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汐钰文艺范

原载《史学集刊》2024年第5期。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程尼娜(吉林大学
文学院中国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关键词：辽宋夏金；整体性；内聚力；正统观；文化认同

秦朝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以来，中国古代王朝经历了由统一到分立，再由分立到统一几次重大变化，最后形成稳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分立时期中国的整体性并没有被破坏，而是国家结构形式由大一统王朝转变为几个对峙的王朝(政权)。在各王朝对峙时期，并不妨碍各王朝之间存在“统一意识”，而且这种“统一意识”有时反应很强烈，它的背后是由古代中国整体性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外学界通常称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夏金时期为“分裂”时期，然而不论从微观角度考察同时期各政权、王朝之间关系，还是从宏观视角考察中国古代王朝发展史，都呈现出中国王朝的整体性始终存在，未曾瓦解。因而称这个时期为“分裂”时期不够准确，称为“分立”时期更为贴切。隋唐以前，分立时期政权和王朝无论是汉族政权(如三国、东晋、南朝)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如十六国、北魏等)都是在中原郡县区建立的，所统辖的人口也主要是郡县地区的各族人，中国的整体性显而易见，很少受到国外学术界的质疑。隋唐以后，分立时期各王朝既有建立在汉人州县区的(宋、西夏)，又有建立在边疆羁縻统辖区后扩展到州县区的(辽、金)。辽宋夏金时期的中国是否存续着整体性，国内外学界则有不同的看法，国外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个时期只有宋朝是中国，辽金不属于中国。日本学者田村实造认为辽金是北族在北亚地区建立的王朝，征服了北部中国。[1]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辽宋夏金都是中国王朝的一部分，元朝修前朝国史时将宋辽金三朝都纳入中国王朝正史，明清两朝承袭不变。目前，从现代史学研究出发论证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成果还不多见，[2]本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视阈下，从考察建立辽夏金王朝的契丹、党项、女真及其先世与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入手，立足于辽宋夏金共存的时空，探究诸王朝内部割不断的整体性特征是什么？诸王朝之间为何存在强大的内聚力？为什么会从分立走向统一？进而论证辽宋夏金王朝南北对峙是古代中国整体内部不同王朝(政权)的并立，不是整体的破裂，从分立最终走向具有中华一体特征的大一统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辽金西夏统治民族是原统一多民族国家统辖的族群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秦朝建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是一个异质性的大型传统国家，由王朝直辖的中原郡县区与边疆羁縻统辖区共同构成。在中国王朝2000多年的发展史上，尽管王朝多次出现统一与分立的更替，但整体上这个国家结构形式没有明显变化。当中国王朝陷于分立时期，原来居住在大一统王朝管辖地区(郡县与羁縻统辖区)的各族人所建立的王朝(政权)仍然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部分。[3]建立辽、金、西夏王朝的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及其先世，在建立王朝之前皆是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羁縻统辖之下的边疆民族。

契丹出自宇文鲜卑别种。东汉初年鲜卑始见于中国史籍的记载，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鲜卑始通驿使”。[4]此后，汉朝在东北塞外鲜卑地区逐步建立起朝贡制度，“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5]汉魏时期纳入边疆朝贡制度的鲜卑部落由边地诸郡、护乌桓校尉、度辽将军共同管理。西晋时期，迁入塞内的鲜卑部落越来越多，到西晋后期，幽、平二州之地的鲜卑部落逐渐形成三个较强大的势力集团，即段氏鲜卑、宇文氏鲜卑、慕容氏鲜卑，与晋朝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朝贡关系。宇文鲜卑部居西北部，凡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一带地方尽在其中。[6]宇文鲜卑在与慕容鲜卑的争战中迅速衰落下来，永和元年(345)前燕王慕容皝破宇文鲜卑后，北部一些原来依附宇文部的鲜卑别部四散，东北西部草原地带原始族群出现了新一轮的迁徙、分化组合，形成了若干个较大的原始族群。《魏书》记载：“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7]契丹、库莫奚在北魏献文帝(显祖)时开始诣京师朝贡，“得班飨于诸国之末”，之后“遂求为常”，“贡献不绝”。[8]契丹人在北朝边疆朝贡制度下基本上谨守臣礼。经隋入唐，唐太宗灭亡东突厥后，开始在边疆属部、属国地区广泛设置羁縻府州。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开始在东北边疆设置羁縻府州，设置的第一个羁縻都督府即是在契丹地区设置的松漠都督府，以契丹大贺氏酋长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9]受草原游牧政权的干扰，松漠都督府几经废止又恢复，到武宗会昌二年(842)撤销，前后196年。在玄宗开元年间、代宗大历年间、宪宗到文宗时期，契丹与唐朝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羁縻朝贡关系。

