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西方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模式的转换与竞争

汐钰文艺范

原载《史学集刊》2024年第5期。20世纪以来西方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模式的转换与竞争吉嘉洁，徐晓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20世纪以来的罗马史研究发展出了多样化的解释模式，且彼此竞争。其中，政治史和经济史两大领域内的模式转换最为突出，并关涉罗马史学科的总体走向。在从精英到大众观察视角的逐步递进中，罗马政治史研究经历了贵族政治模式、交际模式及民主模式三次大的转换。罗马经济史领域内，在“原始主义—现代主义”与“形式主义—实质主义”两对二元对立模式的纠缠中，芬利模式一度胜出，但最终受到新制度经济学模式的根本性冲击。20世纪末期，罗马经济史和政治史研究实现突破性合流，更多的综合性模式被运用于罗马史研究。系统审思与透视百余年来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领域内的典型模式，能够为罗马研究提供更多思维和认识上的可能性。

关键词：罗马；政治史；经济史；研究模式

17—18世纪以来西方的罗马史研究可谓波澜壮阔，成就斐然。[1]中文学界已有晏绍祥、刘津瑜、王忠孝等学者对相关学术史全貌与当中个别具体领域和问题进行了回顾和评析，对国内罗马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可观的推动作用。[2]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仍有必要对罗马史研究进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模式给予重点观察和透视。“模式”可被定义为由思维构建起来的旨在再现研究对象的主体结构、主要要素及其关系与基本运行机制等的概括性认识模型或样式。[3]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模式既触及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史料数据，又具有中观的指导和控制功能，从而构成联通研究中“形而下”和“形而上”两端的更为“实用”的方法论工具。

我们选择的观察对象是20世纪以来西方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模式。之所以把20世纪作为考察的时段，是因为该世纪当中所呈现的研究模式转换和竞争极为剧烈，而这又与当今的研究现状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值得研究者回顾、解析和反思。我们把观察场域锁定在政治史和经济史的理由，在于两者始终都是罗马史研究这架马车中并驾齐驱的两匹辕马，关涉着该学科的总体走向。

回望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史，我们会发现，罗马政治史研究曾产生过贵族政治模式、交际模式和民主模式这三种主要的研究模式。罗马经济史领域内的模式竞争和转换则更具戏剧性。在先后出现的两两对立的四种模式——“现代主义”对“原始主义”、“形式主义”对“实质主义”——之间针锋相对而又彼此纠结的复杂争论和角逐当中，作为“实质主义”和“原始主义”结合形态的“芬利模式”一度胜出，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该模式又受到根本性批判与修正。到20世纪末期，“新制度经济学”模式异军突起，不仅给“芬利模式”以致命一击，实现了对以往二元对立模式之争的成功超越，而且侵入政治史研究领域，带来了罗马经济史和政治史研究的首次突破性合流。这次合流属于当时兴起的多学科与全景式学术探索潮流的一部分。在这一潮流当中，更多的综合性模式被运用于罗马史研究。

一、徘徊在精英与大众之间：解读罗马政治的三种模式

政治史从一开始就是罗马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在较长时期内，学者们通常将精英阶层视为罗马政治和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这部分地属于一种前现代历史学传统的延续。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民众在罗马政治中的作用得到了重视和强调。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当中，罗马政治史领域内先后出现的三种解读模式之间呈现出一种转换和竞争：由关注精英到发现大众，再到反顾精英和重思大众。

其中最先诞生的是“贵族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是诉诸社会历史学路径进行研究的产物。社会历史学路径，是对19世纪罗马史的巨擘蒙森(Theodor
Mommsen)所开创的实证主义法律历史学路径主宰下的罗马政治史学术传统的反叛。在蒙森看来，法律制度决定了罗马政治的本质。[4]20世纪早期，以盖尔泽(Matthias
Gelzer)和闵采尔(Friedrich
Münzer)为代表的新一代德国古典历史学家，在罗马政治史领域内发起了社会历史学转向，并凭借这种新的研究路径，构建了“贵族政治模式”。他们将贵族间的私人关系视为罗马国家权力的基础，这种私人关系不仅存在于罗马贵族之间，也存在于贵族家庭与其被保护人(主要指受到庇护关系制约的人)之间。通过分析罗马贵族关系的效用，盖尔泽将基于相互义务的社会关系网视为公共领域内追求和行使权力的限定元素，进而将罗马政治史的建构引向对贵族家庭和社会关系层面的关注。盖尔泽理论的核心是：罗马政治的内涵及政治行为的效力，在根本上取决于贵族及其私人关系。[5]

在盖尔泽理论的基础上，闵采尔揭示了罗马政治中各派系间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并提出罗马上层贵族通过政治联姻手段形成持久的家族“政党”的观点。在他看来，罗马贵族的不同群体有能力创建派系，对国家事务施加控制，并通过代代相传以长久地主宰罗马政治。[6]但其观点过度强调了亲属关系在罗马政治中的功用，从而进一步将对罗马权力系统的观察视角限定在统治阶层内部。

而后，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又将这种强调私人关系的“贵族政治模式”从德国学界推向了整个英语学界。在其1939年的著作《罗马革命》一书中，塞姆沿用了盖尔泽开创的人物志研究(prosopography)[7]的史学方法，分析了罗马皇帝屋大维创建元首制的道路。塞姆笔下的屋大维是一个在内战中夺取政权并操纵派系斗争的“恐怖分子”。通过深入分析在屋大维和上层阶级成员(主要来自意大利自治市)之间形成的人际关系网，塞姆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以贵族政治为中心的罗马历史，无论处于何种政体下，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8]

