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厂（永红机械厂）建厂与迁厂过程的回忆

高海祥

前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建设指导的方针失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此时，一些西方国家趁机加强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主持召开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方面产生了分歧和冲突。1960年，苏联单方面宣布，撤销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并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和全部技术资料，还在中苏边境地区，策动居民外逃，并在中苏边境附近部署重兵。另外，在中国的东面，美国加强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确认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提出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基于以上原因，1964年5月，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将国内划分一、二、三线地区，指出加强建设大三线的方针。

当时国防工业只有四个部，即航空、兵器、造船和电子四个工业部。由于国防工业对外处于保密，在国家项目投资、物质分配、设备订货等方面进行综合平衡并能优先考虑，在战备生产中要"开绿灯"，在工作中给予方便，称为"0"字单位。把国防工业各有关部门，编列了一个数码，第三机械工业部编为“1”，其他各部依次编为2、3、4……8。航空工业部为01单位，其他有关各部依次为02、03、……08单位。贵州航空工业称011，汉中航空工业称012……贵州还有061、083。

1964年11月23日，国务院批准成立贵州地区建设筹备处即011基地，随即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贵州省三线创业的人民战争。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下，几万名经过严格抽选的优秀工人、干部离开大城市，星夜兼程汇集在云贵高原的深山峻岭之中，开始了贵州航空工业的艰苦创业，并确定为歼击机生产基地。

1965年，为满足贵州歼击机基地（0一一基地）配套需要，第三机械工业部决定在贵州建设高空座舱调温调压设备厂（154厂）和发动机散热器厂（184厂），并确定分别由西安114厂和新乡134厂包建。部于1965年11月3日以（65）三计字1757号文下达了一五四厂设计任务书。

134厂接通知后，并于1966年，工厂派王兆孔（总工程师）、郑金刚等和部里派来的人员，一同到贵州黔西猫猫洞察看厂址。由于该地区自然条件差，没有最后确定。1967年10月，由谷文起、彭斯奇等人到部指定的贵州黔西至大方一带查勘，考虑到该地区交通不方便，农村又有麻风病的情况，建议另选厂址，并建议154厂与184厂合并建设。平原公司（前身是134厂和116厂合并的，简称平原公司）党委同意并派人到部里汇报。部里同意工厂的意见并下达批文。

1968年2月，平原公司派张伟（总工程师）、王金钟（中层干部）、基建王总工程师、彭斯奇等人，再次到贵州选点时才确定下来，在平坝县城东南7公里处的长冲沟适合建厂。该地区离主机厂（460厂）较近，距离平坝火车站只有1.5公里，交通方便，而且在长冲沟建厂也符合“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于是初步确定长冲沟作为厂址向部里汇报。1968年4月16日，三机部以（68）三建字220号文批复同意184（154）厂定点在贵州平坝县长冲沟建设。

1968年4月19日，三机部下达（68）三计字233号文，决定将154厂与184厂合并建设，工厂代号为154厂，由平原公司负责包建，并规定了工厂规模、产品方案、协作关系等。

1968年4月份，平原公司成立了三线办公室，具体负责154厂的筹建工作，办公室由张伟负责，公司又从各专业抽调工人和技术人员到三线办公室，三机部第四设计院也派来4名专业人员，参与154厂的筹建工作。我是4月份被抽调到三线办公室的，记得张伟说:“记住，你是第7位到三线办公室的”。5月份。三线办公室人员和四院4位同志一起到西安113厂和114厂搞工艺调研，那里的武斗还没结束，职工上班也不正常，给我们查阅资料带来很大的困难，晚上还能听到枪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前回到了新乡。7月中旬，向部汇报了《一五四厂工艺方案》，部于1968年8月1日以（68）三计字444号文批复同意。8月，三线办公室王杏春、王金钟等和四院的同志組成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三结合”筹建小组到贵州进行154厂初步设计的调研工作，住460厂的装配车间（当时是空着的）。首先参观了460厂、170厂、100厂、150厂工厂的布置，从住处翻山走一个多小时就可到长冲沟（154厂厂址），进行丈量土地，协商各车间、科室的布局方案等。调研工作完成后我们回到新乡，四院返回北京，9月份完成了初步设计方案。

