换机，线路是电线杆架设的明线。

　　到正兰旗邮电局报到不久，就接到了盟里的通知，让我去盟里参加盟篮球队集训，然后代表锡盟去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的篮球比赛。我估计是我的档案中有什刹海业余体校女子篮球队和北京市中学生女子篮球队冠军队的记载，所以一有篮球比赛就想到我了。

　　当时锡盟电信局参加盟篮球队的队员。

　　当时锡盟女子篮球队的队里有两个北京体院附中的知识青年，两个盟中学的体育老师，一个牧区的蒙族同胞和我，另外几个人我印象不深。我们的集训短短几天，就开始奔赴呼和浩特了。那时是坐汽车从锡林浩特出发到二连浩特去坐火车，然后才能到呼和浩特。

那是我第一次深入草原腹地，坐在汽车上，北京体院附中的女知识青年就热情地给我介绍了许多蒙古族的风俗习惯。我表示：“我是初来乍到，你们来的时间长，我就跟着你们，看你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千万别出笑话。” 在去二连浩特的路上，我们的汽车停在了一个蒙古包前，北京知识青年用蒙语跟蒙古包的主人打招呼，那个蒙古包的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去蒙古包里做客，我们盘腿而坐在一个小炕桌前，女主人一会儿工夫就端上的奶茶，炒米还有炸果子，奶豆腐之类，我们边喝茶边聊天，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就告辞了。北京女知青又用蒙语表示了感谢并道别。我在返回汽车的路上问北京知青：“我们和他们素不相识，为什么又吃又喝还不给钱。” 女知青笑了，她说：“草原上就是这个习惯，他们觉得你进了蒙古包就是他们的贵客，他们理应好好招待。” 我亲身体会到了蒙古民族的好客和善良。

在呼和浩特比赛场地，我遇见了北邮毕业分配到内蒙的原学校足球队的大门赵吉顺，他这次是担任裁判。他乡遇故知，他是北京人，又都是北邮校队的，所以很高兴。

由于集训时间短，队员的水平又低，我们的战绩并不理想，但那次的草原经历，我却久久不能忘记。比赛结束后，我们队又去了正镶白旗参加了那里的那达慕大会，结束后我就急急忙忙回正兰旗了。

发光发热献青春

刚参加工作是满腔热情，看到什么总想把它做得最好。我当时在话务班，那时还用磁石电话交换机，偏僻的牧区通电话很不方便。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毛主席的“6.26指示”，许多大城市的医生来到了大草原给贫困牧民送医送药，可是他们和大城市的联系就成了问题，通话非常困难。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值班，来自天津的女医生接到了他丈夫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非常微弱，根本听不清，我只好在总机一句一句地给他们传达。我就想怎么能让他们的声音大一点能听到呢？后来我们就在当时简陋的总机做了一个音频放大器。虽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当时缓解了通话的困难。

时曜曈原来在学校就是文工团的，吹拉弹唱都行。当时旗里正准备搞文艺汇演，电信局这次有人了，就报名演出京剧“红灯记”选段。小时扮演李玉和，我的宿舍室友刘桂芳扮演李奶奶，佩莲出演李铁梅。我们局里的年轻人都去看他们排练，为此真是全局总动员，小时还专程去了一趟张家口买乐器，局里的老师傅给做了道具—红灯。那天在旗的剧场演出非常成功。旗里的乌兰牧骑也被惊动了，小时还去那里参加排练多次并参加了他们的重要演出。

后来在旗里的篮球比赛和运动会上，电信局也是一枝独秀，由于有几个年轻小伙子来自大城市，篮球和田径都是原来学校经常练习驾轻就熟的项目，所以获旗里比赛第一名也就不奇怪了。

边陲小镇来了北京大学生，就像和煦的春风吹到了草原，带来了新的文化，新的生活和虎虎的生气。

几件记忆犹新的事

1. 逢年过节我们也想家，想亲人。记得那是1972年的春节，我们北邮的四个同学和北京医学院的小于一起在王同学的家过春节。那天，王同学夫妇做了许多北京过节的菜，还买了当时兰旗能买到的各种果酒。我们五个人就像一个家一样，吃菜喝酒，云山雾罩，又聊又唱。后来，小于迷迷糊糊地躺下了，他喝醉了，收音机里传来“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声，小于似醉非醉，似醒非醒地哭了，他想念北京想念亲人，我们看他真是喝醉了。他睡了一觉醒来，我们不放心，一直送他到旗医院（他那时的宿舍就是在旗医院），看他睡下我们才离开。那时结识的朋友，是终生难忘的好朋友。

