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纪念馆

增广贤文

辛亥革命纪念馆是为了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建的一座专题纪念馆，建于2011年辛亥百年之际，位于广州黄埔区长洲岛中部金洲大道。

2024年5月4日，我和妻子前去广州看望老同事，大家结伴前往辛亥革命纪念馆参观。

在纪念馆前合影留念。

纪念馆为石料建筑，整体建筑外形如一方石块，入口处石块似被刀劈斧剁般凿开，一条向上斜长延伸的坡道——“共和之路”直通纪念馆大门。

坡道上依次排列着邹容、秋瑾、陆皓东、蒋翊武、蔡元培、章炳麟、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黄兴等10位辛亥志士昂首阔步的全身铸铜雕像，将他们奔走革命建立共和的身影定格于此，隐喻辛亥时期先贤们开天劈地的勇气和艰苦卓绝的历程。

邹容（1885—1905）

邹容出生于重庆的一个富商家庭，18岁时他以写成《革命军》一书而闻名天下，章太炎为之作序，章士钊为之题签。《革命军》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吹响了号角，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

《革命军》一书深深感动了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两个主角。一个是蒋介石，蒋介石看完《革命军》后“夜不能寐”。另外一位是毛泽东，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看完了《革命军》同样深受触动，念念不忘，直至建国后还称赞邹容为“青年革命家”。

1903年6月，章太炎主办的《苏报》因宣传《革命军》被查封，章太炎等人被捕入狱，邹容自投上海四马路巡捕房，与章太炎共患难。在狱中邹容受尽凌辱折磨，1905年4月3日病逝于提篮桥监狱，年仅20岁。

秋瑾（1875—1907）

秋瑾原名秋闺瑾，别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同乡，两家仅距五百米。秋瑾大鲁迅六岁，鲁迅十分敬重秋瑾，尊称其为秋瑾姑娘。鲁迅小说《药》的主人公夏瑜，写的就是秋瑾。

秋瑾年少时便具男子气概，豪侠尚义，崇拜岳飞、文天祥、花木兰、秦良玉等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为此特意将原名中的“闺”去掉，改名秋瑾。

1904年，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期间广交宋教仁、刘道一、冯自由等革命志士，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并担任要职，还和陈撷芬一同发起建立了中国妇女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共爱会”，任会长。1905年回国后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宣传民主革命的妇女报刊——《中国女报》，第一个提出创建“妇人协会”的主张，为近代妇女解放吹响了第一声号角。

1906年秋瑾返回绍兴，积极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组成“光复军”，准备进行武装起义。起义计划泄露后，危急关头秋瑾拒绝撤离，遣散众人，毅然与前来包围的清军作殊死战斗，决心做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一如当年的谭嗣同。

秋瑾被捕后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以32岁的芳华，从容引颈于屠刀之下，一腔热血洒于绍兴轩亭口。

如斯所言，秋瑾牺牲后的第四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

陆皓东（1868—1895）

陆皓东名中桂，号皓东，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孙中山的发小，村塾同学，自幼交好。陆皓东一生追随孙中山革命，辅佐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并提取父亲的遗产作为活动经费，积极资助在海外活动的孙中山。1895年10月26日因为起义计划泄露，在返回秘密机关拿名册时被捕。陆皓东在狱中坚贞不屈，直承反清革命不讳，痛斥清廷的腐败与暴政，在供词末尾写道：“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1895年11月7日慷慨就义，年仅27岁。

蒋翊武（1884—1913）

蒋翊武，原名保襄，湖南澧州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13年，蒋翊武在广西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活动时，被亲袁的广西军阀逮捕。在狱中蒋翊武历数袁世凯罪恶，并作遗书数千言，后传至其夫人。9月9日，蒋翊武被押至丽泽门外刑场，着绸衫裤，向围观群众讲演革命大义，坐红毯从容就义，年仅28岁。

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辛亥革命时期为爱国社、光复会的主要创始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2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抗战爆发初期，蔡元培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享年72岁。

章炳麟（1869—1936）

章炳麟号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1895年11月加入康有为在上海设立的强学会，随后发起成立兴浙会。次年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在奔走革命的同时致力讲学，培养了黄侃、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一大批学者。1936年6月14日病逝，时年67岁。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不仅学问大，骂人也是一绝。

一骂慈禧

1904年，慈禧70大寿，大搞庆典，全国上下张贴同一对联：一人有庆，万寿无疆。章太炎见此愤然挥笔，将对联改为：“今日幸海子，明日幸熙和，几忘曾幸古长安，亿兆膏血轻抛，只顾一人庆有；五旬割云南，六旬割台湾，此时又割东三省，千里版图尽弃，每逢万寿疆无。”将原联“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后两字颠倒，变成了“一人庆有，万寿疆无”，使慈禧70大寿成了举国大笑话。