10月份，要去北京部里汇报154厂的初步设计方案，还没有动身之前，平原公司办公楼前就出现了“张伟，你慢走！”的大字报。张伟，原是沈阳112厂技校的校长，1963年技校下马时，师生分到三个工厂，张伟带部分师生（其中有:张灵雨、魏振中、路生惠等）来到新乡134厂。来之前，部里明确张伟任134厂总工程师，但到厂（厂长是边鲁吉）后被安排为生产副厂长，而总工程师是王兆孔（老干部又在北航进修过）。这主要是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不融洽的原因（也可说是派性）。134厂的干部多半是新乡116厂支援的。而116厂的班底是八路军豫北游击队修械所，解放后转业到116厂，如王兆孔、王连奎、何振威等。听说边鲁吉在抗战时期任荷泽区委书记，兼过游击队长，后来到116厂、134厂任厂长。外来干部很难在134厂站住脚，例如:原134厂总工程师倪洪昌（当然也有个人原因）、副厂长龚俊德、党委书记姜月平，都先后调出。办公楼前大字报这一出现，工厂没有让张伟离开新乡，由王杏春带队到部里汇报。部里又增加了两项内容，即在154厂建一个波纹管车间和一个流量站，后因各种原因没有建成，不再叙说。

1968年10月28日，三机部以（68）三建字583号文批准了工厂的初步设计，并要求工厂于1970年建成投产。1968年12月中旬，由王金钟带队，建厂先遣人员进入平坝。做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1969年初，154厂正式动工建设，先遣人员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进入施工现场，首先在毛栗坡的宿舍区进行“三通一平”，施工人员在工地现场，搭席棚，睡地铺，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在一片慌坡上开始了紧张而又艰苦的建厂工作，并首先建成了第一幢家属宿舍楼。

1969年3月，平原公司撤销了154厂筹建组，并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革命领导小组由工人、技职人员和领导干部等五人组成，王杏春任组长，王金钟任副组长，成员有吕柳青等。此后，为加强154厂筹建工作的领导力量，平原公司又增派了八名中层以上干部来到平坝，充实了领导班子，建厂人员的信心更足了。

1969年3月中旬，0一一基地接到了三机部的电示，154厂当年不安排上马，基建不要铺开。0一一基地回电三机部说，154厂在搞三通一平，群众情绪很高，要求不停工。4月份，三机部再批复0一一基地，为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154厂仍不安排上马，将基建材料调往重点单位。不知什么原因，154厂革命领导小组还是不执行三机部的电报指示，在0一一基地的支持下，仍留在平坝，搞一些小型的建设。只有联立（原134厂的工会主席），不听革命领导小组的招呼，自己回到新乡原单位，再也没有到154厂工作（听说贵州省军区的一位领导和联立是战友）。

1969年8月，0一一基地实行军事管制，各厂都派来了军代表。

1969年10月份，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和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到0一一基地检查工作，调整了部分工厂的布局，即镇宁县的140厂并入130厂；安顺的180厂并入460厂。他们又到154厂视察后，看上了这个厂址，就武断地说，让154厂搬走，厂址让给急需上马的空对空导弹厂（即222厂），把154厂搬迁到140厂或180厂的厂址进行改建。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就凭领导的一句话，154厂就得搬家了。工厂领导小组，对两个厂的厂址进行了考察后，认为改建困难很大，不如重新建厂，就提出要去湖南湘西建厂，并报空军领导小组未被批准，并进一步的明确，只能利用140厂或180厂的厂址，不能另选新址。而且强调改建时，只能在原基础上“填满、摆完”，以不扩建一平方米面积为准则。工厂只好暂时不提重新建厂的要求了，便决定到镇宁县140厂址进行改建。0一一基地同工厂领导到140厂协商，先给154厂腾出一块地方（140厂还没搬出），以便先进来一部分职工进行产品试制。又和镇宁县联系户籍转入等问题，154厂的电报挂号用了《6911》，就是154厂1969年11月在镇宁县落户的。第四规划设计院只派出1名同志和工厂一起进行改建设计，无法考虑产品工艺特点，走个形式就报三机部了，直到1984年也未见到部里的任何批文。曹司令员武断的把154厂从平坝赶到了镇宁，以后才有了搬迁贵阳的机会，如果仍在平坝，就和黎阳公司一样进不了贵阳，这么说曹司令算是为154厂办了一件大好事，谢谢啦！曹司令。