女真出自东北土著民肃慎族系的靺鞨人。肃慎是东北古老的土著民，早在先秦时期就向夏商周称臣纳贡，《尚书正义》记载：“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10]周王认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11]从汉魏到隋唐，肃慎一族在中国史籍中出现几次名称变化，汉魏晋时期称挹娄，[12]至曹魏东北边郡朝贡。十六国时期，晋室南渡，北方陷于分立，挹娄人分别遣使向东晋、后赵、前秦朝贡。大约在5世纪到6世纪初，北部挹娄人由原居地黑龙江中游南北、三江平原北部对外武力扩张，东南越过牡丹江流域，进入绥芬河流域和长白山地区，并溯东流松花江进入西流松花江流域，成为分布地域广阔的族群，鲜卑人称之为勿吉，[13]并与北魏建立起比较稳定的朝贡关系。北朝末年北齐史官对前来朝贡的勿吉人以“靺羯”之名记录之，隋唐人常将“靺羯”记为“靺鞨”，其后史籍中“靺鞨”成为通用名称。[14]唐代靺鞨诸部逐渐形成南北两大集团，北部黑水靺鞨集团是女真人的先世。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十六年，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15]靺鞨人地区被纳入唐朝羁縻府州统辖体系之下。辽代靺鞨改称女真，契丹统治者在女真地区先后设置了南女真国大王府、曷苏馆路女真国大王府、鸭渌江女真大王府、北女真国大王府、黄龙府女真部大王府、回跋部大王府、女真国顺化王府、长白山女真国大王府和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司等，将女真人纳入北面官统辖的属国属部羁縻统辖体制。自先秦到辽代，尽管这期间中国王朝出现多次更替，经历了两次统一与分立时期，这一族群始终在中国王朝边疆羁縻统辖之下，统辖关系从疏松的部落朝贡关系，发展到较为紧密的羁縻建置统辖关系。

党项人是汉代西羌的别种，[16]长期生活在今青海河曲、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一带，以及甘青川三省毗连地区。西汉武帝时开始经营西北边疆羌地的羁縻统治，《汉官仪》曰：护羌校尉官“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节，以护西羌”。[17]汉魏晋时期护羌校尉持节以恩威抚巡西羌诸部，“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18]南北朝后期党项羌的先世兴起，分布广泛，自称“弥药”，北方各族称之为“唐古特”。[19]“党项”之名出现于隋代，《隋书》记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开皇)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项羌内附”，[20]此后朝贡不绝。唐太宗贞观年间，党项部落纷纷内附，《唐会要·党项》记载：“(贞观)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十六之误)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有羌酋拓拔赤词者……后与其从子思头并率众与诸首领归款，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羁縻存抚之，拜赤词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是，从河首大积石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21]受吐蕃势力的侵扰，党项部落向唐朝边地州县境内迁徙，分布于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北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唐在关内道所属的银州(治今陕西横山党岔乡)、灵州都督府(治今宁夏吴忠西)辖有党项羁縻府12个、州28个，[22]众多党项部落相继被纳入羁縻府州统辖体系。唐末，黄巢起义爆发后，党项诸部的势力大增，党项平夏部酋长拓跋思恭出兵助唐攻打占据长安的黄巢军，唐僖宗以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赐姓李。[23]其后党项李氏势力逐渐强大，据有夏、绥、银、宥数州。唐亡后，夏州党项李氏先后与后晋、后唐、后汉、后周等政权发生朝贡关系。北宋建立后，夏州党项首领李继捧入朝称臣，献土，夏州李氏党项的势力范围曾一度被纳入宋朝州县统治区，但很快又恢复原有的羁縻关系。李德明继立后，与北宋订立和约，发展经济，扩大势力范围，奠定了建国基础。

契丹、女真、党项的先世自秦汉王朝建立后，长期处于中国王朝边疆羁縻统辖体系之下，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分立时期，都没有脱离王朝统治。随着中国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羁縻统辖关系的强化，契丹、靺鞨(女真先世)、党项皆被纳入唐朝边疆羁縻府州统辖体系，羁縻府州长官被授官号，进爵位，赐姓李。在中国王朝的羁縻统辖体制下朝贡成员久被皇化，身縻好爵，逐步形成“世受国恩”的观念，在唐王朝有战事时“皆贮匡邦之略，咸倾致主之诚”，“永图社稷之勋，以报君亲之德”。[24]同处边疆朝贡体系之下，朝贡成员彼此之间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交往，参与朝廷重大活动也加强了彼此的认同，如“贺正”是隋唐边疆朝贡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正旦，“靺鞨……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25]同时参加朝廷重大典礼等一系列礼仪活动，不仅确立了边疆羁縻朝贡成员与王朝帝王是君臣关系的认同，也建立了朝贡成员彼此同为中原王朝属民的认同。