至此，在盖尔泽和塞姆的推动下，罗马上层精英和贵族间错综复杂的家族势力成为20世纪上半叶罗马政治史的研究主线，而人物志方法的使用在二战后到达巅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学者恩斯特·巴迪安(Ernst
Badian)的一系列研究。在对罗马对外政策的研究上，巴迪安完全复刻了在研究罗马内政时的庇护关系思路，其经典著作《对外庇护关系》[9]追溯了将罗马人与其他社会族群联系在一起的“忠诚义务”的发展过程。巴迪安认为，罗马政客—城市—个人之间形成的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可以在不改变原有共和国政治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对罗马以外的地区实行控制以取代政府管理。[10]

从蒙森到巴迪安，对罗马史的撰写几乎都聚焦在统治阶层，罗马政治运作与权力结构的核心被完全看作是一种贵族政治。人物志方法的兴起虽然打破了传统法律和制度视角下的路径依赖，但对罗马历史的解读仍然固定在政治史的既定范畴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罗马史领域内的重要学者埃里希·格伦(Erich
Gruen)和克里斯蒂安·迈耶尔(Christian
Meier)等人仍然依赖于人物志的研究方法，他们的理论过于强调元老和统治者在政治方面的突出作用，而否定骑士阶层及平民对公共权力的影响。[11]研究罗马史的学者们亟需跳脱出他们所研究对象的层级结构，将目光投射到贵族阶层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不过，迈耶尔已然认识到，共和时期罗马贵族家庭之间的联盟或派系很少是长期的、稳定的，贵族的关系网充满了不确定性，传统视角下将家族联盟作为政党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问题的。因此，在描述罗马共和国的覆灭时，迈耶尔并没有将其原因归结于贵族家庭的没落。相反，他认为当时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无法由一个小而高度黏合的贵族阶层来解决的。在此基础上，迈耶尔创造了“必然的危机”(crisis
without alternative)一词，替换了自蒙森和塞姆以来就广泛使用的“革命”(revolu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共和国后期的动乱阶段。[12]

很快，伴随着史料更新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盛行，20世纪70年代的罗马史研究迎来了急剧转型，一方面表现在经济史领域内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另一方面表现在贵族政治模式式微，研究者们更加关注罗马上下阶层之间存在的多样化交际(communication)形式。学者们虽普遍认可罗马贵族间私人关系的重要性，但罗马政治运作的本质为私人关系这一观点在70年代后已不再是主流，对政治史的关注也不再局限于统治阶层。在这种学术潮流中，一种新的“交际模式”在罗马政治史领域内悄然兴起。

牛津大学的古代史教授彼得·布伦特(Peter
Brunt)在其1971年出版的《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13]一书中，一改传统的人物志研究方法，着重从贵族与平民的关系出发分析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其关注的核心是政治集团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及其对罗马政治的影响。布伦特认为，罗马上层贵族对平民处境的漠视及平民与贵族间不对等的权利体系，才是罗马共和末期一系列冲突的根本来源，也是罗马内战爆发的一个社会原因。这一论点开启了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分析罗马政治的研究道路，标志着“交际模式”的登场。

基于类似视角，保罗·韦恩(Paul
Veyne)将罗马社会普遍存在的善行现象(euergetism)解释为利用精英阶层的财富为公众利益服务(例如为城市建造必需的公共设施和为市民提供娱乐活动)的私人特权。这种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物质投入和交际互动不仅促进了罗马公民群体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保障了统治者权力在整个帝国的运行。[14]几乎同一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克劳德·尼科利特(Claude
Nicolet)开始从普通民众的视角观察公民参与罗马政治并与精英们互动的具体方式。在对罗马的人口财产普查、兵役和税收等方面加以审查后，尼科利特分析了下层民众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领域和实际影响，并指出这种打破上下层级的交际形式对于罗马政体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5]实际上，“交际模式”的本质，是探讨在以元老院和统治者为核心的贵族政治和以公民大会为特征的平民政治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上下互通的途径，其中贵族与平民在交际活动中谁是主动方，谁更起到推动作用，是研究的关键。

“交际模式”的提出与扩散，意味着主宰罗马政治史研究近半个世纪的“贵族政治模式”不再作为全面解释罗马统治制度的主导模式。这种研究模式的转换不久就扩展到罗马的对外关系层面。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社会文化史教授埃勒斯(Claude
Eilers)对巴迪安推崇的“对外庇护关系网络”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否定了这种庇护关系在帝国境内普遍存在且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艾勒斯看来，个人庇护(personal
patronage)和对集体的庇护(collective
patronage)有本质上的不同，核心问题是区分哪些社会行为和关系可以被纳入罗马的庇护体系中。罗马与其他族群和国家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罗马社会内部关系的放大和延伸，地方在与罗马交际的过程中所释放的主动性也需要加以考虑。[16]

至20世纪末期，政治史的研究重点进一步向罗马的下层群体倾斜，对罗马民主化的探究作为一种全新的视角被提出。当时正值西方世界民主化浪潮高涨，研究者试图从罗马普罗大众的视角，通过分析他们在诸如选举、投票和立法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构建一种比照现代民主国家来解读罗马统治体制及其运作的新模式。

费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堪称这一“民主模式”的发起人。他于1984年在《罗马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从公元前200年—150年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特征》一文，抨击了此前学界广泛认可的观点，即罗马共和时期是寡头政治，元老和贵族间形成的政治集团统治着罗马。他另辟蹊径地指出，罗马共和国具有明显的民主特征，罗马人民和公民大会在政治中发挥着极大作用。[17]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米勒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民主理论，将罗马的政治体制归为民主制。米勒强调，具有投票权的公民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的投票行为不受庇护关系主导，且所有的立法提案都需通过公民大会得到民众的批准。这表明，在米勒的模式中，罗马人民在政治机构的正式权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

