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红色经典——亲历《星火燎原》

至简

 一部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红色经典——亲历《星火燎原》丛书的编辑出版作者：朱冬生

1956年7月，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历史的回忆录文集。总政治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编辑部”，并指定专人负责。征文活动从1956年开始，直到26年后，由征文结集而成的《星火燎原》丛书10集才最终出齐。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一名从部队调进《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年轻军官，我有幸参加了《星火燎原》丛书编辑的相关工作，从档案整理、编辑校对到跑印厂，甚至与各位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的联络，我都参与其中。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到《星火燎原》丛书最终问世，这项工作始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毛主席为《星火燎原》题写了书名，朱德元帅为此书作序，贺龙元帅是这部书的筹委会主任，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这部书的出版题词，耿飚、韦国清参加了该书的出版座谈会。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讲述中国革命故事的丛书，对于彰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辉煌历史、传承党和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具有重要意义。征文活动开始后，很快出现了撰写革命回忆录的高潮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编辑部”成立以后，总政治部就像履行战时政治工作任务一样，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发出了征文通知。很快，全军成立了将近300多个编辑征稿组，1000多人参与了征文的组稿编辑工作。此时的30年征文编辑部，已成为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系统一个专门负责征集党史军史回忆史料的指挥部门，既负责全军征文工作的组织协调，又负责全军征文的编辑加工，还要负责部分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等领导同志回忆录的写作。

征文启事一经公布，迅速得到军内外广大干部的热烈响应，在全军、全党、全国很快形成了撰写革命回忆录的高潮。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省委书记、省长、部长以至县长，从元帅、将军到士兵，参与写稿的人成千上万，甚至全军几乎所有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也都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应征稿件就达到3万余篇，经过各级征稿组的层层筛选，送到30年征文编辑部的回忆文章还有11000多篇。到1966年，10年间征文稿件达到8万多篇，送到编辑部的有4万多篇。1957年，编辑工作正式开始。到1958年9月，由征文稿件选编而成的《星火燎原》第1集（上、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按总政最初决定的编辑方案，全书有一个总书名，各集有单独的书名，第1集为《星火燎原》。

但后来因为每集单独起名有困难，故全书都采用了《星火燎原》这个名字。经过几年的努力，到“文革”前，除第5、8集的文章未最后定稿，第1集修订本未发行外，其他7集均先后与读者见面。“文革”期间，30年征文编辑部被解散，丛书的出版工作不得不停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军委决定继续《星火燎原》丛书的选编修订出版工作。我就是在这期间由部队调进《星火燎原》编辑部的。我进编辑部的时候，是部里最年轻的编辑，属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而其他编辑则全都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此时，他们年纪都大了，所以我一进编辑部，这些老编辑都无私地把自己手上掌握的宝贵资料全都交到了我手上。我帮他们编辑，帮他们校对，帮他们联系作者、去家里取稿送稿，甚至帮作者写稿。而这些需要经常联系的作者，大多是元帅、大将、上将和中将等老一辈革命家，许多还是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其中有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杨尚昆、习仲勋、杨得志、余秋里、洪学智、张爱萍、陈锡联、宋任穷、陈再道、萧华、萧克、廖汉生、胡乔木、刘瑞龙、李干成等300余位。后来，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刘瑞龙的《淮海战役支前日记》、洪学智的回忆录等都是我编辑的。

经过编辑部几年的努力，到1982年6月10日，《星火燎原》丛书10集全部出齐，包括红军时期3集、抗日战争时期3集、解放战争时期4集，共编入文章632篇，总字数373万字。红军时期的3集，主要讲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的武装起义；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等主要红军部队的成立、组建；井冈山、鄂豫皖、川陕、湘鄂西等主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遵义会议、三个方面军大会师、直罗镇战斗等红军长征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的战役战斗等。抗日战争时期的3集，主要讲述了西安事变之后红军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过；八路军总部的建立；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的经过；东北抗日联军及抗日战争期间各部队的敌后抗战情况：“皖南事变” “确山事件”等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等相关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的4集，主要讲述了抗战胜利后战略防御阶段发生的重庆谈判以及东北战场、华北战场、西北战场、华东战场国民党对和平谈判的破坏以及我军的战略行动；战略相持阶段各部队在东北战场、华北战场、华东战场、西北战场和国民党的对峙；战略进攻和战略追击阶段东北战场上的辽沈战役、华北战场上的平津战役与华东战场上的淮海战役；随后就是渡江战役、西北的解放、西南的解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星火燎原》收录的文章中，有9篇元帅的文章，33篇习仲勋、邓子恢、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9篇大将的文章，52篇上将的文章，61篇中将的文章，260篇少将的文章，151篇省市委书记、部长的文章。

