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后续）

陈玲菊+42264213

2019年10月6日我们1969届物理系1班的老同学相约参加华东师范大学校友日活动。

正值庆祝国庆70周年，欢庆的气氛感染了每一位同学。

学校为我们授了班旗，我们是正宗的华师大校友啊！

虽然是满头白发穿上"中国红"体恤衫，都显得格外年轻。

50年，弹指一挥间，很想好好回顾一下我们大半辈子的人生轨迹。

我们班毕业50周年纪念活动在6月17日就已经开始了。

那天，在老班长的主持下，同学们都认真地参加了讨论。

　 55年前，在1964年8月底，我们这群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的新生，带着青春的懵懂和对未来人生的美好憧憬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报到。这是一所国家重点大学，有一个上海地区著名的花园般的校园，校园里横贯着一条美丽的丽娃河。

我们班是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1班，有30名新生，女生11名，男生19名。进入大学时大家内心洋溢着一股能够考入这所全国重点大学的这个新学科的自豪。那个年代，无线电专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绝对是高科技。

　 我班男生住宿大都被安排在第五宿舍的369室和370室。女生在第六宿舍的101室，7—8人一间。也有少数同学被安排与别班同学同住。

这是第六宿舍101室的窗外，2004年几位室友还在这儿留了影。现在楼还在，但外貌已经有很大的改观了。

　 我们的班主任杨介兴是一位青年教师，也教我们普通物理，十分健谈，经常来男生宿舍与同学聊天。政治指导员是从政教系派来的一位女老师叫陈竹筠。陈老师个子娇小，然而她却是东北人，一口纯真的普通话很好听。

学校对清洁卫生十分重视，据说校长常溪萍还亲自包干了一个垃圾箱的清洁卫生工作。新生入校我们还没有见过校长，一天刚打扫完寝室，突然进来一个老头在我们寝室东摸西摸。我们以为是检查卫生的，开始嘻嘻哈哈地开玩笑，自我表扬一番。经指导员陈老师介绍，才知道是鼎鼎大名的校长常溪平。

我们101寝室在宿舍楼底层第一间，看起来像宿舍楼的门房间或者传达室，随便什么人一抬腿就能进来。

物理系一年级新生的大课是在一个二层的新教室楼的“新四”教室里上，这是一个可容140-150人的大阶梯教室，有4块可以上下移动的大黑班。外语等小班课是在物理楼内小教室上。高中外语学英语的继续学英语，高中外语学俄语的只能继续学俄语。晚自修可以去教室或图书馆。大课后，老师会列一大串的参考书单，我们可以去图书馆借阅。

师范大学，吃饭不花钱，这对于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熬出来的农村学生来说真是幸福的，“社会主义好”是从心底里发出的感慨。

师大新生每人都有一个绿色的小凳子，在教室外开会用。我们第一次班会是在第六宿舍边上的草坪上，大家用小凳子围坐一圈，各自介绍自己。入学时，已经指定了班长和团支部书记，都是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每次班级排队或活动都是班长喊口令或指挥带队，象老母鸡带着群小鸡，为此有人给班长单金城起了一个外号“老母鸡”，55年后同学见面还有人在用这个外号称呼他。

然而教室，寝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安静而紧张的学习生活持续了仅二个月时间，我们便被卷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改革中去了。

这是华师大物理楼，我们曾经的教室。

当年的图书馆。

华师大丽娃河边。

1964年因教改需要从物理系四个班中抽了三个班和数学系四个班中的一个班试验半工半读，挂牌为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这是唯一的一张有刘璟璋的照片，还有半工半读师范学院的牌子。刘璟璋因精神病无法胜任工作，被送回福建老家了，50多岁就英年早逝。刘璟璋是从农村来的同学，学习认真刻苦，成绩很好，他们全家对他寄予厚望，太可惜了。

　　似乎国家教育部并不看好这块试验田，所以 他们宁可从国家直属大学计划中划去4个班级的学生。将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交给给上海市教育局了，明确为上海市属大学，经费由上海市来支付。一年后我们搬离华东师范大学，搬到了市属的上海师范学院的校区内，占据了师院东部校区的部分建筑。我无法理解当初为什么就不直接在上海师范学院基础上建立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呢？