2. 在供销社的柜台上，我们认识了北京知青高雪生和呼和浩特的知青几个人，“同类项合并”我们顿时成了朋友，供销社卖什么稀缺的东西他们一定告诉我们。记得有一次冬天卖橘子，许多人都围在柜台前熙熙攘攘。我们还是买到了稀缺的橘子。

我们中学的于敏和北京女一中的吕美是到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得知我的消息后他们骑着马带着河泡子里捕到的鱼，到旗的邮电局看我来了。我们都非常高兴，他们有了北京的大哥大姐，我在这里也有了亲人。冬天快来时我给他们做棉衣，我也是从来没做过，我就按书上介绍的画图，裁剪。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成功了。望着他们的笑脸，再看看我的“杰作”，我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3. 那时的物价真是很便宜，羊肉是5毛钱一斤，牛肉是4毛钱一斤、肉饼1毛2，麻饼6分，我们当时的工资是57元，比许多人都高。所以我们当时置办了许多御寒的衣物，冀秀清的爱人在多伦武装部，我们托他在多伦买了马靴，在旗皮毛社我们买了羊剪绒皮子做了大衣，在羊群庙托邮电局的乡邮员小陆给买了狐狸皮帽子……。冬天再冷也不怕了。

4. 情深意长

同事友爱情深似海，记得那时候我刚到内蒙古大草原，特别是冬天白毛风一刮，昏天黑地，暴风雪把屋门都堵住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寒冷的气候，有一次在话务室，由于话务繁忙，我没有抽身去炉子添加牛粪，炉子中的火灭了，屋子非常冷，我冻得不自觉地就流出了眼泪。蒙古族的同事任钦苏看到了非常心疼，不作声的给我带来了她的毡靴子，她说：“你穿上这个毡靴子，再大的雪可能也不会太冷了。”同事王艳杰一针一线给我做了棉衣罩衣，让我冬天过年的时候也有了新衣。

在邮电局我也有不少小朋友，如：恩克，淑兰，小虎，郅兰，……，那时他们还都是孩子，如今他们也都陆续退休了。

我在内蒙古没有亲人，所以当小时不在旗里我又不上班的时候，非常寂寞。这些孩子就是我的真心朋友，他们纯洁善良，天真可爱。他们陪我说话，给我讲内蒙古的风土人情，我至今不忘这些朋友。记得我们离开正蓝旗那天，我们乘坐的汽车缓缓开出大门的时候，戴着红领巾的恩克追着汽车和我们挥手道别，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

5. 暴风雪中见真情

那是1971年的11月，内蒙古的冬天非常寒冷，那天又刮白毛风，我正在“万亩良田”参加劳动。在邮电局的同伴小时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在保定河北农大的二哥来看我了。那么冷的塞外的冬天，又是刮白毛风（暴风雪）的时候，二哥千里迢迢来看我，我顿时热泪盈眶。

　　那是我二哥冒着内蒙古冬天的严寒，在刮着白毛风的日子来内蒙古正蓝旗看望我们。

　　可能那时的正蓝旗电信局是保密单位，所以我和小时都是基干民兵，内蒙古是边疆地区，是反修的前线地区，所以备战的气氛非常强烈。我们每个人都有枪。

年轻的我—那时真如诗中描述的那样 “飒爽英姿五尺枪”。

　　1997年，我和时曜曈来到了当年正兰旗邮电局的门前和部分老同志的合影。

　　我们退休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去兰旗待些天，那里是我们人生第一次从学校走入社会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老朋友小朋友，有我们青春的痕迹。我们永远忘不掉的草原热土！

美丽的草原，我青春居住工作的地方。

　　我们又去看了蒙古包，陪同我们一起去的是原来邮政局的陈树芝夫妇。

和老同志在一起。电信局的老职工，负责后勤的李俊儒夫妇和邮政局的高德苗师傅。

　　当年话务班的蒙古族大姐其木格多年以后和当时的小时合唱蒙古歌“草原恋”，

　　我那时的小朋友恩克现在也是爷爷了。

　　那时的小伙伴都长大成人了，蒙生每次都全程陪同我们，刘才，赵连印当了正蓝旗电信局的局长、副局长，我们去锡林浩特见到了淑兰，……

我大病手术后，恩克让他的儿子到我北京的家里看我，我至今不忘。

那是我扬帆起航的第一站。

每年夏天，我们都开车去草原，长途跋涉就为了“多看你一眼”。

　　内蒙古正蓝旗，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足迹，我们和蒙族同胞的情谊，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