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县制起源新论，从成纪到秦安：故乡大地湾的历史文化

刘沄

孙闻博：中国古代县制起源新论

摘 要：县制起源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西周王畿“千里”，始封诸侯“方百里”，形成周室对诸侯的优势力量对比。周虽普行分封，但不排斥君主对公邑的直辖管理，实际呈现为王权主导下“公邑—私邑”复合制。东周以降，诸侯县制形成不同系统。楚县多属灭国的直接转化，内部变动较小，可称“国”、“都”。晋县不是卿大夫采邑，也不兼具公邑、封邑二重性质，实际是君主直辖公邑，晚期任官、司法与秦汉接近。秦商鞅变法全面推行县制，彻底实行公邑化，统一置令、丞、有秩吏，县制最终确立。中国古代分封制、郡县制不宜截然两分。县制形成与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变动有关，核心是官僚组织的建立及运行。

关键词：先秦秦汉 县制 分封制 官僚制 商鞅变法

一、问题提出及概念引入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中，县制起源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思考郡县制形成发展、国家地方治理早期变迁颇具意义。关于县制起源，古人已有归纳辨析。今人以顾颉刚、增渊龙夫探讨较早，对中日学界影响甚巨。顾氏将县制分作两种类型：秦、楚县制相近，灭国而立，由君主直辖；晋、齐、吴县多是卿大夫封邑。增渊龙夫认为春秋晋县兼具封邑和公邑两种性质，“以之为县”的途径是破坏邑内原有氏族秩序，甚至迁出原住民。后续研究注重三个方面：一是概念归纳及阶段划分，如分作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二是类型区分与生成方式，如分为王畿与诸侯不同区域，又如分为楚县、晋县、秦县等不同系统；三是实现途径及结构分析，如关注邑内支配者、被支配者等层面的秩序变动。

县制起源不仅是一个政区地理、行政区划的历史地理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形态、政治结构变动下的官僚制起源与央地关系问题。既然讨论“起源”，需要立足更大历史背景，厘清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关系，不仅上溯春秋，更远追周初分封的“王畿—诸侯”、诸侯“国—都—邑”政治秩序，关注“公邑—私邑”统治模式。既然讨论“演变”，需要考虑不同时期与地域的邑、县形态差异，建立适用前后时空、较为客观且可供比较的基本参照，引入“方百里”、“千里”等辖域概念，可使线索梳理落至实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对秦汉县制有经典表述：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绥和元年，长、相皆黑绶。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

上述记载反映的实际是西汉中后期情况，不但与秦及汉初不同，而且应是据不同时期史料缀集而成。从史实而言，秦县长官只设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已依万户区分大、小县，但“减万户”仍为令；秦代县丞、尉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西汉初年县丞、尉秩五百石至二百石，而非“四百石至二百石”。从史料而言，因“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故“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当在阳朔二年（前23年）之前；“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所据材料在绥和二年（前7年）；文末两次绶制变更的交代，又在建平二年（前5年）以后。

所谓“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皆秦制也”，指秦汉县域受人、地两种要素影响，而以前者为主导，面积相对稳定。“方百里”之“方”，有方圆、周围（周长）、平方、正方形边长、广袤相加之和（周长之半）等多种意见。先秦至魏晋，“方百里”之“方”，既不指周长、广袤之和，也不是正方形的边长，而是绝长续短而成的正方形面积。“方百里”之“百里”，指边长为100里，“方百里”为10000平方里。由此，相较于将“方”释为“纵横”、理解为正方形边长，“方百里”之“方”、“百里”应分作解释。这种描述面积却交代边长的方式，颇具古代特色。

汉晋县城、县境统计，分为两种方式。县城统计城围周长，如青岛土山屯汉简《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称，“城一舟（周）二里百廿五步”；或兼记城高，如时代靠后的郴州晋简《桂阳郡计阶簿》称，“便城周匝一里十五步高一丈五尺”、“晋宁城周匝一里二百卌步高一丈五尺”，对后世多将“方某里”理解为周围、周长，应有影响。县域主要计算东西、南北长度，如《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称“县东西百卅五里五十步，南北九十一里八十步”，与尹湾汉简《集簿》记西汉成帝时东海郡“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及《汉书·地理志》后序载“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格式全同，开启后世地志州府县境书写传统。《后汉书·东夷列传》云东沃沮“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千里”，记东西、南北长度而非面积，恰与“方百里”折算方形面积而侧重交代边长的体例近似。堂邑县“户二万五千七”，属万户以上大县。县境东西长135里50步，南北长91里80步，与“大率方百里”相合。