二骂康有为。康有为大寿的时候,章太炎送去一幅对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联引自唐·虞世南《帝王论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下联引自孔子《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把康有为的名字作为联底，隐喻骂他是妖孽、老贼，传为当年的趣闻。

三骂袁世凯。章太炎闻知袁世凯欲复辟帝制，穿着破衣服，柱着拐棍，怒气冲冲地来到中南海找袁世凯。袁世凯避而不见，他就把接待室的东西挨个砸一遍，大骂几声袁贼，再烧一幅袁世凯画像，心满意足的去了，次日再来，风雨无阻，一连数十日，逼的袁世凯不得不将他软禁。章太炎不仅不惧，反倒愈加来劲，在案头刻上“袁世凯”三个大字，每天饭前用木棍用力击打数次。至此还觉不过瘾，又摘《史记·秦始皇本纪》“明年祖龙死”句，亲笔手书便签，咒袁速死，逢人便送，一语成谶。第二年袁世凯称帝后，仅仅当了83天皇帝便暴毙而亡。可见章大师骂人功力之深厚，效力之不凡，堪比诸葛亮怒骂王朗。

有其师必有其徒，章太炎的学生鲁迅深得其师之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朱执信（1885—1920）

朱执信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1904年留学日本时与孙中山结识，次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归国后暗中宣传革命和策动起义。1910年与赵声、倪映典等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次年参加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广东发动民军起义，对促成广东的和平光复起了巨大作用。广东光复后任军政府总参议、广州阳江军务处督办、广东审计院院长。后随孙中山去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1920年，在广东虎门策动桂系军阀反正时，被军阀杀害，时年35岁。

廖仲恺（1877—1925）

原名恩煦，字仲恺，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1905年协助孙中山建立中国同盟会，1922年后积极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先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参加领导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支持省港大罢工。1925年8月被国民党右派刺杀身亡，时年48岁。

宋教仁（1882—1913）

宋教仁，湖南省常德市桃源人，1904年与革命党人一起创建华兴会，任副会长，1905年助力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武昌起义后积极促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起义和筹建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代理孙中山任第一任理事长。1913年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取多数选票，宋教仁成为上下瞩目的内阁总理人选，被袁世凯视为心腹大患，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时年32岁。

黄兴（1874—1916）

黄兴，原名轸，湖南善化人，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与孙中山并称“孙黄”。在革命生涯中，黄兴参与了多次重要起义和革命活动，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做出了卓越贡献。

1903年黄兴在长沙创立华兴会，任会长。1905年与孙中山共同在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1907-1908年，与孙中山共同筹划南部起义。1910年1月，参与筹划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发动黄花岗之役，亲率敢死队攻占总督署。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理事。宋教仁被刺后，策动江苏独立，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1916年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终年42岁。

十位先贤为国捐躯者十之有七，年过古稀者仅蔡元培一人，最年少者邹容仅20岁，平均年龄40.3岁。共和之路艰难险阻，由此亦可见一斑。

沿路而行，尽端豁然开朗，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雕像矗立在路的尽头。

孙中山铜雕高4米，是广州著名雕塑家唐大禧的作品，名为《风雨泰然》。我们去参观的那天正是风雨交加，仰望风雨中安之若泰的中山先生，高山仰止，肃然起敬。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中山翠亨村，我曾去孙中山故居观瞻。孙中山年少时便向往太平天国革命，胸怀大志，立志推翻满清政府，救国民于水火之中。为此一生奔走颠簸，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终成共和大业，成为一代伟人。

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孙中山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中华民国。这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的第一次尝试。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抗争的伟大里程碑。

展馆大厅

展厅立柱浮雕

序篇：晚清的民族危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正是满清封建统治最为黑暗腐朽的时期，清朝政府和封建地主阶级对内暴政酷刑，残酷奴役、剥削人民群众，对外则屈服于帝国主义，成为西方列强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水深火热，苦难重重。

百姓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沿街乞讨。

很多人只能依靠拾荒为生，不少人家不得不挂牌出卖自己的孩子。

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者为了苟延残喘，更加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

斩首行刑

站笼，又称“立枷”，让犯人套重枷昼夜直立以致身亡，又或在犯人脚下垫物，套定抽走，使人悬吊死亡。

惨无人道的凌迟行刑，用刀子把活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让受刑者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

第一部分：甲午战败后的空前变局

1894年7月25日，在黄海大鹿岛附近的海面上，日本联合舰队突袭清朝的北洋水师，由此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甲午海战。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船体多处受伤，弹药即将耗尽。危急关头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亲自驾驶致远舰开足马力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决意与之同归于尽，不幸被“吉野”号发射的鱼雷击中沉没。邓世昌义不独生，拒绝相救，与全舰官兵沉海殉国。

