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南中志》的哀牢

春华秋实

东汉时，文献中出现了“哀牢”的名称，最早见于王充的《论衡》，其书《恢国》篇说：“方今哀牢、鄯善、羌，降附归德。”其书《佚文》篇还提到杨终曾作《哀牢传》。其后，晋人常璩撰《华阳国志》，在卷四《南中志》中详细记载了哀牢的情况。继常璩之后，南朝宋人范晔编著《后汉书》，在《西南夷传》里详述了哀牢夷的历史。但史籍关于哀牢的记录各书多有不同，这就使关于哀牢的研究存在不同的意见。

​……

​哀牢这个名称作为族别称谓自唐代以后就不再见于文献记载了，哀牢的族系及源流却长期成为学者们探讨研究的课题，各人都用不同的方法试图揭开这个谜底，但要让这个谜底使别的学者完全信服，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节录自《林超民文集》第四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9～290页。

《华阳国志》是晋代常璩（约291—361）所编纂的一部地方志，书名中的“华阳”，意指华山之阳，也就是晋代的梁、益、宁三州。

华阳之名，首见《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指华山之阳，西极黑水，即西晋的梁(治所在今湖北省汉中市)、益(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宁(治所在今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3州，包括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以及湖北、陕西、甘肃部分地区，这也是《华阳国志》载事记物的主要范围。

△东晋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又称《华阳国记》。《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比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其所创立的方志编纂体例对后世方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书自刊印以来，有众多的刻本和抄本问世，版刻传抄体系非常复杂。现存最早的足刻本是明嘉靖四十二年四川铜梁人张佳胤知蒲州时所刻，现存国家图书馆。

最早为北宋元丰元年(1078)吕大防成都刻本(已佚)，明清两代历有校勘本，以清嘉庆间顾广圻校缪寅刊本为佳。现今通行本有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的顾广圻校本《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年出版的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专门摘录研究《华阳国志》有关云南史实的著作有方国瑜据函海本辑录《华阳国志·南中志》并摘录其他卷与云南相关的条目为附录、缪鸾和校注、木芹补笺的《华阳国志·南中志校笺》(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2003年印行)。

△清嘉庆十九年刊《华阳国志》

方国瑜《华阳国志·南中志》概说

《华阳国志·南中志》，常璩撰。

常璩字道将，晋时蜀郡江原人。本书卷三《江原县》说：“常氏为大姓。”即纪其世族。张佳胤作《江原常氏士女目录》凡十五人，都见于本书人物传记。常氏先世事迹多可考，而常璩本人之经历则不获详知。本书《李雄志》曰：“永和三年，桓温伐蜀，中书监王蝦、散骑常侍常璩劝李势降。”说亦见《晋书•李雄载记》。又常璩所作有《汉之书》十卷，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通•古今正史篇》亦称道之。其书纪蜀李成事迹，则璩任李氏官职，留心史事。惟《汉之书》，已久佚也。

《华阳国志》传至今，西南史事之专书，此为较早者。兹考说之：先言常璩作书。本书卷十二《序志》说：“考诸旧纪，先宿所传，并《南裔志》验以《汉书》，取其近是，及自所闻，以着斯篇。……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凡十篇，号曰《华阳国志》。”按所说“旧纪”，采录《史记》以来之书。以今存史籍校之，有相同者，有差异者，而古书多佚，不能尽校也。又“所闻”者，如《大同志》曰：“璩往在蜀，备谙诸故事，更叙次之，有益国史之广识焉。”又《汉中志》曰：“右三郡（魏兴、上庸、新城），璩识其大梗概，未能详其小委曲也。”即据见闻录之。则璩作书有所本，非任意造说。惟“旧纪”及“所闻”是否尽符事实？且此书久经传抄翻刻，是否尽符原本？则当分别说之。