二、辽金西夏王朝统治区在原唐朝疆域之内，统辖人口以汉人为多数

唐朝灭亡后，古代中国陷入分立时期，在原唐朝疆域内契丹人建立辽朝、汉人建立宋朝、党项人建立西夏、女真人继辽朝之后建立金朝，各王朝的疆域都跨内地(州县区)与边疆(羁縻区)。各王朝都是多民族政权，值得注意的是汉人在各王朝的人口中皆为多数。宋朝承唐朝主体部分，汉人占绝大多数，自不待言。西夏是建立在原州县地区，统辖的人口以党项和汉人为主，汉人可能占多数，但因资料的限制，汉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有多大，目前尚不十分清楚。辽朝与金朝则是建立在原边疆羁縻统辖区，以往学界主要关注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人和女真人的军事实力，对辽金王朝的强大与汉人州县区的关系则关注不够，对于各族人口分布与分立时期中国整体性的关注也明显不足。

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勃兴于东蒙古草原南部西拉木伦河流域，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勃兴于东北北部东流松花江流域，都是在原唐朝(辽朝)边疆羁縻统辖区建立的政权。辽金政权在建立初期皆向邻近的州县地区扩张势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北灭渤海国，南入辽河流域州县地区，基本完成了东北地区的统一；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期，先后攻下辽朝五京，因与宋朝有“海上之盟”，将燕京六州交给北宋，回军北撤，以东北为王朝统治中心地区。从辽金王朝的勃兴发展轨迹看，都是在占领了辽河流域州县地区后，便初具王朝规模，而且国家实力明显增强，开始萌发了进据中原的野心。辽太宗时期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奠定了辽宋“澶渊之盟”划界的基础；金太宗时期最后抓获天祚帝，辽朝灭亡(天会三年，1125)，之后仅用两年时间灭亡北宋(天会五年，1127)，占领了黄河以北大片州县区，奠定了皇统和议(绍兴和议)金宋划界的基础。辽金王朝都是在越过燕山占领中原州县地区后，具备了与两宋南北对峙的实力。汉人州县地区是辽金王朝最富庶的地区，是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支撑辽金王朝从弱小走向强大。

辽金王朝是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多民族王朝，主要有契丹人、女真人、汉人、渤海人、奚人、乌古人、敌烈人、室韦人、阻卜(阻 )人和蒙古人等。关于辽代人口，早年美国学者魏特夫与冯家昇估测总计380万口，契丹人75万口，渤海人45万口、其他蕃部最低20万口、汉人最低240万口。[26]近期中国学者估算的辽代人口总数有大幅增加，从900万到1000多万，[27]杨军估计辽朝控制下的总户数约为166.2万户，契丹人18万户左右，州县人户86万户，蕃汉转户12.4万户，女真人17万户，非契丹部族16.9万户，西南邻近西夏的各部约7万帐(户)，其他族镇戍部队9万，还有80万僧尼不入籍。[28]州县人户与蕃汉转户共98.4万户，主要是汉人与渤海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汉人。据王承礼研究，辽代渤海人有47万左右，约9万4千余户。[29]辽代汉人约89万户，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关于金代人口，《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二十三年(1183)八月，“奏猛安谋克户口、垦地、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30]……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迭剌、唐古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垦田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31]猛安谋克户以女真人为主，还有部分契丹(奚)人。大定三年(1163)平定契丹叛乱后，世宗“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直猛安谋克”。[32]不久，“世宗以诸契丹未尝为乱者与来降者一概隶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尝从乱可且仍旧”，[33]恢复了部分契丹猛安谋克，但契丹猛安谋克数量大幅减少，此后金朝猛安谋克绝大多数是女真人，加上都宗室将军司女真人户，总计615 794户，6 187 426口，其中奴婢口1 373 775。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十二月，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七十九。(户增于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极盛也”。然而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有司奏“天下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34]与泰和七年所增人户相加所得户口数为8 413
164户，53 532 151口，与上引正文所记载户口数字不符。刘浦江认为正文记载的数字未包括猛安谋克户口，两者之间的户口数差，是泰和七年的猛安谋克的户口数，即728 726户，7 716 072口。[35]在猛安谋克户口中有100多万奴婢口，奴婢口不是女真人，而是汉、渤海、契丹等族人。刘浦江估计契丹人、奚人以及少量由奴婢免为良人的汉人、渤海人等占20%左右，[36] 100多万口，此时女真大约500余万口。据上引文记载，契丹、乌古、唐古等部族、糺的户口数，大定二十三年为5585户，137 544口，按同期全国户、口的年均增长率10.8%和9.1%计算，[37]泰和七年为43 433户，785 121口。从泰和七年有司所奏天下户7 684 438户，45 816 079口中除去部族、糺的户口数，即是州县户口数，州县户口有汉人和渤海人，辽代渤海人为47.5万口，金代有所增长，其户口数当不足百万，汉人为4300多万，在州县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综合学者们的研究，金朝人口繁盛时期，汉人4300多万口，女真人500余万口，契丹、奚人约200万口，渤海人不足100万口。辽金王朝汉人都是占多数，从汉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看，金代远超过辽代。