亚历山大·雅各布森(Alexander
Yakobson)同样是“民主模式”的支持者。雅各布森对罗马的民众投票大会[包括百人队会议(comitia
centuriata)、部落大会(comitia
tributa)和平民大会(concilium
plebis)]进行了系统的重建和评估，并最终导向一个结论：百人队会议并不从属于寡头体系，仅凭被保护人的支持和友谊(amicitia)，并不能保证竞选人当选，民众的支持和选票是必不可少的。[19]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罗马政治研究，基本上被有关“民主模式”的探讨所左右。虽然米勒等人从民众投票在贵族当选官职的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一角度，对罗马共和国政治民主特征的探讨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一些学者重新从原来的“交际模式”所持的视角着眼，对米勒的“民主模式”进行了批判性修正，试图矫正关于民主因素的真实效用的评估。不过，与先前“交际模式”不同，学者们更加关注罗马上下阶层间交际的连通层面，即以演讲(政治家在公开场合上通过演说说服民众投票的行为)为中心的传播政治内容的公众途径。

在这些学者当中，穆里岑(Henrik
Mouritsen)计算了可供公民大会使用的空间和公民的出席率，发现罗马民众的权利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微乎其微。故而在各种民众大会中进行公共辩论的政治作用也十分有限。他指出，米勒等人只是看到了罗马公民参与各类公共政治活动的表象，却没有对真正的实践、效果和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展开考察。[20]随后，古典学教授莫森坦－马克思(Robert
Morstein­Marx)进一步修正了这种“民主模式”。通过分析演讲在没有投票权的预备大会中发挥的作用，他从根本上批驳了米勒对罗马民主制度的假设。在他看来，政治话语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罗马的统治阶层手中。不过，马克思提出了在“民主—贵族二分法”(democracy­aristocracy
dichotomy)的模式下描述罗马政治的新方法。他承认“民主模式”的一些基本要素，尤为强调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有规律的互动这一观点。但是这种通过演说的互动体系并不与民主直接画等号，它始终发生在贵族统治的大框架下。罗马精英同民众之间的交际自始至终都不是平等的，保持着自上而下的基本流向。[21]尽管“民主模式”受到广泛争议，但它所引发的对公共领域和公民参与的探讨时至今日都是罗马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课题。

综上， 20世纪西方学者对罗马政治史的探讨基本被囊括在贵族政治模式、交际模式和民主模式之下，虽然这三种模式各有所贡献，但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定的批判和修正，因为他们实际上都只反映了对罗马政治观察的一部分视角。从当前的研究趋势来看，仅立足于统治阶层的贵族政治模式已鲜有人支持，交际模式和民主模式在相互融合中也逐渐淡出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学者们对诸如罗马的帝国主义、行省管理体系、共和制向元首制的过渡等具体问题多视角、多层次的关注已远大于对构建新模式的兴趣。因此，罗马政治史研究的模式转换与竞争，在长时段的透视过程中，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史并不完全适合于旨在发掘主要关系或结构性本质的单一模式。

二、古代经济研究模式的二元对立与“芬利模式”的一枝独秀

虽然经济史在罗马史研究中最初没有获得如政治史一般的广阔领地，但涉及罗马经济史的古代经济研究模式之争早在19世纪末业已开始。事实上，长时间内西方学者所言的“古代经济”指的是古代希腊罗马经济。与罗马政治史各研究模式次第出现的情况不同，包含罗马经济史在内的古代经济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不同模式之间鲜明的二元对立式争论，争论的侧重点则摇摆于“经济表现”(economic
performance)和“经济结构”(economic
structure)之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个世纪当中，先后出现四种主要模式，它们两两对立，且长期纠缠，即“现代主义”与“原始主义”对立，“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对立。前一对模式争论聚焦于“经济表现”，后一对模式争论则源于向“经济结构”的研究转向。

“现代主义”(Modernism)与“原始主义”(Primitivism)之争始于19世纪末。两派最初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是德国历史学家，分别是爱德华·梅耶(Eduard
Meyer)和卡尔·威尔海姆·布歇尔(Karl
Wilhelm Bücher)。[22]受当时主流经济学(即古典经济学派)的影响，古代经济研究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经济表现方面，经济表现的具体内容包括经济总产值和生产稳定性、人均收入、社会收益分配和经济发展趋势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次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更助长了学者们对经济表现的关注。两种模式之间争论的核心因此也以现代经济为参照，来评估古代社会的经济表现并为古代经济定性。而有关罗马社会经济的书面记载和考古资料不够充分且碎片化，系统的量化证据比较稀缺，这一史料上的客观局限也使两种模式对古代经济的估算大相径庭。“原始主义”派学者们坚称古代经济是原始的、封闭的与自给自足的，与近现代社会的经济表现迥异。该派代表人物布歇尔直言，古代到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线性的，古代社会在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封闭的家庭经济阶段(Geschlossene
Hauswirtschaft)。[23]“现代主义”派则认定古代社会与近现代社会在经济表现上是具有可比性的，甚至于借用来自近现代社会的数据来假设古代的经济状况。“现代主义”的一位标志性学者、俄裔美国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Ivanovich Rostovtzeff)就曾指出，至希腊化时期，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只有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差别。[24]

20世纪20—40年代是“现代主义”似乎更占上风的时代，这是由于罗斯托夫采夫和另一位“现代主义”美国学者弗兰克(Tenney
Frank)在此期间为人们贡献了具有不菲影响的罗马经济史巨著。1926年罗斯托夫采夫出版了《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25]该书的一个基调就是假设罗马帝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比农业更为重要。他认为，地中海世界“罗马化”的广泛进程，给该区域带来了工商业繁荣，但高度密集的国家干预最终导致罗马资产阶级的灭亡和罗马帝国的衰落。罗斯托夫采夫主张根据政治的变动来概括罗马各时段经济和社会的特征，其罗马经济史的书写实质上也受到了传统政治史研究路径的制约。

弗兰克更早于1920年就出版有《罗马经济史》一书，详细讨论了共和时代罗马和意大利的农业、工商业、货币制度和土地使用等问题。他将早期罗马与中世纪的英国加以比较，将共和时期的罗马与19世纪的美国相类比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充分展现了其“现代主义”立场。[26]1933—1940年，弗兰克又主编了五卷本的《古代罗马经济研究》。整套书旨在整理和收编所有关于罗马经济表现方面的史料，并无过多评述性观点，其中第一卷和第五卷为弗兰克本人执笔。[27]