是书分篇，先《地志》，凡《巴》《汉中》《蜀》《南中》四篇；次《载记》，凡《公孙述》及《刘二牧》《刘先主》《刘后主》《大同李雄》五篇；次《人物传》，凡《先贤》《后贤》两篇；又次《序志》及《士女目录》。各篇旨意，揭于《序志》分述之。全书颇具条理，开地方史志之先例。《隋书•经籍志》著录于《霸史类》，新、旧《唐志》在《伪史类》，《史通•杂述篇》认为应入《地理类》，《直斋书录解题》在《杂史类》，《宋史•艺文志》在《别史类》各家分类不同。章学诚《史籍考释例（《章氏遗书补遗》）曰：“《华阳国志》非一国记载，又非地志图经，入于《霸史》（伪史）固非，入于《地理》尤非，乃《杂史》之流，限于方隅者。”章氏创名类为《杂史方记》。要之，此书为地方史志之作，兼有《越绝书》《三辅黄图》之长。后世《地志》之书甚夥，此其较早之作也。

次言此书之流传。常璩之书，自始为世人所重。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曰：“常璩少好学，著《华阳国志》十篇，序开辟以来迄于李势，皆有条理”（汤球辑本卷七十九）。又《三国志•蜀志•董厥传》注引孙盛《异同记》曰：“永和三年，蜀常璩说”云云，即论董厥、姜维诸人事。按崔鸿、孙盛在北魏已采常璩书，郦道元《水经注》征引常璩书甚多，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亦多引之，隋以后收藏家著录此书，征引者不绝。宋以后刻本甚多，据朱士嘉作《华阳国志版本考略》（载《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七十、七十一期），所举宋本二，明本七，清本七，清季以来石印、排字、影印之本尤夥。兹略举之：宋元丰间，吕大防刊是书，嘉泰时，李墍复为之删正而刊之，此二本久已失传。明代刻本较多，流传至今者，有嘉靖时张佳胤刊本，刘大昌刊本（此二种并称善本，惟罕见。北京图书馆藏有之），万历陈荣刊本（《汉魏丛书本》），何允中刊本（《广汉魏丛书》本），吴琯《古今逸史》本，及天启李一公刊本（程荣本及吴琯本皆不全，缺卷十之上中两卷）。书经辗转传钞翻版，错落亦多。清代刻本以李调元《函海》本及廖寅题襟馆刊本流传较广。廖本为顾广圻校勘，尤为世人所重。廖本刊行后，顾广圻又一校再校。惟传增湘于顾之重校本有说：“余偶披阅及之，卷中多识其疑误，而改订之处乃绝少。缘所见冯本（常熟冯氏空居阁本外，仅有钱罄室写本、何义门校本而已。于明代嘉靖以前旧刻，似未寓目也。”傅氏取刘大昌本与廖刻本对勘，于廖本“全书订正之字，多至四百有奇，咸前人所未发”。傅又取刘大昌本与张佳胤本对勘，“凡刘本改正之字，张本一一皆具，知二人校订之精审，视后世所传恶抄，迥然大异。”傅于廖本又说:“今观其书，夺譌盈幅，转不若李氏《函海》本之较为审慎精严也。盖雨村所据以付梓者，为钱叔宝写本，而又得此刘大昌本及天启李一公本考订其异同，而廖氏刻书时，不特嘉靖刘、张二本及天启李氏本均不及见，即李氏《函海》本亦似未经寓目，殊不可解”（傅氏说见《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一《校明刘大昌刻本华阳国志跋》）。如傅氏所说，则《函海》本实较廖刻本为胜也。瑜曾假读向达藏顾广圻手校之本，批记于吴琯本，分装五册，后四册顾氏手笔，前一册移录顾校，不知原为何人收藏也。顾氏虽多费功力，后未著书。王仁俊辑有《华阳国志佚文》—卷，《补遗》—卷，收入《经籍佚文》中。顾观光有《校勘记》—卷，载《武陵山人遗书》中。邻水李氏悔过斋刊本，附顾校勘记。成都志古堂刊本，则据廖本重刻。清代藏书家于《华阳国志》多有著录题记，如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二，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唫香仙馆书目》，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二十六等。近人姚师濂有《华阳国志、晋书地理志互勘》，载《禹贡》第二卷第四期，皆可作读是书之参考也。

