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弦一柱思华年

款款

一弦一柱思华年

秋色苍然，盛夏已远，凉意阵阵中，不由想到母亲，离开已经四个月了，秋雨秋风中她可安好？

　　昏暗的街灯漂浮在小河中似游鱼的眼睛；沿河而列黛瓦下粉墙斑驳的木格窗映着依稀的光晕和幢幢人影；琵琶和三弦撩拨下的吴侬软语咿咿呀呀揉碎在临河青石板小路的潮湿空气中。这是我想象中的母亲的故乡。印象中外婆最喜爱的是评弹，最喜欢吃的是甜食。做菜时只要多放一点糖，她就会眯缝起弯弯的笑眼，深吸一口气，从心底发出“好吃来--“，尾音长长地拖着。母亲离世前已卧床三年有余，年轮消蚀了她大部分的肌肉，记忆也在岁月中混沌，在难得清晰的片刻她会与别人说自己的故乡硖石。我没有去过母亲的故乡，但似乎也并不陌生，那里的人种桑养蚕，也养羊，蚕的粪便是羊的极好饲料，受过教育的女子也有不少选择读蚕桑作为自立社会的职业。这是我母亲口中的故乡。喜好甜食是他们的习惯。母亲即使思维断片，但只要给她吃甜食，也会发出好吃的感叹。

　　母亲是三零后，中学毕业时迎来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对新的时代她有最朴素的认识，她与我说过她亲眼在清晨的上海街头看到过倒毙路边的尸体，并用圆睁的双眼来表达她的内心感受，我可以想象“路有冻死骨”的惨状在年幼的她心中所产生的震撼。于是听党的话，认真工作，成了她毕生的追求。

　　中学毕业后脱离旧式家庭划清界线自立社会成为她最迫切的愿望，母亲酷爱唱歌，后来她曾经多次说过当时她想报考文工团，把唱歌作为终身职业，有一次甚至已经到了车站。顾虑重重中她没有迈出最后一步，但听歌唱歌成了她最大的业余爱好。戴玉强的《我像一朵雪花天上来》廖昌勇的《我爱你中国》是她最喜爱的歌曲，刘欢、毛阿敏是她喜爱的歌手，坐沙发上，看着他们演唱成了她晚年最大的消遣和享受。

最终母亲选择了当时热门的专业：俄语，毕业后就成了俄语老师。学习俄语给她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以后她曾经多次谈到过她的俄国老师和他们对她的点评。唱着红莓花儿，读着普西金，岁月展示着它最美好的一面。多年以后她说到普希金眼里的光芒一如她说起她的同乡徐志摩。她向我推荐过许多俄罗斯经典。曾经有一个愿望退休后陪她去俄罗斯旅游，但最后还是没能成行，成为终身遗憾。

　　当疾风暴雨般的文革到来的时候，有原罪的母亲被红卫兵批斗关进牛棚是她无法逃脱的命运。至今记得晚上回家她惶恐的眼睛，“今天我又讲错话了……”语调里带着绝望的哭腔。往往是越怕讲错越会讲错，母亲就这样经受着痛苦的煎熬。不久，母亲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改造。母亲在农村遇到了什么我不清楚，她也没有向年幼的我们倾诉过，但有一个场景我至今记得。那时母亲过一段时间可以回家一趟，有一次母亲回家的日子，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中年男子，灰布衣服头戴毡帽，一声不吭地坐在家里不走，母亲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该如何办，她悄悄告诉我们，因为要造房子这位贫下中农向她借钱，但母亲没有钱借给他，他就这样直接找到家里坐着不走，我知道家里确实没有钱，因为父母都被关进牛棚，期间工资只发一半，平时我们连吃一顿肉都要等到过年。家里的空气沉默地凝滞着，我急速逃离。那人最后是怎么离开的至今我仍不知。后来读鲁迅的《故乡》，不由想起了灰布毡帽，他是长大后的宏儿？