清政府战败后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后虽经俄德法三国干涉辽东半岛得以赎回，但追加了3000万两的还辽费。为此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共获得白银2.3亿两，相当于其四年的财政总收入，由此日本国力大增，为其跻身世界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义愤。台湾人民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日斗争。

图为被日本侵略者残酷斩处的台湾抗日义士。

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愈演愈烈，各国列强以租借名义强占中国土地，划分势力范围，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被“鲸吞蚕食、瓜分豆剖”的严重民族危机。

租界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从1845年到1911年，帝国主义列强在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帝国主义列强在租界内行使行政管理和司法管辖权，形成了“国中之国”。为扩大领事裁判权，列强还在租界设立审判机关公审公廨。

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引发了一场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受早期维新思想和西学影响，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通过上书、著述、组织学会、发行报纸等营造舆论，极大地推动了维新运动在全国的发展。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普遍觉醒，主张变法救国的维新思想加速传播，并且很快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最终于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随着全国维新运动的高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毅然接受维新派的主张，宣布变法。

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废除新法，戊戌变法仅维系百日便告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仓惶出逃亡命日本，假称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向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侨讨要资金，声称用作今后“匡扶清室”的经费，实际上却中饱私囊，周游世界，游历三十一国，行程六十万里，纵情享乐。

康有为口口声声主张一夫一妻制，自己却妻妾成群，一生娶了6个老婆，除原配夫人外，其余5个小妾结婚时都不到二十岁，其中的四姨太还是个日本女人。难怪章太炎骂他是“亡国之妖孽”、“老而不死之贼”。

与康有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谭嗣同。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百日维新期间，谭嗣同应召北上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务，曾试图游说袁世凯率军参与“围园劫后”计划，未能成功。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出逃，在家坐等清兵前来抓捕，泰然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被捕入狱，在狱壁上题写了著名的就义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被斩于北京菜市口，临刑前仰天长啸：“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刽子手连砍30多刀才砍下头颅，被称为中国脖子最硬的人。

康、谭二人同为变法同志，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与谭嗣同一起惨遭杀害的维新志士还有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史称“戊戌六君子”。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湖南浏阳人，清末政治活动家，维新派领袖，与谭嗣同是刎颈之交的同乡好友，二人并称“浏阳双杰”。谭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两昆仑"，有人说就是指谭嗣同自己和唐才常。

为给谭嗣同报仇，唐才常于1900年创立自立军，自任总司令，预定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康有为虽在海外募得捐款百万银元，却不肯出资分毫资助起义，后来孙中山汇款五万银元充作军费，起义才得以举行。因有人告密，被张之洞派兵抓获，杀害于武昌大朝街紫阳湖畔。临刑前唐有诗曰：“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谭嗣同有两个学生，一个叫杨昌济，一个叫蔡锷。杨昌济有个学生叫毛泽东，蔡锷有个学生叫朱德。

谭嗣同以死昌国的遗愿最终在他们身上得以实现。

义和团运动

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引发了中国上层社会的维新变法，更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抵抗。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河北）爆发，很快就席卷京津两地。他们各处设坛，烧教堂，杀洋人，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史称“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侵华

义和团运动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照会总理衙门，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出水陆各军代为“剿平”。不久，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奥匈帝国）各国组成八国联军21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的率领下，由天津进犯北京，正式挑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慈禧太后仓惶离京，挟光绪帝逃往陕西西安，丢弃京城百姓任由侵略者肆意杀戮。章太炎骂慈禧“几忘曾幸古长安”，就是骂她国难当头弃民而逃的这段丑闻。

图为被八国联军杀害的义和团团民。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共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中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以海关税和部分常关税、盐税作担保。（2）将东交民巷划为使馆界，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中国人概不准居住。（3）拆毁大沽炮台及京师(今北京)至海通道之各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十二个重要地区。（4）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对所属境内发生的“伤害诸国人民”事件，必须立刻镇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5）外国认为各个通商章程中应修之处或其他应办的通商事项，清政府概允商议，并改善北河及黄浦两水道。（6）清政府承认“纵信”义和团的错误，向各国道歉，惩罚“首祸”诸臣。（7）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是空前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枷锁，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至为严重的影响，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国在西藏燃起战火

1903年，英国悍然发动侵略西藏地区的军事进攻。次年8月，攻陷西藏。但在西藏军民的坚决反抗下，英国侵略者被迫撤出拉萨。

日俄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沙皇俄国赖在中国东北不走，修筑工事意欲长期占领。日本为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1904年至1905年间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无耻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日俄两军“交战区”。