辽金西夏王朝时期，出于强化统治的需要，都曾出现人口南北迁徙的现象。将汉人向北面统治民族勃兴地迁徙，将统治民族向南面州县各地迁徙。契丹建国前后大肆掳掠州县人口，如唐天复二年(902)，耶律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辽太祖神册六年(921)“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38]契丹内地在东蒙古草原南部西拉木伦河流域。邹逸麟推测辽朝前期被迁至长城以外辽河流域的汉人可能有三四十万。[39]契丹统治者为安置内迁的汉人和渤海人，在契丹内地设置州县、在游牧区与农耕区结合部设置头下军州，以汉制治汉人。辽太祖灭渤海国后，以其地设立东丹国。天显三年(928)辽太宗下诏将东丹国的渤海遗民整体迁往辽东，以州县制度统辖之。同时，辽朝又将相当数量的契丹人户迁入州县地区。辽代每位契丹皇帝都有自己的斡鲁朵(营卫)，“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40]辽世宗、辽景宗、承天皇太后、孝文皇太弟(辽圣宗弟)的陵寝在辽西医巫闾山一带显州(今辽宁北镇)、乾州(今辽宁北镇西南)境内，这使辽西州县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契丹人分布。为加强对州县汉人、渤海人的统治，五京府州的重要官职多由契丹官员担任，一些契丹官吏及家属随之被迁入州县地区。如燕云地区首府南京(今北京)的留守，在各族任职者中契丹官员占大多数。[41]辽末，耶律和鲁斡与耶律淳父子先后出任南京留守，辽金战争爆发后，天祚帝被金军追击四处逃窜时，耶律淳据燕京即帝位，号“天锡皇帝”，足见契丹人在燕云地区存在着相当势力。

在金朝灭辽过程中，女真统治者开始将大批汉人北迁。如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42]此处“上京”指熙宗时期确定的金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为生女真勃兴地，金朝以为“内地”。天辅七年(1123)，金取辽南京道，按照“海上之盟”将燕京六州归宋，金军“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43]天会五年(1127)，金朝灭北宋，并在中原地区大肆掳掠人口，“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44]女真人是农耕民族，但农业技术水平明显低于汉人，他们利用汉人在女真内地开垦土地和发展手工业，黑龙江地区农业种植和手工业技术都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同时，金朝从建国之始，就将女真猛安谋克向州县区迁徙，金太祖天辅五年(1121)“二月，遣昱及宗雄分诸路猛安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以婆卢火统之，赐耕牛五十”。[45]金灭北宋后，太宗、熙宗、海陵三朝皆向中原地区大规模迁徙猛安谋克户。金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是秋，金帅宗维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46]金熙宗“皇统和议”以后，“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47]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48]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统计后认为，女真猛安谋克除了上京路(女真内地)以外，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诸路(原辽州县区)五六十万口，长城以南华北地区河北各路一百余万，河南六七十万。[49]大批女真人迁入中原州县地区，金廷划地安置女真猛安谋克户，“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50]金朝实行猛安谋克与州县并行的地方制度，分别统辖女真人和汉人。

辽金时期人口大规模的南北迁徙，致使辽金王朝辖区内民族杂居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辽金统治者都奉行因俗而治的国策，对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统治制度，这使在民族杂居的大环境下，各民族又相对聚居，保持了各民族自身的亲缘关系。南迁入居州县地区的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与起源地的本民族之间，以及北迁到契丹、女真内地的汉人与州县地区汉人之间，都存在着割不断的亲缘关系，从而将中原与边疆连为一体。大面积的民族杂居状况，在客观上加速了不同民族间的融合，在整体上强化了边疆与中原的一体关系。在元朝重建大统一王朝时，中国领土范围并没有因为曾经分立而缩小，反而有明显的扩大。

