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 共和国刑警，崔道植 20

美友439711716

　　说明：以下内容出自同名书籍2020年版本，其中涉及的一些时间节点如“××年前(后)”“至今”等可能已不符合现时情境，提请自行留意甄别。 　　还有一次，1979年的一天，崔英滨去崔道植的办公室找爸爸，结果看到崔道植正在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看显微镜，他已经知道父亲工作的时候不能打扰，于是，他来到了1号楼，先去父母结婚的二楼驻足怀想了一会儿，然后，又奔了地下室。
　　1号楼那个地下室宽敞明亮，门也总是大敞四开。在地下室里，他看到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电线和插头，觉得好玩，就伸手薅着玩儿了起来，玩够了，又起身回到院子里，折返父亲的办公室，搁门口看见崔道植依然在工作，于是，便回了家和金玉伊先吃了晚餐，金玉伊则按照惯例把每一样菜都分出一部分，单独留给崔道植。

　　然而，崔英滨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吃完晚餐那个当口，省公安厅大院已经乱成了一团糟。原来，他先前在地下室里竟然随手拔掉了省公安厅的通讯电缆，造成公安厅的通信严重瘫痪。当时正值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公安厅长还为此召集各部门召开了紧急会议，研判是不是“蘇修特務”混进来搞破坏。
　　结果那天晚上，崔道植拎着工具箱上1号楼的地下室进行了现场勘查，经过提取指纹并进行分析，他向厅领导反馈说，现场的指纹是孩童的，想必是哪个顽童玩耍给整坏了。
　　于是，公安厅大院内的所有家属被召令集合列成了一排，人家刚说完事情的原由，崔英滨就“勇敢地”站了出来，所有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这一次，崔道植没有再殴打崔英滨，但他告诉小儿子，进了公安厅的院子，可以抓蜻蜓，可以捕蝴蝶，但不能再乱走、乱碰。

　　记得采访崔道植那天的早晨，我穿过拥堵的街道，在雾霾笼罩的城市里一路向北，来到天空澄澈、空气清新的松花江北，第一次在养老院中见到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原处长、崔道植。数十年来，崔道植持之以恒地研究公安痕迹科学，成为全国著名的痕迹检验专家，更是被誉为黑龙江公安战线的瑰宝。
　　1992年，崔道植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证书，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也就是崔道植从黑龙江省公安厅退休那一年，他还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哈尔滨《生活报》举办的“黑龙江省十大侦探”评选活动中当选“十大侦探”。1999年，他被公安部聘为首批特邀刑侦专家，2006年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2009年10月又荣获“黑龙江省公安保卫战线最具影响力英模人物”称号。2019年，他还接连获得了龙江公安特别贡献奖、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龙江最美退役军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荣誉。

　　后来，因为夫人金玉伊的阿尔茨海默症症状愈发严重，崔道植为方便照顾她，搬至了养老院居住，一并带去了自己的痕迹鉴定设备，一边照顾老伴，一边以养老院房间作为自己的办公室，继续不断接受公安部传来的痕迹鉴定样本和材料，鉴定完毕后再通过邮件传至公安部。此外，时年86岁的他每天都整理资料，将以往工作中的成功案例做成PPT电子幻灯片，留给年轻一代刑事技术人员作为参考，并聚精会神地推进非制式枪支建档和弹头痕迹的研究等课题的攻关工作。
　　2018年中秋节，别人放假，崔道植却带着金玉伊和崔英滨来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实验室“上班”，自己和年轻警察一起开展课题实验，而让崔英滨安抚平时净围着他转的金玉伊。当天，崔道植又是整整工作了一天才回家。
　　养老院里的崔道植一刻也不停歇，给人一副体力充沛、精神矍铄的感觉。但事实上，崔道植自打退休开始，就一直有心律不齐的毛病，他随身总是揣着救心丸，难受的时候就服用，就这么20多年一路走到当下。

