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吗？

零度

很多人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其实恰恰相反，脱口秀是“谄媚的艺术”，因为它所谓的冒犯，多数时候只敢冒犯自己，也就是“自黑”，或者是冒犯一个不存在的背锅侠“我有一个朋友”。

但是没人敢真的冒犯台下的大众，就算是近期把京冬拉下水的那个女演员，她貌似在冒犯男性，但本质上却是在迎合女性，因为多数男性对“普信男”这种言论根本不care，毕竟一个伟大的男性他的征程是酒桌、商K和水疗会所。

这位脱口秀演员与其说是在冒犯，不如说是在“表演冒犯”，因为通过“表演冒犯”男性，可以收获更多女性的共鸣，这是一种“两利相权取其重”的计算。毕竟大家都知道男性的消费水平不如🐕，所以脱口秀的本质并非是“冒犯大众”，而是“迎合受众”。就连“甩丢的鞋比你吃过的盐还多”的GDG，也最多敢冒犯一下谦哥的父亲王老爷子，至于冒犯观众，不存在的。

去年倒是有个脱口秀男演员，真的相信了“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这句话，而且他真的去冒犯了。结局你看到了，就是你再也看不到他了。所以脱口秀不但不是冒犯的艺术，恰恰是迎合大众的艺术。

脱口秀是大众的嘴替，它深度洞察大众的心理，精准拿捏大众非常想骂，但是又找不到词的憋屈感。用荒诞的表演和大众达成共鸣。它要达到的目的决不是冒犯大众，而是代替大众去体验冒犯的快感。真正的冒犯不会只找男性话题这个软柿子捏，因为大多数男性除了对商K有要求，对其它早已“脱敏”。

如果真的想试一下冒犯的艺术，那么建议脱口秀可以冒犯一下互联网的三大禁区：中医、转基因、吃狗肉。我想任何一个脱口秀演员都没有这个勇气，更不要说其它真正的冒犯话题了。

为什么脱口秀不敢冒犯大众呢？因为文艺作品不过是一种商品。如果说实体商品满足的是人们的物质需求，那么文艺作品这个虚拟的商品满足的就是大众的情绪需求。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一个为大众提供情绪价值的虚拟商品，怎么可能真的去冒犯大众呢？

在京冬事件中，冒犯男性的脱口秀女演员有责任吗？当然有，但是这只是她的言论自由，只要她自己承担后果，比如信誉损失，商演取消等等。那么她完全有表达的权利。

那些拉黑退订京冬的男性错了吗？更没有。因为消费者用自己挣的每一分钱去捍卫自己的价值观，都是天然正义的。那么唯一犯错的只有京冬，自己合作的女演员自己含着泪也要兜底，作为一个商业公司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这是市场的惩罚。

但是京冬作为商业公司，有没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合作艺人的权利呢？当然，也是有的，前提是京冬自己承担商誉损失，承受市场的惩罚，这都是它天然的权利。不过精神正常的人一般不会这么干，所以从权利的角度分析，京冬事件并没有“权利”的僭越，而只有观念的对垒。

在这场观念的对垒中，各方都有表达自己价值观的权利，同时他们也要为自己的价值观承担代价。也就是说，人们的表达是否符合道德，和他们是否拥有这种“权利”是不矛盾的。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观念的博弈构成了自由市场，它让自由市场不仅仅是商品的竞争，更是观念的博弈，这也是一种良性的博弈。因为消费者用自己的钱包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而企业也会汲取教训，矫正自己的价值观去迎合大众，最终达到市场的平衡。

回归正题。如果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或者如果说大多数的文艺作品都是在迎合大众，那么“批判”——这个文艺作品的终极使命应该如何实现呢？

其实不要说文艺界，就算是在思想界，批判也不是我们的长项。邓晓芒老师说，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百家争鸣”时代，其实百家的思想也并非在批判社会，而是在向各国的国君兜售自己的思想，让自己的思想早点走进庙堂。所以邓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百家争鸣”不过是“百家争宠”。

那么西方是如何保持批评的独立性的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一直是“教会～国家”的二元结构。在这个二元结构上神权和世俗权力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形成了“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两个概念是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创造）的对立。

欧洲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批判国家，因为他们的知识分子并不依附国家。他们的背后站的是教会和神权。因为有了神权的加持，欧洲知识分子基本上谁的脸都不给。比如斯宾诺莎，就算是饿得啃土豆也不给法国国王面子，他曾一口回绝了为法王的新书写序这个“无理”要求。

还有一点，欧洲的知识分子不介意吃软饭，比如卢梭、休谟、笛卡尔，他们都曾接受过名门贵妇的资助和保护。这碗饭虽然有点软，但至少不用依附于权贵，所以如果想要保持批判的独立和自由，捍卫艺术的冒犯性，要么就依附于超验的宗教，要么就吃点软的，这就是我给脱口秀的真诚建议。

根据“思想史万有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