常璩之书，久显盛名，南北朝以来，传抄之本甚多，渐失旧观，宋刻又有补改，明、清校订亦多记版本异同，未复常书之旧。《四库提要》曰：“宋元丰中，吕大防尝刻于成都，大防自为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墍序，称吕刻刓缺，观者莫晓所谓；尝博访善本以证其误，而莫之或得；因摭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相互参订，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前后失序、本末舛迕者，则考証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又卷九末有墍《附记》，称《李势志》传写脱漏，续成以补其缺。则是书又于残缺之余，墍为之补缀窜易，非尽璩之旧矣。”按所补《李势志》，即采《晋书•李雄载记》，李墍有注说知之；其余改补而无注说者当甚多。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所录前人征引与刻本不同者甚多，足见错落之甚也。

近人孙人和先生《华阳国志校注》已成稿，一九六三年瑜在北京访其家读之，闻不久可印，而至今未见。四川任乃强亦有《华阳国志校注》，已成稿，瑜假读之，未及磋商也。复次言《南中志》。

常书分地区为四，即巴、蜀、汉中与南中，南中即宁州。《序志》曰：“蠢尔南域，在彼要荒；汉武德振，蛮貊是攘；开州列郡，幽裔来王；柔远能迩，实须才良；甄德表失，以明纪纲。述《南中志》第四。”按南中古西南夷地，为巴蜀附庸，汉武帝时设郡，至蜀汉开南中七郡，惟越嶲郡在东晋时属蜀耳。

常璩作书，采录旧纪，《序志》所说有《南裔志》。按《南裔志》当是书名，记南中事，璩作《南中志》盖多采录《南裔志》也。袁嘉谷《滇绎》卷二曰：“南中志》乃《华阳国志》之一篇，常璩殆依据魏完而成者。”按此说可取。魏完之书已佚，惟左思《蜀都赋》:“戟食铁之兽，射噬毒之鹿”，刘逵注貊兽食铁，出建宁郡；神鹿食毒草，出云南郡，曰：“此二事，魏完《南中志》所记也。”可知左思、刘逵即据魏完《南中志》之说。赋及注据魏完书。又刘逵注《南夷志》曰：“龙眼荔枝生朱提南广县”，亦当出魏完书，盖《南中志》又名《南夷志》。常璩所说《南裔志》，盖魏完《南夷志》，此可得而说着。左思《蜀都赋》及刘逵注所载南中异物十余事，大都见于常璩《南中志》，此亦可证常璩采录魏完书。考左思、刘逵并西晋人，其作赋之年未能确定，惟在永嘉以前也。