后来，《星火燎原》的许多文章被全国的各大报刊相继转载，有30多篇被选进中小学课本。许多文章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上10多个国家出版。到2021年，《星火燎原》共出版了10多个版本，在国内外累计发行近千万册。1982年该书出齐之后，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为该书题词。1982年7月17日，解放军出版社召开庆祝《星火燎原》丛书出版和军委领导题词的座谈会。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同志到解放军出版社参加了出版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7月16日，韦国清主任还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对30年征文工作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对《星火燎原》丛书的历史定位和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星火燎原》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史实上的严谨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编辑部”，反映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文章都由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亲自审定批准。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大将以上的军队领导同志撰写的文章，或撰写反映大将以上军队领导同志的文章，都必须送呈各位元帅或总书记邓小平、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亲自审定。《星火燎原》的许多作者，像习仲勋、谭震林、邓子恢、薄一波、徐向前、聂荣臻、谭政、粟裕、黄克诚、张爱萍、杨得志、杨成武、杨勇等老一辈革命家，不管他们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元帅、将军，经常为一篇文章的修改反复很多遍，改过来退回去，再改过来再退回去，即使已经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过了，还是改了很多遍才正式由《星火燎原》出版。《星火燎原》10集全部出齐前后用了26年时间，这并不全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如果扣除“文革”干扰的10年，也还有16年。出版过程如此漫长，主要是由这部丛书特殊的组织方式和严格的审查制度及严谨的编辑程序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星火燎原》丛书才能做到在史实上决无差错、在评价分析上决无偏颇、在事件交叉人物关系上决无矛盾。可以说，《星火燎原》丛书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经典，不仅仅因为它是语言文字表述准确的经典、历史结论精确到位的经典，也是历史史实的经典、唯物史观的经典，更是地区、部队人物关系相互平衡的经典。

该丛书出版之时，各地主要武装起义、各个革命根据地、三大红军主力、各个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各主要战场的领导人和参加者大部分都健在，丛书从没有因为厚此薄彼、内外有别、评价不当而受到读者的责难。这和编辑部长期养成和坚持的严肃的唯物史观、公平公正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学术精神有着极大的关系。《星火燎原》对军事文学繁荣和红色基因传承带来巨大影响对于《星火燎原》丛书，诗人李伟称它是“一首生命的歌”，史学家胡华称它是“血与火的真实记录”，哲学家王力称它是“中国革命的经典”，郭沫若称它“是一条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1956年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大规模的战争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才刚刚结束，人民群众对战争中产生的英雄的敬仰还非常强烈。此时发起的关于总结、回顾战争的回忆录征文在国内产生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正是因为如此受群众欢迎，所以从30年征文到后来的《星火燎原》丛书出版，它对中国军事文学的繁荣产生的强烈推动作用也就在预料之中。直到今天，《星火燎原》的许多文章作为红色基因传承的种子，仍在不断播撒扩大。当时30年征文的有些文章是先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在那个没有电视、电影也很少、崇尚英雄的年代，徐向前元帅的《奔向海陆丰》、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老山界》、上将杨得志的《强渡大渡河》、上将杨成武的《飞夺泸定桥》、中将吴先恩的《党岭山上》、少将吴华夺的《我跟父亲当红军》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当日的报纸都被抢售一空。买不到报纸的读者强烈要求加印，报社只好将有革命回忆录文章发表的当日报纸进行大量的加印，以满足读者的需求。更有甚者，在有些报社门前或报刊销售点前，买报纸的老百姓拿着小板凳排成长队，队伍之长，延及数里。当时的“30年征文编辑部”无出版权，编辑部书籍出版的联系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将部分文章结集成《红旗飘飘》先期出版（《红旗飘飘》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传记组于1957年5月开始不定期公开出版发行的丛刊，包括回忆录、传记、小说、诗歌和日记等不同体裁。内容包括描写革命领袖、记录革命先烈、回忆著名英雄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描写无名英雄和革命斗争生活等）。这在客观上也为当时全国军事文学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些回忆录题材像《红色娘子军》《党费》《潘虎（杜鹃山）》等征文稿，还没等到编辑部结集出版，很多单位就已经把它们改编成电影或戏剧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当时总政负责30年征文工作的萧华、刘志坚两位领导的大力支持。

他们预见到，一些好的题材如果进行深度的艺术加工，将会对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带来推动作用，因此指示要把征文中好的题材广泛地推向小说、电影、戏剧领域。这些作品直到今天影响仍然非常大。征文中所反映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是我们今天依然要传承的红色基因的重要内容。人们有理由相信，这部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历程和沧桑岁月的鸿篇巨著，将会与人民军队同步发展，不断向前。它所承载的，是一个伟大民族、一个伟大政党、一支人民军队无往而不胜的血脉灵魂，讴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仰望并为之奋斗终身的信仰。来源：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管，中国文史出版社主办《纵横》，2022年第8期。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解放军生活》杂志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