1970年，平原公司开始向154厂输送人员，400多名优秀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满怀豪情，以参加三线建设为荣，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告别亲人，离开城市，从新乡到贵州山沟里开始了航空工业的建设工作。在当地又招收了200学徒工，1971年国家分配来300名复转军人和5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原140厂留下200人（政工、后勤、机动、基建和学校的人员），目前工厂已达到1300多名职工。

154厂是0一一基地各厂中最分散的，有六个生产区、五个家属区，最远相距8公里。特别是果寨宿舍区到厂区还有一山相隔，最低处的山垭口高15米，住在果寨职工上下班，都要从这里爬山越岭，单程要走25--30分钟。特别是下雨天气，路窄坡陡崎岖不平，经常有人滑倒。为了打通这一天然障碍，1970年11月19日，军管组，革命领导小组就决定打通果寨到厂区的山垭口，当时因条件还不具备没有实施。在这期间，四十一连职工王淑彦挺身而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业余时间自己去挖山，坚持不懈，这事感动了“上帝”。1971年3月份有350名转业军人进厂，他们主要来自北京军区，有一部分是工程兵，这促使了军管组和厂领导下决心打通果寨到厂区的山垭口。开始了准备工作，购买大锤、钢钎、洋镐、榔头等工具和水泥、炸药等材料，又借来矿山轨道推车等。组织了以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爆破队、清理运输队等，还有工具、材料、后勤服务队伍，进行了上岗前的安全教育，以军管组高代表为总指挥的移山突击队成立，并在1971年7月正式动工，还组织全厂职工轮流参加劳动。经过半年多的奋斗，到1972年第一季度，山垭口基本挖通，共开挖石方近一万立方米。同时利用开挖的石方，修建了厂区通往果寨的道路。

工厂内部的道路弯曲不直，坡度大，职工骑自行车上下班时，经常发生交通事故，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不少的问题，职工不安心，有情绪，生产任务完不成，想调走的大有人在。工厂领导一方面做工作，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考虑集中建设或迁出的问题。1974年，厂领导了解到，离贵阳不远的湖潮有一个兵器工业部的工厂要搬走，厂领导们秘密地去考察了那个厂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工厂集中是最大的优点，多数领导同意把工厂搬迁到那里，并打报告到0一一基地转三机部，同时抽调毛益青，秘密地关在招待所搞设计，张绍孟为专车司机，为迁厂服务。三机部看到报告后，便派基建局副局长步春城，在原0一一基地主任周永康等人的陪同下到154厂考察，了解工厂的现状，又去湖潮兵器工业部的工厂考察，结果部里不同意工厂的搬迁。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工厂形势逐步好转。三机部和0一一基地先后派谢钟文、寿奎明、张伟三位同志来厂充实领导班子。12月，工厂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届委员会，张伟任书记，沙宝山、谢钟文任副书记。

1976年，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工厂的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在完成军品任务的同时，还开发了一些民用产品的生产。曾搞过电视机、电冰箱、摩托车的生产，但因产品起点太低，都没有成功，这才转向要寻找和工厂工艺相近的民用产品来生产，首先生产了化工部的滤清器和散热器，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化工部滤清器的定点生产单位。接着又开发了桑塔纳轿车的滤清器和散热器的生产，这些产品技术含量高、研制难度大，可能在上海地区不易找到生产厂家，拿到0一一基地几项产品，我们厂接收了两项。工厂把科技人员组成两个攻关组，生产散热水箱关键是每个水箱500多片0.1mm散热片生产，开始购买了上海二段的2台高速冲床（每分钟80次），自己制造模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生产出水箱，工厂自己测试是合格的。