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学界对古代经济讨论得日渐深入，仅仅诉诸“经济表现”的研究所暴露出来的缺陷愈发明显，对一度占上风的“现代主义”的批评声音也日渐强烈，尤其表现在剑桥大学的学者圈里。20世纪后半期，在古代经济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摩西·芬利(Moses I．Finley)便是这一圈子的关键人物。正是由于芬利的领军作用，古代经济史的讨论发生了根本转向，进入到聚焦于“经济结构”的“实质主义”(Substantivism)和“形式主义”(Formalism)两种模式二元对立的轨道之上。不过，芬利并非这两种模式中任何一种模式的首创者。

“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作为对立模式被定义，始于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对于“经济的”(economic)这一术语含义的分析。波兰尼提出，“经济的”是一个由两种具有独立根源的含义合成的术语。一个含义是“形式的含义”(formal
meaning)，即它指的是关于在对有限或短缺资源的可供选择的使用方案之间进行理性选择的行动或决策的逻辑。另一含义是“实质的含义”(substantive
meaning)，它不以理性选择和资源不足作为前提，而仅指人类与他们所依赖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相交换，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需求及其满足的方式，这是一个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两个含义之间毫无共性，“形式的含义”根源于逻辑，“实质的含义”根源于事实。波兰尼将前一种含义的经济学称为“形式经济学”(formal
economics)，在自己的著作中又称之为“形式主义”，他本人则被人们作为“实质主义”的创始人而永远纪念，尽管他自己并未明确使用这一名词。[28]

芬利深受波兰尼“实质主义”的影响。他的研究虽然是在原始主义和现代主义争论的传统场景中展开的，但其注意力并未停留在两派之争的旧问题。相反，他主张将希腊罗马经济的分析重点转向经济结构方面。经济结构是指可以决定或影响经济表现的基本社会特征，包括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关系、技术、环境和意识形态等。[29]但与最早提出探讨古代经济结构的政治经济历史学派[30]不同，芬利的理论在本质上属于社会经济学(economic
sociology)，他虽然寄希望于强调结构层面来重新定义罗马经济的价值体系，但并未以否定一切经济表现为支点。他强调罗马经济在单元上(比如某个农场或区域)的自给自足及整体趋势上的经济增长，并试图创造一种展示经济表现和经济结构间互动关系的新模式。芬利还接受并推广了波兰尼的“嵌合”(embedd)理论，提出古代希腊罗马经济“嵌合”在其他社会制度中。也就是说，与现代社会不同，古罗马人的经济活动受声望和资源等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驱动，其背后的市场性有限。[31]

芬利的努力引发了包括罗马经济史在内的古代经济史领域的另一场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争，即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之争。持形式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与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古罗马经济已从其社会关系与制度中“脱嵌”出来。同时，“形式主义者”认为对罗马经济的分析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说——例如效用和利润最大化——来分析。以芬利为代表的“实质主义者”则不赞成这种看法。他们反对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对于古代经济的研究需要自创一套逻辑分析。为此，芬利发展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地位”(status)[32]概念。他认为在古代罗马，公民的社会地位影响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甚至是决定经济活动形式的主导因素。

尽管在芬利的策动下，古代经济史模式之争的主战场由“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转移到了“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但这两对模式中的任何一对模式都能在另一对模式当中找到自己的知音。日裔美国学者雨宫健教授曾描述说，一个“形式主义者”很可能接近一个“现代主义者”，一个“实质主义者”则很可能成为一个“原始主义者”，但这并不绝对。[33]芬利虽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原始主义者”，但他的诸多观点确实源于一种深深的“原始主义”立场。以芬利之见，“市场经济”在古代存在与否的课题是毋庸探讨的，他不赞同根据竞争或供求关系等思路来研究古代商业及其演变，因为这将导致类似罗斯托夫采夫的“现代主义”道路。简言之，如果不考虑微妙的独特性，“芬利模式”是将“实质主义”和“原始主义”结合并加入了自己独创元素的理论产物。

波尔多蒙田大学的德卡特(R.Descat)教授则实现了另一种模式结合。他认为在古代，抽象意义上的大型现代市场体系的缺失并不能排除部分市场运作机制的存在。例如，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希腊出现了农业与市场关系的结合，甚至以买卖行为为特征的经济活动(希腊语称oikonomia
attike)，这些类似于“市场”交易的转变是这一时期雅典经济的重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雅典已步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34]可见，德卡特在对古代经济的估计上更接近“原始主义”的主张，但他采用的分析方式确属于“形式主义”，这种交叉式的综合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一步消解两个对立模式之间的矛盾。

由于芬利及其学生霍普斯金(Keith
Hopkins)[35]的影响，对于经济结构的重视在一段时间内主导了罗马经济史研究。然而，当20世纪末“第二次全球化”袭来时，学者们的兴趣又开始转向经济表现。例如，美国学界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Saller)将研究着眼于经济表现层面非常重要的领域，即罗马的人均经济增长率。通过定量计算，他认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的罗马，人均消费增长率比公元前200年之前高出25%或更多。[36]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增长这个议题上，芬利之后的罗马经济研究者比希腊经济研究者显示出更大的讨论热情，这与两个国家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特征不无关联。当古罗马作为一个超级都市崛起于地中海，其周边的地理单元必然搭构起一个供给网络，无论是罗马城中的人口数据，还是商业往来中类似双耳瓶的考古统计，都使得罗马研究者更倾向于关注经济的扩张。

