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h3></br><h3>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不顾毛主席的反对一再提出设国家主席。对此毛主席非常气愤,25日下午,毛主席亲自主持了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3></br>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到得早,进了门,向毛主席敬礼,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握着许司令的手说,你摸摸我的手,发凉,脚也发凉。我年纪大了,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红娘由总理当,我只能当老夫人。不要让我当国家主席了,让我多活几年好不好?<h3>在设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许司令开始并不了解其中包藏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从当初的认识程度和个人感情出发,他是不会不同意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但是,由于他对毛主席的忠诚和信赖,只要一听毛主席说自己不当国家主席,根本用不着转什么思想弯子,立马就会坚决拥护,坚决照办。</h3></br>“主席不要讲了。”许司令说,“我通了,我回去做其他人的工作。”毛主席又告诉许司令,陈伯达是个坏人。嘱咐道,会上不要揪人,“孔夫子打牌和为贵。”接着言及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我放在炉子上烤。开会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讲天才的提法和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强调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指出陈伯达的讲话是违背九大精神的。毛主席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开。26日下午,全会停开。许司令即在江苏和南京军区小组传达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对他讲的话。讨论中,有人提议写封信,向毛主席表个态,大家都赞同,当场你一句他一句凑了几条。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是小组的会议秘书,负责作记录。许司令让李文卿整理一下,再给他过目。这封表态信的主旨非常明确,即一致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英明决定。后面提出四条建议:一是犯错误的人必须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检讨请罪;二是犯错误的人不能参加中央工作,下放到基层,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三是这些人也不能参加人大常委;四是对错误思想要进行批判。当时情况尚不明朗,所以,写给毛主席的这封信,台头也带上了林彪。这头信写好了,那头许司令正在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住地聊天。李文卿去请他审阅签发。韩司令问:“老李写的什么?”意思是要看看。李文卿不好做主,没做声。待许司令签了字,示意给韩司令看,李文卿才把信递过去。韩司令看过这封信后,李文卿把信装进信封,直奔中办,交给了负责华东组的会议秘书洪雪竹,请他送交王良恩副主任转呈。许司令是政治局委员,韩司令认为他签了字的信上写的都是中央的意思。看过后,让他的秘书也写了一封表态信。济南军区杨得志司令员住在韩司令隔壁,看了他写的信,也照样写了一封。当初,这三封信是分头写的,又分头送上去的。始料不及的是,因此埋下了一个大麻烦。九一三事件后,中央在林彪家里查到了这三封信。问题一下子严重了。许司令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写信一事,成了要向中央澄清的一大问题。1972年12月25日,许司令奉召进京。党中央、中央文革派代表和他谈话,提出三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分量都很重。第一,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庐山会议以后,张春桥成了当当响的大“左派”,如果是指他,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党中央,罪莫大焉!第二,为什么信会落到林彪手里?如果是有意送给林彪,支持他发难庐山的讲话,就是上了贼船,起码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第三,为什么三大军区司令写的信内容相同?