　　人体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总会让老年人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崔道植也经常面临各种病症的困扰，但他总会想方设法克服这些困扰，尽量不让自己的工作受到影响。渐渐地，人们见证了他的执著，也见证了他的毅力。
　　2017年初，之前不止一次提到的李新明请崔道植帮忙鉴定一枚指纹。每次他找崔道植把关，都是很快收到对方的回复，这一次也不例外。但当崔道植解惑答疑的时候，李新明注意到他眼睛不断流泪，一问才知道，崔道植刚刚做完了一次白内障手术。
　　李新明听了，不由也是潸然泪下，他自责地说：“要是早知道，怎么还能让您再看电脑啊！崔老，真是对不起……”
　　崔道植却反倒笑了：“没事的，不要多想，啊！”
　　不只是对待李新明，崔道植对别的下属和同事也是有求必应，他曾经因为下属晋升的事情亲自去找领导，甚至不惜写下辞职信；为求下属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他也曾和某些公安局领导沟通，主动举荐人才。他还经常把住宿的年轻民警带到家里吃饭。
　　然而，当类似的情况换成自己的孩子时，崔道植却只有一句话：“我的荣誉不是你们进步的台阶，路是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崔道植从不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为自己和家人牟利。早些年，有基层公安机关会给崔道植送来米、面、油，或是山货，以感谢他加班加点拿出的精准鉴定结果，但这些东西最后都被崔道植送去了单位食堂改善伙食，而从没被他私用过。

　　崔道植的小儿子崔英滨于1990至1993年间在佳木斯服役，其间，崔道植经常会因为工作去佳木斯市公安局办案。佳木斯市公安局和崔英滨所在的部队驻地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可崔道植从来没有在办案间隙去看望过小儿子，连一同去办案的同事和佳木斯当地的警察有时也提议崔道植抽空去看看崔英滨，但都被崔道植婉言回绝了。
　　当时，在崔英滨看来，父亲对自己的生活和前程简直就是漠不关心、极不负责，人其他战友有能力的都调回了哈市，而他们父子近在咫尺，却连面都见不到，这又一度使崔英滨增添了憎恨父亲的理由。
　　在第15章里，我们提到，2006年，崔道植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后，将40万元奖金都用于了公家购买设备器材，这件事儿在省公安厅内部一度传为佳话，但家里人却对此是毫不知情，因为崔道植从始至终就没说起过。而也恰恰是在这一年，自己在哈尔滨都还没有住房的二儿子崔红滨却正在为没有足够的钱给母亲金玉伊买一处有电梯的楼房而犯愁。
　　崔红滨产生给母亲买房的念头，是源于有一次他回家吃饭时听到金玉伊的一句话，当时，电视上正在说房价上涨的话题，金玉伊看到后，说：“你们都年轻，将来都能住上带电梯的房子，像我们这样上岁数的，怕是没这个机会了……”
　　虽然在旁人听来，金玉伊的话更多像是随口一说的玩闹，但崔红滨听了却是特别难过扎心。这一年，崔道植家的住房已经老旧不堪，家里陈设虽然一如既往地干净整洁，却也是家徒四壁。父母养育了他们兄弟3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外加他们仨陆续结婚成家这些花销算下来，家里这财政不闹赤字就已经好不错了。

　　此后，崔红滨便开始留意带电梯而又便宜的房子，当时他看中了距离省公安厅不远的一个居民小区，房价2800元一平方米，无奈积蓄实在不够，只能望房兴叹。他知道，自己穷，家里更穷。
　　2009年，崔红滨终于下决心买下上述小区的一套楼房，这会儿，房价已经涨到每平方米5400元、接近6000了。此时，平时只研究抓人办案、不研究“经济问题”的崔红滨突然意识到买房是可以贷款的，于是，向周围亲戚朋友一通借债，再上银行一打听，获悉自己能贷35万。回家后，崔红滨没有和金玉伊商量，而是直接朝崔道植挑明：
　　“爸，我决定要买房子了！花多少钱，就算还一辈子房贷，我都买定了。”
　　崔红滨看中那处房子总价是76万，当时他连首付都拿不出来，幸好，在崔道植倾囊相助，还有大哥小弟以及其他亲戚朋友的群起支援下，他最后凑够了首付。

　　崔道植的学生、深圳市公安局痕迹检验大队大队长梁传胜说：“崔老师常年点灯熬油进行课题攻关，获得了很多专利，他完全有机会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他都把这些专利无偿献给了公家。”
　　崔道植在工作与生活当中自奉节俭，长期以来在简陋、甚至可以说破旧的黑龙江省公安厅家属楼里坚守着如孔夫子评价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清贫，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与众多同事、学生谈“痕”议“迹”，一派“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工作氛围。
　　从办公室到家里，再到养老院，陪伴崔道植最久远的是那台显微镜，就在显微镜下，曾经显现过一起又一起惊天大案的微痕，进而引导基层刑警打开一起又一起疑难案件的突破口。显微镜是崔道植生命的中心，除此而外，粗茶淡饭只为果腹，单衣短褐只为御寒，他不单在生活上节俭，在价值观上也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富贵如浮云。