芬利改变了包括罗马经济史在内的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方向，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模式代表了对罗马经济阐释的终点。芬利之后学界研究重点向经济表现回溯的趋势也提醒我们，不可能有哪个分析罗马史的模式是恒久且无憾的。芬利轻视考古证据，至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们就已经广泛转向铭文学和考古学证据的搜集。铭文学方面，尤其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铭文(例如餐具制造过程中的标记、双耳罐及其底部铭文、金属或骨头制的代币或计量物)，作为一种补充性资料，其有助于提供古代社会生产、产量和价格的数据。[37]同时，通过考古方法和量化数值，罗马社会中一些不被官方记载或与法律不相容的经济活动(例如罗马法中明确要求元老们不得参与商业活动，但真实情况则是精英们通过骑士等中间人主导了罗马的商业世界)被逐渐还原和勾勒出来。此外，这些数据并不局限于揭示商业或市场的发展趋势，也帮助我们掌握经济背后的文化或社会差异。例如，特雷吉亚(Susan
Treggiari)和乔谢尔(Sandra
Joshel)整合了所有涉及罗马职业的墓碑铭文，[38]对罗马劳动力中的性别参与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是罗马女性可从事的职业相比男性要少得多，且她们所从事的大部分行业都属于丹麦著名女性经济学家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所称的“集市和服务业”(bazaar
and service sector)，这也是近现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典型特征。[39]

三、政治—经济视域的整合：新制度经济学模式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罗马史学，基本上秉持着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分而研究的原则。研究者的视域一般都限定在罗马史某一领域的局部特征，即使有通史类的作品也大多将政治和经济分开探讨。芬利的“嵌入”理论初步打开了从社会各项制度的视角出发解码复杂经济活动的研究道路，但他的模式对于解释制度、权力分配、法律、隐性规则(如社会习俗)等结构性因素在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及经济周期性增长等方面的作用，仍表现得较为模糊。学者们亟须打通罗马史各领域的壁垒，开辟全景式的研究模式。20世纪末期，“新制度经济学”模式兴起，不仅给反对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罗马经济的“芬利模式”以致命一击，实现了对以往二元对立模式之争的成功超越，而且深入政治制度视域，带来了罗马经济史和政治史研究的突破性合流。

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简称NIE)在以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40]为基础的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之上，将机构或制度置于分析经济表现的中心位置。与古典经济学家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生产和消费领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派探寻经济和制度的发展是如何产生并保持相互依赖的。另外，相较于古典经济学所构想的理性类型，新制度经济学的普遍假设是，消息(知识)是昂贵的，经济行为者追求理性目标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更加倾向于采用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41]即人们在追求经济目标的过程中理性地行动，并受到他们所获取知识的能力和意愿的限制。从这一点看，韦伯是一个忠实的古典经济支持者，他认为希腊罗马世界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理性经济人。而深受韦伯影响的芬利则进一步强调经济主体参与者受到社会身份的极大制约，经济行为的导向是对地位提升的永恒追求。

需强调的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概念，并不局限于一般的社会“组织”，而是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体系及非正式的隐含规则(比如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都纳入考察范围内。这种考察本身就带有贯通全局的特性。近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罗马的经济和制度是如何产生并保持相互依赖的。

密歇根大学的达姆斯(John
D'Arms)教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化公司的性质和管理，以及公司所有者—委托人—代理人之间关系的见解，探讨了罗马的商业管理结构。他指出，罗马的精英们通过原本依附于他们的奴隶和被释奴阶层，在贸易、借贷和租赁等商业活动中敛财。由于罗马的法律和传统观念规定从政者应避免卷入商业事务中，这种代理的方式一方面使得精英们得以避开法律或道德谴责，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委托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系统管理。[42]基于类似理论，布鲁斯·福莱尔(Bruce W．Frier)和丹尼斯·基欧(Dannis P．Kehoe)指出，通过朋友或依附者管理企业的方法对罗马经济有重大影响。一方面，它倾向于强化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这有助于保护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的经济特权，抑制了独立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另外，作为工匠或商业代理人的被释奴，他们最终依赖的仍是主人或赞助人对其技能和资本的初始投资，且在获得自由后依然与赞助人保持着一定的社会联系。[43]

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基本理论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该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提出。[44]路径依赖指一旦某个社会选择了某种体制，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存在及惯性力量，导致该体制沿着某种特定方向不断自我强化，而无法轻易转变为其他的制度路径。剑桥大学的古代史教授克劳福德(D.J.Crawford)将这一概念运用到罗马帝国早期中央对各行省国有地产管理政策的分析上。他认为，帝国的管理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出租，将这些地产交由罗马城的个体小农耕种，而类似的土地制度后来被复刻到北非、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行省。因此，在地方土地的管理层面，罗马帝国形成了一种依赖小规模耕种者的固定模式。[45]

以上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运用只停留在用其中个别理论来分析罗马社会的特定问题，并未将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方法论整体地研究罗马的政治经济体系。希腊史学者阿里安·布赫松(Alian
Bresson)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中开创性地将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方法来分析希腊世界的市场机构、国际贸易、农业生产和信贷等多方面内容。[46]本书的研究对象虽为希腊，但作为运用整体模式的案例，对罗马研究者也颇有启发。其后不久，特普斯特拉(Taco
T．Terpstra)便聚焦罗马国家所创造的制度环境，考察了罗马政府对贸易活动的有益作用。他指出，国家层面和私人主导的经济活动及背后的制度因素是相互关联的，这是罗马贸易在地中海世界持续繁荣的重要原因。[47]

至此，在新制度经济学模式的指导下，对罗马经济史的研究打开了多维度的学术路径。相较于芬利模式，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超越了以往“现代主义”—“原始主义”和“实质主义”—“形式主义”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争，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及资源配置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强调，将对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关注置于罗马经济研究的中心。学者们也不再追问古代罗马经济的性质是“现代”的抑或“原始”的，而是开始探索它在多大程度上与近现代的生产、消费和交换体系相似。尽管芬利大力批评将现代分析概念或理论用于古代社会的做法，认为“这将把我们引向一种错误的叙述”，[48]但在传统的定量分析和演绎路径的基础上，借鉴现代理论的路径被证明确实有助于罗马研究者发展出更加多样化和更具成效的研究模式。依笔者所见，现代理论在古代世界应用与否的最终评判标准在于该理论能否对理解古代现象提供有效的助力。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帮助阐明问题，提供分析工具来分析古代社会，并进一步发展研究理路。我们的目标不在于完全割裂或区分古代和现代，而在于更好地将多种学科方法结合以推进罗马史研究的标准叙述。

