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夏天

穆可群

1996年的夏天

1996年的夏天，特别漫长。

那一年7月，从重庆电专毕业的我，回到山东报到时却吃了闭门羹。

那一年，正赶上国家大中专学生就业从统包统分向双向选择的急剧变革时代，1996年这一年，国家人事部下发了不包分配大中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

事后想起，作为70后的我们，似乎人生旅途中注定要赶上国家的每次巨大变革，始终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

那个年代，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考学，农转非，包分配，吃皇粮，的确是件令人向往、实现命运改变的大事。

没想到的是，省外求学几年，毕业之际，赶上了大中专学生不包分配的变革，当得到省局人事处“省外毕业生不再分配安排”的答复，我竟一时不知所措。

父亲知道后更为着急，却深感无力，只是闷着头从早到晚去地里干活。然而，有一天，父亲突然说，“走，咱去找你Z大爷去。”

Z大爷是父亲的发小，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解放时一起学会计、干财粮，后来单位裁员分流，父亲去了工厂，再后来又赶上60年钢铁下马，父亲还是回到了农村生产队，从此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Z大爷被单位辞退后又到公社找了份工作，文革期间被列为黑五类再次下放，80年代平反后到区里组织部门工作，再后来干到区里一个局的二把手，成为村里走出去的有头有脸的公家人。

世事无常，时代变迁，几十年间，父亲和Z大爷两人的生活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变的是两人感情却日益深厚。父亲拖家带口一大家人，人口多，日子穷，生活苦，一直是生产队的困难户。在区里工作的Z大爷，时常接济帮助父亲，有事父亲也喜欢同Z大爷商量。

这次，父亲找Z大爷两人商量后，决定去省城济南找一个同村的大领导。

父亲说，大领导是他和Z大爷的发小，还是小学同学，小时候玩得挺好，后来大领导考学出去，留在了省城工作，现在已混到了厅局级干部，是我们村当时走出来最大的领导了。但父亲说，大领导很少回村，多少年了，几乎没有来往，只听Z大爷说起过他。

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极其要面子的人，他也一直认为是自已是个有本事的人，只是命运不公罢了。

记忆中，要面的父亲，从来不在Z大爷家吃饭，每次办完事就走。Z大爷常开玩笑说，“你爸这个人，真是有意思，总是说完话就跑。”直到多年后，我才理解父亲，这也许是他在发小同学那儿留下的最后倔强与尊严了。

当听到，Z大爷说，“三儿分配这个事，只有到省城找到大领导，才能办成。”

从来不愿求人的父亲，这次为了儿子的事，决定去找找他的大领导同学，这也是我印象中父亲仅有一次求人办事。

记得7月的那天，父亲背上一袋用小米磨的茶糖面，特意找出一个黑色皮革带拉链的皮包，这是父亲在石料厂上班时的皮包，平时很少拿出来用，这次看他放包里放了好象两条烟似东西，用报纸包着，鼓鼓的。

从山里到省城路途还是遥远，那时交通也不方便。头天晚上我们先赶到县城博山，住在Z大爷家。天刚放亮，我们三人赶上最早一班去省城济南的长途汽车，两三百里路，颠簸了三四个小时，上午早早赶到了济南长途汽车站。

在济南长途汽汽车站旁，我们找到一家简陋的早点铺，要了几个包子，就着咸菜，喝了碗粥，草草吃过早餐。Z大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在的小本子，牛皮纸封面，本子的角已卷起，他翻开小本子，从第一页就找到了大领导的单位地址和电话。同早餐铺大叔又落实了一下地址，看得出，Z大爷出门前和父亲都做足了功课，Z大爷做事既干练，又有章法，而且还很健谈，说话办事一套一套的，很有公家人的范。

Z大爷和父亲商量到，“ZMY的单位和宿舍在一起，离这儿比较远，咱们还打个出租车去吧，赶趟。”