如果是许、韩、杨三人搞“串联”,就是非组织活动,为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对高级干部是非常忌讳的。事过两年零三个月,许司令已记不大清了,中央代表叫秘书李文卿帮助回忆。李文卿说,写信的出发点是拥护毛主席关于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英明决定。接着,讲了三封信看来内容相同,实则事出偶然;讲了信是由他通过会议秘书洪雪竹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转呈毛主席和林彪的,不知怎会留在林彪那里。至于信里提到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李文卿说,写信时我不清楚,只知道那时陈伯达的问题已暴露,毛主席和许司令谈话时,讲过陈伯达是坏人。这以前,许司令还从周总理处得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从汪东兴处得知摘登陈伯达发言的“二号简报”是错误的。由此想来,“犯错误的人”是不是指的陈伯达?<br></br>“我记起来了,”许司令说,“就是李文卿同志刚才说的。写信时,会议停开,华北组简报收回,毛主席也告诉我陈伯达是坏人,不指他指谁?信的内容为什么一样,你们可以问问老韩和老杨。信怎么到林彪手里的,你们可以问中央办公厅。”<h3>中央代表又找李文卿个别谈,还是追问那三个问题。对他讲,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并说那几封信林彪“拿着当宝贝,看,三个大区司令写信支持我。”<br></br></h3></br><h3>一位领导对李文卿说:“你是许司令信任的办公室主任,你劝劝许司令如实把情况向中央讲清楚嘛!”</h3></br>“你这个话不对。”李文卿说,“我虽是办公室主任,其实还是秘书。你们领导层的事,我一个秘书怎么好讲?再说,你也是许司令的老部下,是许司令信任的人,你劝劝他不是更有作用嘛!”李文卿的回答直来直去,那位领导并没有嗔怪。后来他也挨了“四人帮”的整。王洪文也把李文卿盯上了。在“批林批孔”中,这位中央副主席点名指责李文卿帮许世友“说假话”,“欺骗中央”。王洪文是解决三大军区司令庐山写信问题的中央代表之一。许司令开始想得简单,自以为“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无非查一查,问一问,水落石出,自然了事。中央代表找李文卿谈话,又找他继续谈,他才感到事态严重。他对李文卿说:“好在毛主席健在,军区和省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都在,容易搞清楚。”讲是这样讲,其实很闹心。精神压力一大,心绞痛又犯了,饭吃不下,血压陡升,还发起了高烧。许世友最不愿意住医院,在大别山名为养病,其实没睡一天病床。平时身体不适,就喝几口茅台酒顶一顶,至多是让保健医生给点药,叫护士打打针,自已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很少真的躺下休息几天。这次病得不轻,还是硬挺着不肯住院。李文卿急得不行,又劝不动。周总理知道了,指示301医院刘轩亭院长动员许司令住院治疗。刘院长原任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是许司令很熟悉的一位老部下。老部下出面还是管用,没费多少口舌,就把许司令劝进了他们南楼的高干病房。许司令躺在病床上,交代李文卿按照那天向中央代表讲的情况给毛主席写检讨。“你们不要怕,你们写信的没有关系,有什么问题,我一人承担,我向毛主席作检讨。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你们。”停了一下,他接着说,“你们知道什么,就揭发。”李文卿说,我知道那封信是有人提议,大家写出来,你签发的。我知道牵连三大军区司令的三封信出台的经过,确实没有搞串联。许世友又突然对李文卿说:“你跟我六七年了,帮我做了很多工作,回南京后,你就下部队自己去闯。我不埋没你们,干好了,你们还可以发展。”李文卿后来回忆:想起刚调到他身边时,他说过给他当秘书最多二年。超过二年了,他又说最多三四年。三四年又过去了,他再也不讲干几年了。现在突然讲这个话,令我有点意外。倒不是不想下部队,只觉得许司令碰上了麻烦,又在病中,和他讲这个话题很不适时。这次进京他没带保卫干事和保健医生,只有我一个人跟着他,我要再有愿意离他而去的表示,他的心情会更加不好。这个话不能再讲。我白天在医院陪他说话,使他不感寂寞;晚上回宾馆帮他写检讨,尽量把庐山写信一事梳理清楚。周总理、叶帅、李先念副总理、汪东兴主任都很关心许司令的病情,先后来医院看望,劝他不要急,有些事慢慢想,说清楚就行了。江青、张春桥也来看过一次。江、张二人一走,许司令就对李文卿说:“你还是出去工作吧,免得连累你。斗争复杂,有忠无奸不成戏,这是老话。”许司令到北京七天,住了五天医院。再过一天就是1973年元旦,许司令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中央同意他回南京休息,当晚许世友和李文卿就飞回了南京。<h3>元旦刚过,许司令召集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起回忆庐山写信的情况。<br></br></h3></br>写信时大家都在场,都发了言,也都赞同那四条建议,没有谁提过反对意见,所以,回忆事情经过和统一认识都比较顺利。