在辽宋、金宋战争中被迫北迁的大量汉人，在辽宋、金宋划界后，尤其是金宋以淮河到大散关为界，原属北宋的黄河流域汉人州县地区被划入金朝疆界，强行使原北宋汉人分属于南北不同王朝。辽金与两宋所统辖的汉人之间，同样有着割不断的亲缘关系，正如方国瑜所说“政权分立并没有割裂中国的整体”。[51]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向往着大一统王朝的重建，在底层社会维系着中国历史的整体性。

三、辽金西夏王朝皆以中原制度为主，并保留部分本族传统制度

辽夏金王朝的辖区在从边疆向内地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民族成分从以本族人(或契丹、或党项、或女真)为主向以汉人占多数变化，汉人是各王朝内社会经济与文化最为发达的民族，汉人地区的税收是各王朝的主要财政收入，关系着王朝经济命脉，为了稳固汉人地区的统治，各王朝都经历了由本族传统制度向以中原王朝制度为主的变革过程。辽金西夏王朝皆采取以汉制治汉人的统治方针，保留了汉人地区的州县制度。为了理顺中央对地方的统辖机制，王朝中枢机构必须相应地采用汉制。辽夏金王朝中枢机构的汉制比重有所不同，这与统治民族的经济类型，以及辖区内各种经济类型的比重息息相关。在承用汉制的同时，为了保持统治民族的地位，辽金西夏统治者都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本族的传统制度与文化，同时适当地吸收中原汉文化的某些因素，改革本族的旧俗旧制。

辽朝统治者契丹人是游牧民族，其国土有大面积的草原地带，生活着契丹、奚、乌古、敌烈、室韦、阻卜等游牧民族，东北边地还分布着女真、五国部等以狩猎和原始农业为生的原始族群。为适应国情，辽朝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两种不同统辖体制的南北面官制，“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52]辽朝为有效统治占人口多数的汉人，根据本国的国情参照和吸收唐、五代、宋制，逐步建构了一套南面官制体系，中央设南枢密院(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吏、户、兵刑、工房(部)、翰林院、宣徽院、大理寺和国子监等。地方设有五京、府、州、县各级官府机构。州县制度是随着汉人、渤海人的分布而设置。如前文所述，辽前期和中期都曾将大批汉人、渤海人迁入契丹内地，在契丹内地出现插花式农田，辽上京附近随之出现州县设置。如辽朝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先后设置了临潢、长泰、定霸、保和、潞、易俗、迁辽、渤海、兴仁和宣化等10个县，以安置内迁的汉人、渤海人。

早在契丹建国前，在契丹部族官中已有唐和五代的官名，《辽史·百官志》记载：“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在辽朝建国初期，“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53]契丹传统制度尚处于早期国家发展阶段，无法适应进入成熟国家发展阶段的辽朝对北方民族统治的需要，同时中央北面最高官职权重于南面官，需要兼顾与汉制之间的协调发展。从辽初太祖时期到辽中期圣宗时期，在建构和不断完善北面官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参用汉制的明显痕迹。以辽朝北面官的宣徽院为例，唐朝最早设置宣徽院，主要掌管内廷诸司机构，朝会、宴飨礼仪中的一些职责、传宣诏命等。辽太宗在获得石晋进奉的燕云十六州后，会同元年(938)开始大规模引进中原制度，“置宣徽、閤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坊、监冶等局官长为详稳”
。[54]辽世宗时期确立南北面官体制后，北面官和南面官都设置宣徽院，宣徽北院“掌北院御前祗应之事”。[55]

北面官体系地方基层建置的主体部分是具有游牧特点的部族制度，这一制度是在建国前契丹部族制度的基础上，吸收唐宋州县官制的要素改革而成。辽朝奉行因族而制的方针，在契丹、奚等北族分布的地区实行部族制，不仅在草原地带，以及农牧结合部契丹、奚等族分布地区实行部族制度，而且对于迁入州县的契丹、奚人也实行部族制度。如辽末金初，辽外戚遥辇昭古牙部族设在建州(今辽宁朝阳境内)，金朝女真大将完颜挞懒率军攻打辽西，“降遥辇二部，再破兴中兵，降建州官属，得山寨二十，村堡五百八十”。[56]辽朝的北面官制是根据国情吸收某些汉制因素对契丹传统制度改造和变通建构的，这使辽朝契丹制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汉制特点；南面官制同样是根据辽朝国情，参照和吸收唐、五代、宋朝的典章制度建构的，这使辽朝汉制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契丹政治特点。如何天明所言：“各民族间的横向吸收和改造，就使许多制度、典章、文化产生变异，以一种新的状态出现。从而达到在传承中发展，在变异中丰富。”[57]