1905年9月，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结束，俄国将其在东北部分权益转让给日本。同年11月，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承认日俄和约的规定。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帝国主义侵华的冲击，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治败坏，经济凋敝，军备废弛，各地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难以为继。

面对庚子事变以后的社会危机和日益迫近的革命，清政府不得不下诏变法，实施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史称“新政”。这次迟到的改革，非但未能巩固自身的统治，反而动摇了清王朝的社会政治秩序。

时危国难，大厦将倾，彻底激发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和变局意识。为在家国危难中求得现代化的可能，变法革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层出不穷。正是各种救国方案纷呈，从而汇成近代中国的救亡大潮，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多元格局。

第二部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四大寇

孙中山青年时期与陈少白、尢列、杨鹤龄结为金兰兄弟，四人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常在香港杨鹤龄的祖产“杨耀记”商店会面，纵论时局，抨击朝政，倡言革命，提出“勿敬朝廷”等口号，被很多人视为可怕的危险人物，时人呼之为“四大寇”，而他们四人亦居之不辞。

尢列（1866-1936）广东顺德人。1895年在香港参与组织兴中会，曾先后参加乙未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的筹划工作。1900年赴日本，被选为中和堂会长。同盟会成立后，中和堂与之合并。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不务仕途，惟以著书教读为生，1936年病逝于南京。

陈少白（1869年—1934）广东新会人，1895年参与组建香港兴中会，后与孙中山、郑士良流亡日本。1899年奉孙中山之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与保皇会报刊论战。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1911年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1934年因病逝世，终年65岁。

图为陈少白与冯自由等人成立同盟会香港分会。

杨鹤龄（1868年－1934年）字礼遐，与孙中山同为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自幼相识，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战友之一，也是早期的兴中会会员之一，为人亢爽不羁。为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毅然放弃富家子弟的优裕生活，投身革命，将祖父遗留的一大批产业变卖，用作提供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1921年被孙中山聘为总统府顾问，1923年任港澳特务调查员，1934年8月29日在澳门病逝。

孙中山也曾效法公车上书，幻想通过改良的手段振兴国家。1894年6月，28岁的孙中山写了一篇长达8000多字的《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之纲领，建议清政府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兴办学校，培育人才；设立农官，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修铁路，创办近代工业；实行保护近代工商业的政策等。他满怀期望去天津上书李鸿章，却遭冷遇，被拒之门外。

孙中山愤然决定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政府。1894年孙中山赴檀香山，在当地华侨中宣传他的救国主张，并于同年11月24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

图为兴中会成立时的主要成员，后排右起第三人为孙中山。

乙未广州起义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于1895年10月发动了乙未广州起义。后因起义事泄失败，陆皓东等人牺牲。

图片左下角为陆皓东，右边是他设计的青天白日旗。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政府悬赏通缉，不得已逃亡英国。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囚禁，准备押回国内审判处决，历史上称为“孙中山伦敦蒙难”。后幸得使馆英国工役传递消息，引得英国舆论大哗，清使馆在英国政府压力下不得不将孙中山释放。

惠州起义，又称“庚子惠州之役”。

1900年，孙中山决定以广东省新安县的绿林和嘉应州三合会为主力，举行起义，让郑士良负责指挥，孙中山自己到台湾设法接济。1900年10月，郑士良率领会党群众600余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连败清军，占领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队伍迅速扩展到2万人。起义军血战半月以后，弹尽援绝，郑士良不得已只好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将大部分起义军解散，率一部分随从逃避香港。

进入20世纪，革命救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涌现了以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为代表的政治活动家和革命思想宣传家。

1903年，黄兴在长沙创办华兴会，随后蔡元 培、章太炎在上海成立光复会，陈独秀在安徽成立了岳王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后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陈天华（1875-1905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华兴会创始人之一，中国同盟会会员。其《猛回头》、《警世钟》两书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

1905年11月，清政府通过日本当局颁布《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对留日爱国学生高涨的革命活动横加限制。为唤醒国人，激励留日学生，陈天华于同年12月8日留下一封《绝命书》，在东京大森海湾跳海自杀，时年30岁。

1905年7月，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在东京与黄兴会面，商议组建政党事宜，决定将斯时分散的国内外革命力量，联合组建为统一的团体。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类比朱毛井冈山会师，自此孙中山和黄兴携手合作，共建同盟会，共创革命大业。

经多方的筹备，各革命团体代表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会，宣布中国革命同盟会正式成立。会议确定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的执行工作。

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政党性质的全国性政治组织，它的成立结束了各革命团体分散斗争的局面，使中国民主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明确的奋斗目标，标示着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三部分：辛亥前夜的斗争风潮