四、新旧世纪之交的人口学综合模式

实际上，以新制度经济学模式为代表的跨学科、全景式的学术发展趋势也反映了新旧世纪之交的罗马史已不再拘泥于传统历史学或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学科间的有效合作进一步推进了罗马史研究模式的更新，尤其反映在罗马经济史领域出现了经济与人口相互依存的综合研究模式。同时，人口学模式的兴起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罗马史研究视域。人口学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显现，对其与罗马研究合作动态的梳理是观察近年来罗马史跨学科研究走势的有效窗口。人口学包括人口规模、资源的可获得性、死亡率和生育率及平均预期寿命等多方面的内容。我们之所以对其重点研究，是因为人口规模等要素不仅对罗马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且关涉对罗马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应、贫困和不平等程度)的分析。[49]

人口学最初作为一种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对罗马史的分析中。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大力发展了人口学中的寿命表模式(Model
Life Tables)。在其于1966—1983年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霍普金斯主要根据已知的近现代人口的数据来推测罗马的人口模型，并利用计算机建模的方式推导出罗马人口增长的参数和历史变化。通过这种比较数据和统计模型的寿命表模式，他推导出包括元老寿命、担任政府公职的年龄限制、各级公职人员中的年龄构成等信息，并最终得出有关罗马贵族的结论：罗马共和末期至帝国早期，只有极少的贵族家族可以成功地将权力传递好几代，且只有三分之一的元老可以担任罗马晋升体系中最高的执政官一职。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当时罗马社会的高死亡率和财产继承制度。[50]

彼得·布伦特(P.A.Brunt)进一步发展了寿命表模式。在19世纪首位系统研究罗马人口的德国学者贝洛赫(Karl
Julius Beloch)著作的基础上，[51]布伦特收集了汉尼拔战争到奥古斯都去世将近250年间罗马和意大利人口发展的相关数据，并通过寿命表模式得出以下结论：公元前225年，罗马意大利的居民人口总数为360万，其中自由民300万，奴隶60万；到了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罗马意大利的人口总数增长至约750万，其中自由民人数为450万。[52]时至今日，本书仍为罗马人口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进入21世纪后，人口学进一步与经济史融合，并发展为一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的研究模式。斯坦福大学的奥地利籍学者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在其2001年出版的《尼罗河上的死亡：罗马埃及的疾病与人口统计学》一书中，沙伊德尔一改先前学者对寿命表模式的过度依赖。通过搜集大量纸草文书和墓志铭材料上记录的人口数据，沙伊德尔分析了罗马治下埃及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及疾病与人口规模的密切关系。在他看来，基于寿命表模式的研究路径无法动态地掌握其他影响人口结构的参数，其分析基础并非是前工业时代的实际人口，而是遵照现代人口进行的数学推断，因而忽略了例如环境差异和疟疾等疾病对人口体系的影响。[53]

随后，沙伊德尔在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和理查德·塞勒(Richard
P．Saller)的协助下，共同主编了《剑桥希腊罗马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 一书，其中收录的文章着重从近年来新兴的人口学、疾病学[54]和性别学[55]等角度分析古代经济，极大拓展了罗马史研究的视野和范畴。沙伊德尔的《人口统计学》一文收录在该书的第一个部分，他的核心观点即人口状况是经济表现的主要决定因素。[56]沙伊德尔总结了罗马人口的特点是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并指出罗马经济如同任何其他前现代体系一样，最终由人口增减与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因果关系所控制。这种因果关系可以演变为一个经济和人口相互依存的综合研究模式。[57]值得一提的是，沙伊德尔在对罗马社会进行分析时还运用了跨文化对比的路径，他将古代中国，尤其是汉朝时期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纳入了考察范围。这种将古代中国史带入罗马研究中的做法在沙伊德尔2009年主编的《罗马与中国：古代帝国世界的比较视角》中有更为清晰的呈现，[58]反映了在近年来“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罗马史研究模式也开始了某种“全球”视野的转向。

结　语

回望百余年来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从20世纪初构建的社会—历史学贵族政治模式，到近年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模式，罗马史在不同学者的不同解读下呈现出多彩的可视光谱。这些研究模式的生成与转换，不仅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背景与文化环境对历史书写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呈现了史学流变过程中新旧研究方法之间一定程度的承接关系。在经历了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汲取、转换、增补和重组等过程后，罗马史从最初一家独大的政治史主导局面，发展为政治—经济视域紧密联系的全景式研究图景。

不过，对于研究模式的运用，当今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表现不尽相同。贵族政治模式、交际模式及民主模式的转换体现了对罗马政治的观察视角从统治阶层向下层民众的逐步递进，同时也反映了研究者全面阐释长时段政治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实际上，上述三种模式都已不是当前政治史研究的主导模式，学界对具体问题多视角、多层次的关注要远大于对构建新模式的兴趣。因此，罗马政治史领域呈现出模式衰亡的趋势。罗马经济史研究模式的发展却只增不减。受现代经济理论及新兴社会科学思想的影响，自芬利开始的罗马经济史学家不断致力于找到一套能够更准确的描述罗马经济的研究模式。模式的应用在经济史领域的重要性正在极大地被开发。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和人口学等综合模式的发展，类似人力资本学(Human
Capital)、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和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等学科也逐渐进入罗马研究者的关注范畴，开启了一种多学科的学术探索潮流。

