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周谷城故居。

世界真小·1924097

周谷城与中国农工民主党周谷城同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蜚声中外的学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周谷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有密切交往且忠诚合作。他与毛泽东同志有着几十年的交往，是毛泽东同志的老朋友。他于1921年任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英文教员，与同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毛泽东同志一见之下，引为知己，经常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互相启迪。大革命时期，他受毛泽东同志影响，积极投身农民运动，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发表《论租谷》、《农村社会新论》等文章，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农村中的阶级剥削，产生了很大影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接到毛泽东同志来信，坚决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愿为此效力。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坚定不移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双百”方针，多次应毛泽东同志的邀请一起讨论有关哲学、历史和文学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四人帮”的长期迫害，但丝毫没有动摇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衷心拥护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拥护邓小平理论，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定立场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扬。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江泽民同志多次书信往来，得到江泽民等领导同志的关心和照顾。周谷城同志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早年结识邓演达，1930年曾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他为农工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和农工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周谷城同志忠诚为国、履职为民，积极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渊博的学识、坦诚的态度、诤友的胸怀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议政建言，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在上海市人大工作期间，他积极提议制订上海市文物保护法规，主张加强上海市的基础教育，为推进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立法和监督提出许多意见，受到有关方面重视。在担任全国人大领导职务期间，他不顾年事已高，为推进国家的法治建设，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的立法和执法检查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还为推进我国与各国议会间的交往做了大量工作。他广泛宣传中国政治制度，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情况，为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周谷城同志忠诚的政治品格和坚定的政治信仰永远值得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志继承和发扬；他为农工党事业作出的突出成绩和重要贡献，永远值得农工党同志铭记和感怀；他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心系国事、情牵民生的家国情怀永远值得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志尊敬和怀念。·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由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周谷城同志是农工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九届三中全会上被推选为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美篇@世界真小·1924097美篇号:1924097 周谷城与中共三代领导人的交往毛泽素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周谷城等人。周谷城与毛泽东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就认识了。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即主任)的毛泽东，二人皆好读书，勤于思考，喜欢新思想，憧憬新生活。闲暇时间常在一起畅谈家事国事天下事。有一次毛泽东在周谷城的宿舍看到他书架上的《资本论》时，惊讶地问他：“你读这种书，不怕吗？”此时，二人是一对教书匠，有着一样的身份，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两个有着共同语言的同事和朋友。不过后来这两位教书先生，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元个埋头教书，继续当老师，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一个投身政治，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此后一别经年，两人再次相见，已经是18年之后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周谷城在会场外见到毛泽东。两人寒暄时，周谷城关切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毛泽东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周谷城也说过这样的话：“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言下之意，如果不怕死，那就不只是个大学教授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上了国家领袖，周谷城还是一介书生，靠教书谋生。但毛泽东很念旧，虽然日理万机，但他总是想到周谷城。除了会议接见，从1956年至1965年，毛泽东先后与周谷城见过六次面，有在中南海家里的家宴 头戴白色邮帽。我走上前提着他的手，我没有说话，毛主席亮地说：“您是周谷城先生吗?”我说："是的。"他随即伸着手指说："十八年了(即表示我俩分别有十八年)。”眼里含着泪珠。 我知道他感慨很深，我也流出了眼泪，声音颤抖地问：“您胃出血的病好了吗？”他即严肃又幽默地说：“我这个人啊，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讲了这几句话后他还忙向会场走去。我因目的已达到了，就不进去了。只听到苏联人在嚷着说：“毛泽东来了，毛泽东来了！"过了两天，我又同徐斌、叶立群、翦伯赞、邓初民等十几个人到张治中住宅去看望毛主席，我们说话很少，主席对大家讲了复员(即从重庆搬国南京之意)的问题，说复员问题并不简单，大家要听话，听人民的话。回忆这些情况，我觉得毛主席念旧之情很深，关于当初我没有同他一道走的事，他会不介意，可我自己时时感到不安。解放后很久，有一次毛主席到了上海，用电话召我去谈话。我按照他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去了，在一间只有两张大沙发的大客厅里，我倆正谈话时，许建国副市长进来了，我即站起，毛主席也站起来，并指着我对许说：“我认识周先生，比认识你们早得多。"