同盟会成立后,迅速在国内外发展壮大,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他们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许多分会,还在国外华人社区中广泛发展会员。中国共产党人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张云逸、吴玉章、李四光、杨殷、苏兆征等人早年都曾加入过同盟会。

同盟会成立后，各革命团体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同盟会以这些报刊为阵地，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就中国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民主共和政体替代君主专制政体等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论战。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使革命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于右任（1879--1064），陕西三原人，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连续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三份报刊。其中1910年10月发行的《民立报》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报纸，成为宣传革命的主要阵地。

在宣传革命的同时，同盟会加紧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发动了10余次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

萍浏醴起义

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策动和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反清起义。1906年12月3日，哥老会会众3万余人在龚春台的领导下，于江西萍乡、湖南浏阳和醴陵一带发动起义，次年1月中旬失败。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参与了起义的谋划，在起义中被捕遇害，孙中山称此为“同盟会员之第一次流血”。

惠州七女湖起义

1907年6月2日，同盟会会员邓子瑜奉孙中山之命，从新加坡回国，在惠州七女湖发动起义，攻占泰尾、三连、柏塘等圩镇，与清军激战十余日，孤立无援而失败。

当时的《中国旬报》刊登了惠州起义的消息。

皖浙起义

1907年7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秋瑾，联合当地会党在安庆、绍兴两地发动武装起义。失败被捕后两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气节。

秋瑾汉白玉全身塑像

秋瑾头梳发髻，上穿大襟唐装，下着百褶散裙，左手按腰，右手按剑，英姿飒爽。这与她就义前的形象如出一辙。

秋瑾烈士的灵柩按其遗愿安葬在西湖西泠桥畔。1912年12月孙中山莅临杭州亲往致祭，题赠匾额“巾帼英雄”，并挽之以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周恩来评价秋瑾：“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还没有喊出来之前，她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真不愧为一个先驱者。”

钦州防城起义

这次起义是从钦州那彭、那丽、那思三乡人民反抗糖捐斗争发展起来的。孙中山获悉“三那”农民起义的消息后，即派广西会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都督”，来到“三那”地区联络抗捐群众，策划起义。1907年9月1日，王和顺率200余人在钦州王光山起义，迅速占领防城。随后义军转战十余日而失败。

广西镇南关起义

孙中山在防城之役失败后，即派王和顺到镇南关策划新的斗争，后又任黄明堂为都督，联络绿林游勇，举行起义。1907年12月1日深夜，黄明堂率领革命军100多人，偷袭镇南关右辅山炮台，占领了镇南、镇中和镇北炮台。孙中山偕黄兴等于次日登上镇北炮台，亲手发炮轰击反扑的清军。黄明堂率部与清军激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而撤退。

云南河口起义

1908年4月30日，黄明堂、王和顺等奉孙中山之命，率部开赴云南，进攻河口，并成立云贵都督府。与清军相持20余日后失败，退回越南。

安庆马炮营起义

1908年11月19日夜，岳王会成员熊成基、范传甲等趁清政府在太湖举行新军秋操，安庆城内清军兵力空虚之际，发动新军骑兵营和炮兵营起义，并得到了步兵营的响应，三营会攻安庆。20日，起义军因内外受敌后突围出走，起义失败。

马炮营起义是革命党第一次依靠新军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打响了新军反清起义的第一枪，在革命党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广州新军起义

1910年2月12日，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黄兴、胡汉民及新军内的同盟会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起义，阵亡百余人，被捕百余人，倪映典牺牲，另有百余人撤至香港，部分人员后来参与了黄花岗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标志着革命党把革命基本依靠力量由会党转向新军，此后新军作为同盟会的主要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黄花岗起义

1911年4月27日，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领导下，同盟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黄兴率先锋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起义军与清军激战一夜，因敌众我寡，被迫退却，骨干会员牺性百余人。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死收殓烈士遗骸72具，丛葬于黄花岗（原名红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黄花岗起义是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也是革命党人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加速了革命发展的进程，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和胜利。

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兴为黄花岗烈士题写的挽联:

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

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七十二烈士名单

广东 （40人）

徐佩旒 徐礼明 徐日培 徐广滔 徐临端 徐茂燎 徐松根 徐满凌 徐昭良 徐培添 徐保生 徐廉辉 徐容九 徐进照 徐褶成 徐应安 李炳辉 李晚 李文楷 李文甫 李雁南 陈春 陈潮 陈文褒 罗仲霍 罗坤 庞雄 周华 游寿 江继复 郭继枚 劳培 杜凤书 余东雄 马侣 黄鹤鸣 饶辅廷 张学铨 周增 林修明

