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9日， 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侯軍

原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

郭兆英

作者简介：郭兆英， 女， 北京女八中 66 届高中毕业。 1967 年到西乌旗草原插队， 是“文革” 开始后， 首批“上山下乡” 的 10 名知识青年负责人之一。 在牧区从 事放牧， 草原基础建设工作。1970 年以后， 先后在西乌旗革委会、 内蒙古党委、 国家自然资源部等单位工作。

       我把自己如何下乡的经历，简要地写出来， 是想告诉人们，我所经历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和自己的人生感悟。

       我想通过它，告诉人们开始几批下乡的，並非像有的传说那样， 被强迫或者糊里糊涂去的。当然， 后来下乡的情形各异。

        我还想说，知青对党和国家、 对当地农牧区，是有一定贡献的。

       我想通过自己对知青的认识， 以及我的这段亲身经历， 能有助于大家从多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正确、全面地认识知青。

      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3年， 我考取了北京女八中。这是我人生里程中最重要的加油站。 进入女八中时，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王季青校长(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的爱人)在开学典礼上， 那番鼓舞人心的讲话。她给我们介绍了学校的光辉历史； 培养了多少国家栋梁之材。 她的讲话始终在激励着我，教我在坎坷的人生路上，永不放弃、 不断进取。在以前的学校，我是全年级的学习尖子，到了女八中以后， 被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 当时班上的团干部，除了我一人是外校考来的，其余都是本校考上来的。 但是，第一学期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却成了中等， 我由团组织委员降到团小组长， 又到一般团员。学习成绩下降，对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我想起王校长在开学典礼上那番鼓舞人心的讲话时，努力进取的勇气就有了。 我给自己订了一个规划：要求自己的学习成绩在高一年级保持中等水平， 在高二年级达到良等水平，在高三年级成为优秀水平。结果，我提前一年进入了优秀学生行列。 同时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 “学王杰”等运动中， 还被树立为各种典型。所以，又重新被选为团支部领导，还在高三年级入了党， 并且学校还要保送我上大学。可惜，开始了“文革”，未能成行。后来， 由于各种原因， 我三十多岁才得有机会系统学习。我通过脱产和业余时间， 系统学习或短期培训， 考取了十八个学历证书(其中有八个是退休后， 在各公司工作期间考取的)，並获取 了两项高级专业职称。尽管如此，仍感到有一种遗憾， 因为没有时间和机会， 让自己所学的知识，尽可能多的发挥作用。我想， 一定有很多很多知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有和我一样的经历，一样的感受。

郭兆英（右一）与二名同学分别前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1966年5月，“文革”在中学开始， 学校停课，“内战”四起。“文革”初期，我和我们家都受到了误伤，我 (修正主义苗子)和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分别在学校、单位挨批挨斗，家被抄， 面对当时政治混乱，除了疑虑，更多的是不满。1966年8月以后， 我采取了“逃避的态度， 与几个同学自发到工厂、农村参加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

      1967年初， 我又和几个同学从北京步行到狼牙山， 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一路上，我亲眼目睹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 联想到高三毕业时，学校进行的“一颗红心，多种准备”的教育， 深深认识到是劳动人民养育了我们，有志气的知识青年理应到农村去， 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献给农村， 去改变那里贫穷落后的面貌。在狼牙山社会调查过程中， 我给一位“文革”初期曾共过事的25中学生去了一封信， 谈了我很多社会调查的体会和打算。 他回信说，他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多思考。但是他们班的同学曲折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想法 。

       1967年4月，我从狼牙山返回北京， 目睹京城仍在“内战”，加上父亲也被打成走资派，十分反感。当时， 大概是因为江青4月3日、4日的两次讲话，使北京中学生分成了“四三” “四四”两派，打得一片混乱。我想，中学生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学校闹 “革命”吧？该向何处去？那时，我有了一些探索性想法， 也有摆脱困惑、寻找新出路的渴望。 这时，北京25中的曲折和一些同学也对“文革” 打派仗感到厌倦，认为创办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他曾发出 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就有很多人报名。 在创办红卫兵大学的过程中，他们按 “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学生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从狼牙山进行社会调查返京， 曲折的那位同学把我介绍给曲折(后来我们成为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的夫妻)。我们认识之后， 在探讨中学生运动应该走向何方时， 我谈了很多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 分析了农民养活知识分子又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问题， 大大影响了他的思想。在这段时期，我们经常交换看法，达成了共识： 决定联系一些中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当时我们认为，知识分子要革命， 只有和工农相结合。再则， 农民养活了我们，我们理应把学到的知识献给他们。 况且农村是那么需要知识。

