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家族文化爱好者的美篇

民间家族文化爱好者

明朝时期贵州播州（遵义）的改土设流

地域历史文化及杨氏历史整合编辑，若有不足之处，望族人指导。

播州杨氏土司自洪武五年（1372年）杨铿归顺明朝起，到其孙杨纲，其内部尚未发生重大矛盾，与明朝廷也都保持着较亲善关系。但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杨纲死，其子杨辉袭职，此后，杨氏土司内部却开始长期内讧。祖辈粲祖立有《家训》十条："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务平怒，公好恶，去奢华，谨弄罚。"以遗子孙，未得到传承。先是杨辉之子杨友、杨爱为争袭而互相攻杀，友告爱“谋不轨”，而明朝廷仍采取宽容政策：“爱赎复任，友迁保宁羁管”。到了杨爱之孙杨相，其子杨烈与庶弟杨煦复为争袭，烈与其母“盗兵逐相”，使相“客死水西”，因而与“水西构难”多年。

隆庆五年（1571年），杨烈之子杨应龙袭宣慰使后，先后从征九丝、腻乃等处，受到明朝廷的奖赏。

万历十五年（1587年），应龙向明朝廷献大木七十根，“内多美材”，朝廷还赐以飞鱼彩缎，加都指挥使衔。而应龙却肆意妄为，“残害多命，纵欲欺罔，贿赂公行，禁锢文字，寇仇儒生，坑儒焚书……”，并以“数从征调，恃功骄蹇，知川兵脆弱，阴有据蜀志，间出剽州县”。

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疏论应龙凶恶诸事，巡按陈效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杨氏所属“五司、七姓”，也“不堪其虐”。五司即黄平、草塘二安抚司和白泥、余庆、重安三长官司。所谓七姓即田、张、袁、卢、谭、罗、吴。据记载：“自其祖父时（指杨相），颇招纳内地游侠及犯罪逋窜者，为之羽翼腹心，凡七家，比有室庐田产，长子孙，成大姓，应龙心恶之。既袭职，皆摈不用。更虐使或诛戮。七姓咸怨，率逃入五司中。五司故隶播州，而诸长官怨应龙特甚。七姓者，特从中怂恿，乃数奏应龙罪恶”。世袭宣慰司总管何恩也“愤杨应龙肆虐”，弃职率七姓旧人宋世吕等赴阙上书，请讨应龙。