背后的电机楼是专门为半师盖的。

　　1966年初，邮电器材一厂开展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 “四清运动”，高教局派遣了工作队入驻，我们配合工作队参加四清运动，协助去做一些文秘工作。记得工作队的队长是上海高教局的一位处长，队员中有几位上师院的教师。

上海师大西部教学大楼文革中曾用名“向阳楼”

当年西部向阳楼前

好像是东部体育馆前。

东部文史楼前的大草坪，边上的是电机楼。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停课了。

下面照片是66年去北京大串联时部分同学的合影，我因为去看北京工作的阿姨，没能赶上与大家合影。照片中后排左边第二位周宗敬是我班唯一失联的同学。

重走前辈路，步行串联。

渴望学习，自发复课。

除了徐仁俊的杨琴和张耕宏的二胡，其他全是滥竽充数，下图中拉二胡的，也是假的。在张耕宏的指导下我也会唱一段沪剧"吃了甜米饭不能够忘记讨饭棒"，在东部礼堂表演，这可是我在舞台上唯一的独唱表演。记得当时全班都会唱。

我们的芳华

　 1968年夏天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专院校时，我班部分同学在师院生物系设在黄山茶林场的实验基地劳动。在我们被召回学校途中在杭州留影。回校后听说工宣队已经翻过我们放在寝室里的行李了，这让我们觉得很不爽，并且意识到我们成了被教育的对象了。

工宣队军宣队与我班同学合影。

　　在大学余下的日子我们除了三夏农忙季节到农村劳动以外，好像教育改革仍然在做。这期间我们班和无一大概6、7人跟着几位无线电专业的老师去量具刃具厂搞技术革新。

1969年应备战需要，所有大学在校学生都被迁到上海市郊的农村，我们到了上海县北桥的一个村子里，住在农民家。10多个女生加上几位同去的老师住在农民家的客堂里，泥地上铺上稻草就是我们的床。我们是借农民家的灶头自己开伙，我班伙头军师朱济贵和金国桢厨艺都不错，把羊肉烧出了红烧猪肉的味道，骗过了一些从不吃羊肉的同学的味蕾。记得比较多的劳动是割稻、挑砖、挖泥。最艰苦的是陈爱蓉老师还带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女孩，但是孩子也带给我们不少乐趣。偶然陈老师的爱人会带着他们的另一个稍大一点的男孩过来会聚，我们把这两个孩子取名为：小糯米、小西米。

69年我们该毕业分配了，与我们同一级的4年制的上海师院的学生68年就分配了，我们一直没有动静，心里着急啊！一直到70年夏天才有了分配的消息。除了极少部分同学留校，其他都去崇明富明农场。我班沈建国留校。

　　富明农场是一个解放军农场，以种粮为主。部队派了连长、指导员和副指导员管我们。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刚开始伙食很差，印象最深的菜是冬瓜虾皮，茄子。后来自己种菜、养猪养鸭，伙食才有了比较大的改变。

　　退休后郑祖燿带我们回来过一次，望着那片农田，想起了我们在一望无边的麦田里割麦，总也望不到头。

想起劳动回来在泥泞的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迈步 ，在泥水里洗脚。

这是我们自己盖的粮仓，现在还留着，很有成就感。

一个大草棚住一个排，每个人一张两尺多宽的床，间隔是一个箱子，同时可以当书桌。

劳动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年轻人吃点苦没什么。最受不了的是没完没了的批判与挨批，而且都放在吃饭前时候，所谓“饭堂广播”。

农三连7班。劳动态度很好，但是嘴巴不饶人，所以吃苦自然会多些。

　　那一年的印象是深刻的，我觉得我们没有遇到好连长，长期下去还不知道会吧我们带向那里？好像是非，对错都不重要，唯一就是“服从”。好在一年很快过去，我们将正式走向各自自己的事业前程。

　 得益于我们已划归上海市教育局管，所以全部分配在上海市、郊的教育系统。我分配在上海市教育局，应吉康分配在华东师范大学，郑祖燿被崇明留下，去崇明县革委会报到，其他同学都去了基层学校。