福建（20人）

方声洞 冯超骧 罗乃琳 卓秋元 黄忠炳 王灿登 胡应升 林觉民 林西惠 林尹民 林文 林时爽 刘六符 刘元栋 魏金龙 陈可钧 陈更新 陈与焱 陈清畴 陈发炎

广西（6人）

韦树模 韦荣初 韦统淮 韦统钤 李德山 林盛初

四川（3人）

秦炳 喻培伦 饶国梁

安徽（3人）

程良 宋玉琳 石德宽

让我们永世铭记这些先烈的英名。

喻培伦（1886-1911），四川内江县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1910年秋，他同黄复生、汪精卫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未果，黄、汪二人被捕，喻培伦被通缉逃亡香港。为推翻满清王朝，他冒着生命危险刻苦钻研爆破技术，多次负伤，成为革命组织中有名的“炸弹大王”。

1911年4月27日，喻培伦随黄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携炸弹筐冲锋在前，炸破督署后墙，再攻打督练公所。后因弹尽力竭被俘，壮烈牺性。1912年2月被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

林觉民（1886年—1911年），字意洞，福建闽县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1907年赴日留学，后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回国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负伤被捕。1911年5月3日，在广州天字码头被枪杀，年仅24岁。

林觉民被捕时妻子陈意映已有八个月身孕，夫妻二人虽是包办婚姻，但婚后琴瑟和鸣，十分恩爱。1911年4月24日晚，林觉民牺牲前在狱中写下绝笔信《与妻书》，用深情的文字向挚爱的妻子告别，决意与祖国同患难，将一腔赤诚热血献给天下人。这封绝命家书被称为“20世纪最美的情书”，令天下人读后无不落泪。有人秘密将这封信在半夜塞进林家门缝，使得这篇中国近代史上的经典文献得以留存，成为唯一被大陆和台湾同时收录教科书的课文。

《与妻书》全文敬录如下: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 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我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词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吾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幸甚，幸甚！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是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

辛未三月廿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

百转柔情，千古绝唱，感天动地，荡气回肠。

林觉民死后不足一个月，陈意映生下次子林仲新，两年后终因伤心过度郁郁而终。

1959年林仲新将《与妻书》原件捐献给国家，原件写于一方白手帕上，长42厘米，宽42．5厘米，全文1300多字，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福建博物院。

第四部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保路运动风潮

1911年清政府借铁路国有为名，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将路权卖给英、法、德、美四国，激起了粤、湘、鄂、川四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四省民众相继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表示誓死保卫路权。尤其在四川地区，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从而点燃了辛亥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保路运动是一场反对清政府卖国求荣的群众运动，它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武昌起义

保路运动的发展，迫使清政府抽调湖北兵力前往四川进行镇压，从而为湖北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机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第一枪，随后其他起义军纷纷响应，迅速占领武昌城，并成立湖北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

武昌起义打出的十八星旗，代表山海关内的十八个行省。

阳夏保卫战

武昌起义打响后，黄兴随即赶赴武昌，出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领导了英勇悲壮的抗击南下清军的阳夏保卫战。阳夏保卫战是辛亥革命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革命军牺牲4千余人，为抗击清军、捍卫共和作出了重大贡献。

阳夏保卫战虽然以失败告终，然而它却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长达四十日之久，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长江以南地区全部被革命军占据，自此革命军与清政府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第五部分：开创民主共和制度的新纪元

随着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新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各省代表的多次讨论，决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1912年1月1日晚11时，孙中山在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各省公民代表齐集一堂，欢呼万岁之声震天动地。在各省代表景耀月报告选举情况后，孙中山正式宣誓就职。

右起：宋教仁、徐绍桢、景耀月、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参会代表。

孙中山候选、当选总统的选票，目前所知，存世仅此一份。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誓词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宣言书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宋教仁、林森、马君武等人起草，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代表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首次尝试，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五色旗（即中华民国国旗）

第六部分：共和新气象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社会革命，也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

图为中华民国月份牌和孙中山亲自设计的中华民国国旗原始图。

民主政治的探索

辛亥革命打碎了封建专制的枷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构成了议会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为政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民国建立初期，政党政团蓬勃兴起，民众政治参与日益广泛。这些民主的新气象，是中国社会划时代的进步，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

言论与新闻自由的扩展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成为当时最有进步意义的社会现象。报刊、通讯社数量迅速增加，且报刊的内容丰富，政见迥异，各抒已见，前所未有地传播了各种新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尊重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公民参政的新风气。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因发表名为《杀》的激越文字在上海被捕。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也被列入喊杀名单，但唐绍仪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两日后戴季陶被释放。