常璩书载南中事，首为《总序》，其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以前之事迹，大都出自《史记》《汉书》，多削删，且多错乱，不详为原本或后世传抄之误。又记牂牁、夜郎事，有不见于《史记》《汉书》者。分纪郡县，牂牁郡下所记两汉事，较他郡为详，疑多出自《南夷志》。至于永昌郡九隆故事较详，则出自应劭《风俗通义》也。建安十九年以后南中事迹，此书独详，与魏、晋时史书参校之，大槪相符，一百余年事，赖此书以存，当是依据《南夷志》而常璩续之。盖《南夷志》多记魏、晋南中故实，常璩则尝撰蜀李氏书（《汉之书》），多知李氏时在南中事，故多可近信也。常书《南中志》分郡纪事曰：“宁州统郡十四，县六十八，惟设郡及领县，非常璩作书之设治。如越嶲郡大筰县曰：“汉末省也”；苏示县曰：“晋省”；闡县曰：“今省”。则当时已无此数县而常书仍录之。又据《宋书•州郡志》:“建都郡，晋成帝分建宁立”；“西河郡，分河阳立。”则当时有此二郡而常书无之。又常书蜻蛉县说:“其县二，别为郡”，即分蜻蛉、弄栋二县设兴宁郡，而不列郡名。则有当时已省列之，当时已设者缺之，故所胪列郡县名号，不能认为同时之设置。尚有错乱者，如河阳郡河阳县及云南郡叶榆县所注，同是一事，梁水郡梁水县及贲古县所说亦同是一事而误为二者。又朱提郡有南秦南昌二县，据《宋书•州郡志》曰：“南秦本名南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则以一地误为二也。又晋宁郡之设置，《晋书•地理志》曰：“太安二年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曰晋宁。”《宋书•州郡志》：“晋宁郡，领滇池、建伶、连然、谷昌、秦臧、双柏、俞元七县。”从地望考之，所说可从。而常书误谷昌、双柏二县在建宁郡，又误同劳、同安（疑是同并）、毋单三县在晋宁郡。又同劳与同乐实为一县名异写，建伶与伶邱亦一县异名而分见于二郡，凡此盖常璩采不同纪录而致误，或后来传抄翻刻之误。故常书可为依据而又不可尽据，当分别观之。常书《南中志》又次为魏、晋之交南中大姓出兵交州事迹，见于《三国志•魏书•陈留王纪》及《晋书•陶璜传》，而此篇独详。曰：“交趾虽异州部，事连南中，故并志焉。”盖此亦旧文也。常书《南中志》所载建安十九年至永和三年之事迹，经历蜀汉、晋及李成，此一百三十三年中，易数朝代统治，且南中大姓势强而相争夺，为史事最复杂时期，赖此书之存，大致可考。又自来南中与巴蜀交涉频繁，《华阳国志》其他诸卷（《巴志》《蜀志》《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雄志》）都载有南中事迹。其时统治南中官吏，以巴、蜀人士为最多，故《先贤士女》及《后贤》诸志所载人物，与南中有关者达数十人，亦纪其事迹，可与《南中志》参证也。

常书《南中志》，明代有单行本。天启《滇志》卷三十三说:“巡抚顾公应祥刻常璩《南中志》于滇。”盖在其再任云南巡抚时，则为嘉靖二十至二十九年。《四库提要•地理类存目》据天一阁藏本，著录《南中志》—卷曰：“旧本题曰晋常璩撰，前有顾应祥序曰：‘此书附在《华阳国志》，近世无传。升菴杨太史谪居滇南，以其旧所藏本手录见示’云云。考隋以来《经籍》《艺文》诸志皆无此书，宋李墍校正《华阳国志》，原序具存，亦不云附有此卷。杨慎好撰伪书，此书当亦汉《杂事秘辛》之类。”按所谓“附在《华阳国志》”，即《华阳国志》中之一卷。《四库提要》既著录《华阳国志》，复著录《南中志》，既已误矣，又未取此本与《华阳国志》相校以证异同，臆断为伪作，尤误。杨慎好作伪书，然此书实不伪。《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四《遗文》，著录常璩《南中志》—卷，附于《华阳国志》，即据顾应祥刻本录出，与今本《华阳国志•南中志》相校，并相符。范氏《天一阁书目》着录嘉靖二十九年刻本《南中志》，当即顾刻本，然滇中久已无此刻本也。师范《滇系》、王崧《云南备征志》并收《南中志》一卷，则据李氏《函海》本《华阳国志》录出者。