金代统治者女真人是农耕民族，在灭亡北宋占领黄河流域之时，金太宗、国论勃极烈成员完颜杲和完颜宗幹等人就认识到采用唐宋王朝中央集权制度是金朝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和建设，金熙宗时期金朝颁行了“天眷官制”(1138)，以中原三省制取代了女真国论勃极烈制。金代三省制度兼采唐、宋、辽三朝制度，并融入了某些女真传统特点。中央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以尚书省为主，门下、中书二省几如形同虚设，三省最高长官以三师领三省事，由女真大贵族担任，掌控国家军政大权。金朝地方制度的建立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国策，以州县制度统辖汉人、渤海人，以猛安谋克统辖女真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契丹、奚、唐古人，以部族制和糺制统辖从事游牧生产的契丹、乌古等族人。海陵王时期金朝进一步深化汉制改革，正隆元年(1156)颁行“正隆官制”，在中央裁撤中书、门下二省，实行一省制度，“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58]

金代女真传统制度的发展同样是在吸收汉制的基础上完成的。猛安谋克制度是金朝建国前夕完颜阿骨打将原始军事组织猛安谋克与女真村寨相结合而建立的具有政治、军事、生产三种职能的女真地方行政组织。金朝初年，猛安谋克官员的职掌与建国前氏族部落长有许多相似之处，缓则生产射猎，急则出战，官府机构不健全，官员无明确的职掌，既无官品亦无俸禄。熙宗“天眷官制”改革后，猛安谋克被纳入三省制体系之后，为适应上级行政机构的管理，在保留猛安谋克制度基本特点的同时，比照汉人州县官制确定了猛安谋克官职的行政职掌、品阶、俸禄与迁官之制，使猛安谋克官制脱离了落后的形态，理顺了从中央到地方行政管理运转机制，也适应了女真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全过程。

西夏是以党项人为统治者的多民族政权，境内分布着党项、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党项人是游牧民族，迁入边郡地区后，畜牧经济仍占党项人社会经济的主体，在蕃汉杂居地区，受汉人农耕经济的影响，这里的党项人逐渐转向兼营农牧或从事农业生产，“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59]元昊建立西夏政权时，根据国情建立一套仿效宋朝制度兼容党项自身特点的政权机构。《宋史·夏国传》：“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60]中央以“中书”“枢密”为中枢机构，分掌文、武大政。地方设府、州、军、郡、县、城、寨等不同规模的行政单位，“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61]府的行政规格最高，其次为州，二者是地方行政建置的主体部分。各种行政单位互不统属，其下基层社会组织分为两种因俗而治，一是在农业人口地区设置乡里，二是在游牧人口地区设置部落。在宋人眼中西夏党项统治集团“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62]显然西夏王朝华风很盛，但深入研究西夏社会与制度，可以看到西夏虽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63]但国家制度的运转却是汉制与党项制交会并存，总体发展呈现出汉制比重日益加大的趋势。

辽金西夏王朝是以北族为统治者，汉人占多数的多民族国家，为了适应国情的发展，采用汉制是一种必然趋势，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统治者保留本民族传统制度，是为了保证本族在多民族王朝中的地位，这一特点为后来的元、清王朝所继承，成为具有新的中华一体特征的大一统王朝。

四、各王朝秉承“大一统”“正统观”，中国整体性文化出现新特点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中华)整体观的核心思想，张博泉、陈连开等前辈学者早有深刻论述。[64]从先秦华夏人主张“华夷有序”的“春秋大一统”，到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阐释的中原(中国)与边境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心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赐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憯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65]“大一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各王朝统治者所奉行的“正统观”即是从“大一统”这个中国整体观念中派生的。这在统一王朝时期自不待言。辽宋夏金时期，一改之前少数民族多处于弱势地位的政治格局，辽金相对两宋处于强势地位，激发了契丹、女真统治者强烈的民族自树心理，辽金王朝统治者与宋朝统治者同样秉承“大一统”思想，皆自称“正统”，以重新恢复大一统王朝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目标。宋人欧阳修《正统论》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66]金海陵王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67]北宋初年的几次宋辽大战，以及金朝海陵王末年南下攻宋，都是为统一南北而发动的战争。