　　杭州是母亲的第二故乡，四十年代她家已经迁居到中河边的袁井巷，每年寒假母亲都会带着我们到那里与她的姐妹团聚。但她的姐妹都在外地，而杭州的大宅为表忠心早已献给了国家，外婆与外太婆居住在仅能容身的小屋，所以去杭州只能匆匆来去。有一年暑假，母亲大概觉得应该让我们认识一下她曾经生活、学习的地方，于是带我们兄妹游览杭州。那时候我晕车非常厉害，连公交都要吐，为了照顾我，母亲陪我步行，在刺目阳光和蝉儿噪鸣中夹着汗水看尽了杭州的景色。游览中吃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哥哥不碰面粉食品，所以在外面只能吃米饭，但那时仅有的国营饭店没有快餐，吃米饭只能炒菜，母亲的经济压力非常大，记得当时我们吃最多的是榨菜肉丝汤，有菜有汤夏天正好，大概也是炒菜中最便宜的。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无论在哪里吃到榨菜肉丝汤总会有特别的感觉，总以为杭州的大街小巷是我最靠近母亲的地方。

　　文革后期教育秩序稍有恢复，母亲又回学校上课，我也年龄稍长，那时候看母亲批改学生试卷是一种少有的享受。期中期末考试后，吃过晚饭，擦干净桌子，母亲从包里拿出学生试卷，先找出她认为第一流的学生试卷，只要快速一望，答卷中的错误都能被她发现，然后每发现一处她都会发出轻轻的叹息，这时我也是屏住呼吸，就怕妈妈发出叹息。那时候我甚至都能叫出字迹清秀卷面整洁的卷子的主人的名字，虽然我与他们素未谋面。大多数时间我对母亲的这个职业都是怨恨的，只有在这个时间我才与母亲感受到同样的快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时候的母亲和她批改在卷面上娟秀的字迹。

　　年幼时看到别人的母亲手脚麻利地操持家务，心里总会万分羡慕，母亲不擅家务，年青时也没有时间做家务。白天上班，晚上政治学习，寒暑假还是政治学习。农忙时还要带学生参加双抢劳动。母亲曾得意地说起我们婴儿时晚上她怕我们踢掉被子她想尽办法，最后想出了用别针把我们盖的被子别住。说起那时晚上为了照顾我们她自己不能好好睡觉，常常在政治学习时打瞌睡而招致校长批评。养育我们她付出的心血比别人更多。做饭是母亲最感麻烦的事情，记忆中我们家基本不开伙，我们以食堂为家。

　　母亲这一代人经历了建国后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磨难，谨小慎微是他们处世的准则，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是他们的教科书。人情世故是母亲最欠缺的一课，由此在生活中常常碰壁。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父母由衷拥护。对改革开放的创导者邓小平他们发自内心地尊敬和热爱。她家对面住着一个下岗工人，每天扯着嗓子在楼下骂邓小平，母亲感到非常气愤，认为他不应该这样。我说现在是言论自由的时代，况且饭碗被人端了，发发牢骚是可以理解的。母亲反驳：“那他也用不着天天骂。”我说：“找不到工作影响生计自然有怨恨。”很长时间以后我早把这事忘了，没有想到一天她与我说她特意去新华书店买了《邓小平传》准备送给邻居大叔，她认为主要是这位大叔太不了解邓小平了才会导致他破口大骂。我听了哑然失笑，告别时叮嘱她千万别把书送去。

　　母亲八十五岁时思维已经不太灵活。最后一次陪她散步，那是初夏，池塘边，杨柳依依轻拂水面，白鹭时翔时栖，微风吹过，映着蓝天白云的水面有了细细的涟漪。母亲说：“这里真像法国公园。”这时她说起了抗战时居住在上海法租界时常去的法国公园，说起了年幼的她喜欢电影明星去小店买明星照片的往事，说起了她的父亲的月琴和书法，说起了他父亲的自杀和遗书，说起远在大连的兄长文革中的蹈海自尽……唱起了幼时的歌谣《踏雪寻梅》。

以后母亲再也没有了如此连贯的记忆，母亲离世时九十一岁，所幸我一直陪伴在她身旁。

岁月弹奏着生命的锦瑟，一弦一柱，缓缓地诉说着它的华美与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