贵州省想上重型汽车项目，上报国家计委。1987年，中国汽车研究院（在天津） ，受国务院委托，派专家团到贵州考察，看贵州是否具备上重型汽车的条件。听说镇宁县永红机械厂已生产出桑塔纳轿车水箱，在省政府有关部门的陪同下，专程到镇宁县永红机械厂查看实情。当17位专家在二楼会议室，听取蔡立新高工汇报水箱的生产研制过程 和今后批量生产计划，继再购进5台上海二段的冲床，制造相应的模具。研究院专家们听了汇报后，院长最后发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你们厂是国内第一家生产出桑塔纳轿车水箱的，如果按你们的思路扩大生产，是满足不了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配套需要，建议引进设备和模具”。从此名声就传出去了，在汽车行业轰动一时，还没有通过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认证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曾三次到永红机械厂求援水箱，还担心拿不到，每次来都有航空工业部一位处长陪同。工厂领导也得到启发，开始筹集外汇资金，引进设备。我厂第一台从德国引进的高速冲床，就是那时办成的，生产效率提高几倍。一五四厂的另一项支柱民品就是桑塔纳轿车的空气过滤器总成，它的关键部件是温控活门，科研组在许自华高工的带领下，经过多次试验取得成功，获得国家级新产品证书，许工个人也获得三等奖。工厂共有四项产品被评为国家级新产品并发证书，而且也成为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成员之一、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会员单位。

1970年7月平原公司51车间领导同热处理工段职工，欢送我们到贵州参加三线建设时的合影留念，手举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忠于毛主席

154礼堂

这是在工厂办公楼前合的影，人称“小白楼”

国家级新产品铝质散热水箱证书

国家级新产品空气过滤器总成证书

国家级新产品油浴式散热器证书

国家级新产品高压溶体过滤器证书

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成员单位

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会员单位

虽然工厂在产品试制和生产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工厂的分散仍给生产和生活带来很大的问题，为转运产品、零件，生产单位都配有三轮摩托车；职工上下班骑自行车经常发生交通事故，例如，杨新光的儿子刚从宝鸡调来，就因骑车摔倒而身亡，公安科老邱也是骑车摔成重伤等。

工厂曾多次向0一一基地、三机部报告工厂集中建设的问题，部里也非常重视。1979年7月三机部吕东部长；1980年5月三机部顾问原副部长刘鼎；6月三机部副部长莫文祥，先后来厂考察，了解调整改建和基建情况。

1980年9月，三机部以计字（1980）1479号文，决定将原530厂的已有建筑、土地划归154厂使用并同意在原530厂集中建设。12月份，工厂党委决定，七区新建的厂区建在山坡上，家属区建在原530厂址内。接着工厂就和镇宁县政府洽谈购地事宜，和水、电增容的准备工作。

1982年2月，第四规划设计院来人，进行新厂区的规划设计工作。工厂为了加快新区的建设，决定成立基建指挥部，由8人组成，王金钟任指挥长。这样，七区新厂区的建设速度明显的加快了，职工也看到了希望，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工厂的效益也逐年增加。

工厂主要领导陆续调出，张伟1977年7月调162厂任党委书记，又调0一一基地任副局长，再调中航福州进出口公司经理，直到离休；沙宝山也在同期调出；寿奎明1982年5月调183厂任厂长。

1984年工厂领导班子成员，党委书记:谢钟文，厂长:王杏春，总工程师:张灵雨，党委副书记:彭斯奇，副厂长:易道生、张德馨、王金钟，工会主席:韩志文，纪委书记:吴德泽。

1984年底，厂长王杏春，党委书记谢钟文到北京参加航空工业部企业领导干部会议，总工程师张灵雨临时主持工作，某天，张灵雨和易道生到0一一基地参加技改会议时，得到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国家正在对三线企业大调整，就是对那些进山较深和生活、交通特别不方便的132家企业大调整。0一一基地6个厂确定为调整企业，但没有154厂。因为154厂是部里批准向七区集中建设的单位，已经在新厂区建成6000平方米的厂房，福利区也建成5栋宿舍楼和配套设施共15600平方米，已投入资金587万元，所以不再考虑154厂的搬迁。