     1967 年 10 月9 日，十名知青临走时，在天安门前宣誓

　　另外，我们也深受 60年代初期青年学生榜样人物的影响。那时候， 曾大力宣传过下乡知识青年邢燕子、侯雋、董家耕、 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事迹，对我们感召力很大。思路清晰了， 决心下定了，我们就开始筹备到农村插队。一些同学听到这个打算， 也想和我们一起去。就在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旁边贴了一些大标语， 过去插队知青要求返城。于是， 我们又坐在一起学习毛主席《五四运动》、 《青年运动的方向》著作， 觉得毛主席提出的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应该没有错， 我们一定要亲自走这条道路。 当然去农村插队不是一帆风顺的，阻力非常大，我们团队的人数由少到多，又从多到少，最后只剩下10名坚定者： 女八中的郭兆英、郑晓东；二十五中的曲折、 胡志坚、高峰、鞠颂东、王紫萍、宁华； 二十二中的王静植；女十二中的金鹃。我们10人中， 没一个人的家长同意子女插队落户， 但大多数家长又不敢公开反对。
　　我是独生子女，父母舍不得，多次找人、 找学校做我的工作。当时，学校军宣队还准备让我做学校党支部书记( 其实我只是个预备党员)，所以学校也不同意。但是，我始终非常坚决，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只要认准了的事，一定努力去做，並且会坚持做好它。 我们筹备开始，先是选地点。 开始比较理想主义，再加上青春浪漫，惟恐走得不远， 沿着地图的边界线找，选中了新疆拜城这个极为生疏的地方，好让自己没有退路。计划9月底，在当地大雪封山之前出发。 随后， 我们到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这个计划， 北京市劳动局安置办公室的同志，不赞成我们去新疆， 说中苏边境纠纷多，不稳定， 建议我们到内蒙古去，我们同意了， 并等市劳动局出面与内蒙古有关部]联系来具体落实。
　　10月初， 内蒙锡林郭勒盟派安置办的杨振祥、 张保德同志到北京接我们。10月8日那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丁国钰、 李冬民以及北京市劳动局、教育局的领导，接见了我们10人， 叮嘱我们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到牧区后要虚心向牧民学习，尊重民族风俗， 把牧区建设好。还要求我们，为留在学校的中学生带个好头，打响第一炮。
　　当时，我们第一次隐约感到， 他们可能把我们的行动， 同中学的毕业分配连在一起了。10月9日清晨， 我们10人来到天安门广场， 这里已聚集了上千名送行的同学和朋友，还有家人。 北京市劳动局也组织了欢送队伍，气氛非常热烈。我们在金水桥前列队， 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慷慨激昂的宣誓(誓词事先准备好的，比较长)。 之后坐上北京方面派的大轿车， 带着光荣而又沉甸甸的使命，像要上战场的战士一样， 义无反顾地北上了。

　　从有下农村插队的想法到出发， 历时半年多时间，我们的思想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1967年10月9日， 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从学校走向牧区，开始了人生旅途中一条崭新的曲折的路。
　　两天之后，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我们去内蒙插队的消息， 并刊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后来， 有些记者还跟着我们到了蒙古包 ，羊群边，记录下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1967年10月9日，我们 10名北京中学生，奔赴内蒙古锡盟草原插队的行动， 竟会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随后，成千上万的知青从全国各个城市走向农村、 牧区，人数达1700多万。 当我们10个人走向内蒙古牧区时， 对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从没有想过。 我们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此举对毛主席做出决策会起到什么作用 ;不会想到此举会为安置成千上万中学生的工作提供思路；更不会想到， 在我们之后10年间，有17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 几年后又离开农村返回城市，形成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大迁移， 冲撞得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由于新闻媒 体的宣传，在我们到草原落户的第二个月， 即1967年11月，又有300多名北京中学生， 作为第二批知青来到了内蒙牧区插队， 我们第一批十名知青，在锡林浩特市和广 大市民一起，隆重地迎接了他们。

　　1967 年 11月，十名首批北京知青和锡林浩特群众一道欢

迎第二批赴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 “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迅速形成高潮。 我们的行动， 对当时迷茫彷徨的全国中学生的去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把自己如何下乡的经历简要的写出来， 是想告诉人们，我所经历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我认为， 面对当时国家经济的危机四伏、 社会秩序的混乱动荡，学生无法升学就业的局面， 出现了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 缓解了各方面的压力，仅就这一点讲，知青是有功的。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改变农村旧面貌的事迹， 体现着我们这一代人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知青精神是一种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执着进取的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过去需要，今天需要， 明天更需要，我愿知青精神发扬光大，永不衰减。

“知青”这个专有名词，48年来， 一直紧随着我， 伴我走过了坎坷的人生路。回想起我走过的路程， 它包含了多少苦涩和自豪。同时， 我也深感付出的太多，失去的太多。48年来， 虽然也取得过一些成绩， 却未能成就骄人的事业，心中也曾很不是滋味， 可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蹉跎岁月和努力进取伴随我走过了前多半生。 一路成长的艰辛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懂， 因为我们对生活的忠诚，有自己的深度和过程。 生命道路坎坷而曲折， 再多苦难我们也担承了，岁月中的苦涩苦难， 造就了我们丰富的人生。 缺憾也是一种美，因为它是用信仰来支撑的。

我想，我们的知青朋友们是要总结过去， 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更好地、更切实地规划一下未来的生活，如何健康、快乐、 积极地走完我们后边的人生路！我常跟朋友们讲， 这也是我当前的生活态度： 昨天已经属于过去，不必得意，也不必追悔；明天还未到来，无法想象， 也无法把握；只有今天常在，努力过好每一个今天！

　2015年10月9日

知青看草原 | 1967年10月9日，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朗讀者：康志紅

注：
     本文轉載自《情繫烏珠穆沁——西烏珠穆沁旗知青的記憶》西烏珠穆沁旗知青文集編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