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的故事

一根木

父亲生前想要一回武汉牌手表，而这桩愿望，永远是无法实现了。母亲一想到这件事，就暗自落泪，从而引发全家人的悲伤。伫立在父亲的遗像前，看着他清癯的面颊以及爬满皱纹的额头，心里总觉得他需要什么，我们还要给予他什么。母亲说，你父亲一生一世，没能过上了一天舒服的日子，一块表也没戴成……

我心里一震，犯罪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手表，几十元上百元一块的手表，在城市里早就不算一件事的手表……

父亲先是一名民办教师，后来因表现突出转正为公办。一般情形下，他在独自一人维持着一所小学，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在一间四壁漏风的教室里，坐着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他一会儿给这个年级讲语文，一会儿教另一个年级写大字，一会儿让另一个年级算算数。只有上体育课时，他是三个年级一起教的。依靠一只破旧不堪的小闹钟，时常猜度着上课、下课和放学的时间。闹钟一般只管六个小时，六个小时以后，若忘记给发条上劲，那么，核对时间就得涉过一条溪到对面的代销店了。一所学校，时间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啊！父亲不辞辛劳地抱着闹钟，基本上寸步不离，从讲台到宿舍，法定的给闹钟上发条，有时忘了，那么这所学校就没有时间可言，就只能看天色行事了。出差、开会，父亲总是随身带着闹钟，有谁讥笑或碰坏了他的闹钟，少不得大发雷霆。他把闹钟看的比什么都重要。有一次，父亲把闹钟放在家里的桌子上，淘气的我爬上板凳，翻上了桌子，硬拧死拽地让那嘶哑的锈铃叮叮当当地乱叫起来，我吓得直往桌子下面钻。父亲凶神恶煞地跑过来，抄起一根棍子横竖打在我的屁股上。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那次打我，他为什么那么凶狠呢，好像我还比不上他的那只破闹钟似的？

母亲是位善良而贤惠的农村妇女。他很少与父亲争吵，处处顺着教书匠父亲。当然，父亲也未必敢真正欺负母亲。那一次母亲竟发怒了，凶狠地责怪父亲不该打伤自己的儿子，要父亲砸烂那只顶屁用的闹钟！父亲像一头雄狮吼道：“谁敢动闹钟我打断谁的手！”当然，闹钟未毁，父亲与母亲重归与好。当天晚上，他们睡在隔壁房间的床上低声议论着什么。我屏住呼吸静听，只听母亲说：“无论如何，你总该有块手表，像别的学校老师一样戴上手表，再就不会打孩子了。”借助缝隙里的灯光，我看到父亲捧起了他的闹钟。“是的，是该买一块手表。”他认真地说。灯熄了，母亲房间里，传来轻微的嘀嗒嘀嗒声，那是破闹钟发出的令我心烦的声音。

终于，父亲戴上了手表，是武汉牌的，不足一百块钱，表面还闪闪发光。父亲说，虽然是买的文教组长的旧表，但表的质量不错，他试验了，可以管两天两夜不上发条。全家人都围拢来看表，忍不住摸一下并评论几句。父亲满心欢喜。手表是母亲卖了一头猪才买下的。母亲起早贪黑，就是为了一块手表。那些日子，看着争气的大肥猪，母亲幸福地笑了，她一边拌着猪食，一边模仿别人看表的样子学一下，然后禁不住大笑，笑得猪栏里的肥猪也觉得莫名其妙。母亲明显消瘦了，本来多病的她越发显得娇小可怜。然而，在她心目中，一团幸福的火焰不可挡地燃烧着。他爱着丈夫，一定要为他买一块手表。