毕业时我们拿到的毕业证书是五校合并的“上海师范大学”刘佛年校长签章。文革后有几位同学去华东师范大学换回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毕业证书。其他同学得到消息再要去换，却不给换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华东师范大学学籍管理有些问题的，同班同学的毕业证书为什么不一样？若干年以后谁又能说得清楚？

我班同学勤奋好学，踏实肯干，动手能力都很强，绝大多数同学都成了业务骨干。还出了一些教授，校长。级别最高的郑祖燿是副局级干部。

奉城中学校长邵妙祥与李政道的合影，极其珍贵。

　　每个人在事业长卷上总会有几抹亮彩，我也有。我的亮彩在青少年校外科技教育中。在教育局的11年里，主要是调研，写简报。用不着发挥主观能动性。

1979年全国科技大会后对青少年的科技教育提高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也参与了恢复文革中被撤销的上海市少科站的工作。1981中国科协要求上海市政府承办第一届青少年发明创造比赛，为以后的工作树样板。上海教育局、体委、科协各抽一人筹备。我是被教育局派去的。83年正式调到教育局直属单位上海市少科站。

　　当年少科站场地还没有落实，开始还是在教育局办公，后来为促使岳阳医院快点搬，我们在医院的楼顶搭了简易棚屋，在简陋的办公室暂时落脚。

青少年校外科技教育虽然只是整个教育领域中的一个角，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比如邓小平提出的计算机从娃娃抓起、青少年科学探究活动、机器人活动及各项创新活动，都是从校外教育中开的先河。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教材，没有大纲，靠自己摸索，应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开创性的。

我第一次踏出国门是1990年，带了5个东湖路小学四年级小朋友去美国参加国际头脑奥林匹克竞赛，拿回了银杯。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首次承办全国第九届青少年发明创造比赛和科学讨论会，上海5个学生，5个项目全部获金奖。

2000年带领华师大二附中、上外附中和市三女中五位同学在美国参加国际青少年科学与工程大赛。

1996年以后逐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组织国际青少年活动、参与全国的课题研究和教材编写，培训教师等。96年10月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参加交流活动。

凯洛格基金会代表为我颁发证书

退休前各自忙自己的工作，偶然会遇到自己的老同学，但很少有留影。邵妙祥与陆筱英能够在外地相遇并留下这珍贵的照片真好！可惜陆筱英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

退休后经常会聚聚。会去华师大看看；也会去上海师大看看。但是我们的母校在哪儿？我们算是上海师大的校友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友？我感觉心里一直没有着落。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回崇明富明农场看看

相聚上师大

2014年入学50周年纪念活动

直到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会成立，我们班团体报名参加。

签到

合影

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的信息查询系统内，只要输入我们的学号或者姓名，上方电子屏幕上就会出现我们的入学信息，我们都很兴奋，意味着确认了我们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友。

2019年返校日，我们三个班合影，浩浩荡荡一大家子，热热闹闹。

当年留在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64级4班返校的校友只有六个人，显得特别冷清孤单。我们实在应该把他们拉在一起，好好叙叙的。

　　我们都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我班30位同学已经去世了两个，还有一个失联，一个失智，与别的班级相比，我班还算人丁兴旺。人生旅途各有长短，无法预测。欣慰的是我们现在一切安好。只要我们尽力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等待我们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后续：时间飞快，又一个五年过去了，迎来了2024年（10月13日）的校友日。

1969届似乎是出席本届校友会最老的一届。

在校门口就遇到校友了。

同学们早早的来到的学校。周志礼同学前一天由女儿陪同专程从东台赶来，第一个到校。致敬周志礼的情义。

2019年合照

2024年合照

与2019年相比，少了不少同学。5年里经历了疫情，又去世了2位学友。

神采奕奕的班长。

两任班长

室友

毕业时一起分配去崇明的“乌小蟹”

第一排最右面的是1968年与我们在北桥农村同住一屋的陈老师的女儿，小毛头“小西米”。

与我们有相同经历的校友合影

美好的回忆绵绵不断，期望下一个五年还有更多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