又次言校勘。常书久显盛名，版本特多，错乱亦甚，上文已言之。惟考究史事者，有不究其字句之失，众说难定时，以常书论断，辄曰：“常璩蜀人，所说可信。”而不审传刻之误，实不可信者，往往有之，读是书者当留意之。兹仅举《南中志•总序》建安十九年之前略论之。所载事迹，大都出自《史》《汉》，有不见于《史》《汉》者，疑汉初以前事有出《南裔志》，后汉事有出《东观汉记》诸书，今已难对校也。而常璩疏于南中史事，故采录众书而错乱。如记张骞故事在唐蒙、司马相如之前，说设朱提郡在西汉之世，此凡人知其误也。至于字句讹夺、而关系甚大者，如楚庄蹻来滇在“威王”时，而唐、宋人引《华阳国志》者，顔师古《汉书•地理志•牂牁郡注》，张守节《史记•西南夷传•正义》，《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北堂书抄》卷一三八，《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又卷七七一，叶梦得《玉涧杂书》都作“顷襄王”，则《华阳国志》古本作“顷襄王”，而后人依《史记》改威王（顾观光《校勘记》已有说，此考究庄蹻年代较重要者。又夜郎筑王故事说“雄长夷、狄”，而“狄”称北方族属，夜郎境内未必有狄人，顾广圻手校涂“狄”字改“濮”字，以下文“夷、濮阻城，咸怨竹王”校之，所说可取。又傅于尧手稿：“狄为獠字蚀文而误。”以下文“夷、獠数反”校之，所说亦可取。盖夜郎境内居民族属称为濮或獠者多，而狄则未见也。又记张骞故事曰：“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是也。”惟永昌非身毒（印度）。任乃强《校注》稿本改作“今徼外永昌是也”，亦不可通。瑜校作“今永昌徼外是也”（见《永昌府文征•纪载》卷一）。盖身毒在永昌郡徼外，自蜀西经永昌至身毒国，即所谓“蜀、身毒国道”也。又记后汉元初年事说：“获生口千五百人，财物四千余万”，财物之数不能多至“四千余万”。吴琯本作“四十余万”，何允中、张佳胤钱榖诸本亦然，是也。大抵常书多可供考究，亦当多作考订也。

摘自方国瑜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41页。

林超民：《〈南中志〉校注稿》编后记

缪鸾和先生离开我们已二十个年头。二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勤谨治学的敬业精神时时在鼓舞着我们。

缪鸾和先生以学术大作《从西双版纳看西周》而闻名于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另一部力作《〈华阳国志·南中志》校注稿》。这部书旁征博引、校雠精细、考证得当，是目前研究《南中志》的一个好读本；同时，也是我们学习校勘的一个范本。不仅是学者研究云南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也是青年学生学习云南古代历史与整理古籍难得的教科书。1987年云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将缪鸾和先生的《〈南中志〉校注稿》整理刊行。李教授写了《记缪鸾和同志及其遗著》作为本书的代前言。不料因经费问题，书印了一半就搁浅了。一拖就是十多年。

二十多年来，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每一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无不把这部书稿作为教材，认真讲习研读。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稿在培养新一代的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青年学者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学术事业是无限的。我们无法留住缪鸾和先生但他用心血写就的《〈南中志〉校注稿》留在人世间，并将永远流传下去抚育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任何人，要了解云南古代历史不能不读《华阳国志·南中志》，要读《南中志》就不能不读缪鸾和先生的《〈南中志〉校注稿》。这就是我们在二十多年中尽管遇到诸多困难而念念不忘要刊行《〈南中志〉校注稿》的原因。今天我们终于将多年的夙愿变成现实。可以把正式刊印的《〈南中志〉校注稿》奉献于缪鸾和先生的灵前，告慰缪鸾和先生在天之灵。

缪鸾和先生献身人民事业和刻苦治学的精神与世长存！

2000年3月

△《华阳国志》是晋代常璩所编纂的一部地方志，共十二卷，记载了该地区上起巴、蜀二国的传说时期，下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成汉政权灭亡的历史与地理。其中前四卷以四个地理单元（巴、汉中、蜀、南中）为记述对象，类似于“地理志”。这部书是我国最早以志为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志书，近代梁启超称之为“方志之祖”。

△金山原始森林景区的猴塑小品，红星新闻记者 李毅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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