为表明本朝具有重建大一统王朝的正统资格，宋辽金王朝统治集团都运用传统的“五德终始说”为自己的正统地位寻找德运依据，以标榜本朝在自秦汉以来历代正统王朝序列中的位置。宋朝建立之初，便开始议定宋朝德运，有司上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则本朝运膺火德，色当尚赤。腊以戌日。”太祖诏从之。[68]唐亡之后，五代政权承唐绪，赵匡胤陈桥兵变受周禅建立宋朝，柴周为木德，木生火，宋朝以“火德”为本朝德运称正统。辽朝以传国玺与德运来标榜本朝的正统地位，辽太宗会同九年(938)，“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此方“传国宝”为后晋人伪造的“秦之传国玺”，晋末帝向辽太宗献“传国玺”，以表示尊辽朝为“正统”。契丹皇帝明知此为伪玺，但“(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 。[69]石晋向辽称臣，后被辽所灭，辽朝以承五代之石晋进入中原王朝序列，石晋为金德，金生水，辽朝以“水德”为本朝德运称正统。[70]金朝中期章宗朝为本朝德运承前代哪朝进行了几次大讨论，金初先后灭辽与北宋，最后金章宗选定承赵宋，“以继亡宋火行之绝”，[71]“章宗泰和二年十一月，更定德运为土，腊月辰，诏告中外”。[72]金承宋德，火生土，以“土德”为本朝德运称正统，视南宋为僭伪政权。西夏政权弱小，建国前后先后向辽宋金称臣，《圣立义海》记载：“年末腊日。国属金，土日，君出射猎，备诸食。”[73]有学者认为西夏尚白，自称“大白高国”，意在标榜自身承唐朝土德，土生金，西夏以“金德”为正统。[74]从辽宋夏金统治者皆自称正统的目的看，分立时期的各王朝不是追求四分五裂各自发展，而是将彼此视为整体中的一部分，将重建大一统王朝视为最高政治目标。元朝重建大一统王朝后，辽宋夏金时期这种各为“正统”的现象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分别修《宋史》《辽史》《金史》，皆纳入中国正史之中。

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统治者们皆奉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辽金夏三朝统治者们吸纳中原儒家文化为王朝的主体文化，将中原文化与本族文化并行。契丹、女真、党项都创制了本族文字，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中原文化的精华发展本族文化，用本族文字翻译儒家典籍，推广儒家文化。辽兴宗重熙年间，“(萧)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75]这里所谓“诏译诸书”当指用契丹文翻译汉文儒家典籍，并不仅仅是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所翻译的几部汉籍。金朝国家制度中原化程度高于辽和西夏，在女真人中推行儒学教育更为深入。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76]大定十三年(1173)，开设女真科举，“诏策女直进士，问以求贤为治之道”。[77]“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78]金朝不仅将女真文的儒家典籍作为女真学校的课本，而且世宗还“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章宗“诏亲军三十五以下令习《孝经》《论语》”。[79]金世宗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80]西夏开国君主元昊自制蕃书(西夏文)，“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夏仁宗时，“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81]辽夏金三朝非汉族的各族士大夫很多通晓汉文经史，博通儒家经籍之人并不鲜见。以三朝统治民族语言文字翻译的汉文经史典籍，是在非汉族民众中更为有效地传播儒家思想和汉文化的重要载体，客观上促进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结　语

辽宋夏金王朝是在原统一多民族的唐王朝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建立政权的民族皆为原唐朝统治下的臣民(直辖与羁縻)，各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所统辖的人口均以汉人占多数。中原王朝的基本制度和传统的“大一统”观念被分立时期辽宋夏金王朝所继承，重建大一统王朝不仅是各王朝统治者的最高政治目标，也是底层民众心所向往的王朝社会。北族统治者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自树心理，使其在吸纳前朝中原传统文化的同时，兼容本族文化，并吸收中原文化的精华发展本族文化，这使汉唐以来中国传统的整体文化出现了新因素、新特点。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元朝，成为具有新的中华一体特征的大一统王朝。

(附记：感谢宁夏大学彭向前教授提供西夏文《圣立义海》的史料！)

作者简介：程尼娜，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辽金史、东北民族史、中国边疆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认同视阈下辽金渤海族研究”(21VGB003)；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古代边疆市场发展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3VLS018)

[1] 田村實造：『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冊、東京：東洋史研究會、1964年；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中冊、東京：東洋史研究會、1971年；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下冊、東京：同朋舎、1985年。

[2]专门论述中国整体性的论文，主要有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

[3]周伟洲：《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4]《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5页。

[5]《后汉书》卷二○《祭肜传》，第745页。

[6]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193页。

[7]《魏书》卷一○○《库莫奚传》《契丹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2、2223页。