参加会议的两位领导，认为问题较大，不想放弃这次搬迁的机会，便在回厂的当天晚上，召开了厂务扩大会议，让计划科的时学璞、设计科的沈志浩、技术科的高海祥参加。会上张灵雨首先通报了国家对三线企业的调整精神及0一一基地要搬迁的几个工厂，154厂不在搬迁之列，大家听了感觉突然，立即议论起来，情绪高涨，都不想放弃这次搬迁的机会，要找出理由挤进国家对三线调整的大盘子。当我发言说到技术科正在对154厂的水质进行全面化验，现已拿到重庆环境科研监测所发出的第一份报告，说154厂的水质特别差，大肠杆菌超标百倍，多种重金属也超标。大家听了认为这是个搬迁的理由。我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送的水样化验的结果，科研所对取样要求特别严，装水样的100多个专用瓶子，都是从科研所拿来的，在工厂的三个水源地（曹果寨、十三旗、七区）取样后，装上面包车，马上送到贵阳火车站，技术科派了三个人，带了100多瓶水样坐上到重庆的火车，要在24小时之内进行化验。当化验结果出来后，科研所人看到水质这么差，便怀疑我们作了手脚，于是就派科研所水室主任和科研所办公室主任，亲自带取样瓶而且是亲自到三个水源地取样，我们又派了两人送他们到重庆，刚走了三天，还没拿到第二次的化验结果。还有一问题，要拿到正式报告，需经过一个水文年，就是在一年当中，从枯水季节到旺水季节，都要几次取样化验才能得出结果。我们第一次送样是9月份，要到1985年的8月份才能拿到水质报告，1985年元月份部里的搬迁会议就赶不上了。会议最后做出决议:一是让张灵雨马上去北京，征求厂长王杏春和党委书记谢钟文的意见，一定要说服他们尽最大的努力把154厂搬出山沟；二是叫技术科抓紧水质化验工作，一定要在今年内拿到有说服力的水质检测报告，赶上明年元月份部里召开的搬迁会议。

化验154厂的水质，能赶上三线企业的大调整，完全是个巧合，工厂地处山沟，道路曲折不平，有的地段坡度大，职工骑自行车上下班摔倒造成骨折的不少。我亲眼看到副厂长刘福祥，在小寨礼堂打乒乓球时，一条腿跪到了地下，膝盖就骨折了；中层干部赵连儒骑自行车摔倒，造成脚部骨折等等，这么容易骨折，我总觉得水质有问题，曾到过机动科环保室，和负责水质检测的刘百瑞交谈过，他也怀疑水质有问题，但是他说贵州省没有能全面化验水质的单位，他也无法查明原因。

1984年初，机动科的化验室併入技术科的理化实验室，自来水质检测工作也由技术科负责。我到理化实验安排工作时，说起贵州省不能全面化验水质时，刚从成都地质学院毕业，分到理化实验室的杨安付，说他们学校能全面化验水质，而且他对化验水质也感兴趣。于是就打报告，全面化验154厂的水质，经总工程师批准开始做准备工作。首先派杨安付去北京、成都、重庆调研，最后确定在重庆环境科研监测所进行水质化验，成都、北京路远，不具备送样条件。当时就是为了找到造成骨折的原因才化验水的，没想到为工厂的搬迁也能提供一定的理由。

会议的第二天，就安排杨安付去重庆环境科研监测所摸底，看是否能在今年12底对154厂的水质作出结论并发出报告。协商的结果是有可能的，到我们厂来过的科研所的两位主任，看到工厂这么分散，职工生活这么困难，非常同情我们，在他们领导面前，说了些有利于我们的话，可以提前发出报告，但要支付加班费。

杨安付回厂后，立即就和主管财务的副厂长易道生作了汇报，并同意支付8000元的加班费。第二天，杨安付带着现金，和我一起去了重庆。当把8000元的加班费交给所里领导后，看到水室的人员忙起来了，没想到事情进展的如此之快，12月下旬就发出了50多页的水质化验报告10本。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报告中写进了“此地建厂是不适宜的”关键结论。为了慎重起见，他们还联合了《长江水资源保护局重庆监测所》和《重庆自来水公司》，共同发出这份报告，更有说服力了（听说也给了这两个单位的加班费）。

154厂水质化验报告中，有多项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特别是重金属镉超标7.1倍，长期饮用这种水，重金属镉会沉淀在人体内排不出来，使骨骼造成镉脆，这可能就是154厂职工容易发生骨折的原因。报告中写进了“为了保护职工家属的身体健康，该厂应尽快的改变或脱离地理环境。此地建厂是不适宜的”结论。0一一基地初步同意了我们参加明年元月份的北京搬迁会议，让我们抓紧时间准备材料。

