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制与“两税法”优劣之比较

人在旅途

唐代建立后，在田赋制度上实行的是“租庸调”制，这种制度仍然是古代井田制、均田制的延续，全国所有的耕地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的，实际上是皇帝一家的，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租庸调”制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租”是指，土地按照人口分配给劳动者使用，劳动者按一定比例交租给国家。具体而言，一个男丁，当他长到18岁时，自然会分给他一份耕地，他在这块耕地上劳作，每年按一定比例交租。唐代规定交租的比例是收获产品的四十分之一，这比汉代的三十分之一要低。等到这个劳动者年纪大了，到了60岁，国家就把他耕种的土地收回去。这个过程叫作“还受”，以前是接受土地，现在是交还土地。第二，“庸”是指服劳役。劳动者除了交地租以外，每年还要按照规定服劳役。国家经常会兴办一些大工程，比如修道路，架桥梁，修水利，以及为皇室修建宫殿和修筑长城等等，这些工程所使用的劳动力都是向民间摊派，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工。唐代规定，每一个成年劳力一年之中必须服20天的劳役，这比汉代的30天少了10天。第三，“调”是指在“租”之外，每户人家还要上缴家庭自制产品，主要指的是丝织品和麻织品。在那个时代，一般家庭里是男耕女织，男性管耕田，女性管纺织，包括丝织品和麻织品。这些产品也要按照规定交出一定数量给国家。

实行“租庸调”制，前提是精准的人口统计和田亩统计，特别是对每个男人，从他出生到年老，年龄的不断增长都必须精确的记录在案，因此，必须有另外的制度与之配套才行，这样就产生了“账籍制”。

“账”指的是给男丁所建立的登记表。一个男孩，从他出生起，就记录在案，到他长到18岁成丁，开始受田和服劳役，直到他长到60岁，交回耕地为止，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准确记录。这叫“账”。“籍”是指户籍。从唐代起，中国就建立了户籍制度。户籍是人口登记册，每个人都必须登记在册，人口出生、死亡、迁徙都一项项记录在册。

“账”的内容需一年一次重新造册，“籍”的内容需三年一次重新造册。无论“账”还是“籍”都是一式三份，县、州和户部各保存一份。每次重造的“账”和“籍”叫一“比”，县和州必须保存以往的五“比”，户部保存三“比”。也就是说，户籍资料在县和州可以倒查十五年，在户部可以倒查九年。

如此具体详尽的资料统计是一件非常繁琐、非常细致、非常严谨的工作，工程量巨大，必须具备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才行。例如，需要许多纸张印制表格，需要许多人力作调查统计工作，需要专人负责向上级报送，县、州以及户部需要有专门机构接收和保管资料等等。在唐代，纸张还是稀缺物资，印刷术也不普及，另外，那时的交通工具也很简陋，赴外地报送资料，出一趟远门也不容易。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制约以外，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素质也很重要，必须具备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还必须有文化，能写会算才行。所以，如果真正能够按照制度要求把摸清资料、制作完成“账”和“籍”的准备工作做好，最终能够一件件完全落实，并且要年复一年不能懈怠，实在是非常艰难的事。所以，可以想象得出，这样的制度具体执行起来难度会有多么大！

中央政府设计的制度听起来不错，可是实际执行起来却往往走了样。由于人都是有惰性的，如果稍有疏忽，在统计资料时出现差错的事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有的统计对象已经到了“受田”的年龄而得不到田，有的人年龄过了60岁却未让他“还”回田；有的男丁该去服劳役的，却因疏忽漏掉了，有的人不该去服劳役的却被错误地强拉了去，如此等等错误，不一而足，比比皆是。应该说，这样的错误都是很难避免的。长此以往，制度执行必然走了样，很难继续坚持下去。更不要说，一些豪门从中弄虚作假，横加干扰，也必然会给制度的执行造成一定困难，这也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所以，由于以上各种因素导致唐代的“租庸调”制度真正执行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淘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统一各项税收并取消各种杂税。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应该说是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个质变。以前的土地制度，无论是“井田制”、“均田制”还是“租庸调”制，它们的前提都是承认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贵族或皇帝的，土地不属于耕作者个人，个人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自从实行“两税法”起，实际上土地已经变成私有，耕种者可以自由出售或购买土地。自唐德宗建中元年开始，中国的土地成为私有并可以自由买卖，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以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合作化之前都是如此。

“两税法”的优越之处在于，它是以财产（主要是耕地）的多少为计税依据，不仅拓 宽了征税的广度，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由于依照财产多少即按照纳税人负税能力大小征税，相对地使税收负担比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税收负担。

“两税法”比起“租庸调”制另一个优势是，它的手续简化多了，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在这种税法实行以后，政府税收明显增加。

不过，再好的制度时间长了，它的弊端也就会逐渐暴露出来，“两税法”也是如此。

“两税法”执行之初，各地田亩数量和征税数额是按照德宗建中元年的前一年（唐代宗大历14年）的数据为依据的，这两项数据多年间相对固定，不会随时改变。但是，各个地方的耕地面积和人口状况却是随时在变化中，假如征税数据的变化跟不上实际情况的变化，那么就会出问题。比如，某个地方原来居住着十户人家，后来有五户搬走了，可是征税数据没有变，那么，原来由十户负担的赋税现在就要由五户负担，他们的负担增加了一倍。这样，这个地方的人会变得更穷，有的人就会想法逃走，假如最后只剩下一两户人家的话，他们势必无法完税，只有破产。反之，某地因为条件较好，外地人就会迁徙过来，这里人口必然增长，可是税负是按耕地计算的，这样，这个地方税负没有增加，同样的税额却由更多的人分担，这样，这里的人们自然会变得富裕起来。最终结果必然是，一部分人变得富裕了，一部分人变得贫穷了。穷人不得不出卖土地，富人购买土地，逐渐的，土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因为出现上述问题，政府每过三年也会重新统计土地和人口变化情况，不过统计数据的变化总是落后于实际变化，更不要说有人会故意瞒报土地数量，所以很难做到准确无误。

“两税法”的另一个弊端是，唐代规定税收不收实物，必须缴纳货币。农民们必须把生产的粮食和各种副业产品以及丝织品、麻织品等出售，变换成货币再纳税。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不良商人会借机压低收购价格，使粮食和农户的各种自产货物贬值，因此给农户带来很大损失。

总之，唐代推行“两税法”的起因是为了征收田赋的方便，带来的却是土地制度的根本变化，从此，历史上相沿已久的平均地权的理想到此彻底破灭。自“两税法”实行后，政府任由民间田地自由转移，失掉了为民置产的精神，结果是造成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贫富越加不平等，不仅耕者不能有其田，反倒是奖励了地主的剥削。由此可知，一千多年来中国农村的贫富分化的现实情况，其根源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