创办实业热潮的掀起

辛亥革命后，政府实施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许多新式企业的创办，直接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各类民间实业团体蓬勃兴起，形成空前高潮。振兴实业、建设民国、实现民生主义的理想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对中国经济近代化作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动员，为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金融银行业的发展

为解决临时政府财政极度匮乏的困境，临时政府在强调发展实业的同时，非常重视金融业的发展。政府改革币制，积极扶持和发展银行业。

新式企业的创办

辛亥革命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局面，极大地振奋了国人。实业救国成为一部分中国人努力奋斗的目标，一批棉纺织、化工、机械、商业企业等新型企业应运而生。

教育制度的变迁

1922年，以民国大总统令的形式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新学制参考国内外学制的设置，综合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教育成果，确立了“六三三”分段的新学制系统。

社会习尚的移易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后，作了一系列在社会改良方面的努力。颁布法令改用阳历、限期剪辫、严禁鸦片、改变称谓、禁止刑讯、禁止买卖人口、禁止赌博、劝禁缠足、普及人权等。这些法令看似琐碎，却处处渗透着民主共和与人权平等的精神。这种精神随着法令的推行逐渐渗透到民间，使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呈现出新的气象。

限期剪辫

中华民国成立后，辫子的去留成为衡量人们是拥护民国还是忠于清政府的重要标志。光复的各省军政府为了争取民心、巩固政权，无不将剪辫作为兴国安邦的大事来抓。

文明婚礼

民国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传统的婚嫁迎娶习俗开始出现一些新气象，如自由恋爱、文明结婚等。这些新气象与传统文化习俗逐渐融合，发展成为中西合璧、新旧中和的婚嫁礼仪形式，为民国之后大多数人所接受。

服饰变革

随着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崇尚自由、追求平等的精神日益高涨，表现在服饰的变革中，则是打破了几千年以来服饰分等级的现象。不仅官方制定的礼服没有品级的规定，民间的服饰更是不受地位、职业的限制，以经济条件为基础，以个人好恶为抉择，表现出服饰的自由化、大众化、多样化的倾向。

第七部分：捍卫共和制度

南北议和

阳夏保卫战后，武昌起义政权和占据汉口的清军一直隔江对峙。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拥兵不进，利用僵持局面同时对革命军和清廷施加压力。1911年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开始。经过多次反复和议，孙中山允诺解职让位予袁世凯，通过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

孙中山解职与临时政府北迁

1912年2月29日晚，袁世凯唆使北洋军曹锟等部在北京等地发动兵变，并以“北方未靖”为借口，拒绝南下就职。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4月6日，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标志着南京临时政府的结束，也意味着在南北的较量中，南方革命党人的失败。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后，打发孙中山去筹建铁路，自己做起了登基称帝的春秋大梦。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给日本以可乘之机。日本以帮助袁世凯当皇帝作为诱饵，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二十一条”共分五大项：

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

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袁世凯深知答应任何一条都将成为千古罪人，但还是接受除第五项以外的全部要求。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1915年12月25日，云南将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成立护国军，誓师讨袁。这一行动迅速点燃了全国人民的反袁热情，成为护国运动的起点。1916年5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揭露袁世凯“伪造民意，强迫劝进”，同时致电各省讨贼联军协同作战，一场反对帝制、捍卫共和的护国战争在全国爆发。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的洪宪迷梦后，被迫取消帝制。

图片居中者为蔡锷。

1916年6月6日，气病交加的袁世凯在一片唾骂中死去，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旧约法，重张共和。孙中山随即指示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下令各地起事的中华革命军就地结束一切军事行动，不保留一点军事力量。

在孙中山看来，袁氏暴毙，旧国会与《临时约法》）都得到恢复，他的三民主义理想中的民族、民权已达到目的，可以安心去搞国家建设，实现民生主义了。这固然彰显了这位先行者天下为公、不恋权位的伟大品格，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局限性。

袁世凯死去并没有把封建军阀势力一块带进棺材，随着袁世凯之死，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徐世昌等北洋军阀头子开始分裂，一场军阀混战开场。经过数次大战，北洋军阀最终形成了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大巨头割据一方的局面。

张勋复辟

1917 年6 月，张勋借“调停国事”之由，带5000 辫子军进京，于1917年7月1日，和康有为、陈曾寿等50余人，至故宫拥立12岁的清废帝溥仪复辟，并改此年为宣统九年。

复辟消息一经传出，孙中山等人立刻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随后段祺瑞等人组成“讨逆军”攻打张勋的“辫军”。7月12日，重新做了12天皇帝的溥仪宣布退位，康有为化装成农夫逃走，张勋在外国人的保护下，逃往荷兰使馆，复辟失败。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孙中山欣然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十月革命成功。电报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接到的最有分量的祝贺电报。