工厂分头准备搬迁会议所需要的材料。除水质化验报告外，还调查了从1970年建厂以来，职工造成的骨折、骑自行车上下班摔伤、摔死人员名单、因癌症死亡人员名单，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即交通问题、医疗问题、子女升学及婚配问题等，是集中建设也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并带到北京搬迁会议上。

1985年元月21日，航空工业部，在北京空军招待所召开0一一基地8个厂（143、183、154、108、385和三个工具厂）的搬迁会议。工厂派出谢钟文（北京开完会留下）、魏振中、时学璞、沈志浩、高海祥5人参加会议。我们提前到达北京，目的是先到第四规划设计院、三勘、部计划司、辅机局以及国家建设部等单位进行游说。大部分单位都同情我们厂的处境，只有建设部环保司污染处，看了我们送去的水质化验报告后，就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这是应该预料到的，我们厂的水质污染情况，拿到掌握全国污染的单位---建设部污染处，那真是小巫见大巫，怨我们自找钉子碰。在搬迁会议上大会发言时，谢书记阐述154厂搬出的理由，当说到某年过春节，3000多职工没有酱油吃，经多方联系未能解决，只好通过关系，用一车电线杆换酱油过春节时，伤心的流出眼泪说不出话来。还好，部计划司初步同意我们厂的搬迁，但是要和183厂合并建设。183厂也是部里批准的厂内集中建设的单位，刚搞三通一平，听到国家对三线企业调整的消息，以厂区发现溶洞为理由，想挤进搬迁单位。我们两厂都认为合并建厂有很多无法克服的问题，不利于今后的生产经营管理。两厂统一了思想，设法不合并，坚决分开建厂。所以在上报两厂合并建设工艺方案时，就按以后要分开的搞了工厂的平面布置。例如，同是机械加工，布置了两个车间，一个是壳体加工车间，一个是伐体加工车间，而且分别布置在工厂中央大道的两侧，很明显是为以后要分开做打算。当然0一一基地和计划司也看出了问题，批评了两个厂的领导，退回重搞。我们两厂是铁了心的要分开，就把第一方案略加修改又报上去，部里还是不满意，但我们就是要分开建厂，闹得和基地领导拍卓子的地步。会议将要结束了，又看到两个厂分开建设的决心，部计划司只好初步同意了两厂分开建设，只是国家和部里的贷款，两厂只能得到50%，不足部分由各厂自筹，我们也只好同意了。为了防止部里不批准我们分开建厂的方案，在上报建厂资金时控制在2000万元以内，183厂也控制了建厂规模。108厂和385厂没有坚持分开建厂，合并建成华烽电器厂；三个工具厂是无法分开的，合并建成西南工具总厂。

1985年2月2 日，部召开的搬迁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厂里，领导和职工列队欢迎我们胜利归来，盼望已久离开山沟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但是这只是部里同意了我们厂搬迁，关键的是要等国家正式批准后才算确定了搬迁，第四规划设计院才能进厂搞初步设计。

工厂领导，多次到北京，成都三线办奔走，不断的申诉一至发展到诱约国务院三线调整规划改造办公室办主任鲁大东到154厂视察，亲眼看到了工厂的分散和艰苦的环境。之后工厂领导又找到成都金牛宾馆正在召开的三线调整会议上，因154厂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只好守在门口，等会议休息时赌住领导鲁大东诉苦，经不断的努力，会议拿出折中的方案，154厂仍不列入计划，只能给予搬迁费用的补贴。资金问题，国家和三机部各补贴30%，剩余资金部分工厂自筹，这才批准了154厂迁建立项。

工厂在贵阳选厂址，先是到桐木岭、烂泥沟、三桥等地考察不成，最后选择了在小河建厂。1986年初，国务院以国发（1986）010号文批准了154厂调整到贵阳花溪区王武村建设的批复。第四规划设计院也编制了《国营第一五四厂迁至贵阳建设的设计任务书》，并派员到154厂搞初步设计调研，工厂也派出各专业人员配合工作。四院共来20人，工艺审查是四院工艺所所长沈复中；总设计师是四院一所的张炳照（53年届的校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他们回到北京四院，完成154厂的初步设计。