　　必须明确一点，说崔道植脱俗旷达，并不等于说他就没有痛苦烦恼，也不是他对烦恼和苦痛有意掩盖、躲避。恰恰相反，崔道植是个情感丰富敏锐的性情中人，很多时候，谈起和自己相关的过往，他说得动情，旁人也会听得热泪盈眶，只不过崔道植不太愿意回忆过往的东西，也不愿意向他人诉说过去侦办的案件罢了。
　　崔道植不是没有“大痛苦”“大烦恼”，但他对待痛苦与烦恼的释然态度，让人感受到了他的顽强。面对烦恼和痛苦，如果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或者佯装无视、自我麻木，便会沦为弱者、愚者、伪者；而崔道植是能以旷达的心态，咀嚼、化解、最终超越痛苦与烦恼，这恰恰证明他是工作与生活中的强者、智者、真者。

　　崔道植对待工作的勤勉作风，也让自己的家庭拥有了一种特殊的醇厚之风。崔道植以崇高的人格和坚定的意志感染着、带动着自己的家庭，其身体力行的家教模式也打造了非同一般的“警察家风”。
　　上文提到，崔道植的3个儿子小时候经常到单位来找他，由此，他们都对他对待同事的礼貌和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同时，这也是对他们最好的言传身教。不过，也有一些所谓的弱点被同时传承了下来，比如他不善与人说笑，不擅长搞一些所谓高情商的行为。父子四人生活的主旋律都是扎实、踏实。作为朝鲜族人，每逢年节回到金玉伊娘家的时候，虽然载歌载舞的场景令兄弟三人难忘，但这些热闹的情景与他们并不相关，平日生活里的兄弟三人都和崔道植一样，很是沉静。

　　而说到父子间的关系，这4个大男人之间仿佛总是隔着一堵墙。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代沟、隔阂，而是指他们从来不会因为一些琐屑或者情感起伏之类的事情，进行过多的交流，崔道植始终如一的繁忙工作状态也令这种交流难以实现。如此一来，生活里还是产生了一些缺憾和矛盾。

　　比如，3个儿子曾经觉得崔道植跟家外人亲、跟家里人冷，对他们永远都是批评批评再批评，小时候不论在外面是闯了祸还是起了什么冲突，崔道植都只会让他们从自己身上找毛病，想在父亲面前辩解什么，那是不可能有用的。甚至于崔成滨因为自己和崔红滨从小就跟父母不在一起，还曾质疑过父亲到底是不是爱他和二弟。
　　而长大以后，3个儿子也曾不理解崔道植的简朴，你像在白银案攻坚的关键时段，当时，因为82岁的崔道植要乘坐火车赶赴甘肃，3个儿子曾经生气地跟他说：“爸，我们自己掏钱给你买飞机票，总可以吧？这不也一样是不花国家的钱吗？”
　　再如，刚得知妈妈金玉伊患上痴呆后，崔成滨和崔红滨背地里也不是没有责怪过父亲：
　　“健康的人再老也不会糊涂，咱妈得这个病，就是生活环境闹的，再说白了，就是孤独，身边没有说话的人儿！你看别人家老两口儿的精神状态多好，有事儿没事儿搭个伴，吃完饭出去遛弯儿，这些人有得老年痴呆的吗？没有吧！不是说大部分患老年痴呆的人都差在伴侣陪伴不尽责，照顾得不好，害他们心情压抑吗？要我们说，咱妈的病就是抑郁出来的！”
　　……
　　父子关系，尤其是中国人的父子关系，常常难以避免地呈现出这样一种轨迹：儿子年幼之时与父亲和谐相处，亲密无间；可当儿子进入青少年时期后，便开始跟父亲发生冲突；严重时儿子甚至在成年后跟父亲冰炭不同炉、势不两立。如果幸运，待到父亲年老时，父子双方或许还能够和好；而有些父子则不幸就终其后半生都是芥蒂难解了。据说，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曾将这种父子关系的变化过程评价为一种“精神成长的历程”，认为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对权威的认知从崇拜到超越的过程。它常常是带着一些摩擦与碰撞，令人难以捉摸，甚至还埋藏着一些经年难解的心结。
　　崔成滨曾说：“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个，都是从内心里敬畏父亲的，虽然对父亲曾有很多误解和不理解，但我们始终知道父亲是在做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他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以这么说吧！这些年来，我们家是‘爱恨交织’，但在支持我父亲工作这一点上，都没有一点儿异议。”