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王朝“檄杨应龙至重庆听勘，拘留之”，“坐法当斩”，而杨应龙“愿将五千兵征倭自赎”，获得释放。但“回至松坎，杀害押回官军，遁还巢”。从此，杨应龙与明朝廷的矛盾已公开化。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川巡抚王继光遣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往征杨应龙，战败于白石口。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总督邢玠命重庆知府王士琦“趣应龙就安稳听勘”，处以革职，以其子杨朝栋代，罚“输四万金助伐木”，并羁其次子杨可栋于重庆追赎。不久，杨应龙又因其子可栋死于重庆，“益痛恨”。于是“分遣土目，置关据险。并抚诸苗，名其健者为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没入其赀以养苗”。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杨应龙认为反明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起兵“残余庆，掠大阡、都坝，焚劫草塘、余庆二司及兴隆、都匀卫。又遣其党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杨应龙突然发难，明王朝毫无准备，于是气势更张。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杨应龙率兵“流劫江津及南川，临合江”，转“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又侵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为索仇家于偏桥卫，袭执指挥陈天宠等，并残害无辜，极其惨毒。杨应龙大扰川、黔、湘，烧杀抢掠，明朝官吏却无对付之策，仅四川巡抚谭希思请于合江、綦江各置游击一员；合江募兵1200人扼冈门；綦江募兵2000人扼安稳。这3200人的队伍，也仅是防守而已。杨应龙于“所居饰以龙凤，僭拟至尊，令州人称己为千岁，子朝栋为后主”。并拜黄七、孙时泰为军师，何汉良、李旭等为谋士，杨兆麟、郭通绪等为督军总管，何邦宁等为内司总管，尚守忠、谢朝奉等为提调巡警，吴金钱、吴金富等为各里头目。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部兵三千讨杨应龙，应龙遣子朝栋等迎敌于飞练堡，结果明军被歼。明朝廷将“江东之坐浪战罢，以郭子章代之”，并起用原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檄调东征诸将刘铤、麻贵、陈璘、董一元等相继回兵。为了对付杨应龙，郭子章采取了安抚水西土司的策略，向宣慰使安疆臣许愿：在平定杨氏以后，将杨氏占有原水西乌江地六百里归还，安氏遂同意出兵协助朝廷“平播”。这不仅防止了水西助播、免除明军后顾之忧，而且增强了平播的力量。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五月，杨应龙分数路出兵，除由其子杨朝栋率一部分兵力南向乌江、黄平外，本人则亲统大军，号称六万，北入四川。入川的兵力分为三路：一路由张汉清带领，自松坎出苏儿坪至赶水；一路由娄国带领出真州；一路由杨应龙直接带领出点脚坝，至插营山。杨应龙的目的是首先攻下綦江，占据入川的门户。六月三日兵达赶水，同时以一部兵力“犯南川”，并从赶水进兵官坝。三省总督李化龙接连向朝廷报警，要求迅速增兵“平播”。在李化龙的一再请求下，明朝廷才决定急调陕西、甘肃、浙江等省驻军前来增援。六月下旬，杨应龙攻下綦江以后，其军师孙时泰提出乘朝廷大兵未集之时，“入据重庆”“直捣成都”。但杨应龙却一方面派人造仓积粮，操练士兵，修筑从黄荆场到离重庆仅四十余里的界石小路，积极作好攻打重庆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担心明朝大军云集，不敢贸然深入，因此“迁延不进”。杨应龙占据綦江城时，根据郭子章、李化龙等人的估计，其兵力已“不下十四五万”，为了有相当的兵力对付杨应龙，李化龙等认为，朝廷必须调集十五六万之兵，“方保全胜”。但这样庞大的兵力，粮饷是个大问题，非云、贵、川三省所能解决。最后还是把负担转嫁到四川、湖广等省的人民身上，即按地亩加派。李化龙在要求朝廷增兵的同时，又对杨应龙采取软化政策，用招抚为掩护，以争取时间作好讨伐准备。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杨应龙勒兵数万，五道并出，攻龙泉司”。此时明朝廷从陕西、甘肃、浙江、湖广、云南等省征调的军队已不断开到川、黔，再加上川、黔本身的兵力，已达二十余万，号称五十万，同时钱粮也有端绪。李化龙坐镇重庆指挥，兵分八路围攻杨应龙，每路约三万人。其中，川兵四路：总兵刘铤等从綦江进，总兵马孔英统宣抚冉驭龙等从南川进，总兵吴广等从合江进，副将曹希彬受吴广节制、同宣抚奢世续等从永宁进。黔师分三路：总兵董元镇等由乌江出，参将朱鹤龄受元镇节制、统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出，总兵李应祥统宣慰彭元瑞等由兴隆出。湖广偏沅一路，分两翼：总兵陈璘统宣慰彭养正等自白泥进，副总兵陈良玭受璘节制、同宣慰覃宜等由龙泉进。从以上可见，明王朝除集中了八省的兵力之外，又加上广西、云南、湖广、四川以及贵州的各大土司的土兵，不仅兵力已经大大超过杨应龙，而且还割断其与大土司之间的联系，使之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的境地。在大军进攻下，杨应龙仍顽强抗拒，而且在乌江一战，使明军“三万人十不存一”，致使董元镇被撤职查办。但到是年（1600年）三月，贵州、湖广的四路军，从南边攻下杨应龙所据守的乌江一线；四川的四路军，从北边攻下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四月，八路大军直逼杨应龙的起事据点——海龙屯。海龙屯虽然险固，但在各路军的猛攻之下，终于在六月六日失守。杨应龙自杀，其子杨朝栋、杨以栋和弟杨兆龙、从弟杨世龙、军师孙时泰等被俘。

杨应龙事件，前后经过了近十年的时间。一方面播州地区物产丰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杨氏土司曾造就所谓“播州盛世”，有较丰富的物质基础。到杨应龙时，尽管“骄纵不法”，以致人怨沸腾，但他仍可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反抗朝廷。另一方面是明王朝的统治已经衰弱，外有倭患，内有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当时播州在行政上归属四川，但黄平、凯里又插入贵州境，川、黔两省官员各从自己的利害出发，对待杨应龙的态度分歧很大。川、黔抚按疏辩，在蜀者谓应龙无可勘之罪，在黔者谓蜀有私匿应龙之心，使之有隙可乘，以致“朝议命勘，应龙愿赴蜀，不赴黔”。加上有的官员受贿袒护，或借“会勘”进行勒索，以致“会勘”无法继续进行，使他有时间作大规模起兵反明的准备。