第四规划设计院同时搞0一一基地5个厂的初步设计，任务量大，时间紧张，各厂都想早些拿到工厂的初步设计，才能到贵阳选点购地，各厂也派员到四院协调初步设计、督促进度。1986年11月中旬，工厂派我到四院协调，督促初步设计进度。到北京后，以校友的身份看望一所总设计师张炳照，并带去景泰蓝花瓶等礼物，说明来意，又去看望校友徐以兰，请她多关照初步设计的进度。

1986年12月28日，154厂的初步设计全部完成，在0一一基地5个搬迁厂中，我们厂是第一个拿到初步设计的（143厂是1987年元月5日拿到）。初步设计共十册，十一本（共几套我忘记了）。29日，四院派车送我带初步设计到机场乘飞机到贵阳，154厂贵阳建设指挥部接机拿到全套初步设计。厂区占地162亩、生活区占地118亩，一期工程总投资2100万元，资金筹备情况:国家投资265万元（建贷）+165万元（拨改贷）共430万元；部安排745万元（建贷）+250万元（专项补贴）共995万元；工厂自筹675万元。

1987年初，航空工业部以航建函61号文下发了关于国营一五四厂迁建贵阳初步设计的批复，工厂又根据贵阳市批复的文件，在小河完成了购地并办完了一切手续。同时第四规划设计院一所由武幼文副所长（55届校友），带领32名设计人员到贵阳新区搞一五四厂的施工设计。

1987年6月，新厂区在贵阳小河破土动工，搞三通一平，基建科全部人员都到贵阳新区，临时住128厂招待所，其他搬迁厂也陆续在小河动工建设，地方政府在小河成立了建设指挥部，解决几个迁建厂在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1987年12月18日。154厂在贵阳小河新厂区举行开工典礼，整个建设工地热火朝天，建设速度加快，施工设计太慢了，跟不上建设的需要。1988年2月24日，魏厂长叫我去北京第四规划设计院一所找武幼文所长，协商签订了施工设计进度协议书（说已经联系好），工厂支付2000元的赶工费，一所从设计费中减去7700元。施工设计明显加快，满足了施工建设进度的要求，离京前又感谢了武所长。

原四川省委书记现任国务院三线调整规划改造办公室主任鲁大东到一五四厂视察

新厂刚开始建设

平整土地

埋管道

贵阳新区，从1987年破土动工建设，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到1990年新厂以初具规模，具备了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工厂根据生产、搬迁两不误的原则，采取了分期分批的搬迁，也就是边基建、边生产、边搬迁。1990年工厂成立了搬迁领导小组，下设搬迁办公室，具体负责搬迁事宜，其成员都是从各单抽来的专业人员，共设立了5个专业组:〈1〉生产、技术、设备管理组，〈2〉装卸、技安、运输管理组，〈3〉人事组，（4）后勤组，〈5〉保卫组（人事组、保卫组是兼职的）。为了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工厂制订了十几个指导搬迁工作的文件，在新、老厂各成立了设备装卸队，由机动科负责，人员都是从各单位抽调的机修、电工人员，又经过专门培训，新老厂各一队。家属的家具装卸队，由行政科负责，人员都是从当地临时招来的农民工，经过专门培训，新老厂各一队，又配备了家具包装物品，搬迁时借用，用完后及时交还，以便循环使用。

贵阳新区住房分配是职工非常关心的事情，它牵涉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张文安（当时任厂长助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摸底、召开座谈会、讨论研究，制定了三个住房分配方案，召开六次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组长会，讨论修改七次住房分配方案，最后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国营154厂贵阳住房分配方案》。可以说工厂绝大多数职工是满意的，方案既参考了上级文件的精神，又考虑到职工具体情况，如参加工作年限、家庭人数、人员结构等都考虑进去了。工厂领导在住房问题上没有搞特殊，因此，没有发生因住房分配职工闹事的现象。0一一基地也认为在几个搬迁厂中，154厂新区住房分配方案是搞得最好的！

工厂整体从镇宁搬迁到贵阳市小河，运输是个大问题，现有车辆远远不够，工厂决定买车，但是在贵州买车，买两台解放车才给一台东风车（柴油车），运输科不同意，我们就到湖北十堰二汽买了10台（其中6台是加长车）东风汽车。崭新的10辆东风车队，从湖北十堰一直开到镇宁154厂，沿途也挺风光的！这给两千多台车次的运输量，提供了有利条件，搬迁工作才能顺利的进行。