模式在相互竞争间此消彼长，不同领域对模式的需求也各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罗马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每一种模式都有其贡献，都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罗马世界的认识，也都曾推动了罗马史学科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无论罗马史的研究如何深入，似乎都没有产生一个能够终结争论和可供普遍遵循的终极模式。事实上，模式的意义，正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定观察视角下对某个问题或研究对象的某种认识和分析的参照框架，而不同模式之间的争论和竞争，则能够为人们的研究提供更多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某一模式的存在，可能正预示着前一模式生命力的完结，而一个似乎被埋葬已久的模式突然有一天又死而复生了。这一切都提醒我们，既要重视模式的工具作用，又要尽可能避免陷入对当下流行模式的简单盲从和毫无保留的崇拜。相反，在模式面前，最好要保持着开放而审慎的态度，对罗马史研究如此，对一切历史研究亦如此。

作者简介：吉嘉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晓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希腊罗马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共和末期至帝国初期罗马意大利的社会转型：阶层分化与经济模式的动态关系研究”(23XNH088)的成果。

[1] 17—18世纪罗马史的研究集中在英国和法国，研究者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罗马的历史与制度，为19世纪罗马史学的发展设定了大框架。这一时期法国的主要研究者及著作有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Grandezza E Decadenza Dei Romani, Torino: Boringhieri, 1960)与《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 trans.by T. Nugent,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1)。另有马布里的《罗马史论》(Observations Sur Les Romains, Genève: La Compagnie des Libraires,
1767)和德博福尔的《罗马共和国》(La République Romaine, ou Plan General de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Rome,
Hague: Chez Nicolas van Daalen, 1766)。近代英国学者受帝国殖民主义的影响，格外认同罗马扩张，因此对罗马史研究深感兴趣，主要代表人物有劳伦斯·埃查德、奥利弗·戈德史密斯、亚当·弗格逊、科尼尔斯·米德尔顿和爱德华·吉本等。19世纪以蒙森为代表的德国学者进一步奠定了政治制度史在罗马研究中的主导优势，参见W.Drumann, Geschichte Roems in seinem Uebergange von
der republikanischen zur monarchischen Verfassung oder Pompejus, Caesar, Cicero
und ihre Zeitgenossen: nach Geschlechtern und mit genealogischen Tabellen,
Königsberg: Bornträger, 1835；J.Burckhardt,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trans.by M. Hadas, London: Routledge, 1949；B.G.Niebuhr, Römische Geschichte.Neue Ausgabe von M.
Isler, Berlin: Verlag von S. Calvary & Co, 1873.

[2]国内相关综述性专著参见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刘津瑜：《罗马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对具体主题展开评介的论文有王忠孝：《从元首政制到王朝统治：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研究路径考察》，《世界历史》，2020年第3期；熊宸：《19世纪罗马“帝国主义”问题在西方学术界的缘起与发展》，《世界历史》，2021年第2期；李雪：《试析“罗马帝国主义”理论渊源与流变》，《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等。涉及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转变的论文可尤为关注，参见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3]有关“模式”的定义，参见M.I.Finley,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
New York: Elisabeth Sifton Books·Viking, pp.60, 66.

[4]蒙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罗马史》就是这种学术传统的代表作。参见Theodor Mommsen, The History of Rome, trans.by W.P.Dick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参见Matthias
Gelzer, The Roman Nobility, trans.by
R. Seag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9.

[6]参见Friedrich
Münzer, Römische Adelsparteien und
Adelsfamilien, Stuttgart: Metzler, 1920；英译本参见Roman
Aristocratic Parties and Families, trans.by Therese Ridle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7]人物志方法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搜集和分析某个阶层的传记数据，追踪该阶层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从而汇集相关社会流动性和地域流动性的证据，其目的并非研究传记本身。该方法被广泛用于研究前现代社会。

[8]参见Ronald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9] E.Badian, Foreign Clientelae 264－70
B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10]有关巴迪安更多的学术理论和贡献, 参见Garol G. Thomas, ed., The Lagacy of Ernst Badian, La Jolla:
Association of Ancient Historians, 2013.

[11]参见Erich
Gruen, 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Christian Meier, Res Publica Amissa,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66.

[12]参见Christian
Meier, Caesar: A Biograph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13] P.A.Brunt,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1.

[14] Paul Veyne, Bread and Circuses: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Pluralism,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90.遗憾的是，韦恩的分析只涵盖了希腊化时代的王国和罗马各行省的城市，并没有讨论意大利半岛内的善行和捐赠现象，造成了罗马史学上的一个空白。2003年，凯瑟琳·洛马斯和蒂姆·康奈尔编写了《面包与马戏——罗马意大利的善行和地方庇护关系》，本书对于理解交际模式在意大利城市内的表现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参见Kathryn Lomas and Tim
Cornell, eds., Bread and Circuse:
Euergetism and Municipal Patronage in Roman Italy,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3.

[15]参见Claude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trans.by P. S.Falla, 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1980.

[16]参见Claude
Eilers, Roman Patrons of Greek Cities,
Oxford: Oxford Classical Monographs, 2002.

[17] Fergus Millar,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Roman Republic, 200－151 B. C., ”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74(1984),
pp.1－19.

[18]参见Fergus
Millar, The Crowd in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参见Alexander
Yakobson, Elections and Electioneering in
Rome: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Late Republic,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9.

[20]参见Henrik
Mouritsen, Plebs and Politics in Late
Republican Ro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参见Robert
Morstein­Marx, Mass Orator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参见Eduard
Meyer,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s Altertums, ”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Vol.64(1895), pp.696－750;
Karl Bücher,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Tübingen: Sechs Vorträge, 1893; 有关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早期学术流变和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相关论点，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和梳理，参见黄洋：《摩西·芬利与古代经济史研究》，《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晏绍祥：《20世纪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晏绍祥：《摩西·芬利与古代罗马史研究》，《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

[23]参见Michel
Austin and Pierre Vidal­Naque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London：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LTD, 1977, pp.4－5.

[24] S.C.Humphreys, Anthropology and the Greeks, London,
Bost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p.42.