那时，济南的出租车都是天津大发的黄色面包车，满大街都是黄虫。Z大爷从路旁叫了一量面的，司机是位矮胖矮胖的师傅，一口济南话。Z大爷坐在副驾，父亲坐在司机后边第一排，我坐在最后一排的三人座，当时感觉车的空间还挺大，车窗玻璃都已手摇下来了，跑起来呼呼带风，倒不显得闷热了。

路上车开的挺快，车窗外，高高的楼房，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行人，从眼前略过。其实，对省城济南，父亲是熟悉的，刚解放时，父亲在济南会计学校上过学。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幸福难忘的一段时光，他常常跟我聊起，上学时情景，报到时叫了辆黄包车到学校，休息时经一纬九的去转弯，如数家珍，反复提及。然而这次，父亲却一路沉默不语。也许，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打出租，我看到父亲一路上一直盯着那个表盘，对于生活拮据的父亲来说，路上每跳一个字都会让他心里揪一下，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可能也是怕Z大爷看出他心疼车费来。那次打车花了父亲18块多，够一袋粮食的价钱了。

一路上，Z大爷坐在司机师傅旁边的副驾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至今，也不知Z大爷当时是否察觉到父亲的窘境没有。父亲和Z大爷一直叫大领导小名，一路上只听Z大爷在那儿聊，说小时候和他们大领导一起上学，一起下河，一起打架的故事。

大领导单位虽处省城郊区，但却威严大气的很，宽阔的马路旁，高高围墙，深深的院子，院子深处有一座威严的大楼，远处还有几排楼房。门口有岗亭，一位穿着一身制服的年轻警察，一个标准的军礼，拦住了我们。

问“你们干什么的？”

此时，Z大爷的优势显现出来，毕竟是区里干部，也是见过世面的，说话办事，一套套的。

他上前和蔼的说到“同志，我们今天来找你们那个领导ZMY”

站岗的说“请稍等，我先打个电话”

岗亭的桌子上，放着一部黑色的电话座机。不一会，电话那头说大领导不在单位。

接着，Z大爷又拿出那个牛皮纸封皮的小本子，翻到大领导家里的那个电话，他和站岗的警察商量说：“同志，您看能否再给他家里打个电话”。

不一会，电话那头拨通了，这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的，应该是大领导夫人了。Z大爷从站岗的手里接过电话，自报了家门。“嫂子，我们是从老家过来的，找ZMY”

我在旁边听的出，对方在电话里简单寒噌几句，说大领导大在家，好象去淄博出差了，今天不回来了。

放下电话，Z大爷显得有些沮丧，呐呐的自语，"没在家，没在家”。扑了空的Z大爷一会儿就调整过来情绪，一边和父亲强调大领导去淄博出差了，一边商量要不要去淄博找他去。

然则，刚才还有些局促的父亲，似乎释然了很多，他说，“算了算了，咱先回去，以后再说”父亲心里似乎明白了许多。另一边，Z大爷担心让父亲失望，安慰父亲说，改天我再给他打电话，看看怎么办。

那天，我们匆匆赶了回来，怎么回来的，已然记不清了，只记得去往济南长途汽车站时没有再打出租，而是等了半天的公交车。

回来后，我开始四处找工作，9月，当我找到一家单位要签约时，也同时接到了省电力工业局的通知，幸运的是，最终省局还是给分配了。

入职山东电力后，兜兜转转，如今已在北京工作、生活、定居。

后来，每每出差到济南省局办事，常常会想起两位老人同我找工作的情形。偶尔和父亲聊起此事，他总是呐呐的说，“当时如果能找上我那同学ZMY就好了，他肯定能办”。后来Z大爷也退休了，我每次去看望Z大爷时，Z大爷依然十分健谈，常常问我在哪儿工作，在那儿还有个老家的领导，谁谁谁，让我去找他，但却从来没有再提及济南之行的事。有时还不忘嘱咐两句，三儿，要争气，好好干，走正路。

前两年，Z大爷和父亲相隔一年先后离世。如今，有时坐在办公桌前，偶尔想起两位老人带着我，坐着黄包面的在省城奔走的情形，想着想着，有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