工厂从1991年元月份，26车间首批搬迁，到1992年8月份初工厂基本搬完。根据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的文件的精神，国有企业搬迁后，原不动产可以有偿转让，转让不出去的不动产，要完好的移交给当地政府部门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工厂从1991年开始，就和镇宁县有关部门联系永红机械厂不动产转让问题，先后将四区冷冻库和七区6000平方米的新厂房，分别以7万元和70万元转让给镇宁县粮食局；七区家属楼和老厂房，以48万元转让给镇宁县黄果树酒厂，三项共收回资金125万元。

没有转让出去的大部分不动产，要移交给镇宁县政府。1992年8月15日，在镇宁县白马水库召开了工厂和县政府，关于不动产交接的联宜会，签订了《国营永红机械厂，老厂六个行政、生产区转让协议书》，顺利的完成交接。

1992年8月22日，最后一批人员，离开了工作和生活20多年的镇宁县永红机械厂，上午出发时，由9辆大小汽车组成的车队，镇宁县公安局派来一辆警车开道。当车队路经小寨、十三旗时，当地老乡站在高处，目送我们离开此地，还是些恋恋不舍的样子，毕竟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也有了感情。当天到达贵阳新厂时，工厂主要领导在家属区单身楼迎接最后撤离镇宁老厂的同志们。

工厂搬迁历经一年零八个月，在全厂职工的支持下，经过全体搬迁人员共同努力，把整个工厂及家属，顺利地搬迁到贵阳新厂。在整个搬迁过程中，共使用车辆2145车次，未发生一起交通安全事故，运输科立了功，值得表扬的。

工厂移交镇宁县的联谊会

工厂移交镇宁县联谊会

产权交接文件的复印本

最后离开镇宁老厂到贵阳新厂的车队

厂领导迎接最后撤离镇宁老厂的人员

我们厂整体搬到贵阳建厂的指导思想是:工厂整体的搬迁，不是一次简单的位移、低水平的重复，而是结合了工厂的技术改造项目，以产品为龙头，按军民品生产线进行调整工艺布置，引进关键设备，增加相应的必要设施。所以，到新厂后效益明显提高。例如，在老厂时历年工业产值都没超过1000万元；1991年产值为1500万元；1992年达到了3000多万元；1993年可能是7000多万元（可能不准确）。

贵阳新厂区的办公大楼

附件:

工厂失去一次在上海合资建厂的机会

1993年，工厂接待了一位客人，此人就是为我们厂第一次引进国外设备（高速冲床），提供外汇贷款的原贵州省建设银行行长干德良。大约1978年（时间可能有出入），易厂长在贵阳汽车零部件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干行长的注意，得知我们厂生产桑塔纳轿车水箱上的散热片卡了脖子，急需引进高速冲床，便主动和工厂联系，并给我们提供了外汇贷款，引进了德国的高速冲床，满足了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暂时的配套需要，工厂的效益也有明显的提高。以后，干德良调到上海浦东建设银行任行长，还想为我们厂做些事情，便说服了到大陆投资的香港商人，有意投资154厂的水箱项目。所以他带来几位香港商人和地方有关人员，来和我们厂洽谈在上海浦东合资建厂的意向，全套引进国外设备，生产桑塔纳轿车的水箱，我们厂以技术入股，不用投资一分钱，生产、技术管理仍有154厂负责。工厂领导们考虑再三，认为水箱是我们厂的支柱产品，拿走后，工厂的效益会明显下滑，而且只能有少部分职工到合资厂，大部分职工心里会不平衡，所以就提出在贵阳合资建厂的建议，对方没有同意。前后在贵州饭店共谈过三次，均没达成共识，干行长和香港投资商人遗憾的走了。以后我在上海见到干行长时，他还提起过这件事，他说，那么优惠的条件合资建厂，你们厂都不同意，太可惜了。如果当时合资成功，在上海浦东建成了水箱制造厂，满足了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配套需要，可能上海大众就不会再引进一个水箱制造厂（联谊厂）。

说明:

这个建厂和迁厂回忆，有一些是凭记忆写出的，由于时间长了，可能有些出入或不实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并把错误的地方反馈于我，以便纠正，并表示感谢，也深表歉意！

2024年7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