列宁接到电报后十分感动，立即复电孙中山表示感谢，并号召中俄两国人民共同进行斗争。在列宁及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孙中山虽未意识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已经发生转变，但是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他热情支持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寓所两次会见五四运动的上海学生代表，鼓励他们大胆进行活动，表示已经聘请外国律师预做准备，以应对租界工部局出来抓人。甚至提出要提供500条枪，将学生运动发展成为武装斗争。谈话时，孙中山当场挥毫，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赠予学生代表，以示勉励。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辛亥革命和以后历次斗争的失败，使孙中山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以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国家。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民党进行全面改组。

出席国民党一大的正式代表165人中，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杨匏安、瞿秋白、林伯渠、李立三、李维汉、王尽美、张国焘等共产党员27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在大会上有五次发言，引起孙中山的重视，被孙中山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举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宣传部代理部长。

国民党一大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

北京政变

1924年9月，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张作霖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将溥仪赶出故宫，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为了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使当时分崩离析的局面得以改观，孙中山不顾病体沉重，毅然扶病北上，共筹国家统一大业。这是孙中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上。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国家安定统一，孙中山先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4年11月22日，孙中山携宋庆龄等一行乘“上海丸”离沪，绕道日本赴天津。

图为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神户东方旅馆的合影，这是孙中山与宋庆龄二人的最后一次合影。

12月底，孙中山到达北京，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由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大计，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

但是段祺瑞政府拒绝了孙中山的倡议，宣布召开“善后会议”取代国民会议。为此孙中山和国民党成员代表也拒绝出席“善后会议”，双方不欢而散。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25分，孙中山先生因积劳成疾，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59岁。

孙中山去世后北京的灵堂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孙中山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奋斗一生的辛亥革命并未真正成功，痛心地说: “我们中国以前13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为此他在《遗嘱》中告诫国民党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但是孙先生这最后的殷切期望落空了，两年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彻底抛弃了三大政策，使国民党从一个革命政党蜕变成为反动政党。孙中山遗嘱的笔录人汪精卫更是投敌叛国，堕落成为遗臭万年的现代中国头号汉奸。

而今蜷居台湾的国民党后代，也早已丧失了前辈的胆略豪气，退化成了不思统一、偏安一隅的庸碌之辈。

孙中山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1916年9月15日，孙中山来到钱塘江观潮。放眼江水浩淼，大潮奔涌，他心潮澎湃，挥笔题写了十六个大字: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滔天大潮，虽然没有最后成功，但是它使民主共和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使帝制复辟流产，使军阀专制短命，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它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第八部分：寻求新的救国道路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可能救中国，中国革命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谋求新的出路。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思想土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开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苏俄，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把它作为一种最新学说介绍到国内。那些历经民主革命洗礼的先进分子，在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后，欣然接受，成为坚定的信仰者。

1920 年 9 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望道把日文版 《 共 产 党 宣言》翻译成中文，秘密出版，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 共 产 党 宣言》。这本小册子影响了一群人，一群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后来曾多次谈到这本经典著作，“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就是陈望道译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共产党宣言》，他看了不下一百遍。在晚年，他的书房里和卧室里，总放着一本大字线装的《共产党宣言》和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已经破旧的《共产党宣言》。

周恩来在1922年旅欧期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著名论文，德国的马克思故居中至今还珍藏着他在延安时亲笔签名的《共产党宣言》复制件。1975年，周恩来对《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先生深情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他把《共产党宣言》当做“贴身伙伴”一直带在身边。

朱德1922年在德国入党后，经常研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是《共产党宣言》。从入党时起，一直到逝世前夕，这本书一直伴随着他。朱德在临终前看到《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专程到中央党校看望主持翻译工作的成仿吾先生，一起交流学习心得。

刘少奇1921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课程。他回忆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

邓小平: 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1987年8月，刚刚度过83岁生日的邓小平欣然接受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赠送的一本书——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他常说：“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辛亥革命爆发后1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两件相隔10年的历史大事件都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道。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中国共产党人接过辛亥革命的大旗，以更大的勇气、更为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更加成熟的政治经验，终于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夙愿，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历史，始终对孙中山先生怀有崇高的敬意，自认是辛亥革命的继承者。毛泽东坦承: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只字未提中国共产党，而是把自鸦片战争以来，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牺牲的所有先烈写进碑文。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上，孙中山巨幅画像被摆放在天安门广场。

1950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宋教仁家属亲笔签发烈属证明，确认宋教仁的革命烈士身份。

1981年5月16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1983年6月6日，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提名廖仲恺之子廖承志为国家副主席。

尾声

抚今追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祖国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不懈奋斗的民族复兴大业，如今正在成为现实。

历史的峥嵘岁月不会湮没在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