正在这时，大哥考取了武汉大学。外出读书，是少不得表的。围绕着手表，全家展开了讨论。对于我们这贫穷的家来说，儿子读大学不敢奢望有西装革履，皮箱皮鞋，但对于日用必须品，是会尽量满足的。母亲请来木匠，给大哥整修了一个木箱子，并且涂上红色的油漆。母亲连夜缝补蚊帐和被子，就连父亲一件舍不得穿的破了一个洞的上衣，也缝上一块青色的补丁给大哥带上。全家人都盼望父亲早点从学校回来，因为大哥开学的时间快到了，还未见到父亲。那天深夜，父亲推开了门，气喘嘘嘘地对大家说：“明天我不能送老大了，我的一个学生被疯狗咬了，得送医院，但住院费不够。还有，还有……”家里人叫父亲坐下来讲，他坐下来，拉起大哥的左臂：“这个东西给你吧，好好保管，莫弄丢了，两天以后记得上劲。一定得珍惜时间……”。父亲把手表从自己手腕上取下来，慢慢地给大哥戴上。他再没说什么，就连夜赶回他的学校。那块折价买回的武汉牌手表啊，父亲仅仅戴了八天零十几个小时！从此，他又从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螺丝已经生锈的闹钟。

父亲的一生似乎与手表无缘。父亲在学校里领导学生勤工俭学，种植了几亩地的茶叶、向日葵，还专门培植了香菌。他领导办起了沼气池，在点火试验时差点送他上了西天，浑身的疤痕跟了他一辈子。勤工俭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校学生不交一分钱就能念书，那所学校成为全县的红旗小学。父亲被评为县级优秀党员，省级教育劳动模范。在一次大会上，他荣幸地捧回了一块作为奖品的手表一一又是武汉牌手表！

母亲杀鸡宰羊，邀请周围的乡亲们为父亲庆祝。父亲举着手表，里里外外转动，让人摸一摸看一看这具有崇高意义的奖品。他对这奖品格外珍惜，上发条时总是小心翼翼。事情多巧啊，就在那一年，二哥又收到了入学通知书，他被录取到中央民族学院了。全村父老乡亲和亲戚朋友，又来祝贺二儿子高考中了榜，全家喜气洋洋。这种一家连出两个大学生的事在全县也是少见的。母亲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所有的好酒好菜都捧上了桌子。

父亲昂着头，喝得晕头晕脑，一头栽进阴沟里，被嘻笑的人群抬到床上。父亲喃喃自语：“这奖，这奖，应该奖给老二啊……”

二哥上学的时候，带走了父亲的奖品。父亲送二哥上学之后，在他的竹篾背篓里，又开始装上那嘀嘀嗒嗒响的破残闹钟。

就这样，父亲送走了大哥，送走了二哥，紧接着又送走了三哥，三哥他考取了中南民族学院。同样，三哥摘走了父亲辛苦挣来的第三块武汉牌手表。

轮到我考取湖北民族学院时，父亲再也没有能力从他手腕上取下手表，然后戴到我的手腕上了，因为那时他根本就没有手表了。自从送进医院，他再也没能起来。父亲的手，浮肿得越来越厉害。那不是因为手表戴的，却又是为了手表才这样的啊！那天晚上，父亲突然对母亲说：“我疼得受不了了，可能真要离开你了……”。母亲惊慌失措，抱着父亲的躯体吼吼地哭。父亲安慰道：“别哭了，孩子们都大了，可以照顾你，也可以互相照顾了。只是啊，我没时间再买手表了……”。他还说：“如果这次熬不过去了，也不要通知老幺回来，会影响他的学习。但要记得，把我办公室抽屉里的闹钟取来给他……”。那时的我，刚到大学报到不久，没能送上父亲最后一程，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父亲弥留之际，大哥脱下手表给他戴上，令人吃惊的是，怎么也戴不上去，因为他的手腕浮肿得更加厉害了。换了二哥、三哥的手表，同样戴不上去。也许，是父亲要求他们不要取下手表，而要好好珍惜时间吧？

父亲的一生，不足52个年轮，是没有手表计算时刻的一生。然而，他的一分一秒都异常的宝贵。伫立在父亲遗像前，总觉得该向他说点什么：“父亲，你的儿子们都有手表了，都有手表了！”

我的手表也是武汉牌的，是哥哥们一起给我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