杨应龙反明事件，造成一场破坏很大的战争，仅大战期间，明朝廷所费百万之饷，都转嫁到人民身上，至于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但明朝廷在事件平息后，对播州进行了较彻底的改土设流，废除了播州宣慰司及其所属的安抚司和长官司，并采取一些稳定措施，对贵州历史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第一，改土设流。将播州分设遵义、平越二府，并置二州、八县：改遵义长官司为遵义县，改真州长官司为真安州，设桐梓、绥阳、仁怀三县，以上四县一州均属遵义府，隶四川；改黄平安抚司为黄平州，改余庆长官司为余庆县，改瓮水安抚司为瓮安县，并置湄潭县，以上一州、三县属平越府，隶贵州。又割龙泉县属石阡府。

第二，留驻军、设屯卫、复驿站。李化龙在《播州善后事宜疏》中记载：平播后，播州（即遵义）留兵一万，黄平留兵三千镇守。设威远卫于遵义，下辖前、后、中、左、右五所，每所驻军一千。“其边隅逼邻土司地方，各设屯田，每军照祖制二十四亩，再六亩为冬衣布花之费，共三十亩，自种自食，不必纳粮于官又复领出”。同时，由于播州各驿自杨应龙“闭关负固，驿官不敢赴任，驿客不敢经行，站户逃徙，馆舍丘墟”，已达十数年。在平播后，立即恢复驿道，并根据各冲要情况设置马匹、人夫。最冲要的站各设马40匹，夫80名，其次的各设马30匹，夫50名，一般的只各设马10匹，夫20名。从而加强了明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第三，实行丈田、限田制。李化龙在《播州善后事宜疏》中说，“环播幅员千里，田地无虑数千万亩，旧时额粮，止岁以五千八百石输贵州。……至应龙巧立新法，名曰‘等賨’。每田一亩，征银数钱，初犹敛其财以招苗，后并夺其地以养苗，而赋法荡然”。改土设流后，即“责成道府，亲率州县官定疆界，沿丘履亩，逐一丈量，分为等则，造册呈报，以定赋法。……分别上、中、下三等，科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从此，原播州地区结束了田无顷亩、田赋由土司总行认纳的情况。

同时，因“播土旧民”，在平播战争后，“仅存十之一二。遗业田土，多无主人，册籍不存，疆界莫考。复业之民，往往冒认隐占，原少报多，原瘠报肥，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亩，尚有异省流徙，假播籍而希冒占者”。于是采取措施，“将播之旧民号‘杨保子’者，查果真的，无论原业肥瘠，俱人给田三十亩，上、中、下参酌均给。……遗下无主民田，另行招人承种，纳粮当差。应龙官庄并杨兆龙、田一鹏、何汉良等诸擒斩过有名头人庄田，尽数没官，听三省之民愿占籍播州者承种。……平人不得过五十亩，指挥千、百户不得过百亩……”，改变了杨氏土司时的封建领主制经济，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第四，安抚土官，“顺夷情”。播州地区改土设流后，对原有土司、头目仍作适当安排。如真州长官司正副长官对于平杨有功，正长官安排为州土同知，副长官为土主簿；乌江以南诸安抚司与正长官即为该县土县丞，副长官为土主簿；同知罗氏为遵义府土知事。对于投降“夷目”亦作适当安排：上赤水里头目袁年，父遭酷祸，投降最早，授以所镇抚职衔。下赤水里头目袁鍪，仁怀里头目王继元，安、罗二村头目罗国民、罗国显、安銮等，也念其“返邪归正”，量授冠带。通过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原播州地区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设学校。播州教育原很兴盛，宋元之世，招贤纳士，“俊茂朋兴”，如冉从周、犹道明、白镇俱登进士。后因杨应龙禁锢文字，寇仇儒生，坑儒焚书，学校教育处于衰退。平播后，设立遵义、平越二府学，增设真安州学。并于二府学各补教授一员、训导二员。真安州学设一学正。从此，原播州地区的文教事业又逐步兴盛起来。

在万历时期，还对其他一些地区进行了改土设流。如：万历十四年（1586年），改贵州程番司为定番州，同年，因贵竹长官司所辖“皆流寓子孙，与夷民不同”，遂连同平伐长官司一起废除，改设新贵县，隶于贵阳府。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因铜仁长官司土官李永授贪酷残民，遂将铜仁司改为铜仁县，隶铜仁府。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改水德江长官司为安化县（今思南县），隶思南府。万历四十年（1612年），改金筑安抚司为广顺州，隶贵阳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