[8]《魏书》卷一○○《契丹传》，第2223页。

[9]《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68页。

[10](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一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6页。

[11](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56页。

[12]曹魏人鱼豢所撰《魏略》曰：“挹娄一名肃慎氏。”《魏略》久佚，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孔融传》时引《魏略》此句(第2272页)。

[13]张甫白：《肃慎·挹娄·女真考辨》，《史学集刊》，1992年第1期。

[14]参见李玲、东青：《也谈“靺鞨”名称之始见》，《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北齐书》常将“靺羯”写作“靺鞨”。《旧唐书·靺鞨传》记载：“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8页)

[15]《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第5359页。

[16]《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党项羌……汉西羌之别种也。”(第5290页)

[17]《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55页。

[18]《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滇良》，第2878页。

[19]周伟州：《早期党项史研究·中文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0]《隋书》卷八三《党项传》、卷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45、23页。

[21](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九八《党项》，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56页。

[22]周伟州：《早期党项史研究》，第43页。

[23]《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第6218页。

[24]《旧唐书》卷一七八《郑畋传》，第4636页。

[25]《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88页。

[26]Karl A．Witt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9，p.58.

[27]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王孝俊：《辽代人口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7年，第94页。

[28]参见杨军：《辽朝人口总量考》，《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29]参见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

[30]这个自然段引用《金史·食货志》原文中的小字放入括号中，以区别正文。

[31]《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108－1109页。

[32]《金史》卷六《世宗纪》，第148页。

[33]《金史》卷九○《完颜兀不喝传》，第2121页。

[34]《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第1110、1109页。

[35]刘浦江：《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虽然刘氏的推测没有其他史料的佐证，但是在目前尚未发现有关猛安谋克户口数量的记载，姑且用作参考。

[36]刘浦江：《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37]刘浦江：《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38]《辽史》卷一《太祖纪》、卷二《太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7页。

[39]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9－84页。

[40]《辽史》卷三一《营卫志》，第362页。

[41]学界相关考证成果较多，虽然得出的人数不尽相同，但在辽代南京留守任职者中契丹官员占大多数，这点是相同的。参见吴廷燮：《辽方镇年表》，金毓黻：《辽海丛书》第1册，辽沈书社 1984 年版，第 39－78 页；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6－292 页；王旭东：《辽代五京留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4年，第63－72页。

[42]《金史》卷四六《食货志》，第1106页。

[43]《金史》卷四六《食货志》，第1107页。

[4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5页。

[45]《金史》卷二《太祖纪》，第37页。

[4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条，第1344页。

[4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八，绍兴十年条，第2606－2607页。

[48]《金史》卷八《世宗纪》，第204页。

[49][日]三上次男著，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2页。

[5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张棣《金虏图经》，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4页。

[51]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

[52]《辽史》卷四五《百官志》，第685页。

[53]《辽史》卷四五《百官志》，第685页。

[54]《辽史》卷四《太宗纪》，第45页。

[55]《辽史》卷四五《百官志》，第693页。学界关于辽代设置几个枢密院有争议，有2个与3个之争，但无论哪种观点，北面官内设有宣徽院是毋庸置疑的。

[56]《金史》卷七七《昌传》，第1875－1876页。辽代兴中府在今辽宁朝阳。

[57]何天明：《辽代政权机构史稿·前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58]《金史》卷五五《百官志》，第1298页。

[5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仁宗庆历二年二月癸未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22页。

[60]《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 13993 页。

[61]《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第13994页。

[6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宋仁宗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第3641页。

[63]《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第14028 页。

[64]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65](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八《诛秦第四十四》，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30页。

[66](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六《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7页。

[67]《金史》卷八四《耨盌温敦思忠传》，第2003页。

[68]《宋史》卷七○《律历志三》，第1596－1597页。

[69]《辽史》卷五七
《仪卫志三》，第913、913－914页。

[70](金)佚名：《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648册第309页。

[71]《金史》卷一○七《张行信传》，第2505页。

[72](金)佚名：《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310页。

[73]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74]王炯、彭向前：《“五德终始说”视野下的“大白高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75]《辽史》卷一○三《萧韩家奴传》，第1450页。

[76]《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第1220－1221页。

[77]《金史》卷九九《徒单镒传》，第2318页。

[78]《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第1213页。

[79]《金史》卷八《世宗纪》、卷一二《章宗纪》，第202、294页。

[80]《金史》卷八《世宗纪》，第203页。

[81]《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卷四八六《夏国传下》，第13995、14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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