[25] M.I.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Empir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26] Tenney Frank,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7.

[27] Tenney Frank, The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40.

[28] Karl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1957), ” in George Dalton, ed.,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8, pp.139－140.

[29]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 1981, p.3.

[30]政治经济历史学派兴起于19世纪末的德国，主张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某个民族的“国民经济”，强调经济的历史性与伦理性。但该学派认为，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根本不存在经济，经济只是制度安排的产物。根据该派代表人物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尽管其发展植根于自然和技术，但其真正原则是社会对经济过程的塑造”。参见Alian
Bresson, The Making of the Ancient Greek
Economic, trans.by Steven Renda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原文见Gustav von Schmoller, 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hschaftslehr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Vol.1, p.5.

[31] [英]摩西·芬利著，黄洋译：《古代经济》，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英文修订版参见Moses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32]参见Max
Weber, Die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ur das Staats­und Privatrecht, Stuttgart: Verlag von
Ferdinand Enke, 1891; “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 (1909), ” in Hans­Peter
Müller and Steffen Sigmund, eds., Max
Weber－Handbuch, Stuttgart: J.
B.Metzler, 2020.

[33] [美]雨宫健著，王大庆译：《古希腊的经济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99页。

[34] Raymond Descat,
“L’economie antique et la cite qrecque un modele en question, ”Annales HSS, No.50 (1995), pp.961－989.

[35]霍普金斯是芬利理论的主要继承者和发扬者，他曾评价芬利的模式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模式”。但霍普金斯也指出，芬利的研究框架过于统一，在组成上几乎完全静态，因此他认为应在芬利模式的基础上作出更细化的改进。参见K.Hopkins,
“Introduction, ” in P. Garnsey, K.Hopkins and C. R.Whittaker, eds.,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3, p.xiv.

[36] Richard Saller,
“Framing the Debate over Growth in the Ancient Economic, ” in Walter Scheldel
and Sitta von Reden, eds., The Ancient
Econom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251－269.

[37]相关研究参见Richard
Duncan­Jones,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Quantitative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D. P.S.Peacock and D. F.Williams, Amphorae
and the Roman Economy, An Introductory Guid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6; Andrea Giardina, ed., Societa
romana e Impero tardoantico, Rome: Laterza, 1986; W. Jongma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f Pompeii,
Amsterdam: J. C.Gieben, 1988.

[38] S.Treggiari，“Lower
class women in the Roman economy，” Florilegium, Vol.1(1979), pp.65－86; S. R.Joshel, Work, Identity, and Legal Status at Rome: A
Study of the Occupational Inscriptions,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39] E.Boserup, Woma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70, p.91.

[40]有关科斯定理，参见R.H.Coase,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41] Herbert Simon, Reason in Human Affai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9－23, 84－85.

[42] John Haughton D'Arms, Commerce and Social Standing in Ancient Rom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3] Bruce W. Frier and
Dannis P. Kehoe, “Law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 in Walter Scheidel, Ian
Morris and Richard P. Saller,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13－143.

[44]参见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Norton & Company, 1981;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5] Dorothy J. Crawford,
“Imperial estates, ” in M. I.Finley, ed., 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35－70.

[46] Alian Bresson, The Making of the Ancient Greek Economic,
trans.by Steven Renda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47] Taco T. Terpstra, Trade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Private
Order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48] Moses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23.

[49]参见Neville
Morley, “Social Structure and Demography, ” in N. Rosenstein and R.
Morstein­Marx, eds.,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 Oxford: Blackwell, 2006, p.318.

[50]参见Keith
Hopkins, “On the Probable Age Structure of the Roman Population”, Population Studies, Vol.20, No.2 (1966),
pp.245－264；Keith Hopkins, Death and Renew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51]参见K.J.Beloch,Die Bevolkerung der griechisch­roemischen
Welt,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6。本书可谓是早期系统分析罗马人口的标志性著作。其中，贝洛赫对人口统计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主张在综合分析领土面积、食物供应及土地资源等因素对人口规模影响的基础上，运用军队或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来估算罗马的总人口。贝洛赫也强调古罗马文明的兴起与人口基数之间的密切关系。

[52] P.A.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 C.­A.D.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53] Walter Scheidel, Death on the Nile: Desire and the Demography
of Roman Egypt, Leiden: Brill, 2001.

[54]例如罗伯特·塞勒里斯系统研究了疟疾对人口、农作物种类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指出过去发生的大流行病可能对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产生随机影响，其规模足以影响欧洲经济历史的长期进程。参见R.Sallares, Malaria and Rome: A History of Malaria in
Ancient Ita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R.Sallares,
“Ecology, Evolution, and Epidemiology of Plague, ” in L. K.Little, ed.,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The
Pandemic of 54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31－289.格林伯格深入分析了疾病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消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参见J.Greenberg, “Plagued by
Doubt: Re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a Mortality Crisis in the 2nd c. AD, ”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Vol.16
(2003), pp.413－425.

[55] 20世纪末以来，在与性别学研究的结合中，过去备受忽视的与妇女和儿童相关的课题正在逐步展开，参见J.F.Gardner, Women in Roman Law and Society,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Susan Treggiari, Roman Marriage: Iusti Coniuges from the Time of Cicero to the Time of
Ulp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Richard P. Saller, Patriarchy, Property, and Death in the Roman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56]有关罗马人口增长和经济表现的问题可参见沙伊德尔的其他作品,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No.160(2004),
pp.732－757; “Roman Population Size: the
Logic of the Debate, ”in De Ligt, L.and Northwood, S., eds., People, Land and Politics: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oman Italy, 300 BC­AD 14, Leiden,
2008, pp.17－65; “Human mobility in Roman Italy,
II: The slave population, ”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No.95(2005), pp.64－79.

[57] Walter Scheidel,
“Demography, ” in Walter Scheidel, Ian Morris and Richard P. Saller,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38－86.

[58]参见Walter
Scheidel, ed., Rome and Chi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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