一致认为,那封信在内容上没什么偏差,就是言辞过激,有点造反派的口气,起了干扰主席的作用,作为高级干部是不该有的。正如毛主席在会议上批评的,这么大的事,不调查不研究,也不问之,就跟着起哄。这是重要教训。<h3>许司令让彭冲同志和李文卿执笔,依据大家的回忆和认识,向毛主席、党中央起草一份检讨性的电报。电文讨论通过,到会的委员都签了名,还是由许司令签发。<br></br></h3></br>在这次会上,许司令当众表态说:“庐山那封信虽是大家写的,是我同意和签发的,有什么事由我承担。”此事非同小可,“承担”二字分量极重。中央代表提出的三个问题,只要其中一个成立,许司令将陷于十分不利的境地,而且许司令首当其冲。这么大的事落在头上,他不是没有压力,不是没有顾虑,但他敢做敢当,力求真相大白。可能是没有查出串联写信的证据,韩司令和杨司令先行解脱。5月初,毛主席派李德生主任和韩司令到南京做许司令的工作。此前四个多月,已确定李文卿下部队任职。许司令要李文卿选个人接秘书班,还是那三个条件:胶东人,初中以上文化,打过仗。打过仗的胶东籍的年轻一点的人已经没有了。许司令又扩大范围,说山东人、安徽人都行。最后还是从部队找了个山东人。<h3> 李文卿同志与许建军夫妇合影</h3></br>新秘书来了,工作也交接了,许司令还不放李文卿走,让他主持他儿子许建军的婚礼,作证婚人。忙过这件事,下部队才三天,许司令又召李文卿速回南京。5月7日中午11时,李文卿赶到了中山陵八号。许司令已在会客室等了很长时间。一进门他就迎着李文卿说:“你帮我写个回忆材料,开始写毛主席派李、韩来南京,对我帮助教育很大。再写我过去没有和林秃子一起工作过,对他不了解。他当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和他是一般工作关系。庐山那封信,由我承担责任,就按以前讲的写。”下午,许司令和韩司令再次回忆庐山写信的情况,要李文卿也参加。言来语去回忆了一遍,和前几次一样,没有对不上牙口或遗漏的地方。“最多是上当受骗,”韩司令说,“我才不上纲上线呢!”“对,最多是上当受骗,不要上纲上线。”许司令目光转向我,“写二三千字就可以了。”<h3>庐山写信的回忆材料,由于情况清楚,很快拉出了初稿。许司令阅改后,决定以他个人检讨信的形式呈送毛主席。落款日期是1973年5月14日。<br></br></h3></br>信中还写到,“我看过林秃子几次,和他照过一次相,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过他。”这是讲的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初,许司令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也很尊重“林副主席”,打到野味给毛主席送去,同时送给林彪一份。许司令要李文卿把这些事写上,意思是既要说清楚,就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掖着藏着。5月17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许司令是要李文卿跟他去。到北京后,许司令亲自把检讨信交李德生主任,请他转呈毛主席。开会时,毛主席当面批评许司令,说你的信只写给我,要不要交政治局看?还是给你退回去。韩司令也给毛主席写了检讨信,呈送后很快印发政治局。许司令的检讨信退回来改过台头,重新呈送毛主席并政治局,也始终未见下文。十几天前,在5月4日,毛主席接见韩司令时说过,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你们俩大老粗,不民主。民主集中制还要不要了?还是要讲团结,要多团结些人。这就是说,1971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南昌指挥他们唱《国际歌》以前的问题不再追究了,当然也包括庐山写信一事。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已发生质的变化,即从政治路线划分得清不清转到了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不好上面。这一点,也可从毛主席对许司令的检讨信只送他个人未送政治局的批评上得到印证。据说,毛主席起初不同意追究几位大军区司令庐山写信的问题,特别是许世友和韩先楚,说他们是大老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是认识问题。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毛主席又同意解决他们几个人的问题了。联系毛主席接见韩司令时讲的那番话,这个“据说”不无可能是“有据而说”。就在这次“批林整风”会议上,许司令在一次小组会上检查说:“我思想上、作风上比较突出的毛病,是急躁、简单、粗,想问题不周到,说起话来有时很冲。主观上想把党的事业搞好,但要求过急,主观性也较强,对不同意见不够耐心,有时也很固执,民主作风较差。党委内部的思想工作不大过细,对某些比较复杂的情况,不善于等待,方式方法上有时不妥,团结工作做得不够好。在工作上不善于总结经验,有事务主义。主席的批评教育,对我是爱护、鼓励、鞭策,今后要经常对照检查,不断改正。”至此,庐山写信的风波暂告平息。<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