　　不只是一直在设法回报金玉伊，对3个儿子，崔道植也不是没有表达过爱意。
　　大儿子崔成滨从小就乐意玩枪。小时候有一次，崔道植上班忘记了带走随身的配枪，结果，崔成滨发现了他携带配枪的裤子还挂在柜子里，便跟也在家里的崔红滨说：“咱爸的枪搁家里了，咱拿出来看看吧！”
　　不料，正当哥俩玩得兴起时，崔道植回来了。原来，他发觉枪落家了，又急忙从单位回了家里。他这一进屋不打紧，却把崔成滨和崔红滨都吓毛了，因为，枪还在他们手上。崔成滨慌忙趁崔道植不注意把枪藏了起来。
　　而崔道植打开柜子一看裤子被翻过了，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但他却并没有直接“审问”俩儿子，更没有发作，反而表现得很平静，状似自言自语地说：“哎我那东西放哪儿了呢……”说罢，转身出去了。
　　崔成滨和崔红滨小小年纪却都蛮有悟性，甚至到了跟父亲有了默契的程度，一见崔道植走了，他俩忙把枪悄悄放回了原处。
　　不多时，崔道植重新回屋又打开柜子，立时便笑了，随之又像是自语般地说：“今天穿这裤子不相应，换一条好了！”当他换上带有配枪的那条裤子，重新出门去上班前，还再次看向小哥俩，又笑了笑。

　　事后想来，崔红滨愈发清楚，父亲当时是不动声色地给了自己和大哥一个“回头是岸”的机会，既大度，又不失策略。而他自己，也曾经在一次发高烧时，感受到父亲实诚劲儿十足的关心。那一回，他烧得都抽风了，崔道植急忙背他去了医院，半天过去后，见崔红滨情况稳定了，崔道植又顶着冬日的寒风把他背回来，放回到床上，问他：“想吃什么吗？”
　　结果崔红滨回答：“冰棍儿……”
　　那时候的东北不像现在、越是冷天哈地卖冰棍反倒卖得越欢实。当时根本就没有大小超市的概念，大冬天也压根儿就找不到那种到处走街串巷卖冰棍儿的推车。所以最后，崔道植是骑着自行车上中央大街买了一兜冰棍儿，才回返崔红滨的床前。
　　崔成滨、崔红滨、崔英滨成年后，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警察，崔成滨任职于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致力于刑侦信息化业务；在崔道植研发第12至13章说到的铝箔胶片和弹痕展平器技术期间，崔成滨承担了计算机制图设计等工作，后来就和崔道植一起作为设计人申报了“弹头膛线痕迹展平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
　　崔红滨也在经历数年的刑侦工作后、如今同样供职于省公安厅，成为反邪教总队的业务骨干。崔英滨则是子承父业，在哈尔滨市公安局也从事痕迹检验工作。三兄弟和崔道植共同组成了一个警察之家。
　　虽然学习方面的成长经历各不相同，但兄弟三人却最终都向与父亲相同的同一个职业会合。不能不说，这样的结果与他们的父亲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1968年夏天出生的崔红滨，如今是崔道植3个儿子当中个儿最高的一个，一米八零的个头在不到一米七的崔道植面前相差明显，但父亲的威严在他心中依然是无可比拟。
　　崔红滨自幼便颇有美术天赋，他的美术作品经常被家人和老师称赞，1986年，崔红滨报考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就是现今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专业课与文化课他都过了，却不料到头来被别人走后门给挤了下来。失落之下，他问老师：“我这事儿，还有挽回的可能了吗？”
　　崔红滨的老师也已经在发榜时发现了崔红滨没有被录取，并且和他一样是气不打一处来：“挽回是够呛了，通知书都已经发完了，早知道要是能让令尊帮你疏通疏通……”
　　可崔红滨哪里敢跟崔道植提这样的要求，且不论当时崔道植正在宾县忙着给公安部组织的技术侦查培训班上的学员授课，压根儿伸不上手；也不说崔道植打从自己小时候就嫌乎自己淘气、会不会认可自己的想法；单是以崔道植为人处世的准则，就算提了，他能答应才怪。
　　所以最后，崔红滨只是垂头丧气地对崔道植说：“爸，我水平不行没考上，我还是当兵去吧我！”然后带着一肚子的意难平离开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