许说：“是，是。"我当即插话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伯死。毛主席连忙摇手，并大声地说："没有人保您！"他这样说，足证他对我的不安心情是完全了解的。毛主席不独完全了解我，而且一直是很信任我的。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他有一次召我到中南海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游罢之后上岸，他拿着《汉书·赵充国传》对我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回军，最切赞成者只十之一二，且对者十之八儿，他因坚持实理，后来得到胜利，她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十之一二，真理的供助，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很如解，这是对我的信任，从要自立会 周谷城的教育观周谷城不仅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中国历史学家，他也是受人敬重的教育家。1922年，24岁的周谷城就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发表了《整顿学风与创造学风》的教育论文。在此后的70多年里，他又在多种杂志上发表了70多篇教育论文。1929年，他还撰写了《中国教育小史》的学术专著。70多年中，他曾编写过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教学讲义。不仅如此，他还担任过系主任、教务长等学校行政管理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他连续担任全国人大教育文卫委员会主任，不顾年事已高，忙于中国的教育立法与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在深入进行教育研究的基础上，周谷城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观。 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大教育观认真通读周谷城的教育论著，仔细揣摸其中的思想观点，可以看出，周谷城的教育观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他的教育观已涉及到教育理论中的各种重要问题。尽管他也谈到了教材的编写、教学方法的运用、教学研究机构的设置等具体的教学与研究问题，但总的来说，周谷城的教育观是一种大教育观。因为，他的教育观，对教育问题，侧重于宏观上的分析与思考。他是从大处着手，纵览整体与全局来研究教育问题的。更确切地说，他的教育观是一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大教育观。他明确指出：“教育这件东西颇与国情相关，有什么样的国情，便有什么样的教育，反之，有什么样的教育，便也可以维护着什么样的国情。”“从某一方面讲，教育的确是国家的工具。”基于此种观点，他对教育本质的揭示，对改造中国教育主张的提出，对被治者阶级教育使命的论述，以及对教育改造方针与教育机会均等关系问题的阐释，他都不是作不切实际的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中国国情，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思考与探讨教育中的种种问题，并力求得出合乎实际的正确结论。特色鲜明的教育观周谷城的教育观，是他数十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考察、思考中国教育问题所产生的丰硕成果。同时，也是他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积数十年之功力，表白自己的教育观，其用意甚明，其特色也是极为鲜明的。其一，主旨明确，自成一体，是其教育观的第一大特色。其二，极富针对性与革命性，这是周谷城教育观的第二大特色。其三，独立深思，力求“有独到之见”，这是周谷城教育观的另一大特色。其四，求真务实，富有指导性与操作性，也是周谷城教育观的突出特色。周谷城的教育观，思想主旨明确，体系完整，而且，富有革命性、爱国性与适用性。今天我们重温它，对深化教育改革，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无疑，受益非浅。(摘自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莫志斌教授《论周谷城的教育观》) 新复旦的第一任教务长作为新复旦的第一任教务长，周谷城为建国初期学校的组织建设和教学事业，为复旦大学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教学科研实力的显著充实，为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广大同仁，致力于新中国高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五一年任复旦大学教务长时之影 周谷城主要著作年表1924年 《生活系统》 商务印书馆 1927年 《农村社会新论》 上海远东图书公司 1931年 《中国社会史论》 新生命书店 1939年 《中国通史》 开明书店 1940年 《中国政治史》 中华书局 1946年 《中国史学之进化》 生活书店 1949年 《世界通史》 商务印书馆 1956年 《古史零证》 上海群联书店 1960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 《史学与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 《周谷城史学论文集》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中国近代经济史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周谷城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丛书” 周谷城的家乡情结 周谷城对故乡益阳来仪湖汾湖洲一往情深。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工作的时期，他总牵挂着故乡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他多么想为家乡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增一份力，尽一片心!自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因遭湖南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而潜逃到上海，从此再未回湘工作过。但他难忘故土，每隔数年，总要回故乡看看。每次抵家之次日，便前往汾湖洲周家垸的族家，串走一遍，以示慰问。然后，再走出周家垸，前去拜见蒙师贺坦庄及其他亲朋和其他少年时到过的地方看看，几成习惯。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因公务繁忙，抽不出身回乡，但书信不断，嘘寒问暖。1954年，他得知家乡遭受特大水灾，十分惦念，于翌年春，特从上海赶回老家视察灾情，并一一慰问家乡父老，勉励乡亲们鼓足信心，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生产自救，重建家乡。他劝慰大家只要齐心❤️合力，就一定能战胜灾荒，渡过难关。即使在文革时期，他虽遭不幸，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仍难忘桑梓。1979年4月15日他曾给族弟写信，信中说：“我们现在一家都好，就是常想回家走一趟，只怕汽车🚗不能直达，不敢动身。明年春天，再当试试，看车能达长湖口否？”拳拳眷念之情，溢于言表。1982年4月26日，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恰逢大好晴天，耄耋之年的周谷城偕夫人李冰伯终于实现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夙愿，在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强的陪同下，克服农村道路崎岖，轿车颠簸不堪之苦，多次谢绝李强担心其安全的劝说，硬是坚持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汾湖州周家长湖口新屋，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堂弟、弟媳等，圆了长期萦怀于心❤️的回乡梦。当乡亲们涌进屋来看望他时，他满面春风抱拳拱手致意说：“恕我年迈，不能一一登门造访，请各位代我致意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