汉唐以“百里”作为县、县令的代称。儒家希慕古制，崇尚周统，“百里”修辞甫现，便与先秦古制建立联系。东汉明帝语作“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班固荐谢夷吾文称“及其应选作宰，惠敷百里”。此尚属将汉制与春秋情形比附。顺帝初，左雄上疏：“今之墨绶，犹古之诸侯，拜爵王庭，舆服有庸……”李贤注“墨绶谓令长，即古子男之国也”，理解略嫌保守。王莽复古改制，还曾付诸实践：“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此本诸《礼记·王制》而稍有调整。先秦一“同”为“方百里”，新莽“公”级诸侯封地为“土方百里”，与县“大率方百里”正相对应。实将汉县渊源上溯，与周初分封比附，建立起更久远的历史联系。

汉代视郡如邦国，郡守另称“千里”。有意思的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虽言“县大率方百里”，但未用“郡大率方千里”一类表述。前引尹湾汉简《集簿》记东海郡东西、南北长度均在500里左右，可称“大率方五百里”。当然，汉郡不等同于秦郡，秦分天下为36郡，郡目后有添增，西汉成帝时已有103郡。秦及汉初每郡统县在15—20个，秦县“大率方百里”，更为名副其实。秦已有“千里”之称，睡虎地秦简《语书》记“志千里使有籍书之，以为恶吏”，整理小组注作“志，记。千里，指郡的辖境”，译文作“由郡官记录在簿籍上向全郡通报，作为恶吏”。《语书》“有”多读作“又”，“使”或作名词，上接“千里”，指行县郡吏，此句可作“志千里使，有（又）籍书之，以为恶吏”。秦简出土地安陆属于秦南郡，取直线距离最长者，南郡东西长约1063里、南北长约613里，与“千里”呼应。秦郡中大于南郡，特别是东西、南北皆超千里之郡，尚有一些，故秦郡可称“千里”甚至“大率方千里”。

明晰秦汉郡县实况，引入“方百里”、“千里”等辖域概念，可进一步激活旧有史料，使对县制起源的长时段考察获得可供比较的基本参照。

二、西周分封与“公邑—私邑”复合制

武王伐纣，小邦周克大邑商，西周以宗周、成周为王畿之域，畿外广行分封。王畿、诸侯的辖域关系，文献多有载录，《左传》记“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杜预解一“圻”为“方千里”，一“同”为“方百里”。据此，天子王畿是诸侯（公侯）之地的100倍。西周王畿为关中盆地及洛阳地区，西起宝鸡，东至洛阳，东西约1058里，南北不及千里。

关于周初诸侯如楚、鲁、齐、晋辖域，一些记载可资参考。《左传》记“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提到楚国在若敖、蚡冒、武王、文王时期，疆域不过一同，未及方百里。至春秋晚期，楚土已达数个方千里。《史记·楚世家》又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并记楚武王熊通称“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所涉“子男之田”、“子男田”为方50里或70里，与《左传》“土不过同”相对应。《孟子·告子下》提到鲁、齐初封，云“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均为方百里。至战国，齐境广大，鲁也“大启尔宇”。“今鲁方百里者五”，并非方五百里，而是指5个方百里，即疆土扩大5倍。又《史记·晋世家》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记叔虞封在河、汾以东，最初仅为方百里之地。

此外，司马迁有概括性表述：“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可与“列国一同”、“诸侯一同”对照，反映当时普遍情形。对此，吕思勉云，“盖周初大国之封，仅等秦汉时之一县，其后开拓，浸至倍蓰”；林沄也提到，春秋初晋国兴起以前，今日霍县以下长约200公里的汾水谷地中，至少有霍、赵、扬、贾、郇、韩、耿七国，平均相距只有30公里，分布密度和汉代的县大体相当，也和成汤之国大小略同。似乎可以把这种规模的国，看作商代至西周的通常格局”。西周所封一国，与秦汉一县面积相当。先秦的“国”往往指称诸侯都城，即邦之都邑，反映诸侯始立时的规模形态。

西周分封，周室王畿不及“方千里”，仍可称“千里”；所封鲁、齐、晋、楚，初始辖域为“方百里”。同时，王畿有内服王臣的采地、各诸侯朝觐周王的“朝宿邑”，加之迁入的被征服国的贵族以及士农工商各有居地，“这些都使当时的王畿好像一个‘大杂院’”。虽然如此，“从实际情况看，王畿地区幅员辽阔，除去各级贵族的领邑，其主体还是王室或王朝所有”。由上论之，周行分封延续较久，除周礼、周德之盛外，王畿辖域与一畿外诸侯的关系比理论上是100∶1，实际也是“方百里”诸侯的数十倍以上，而非仅仅数倍，从而建立起周室与诸侯相当悬殊的力量对比。这一制度设计及实施，恐怕才是西周“天子—诸侯”秩序得以长久维持并有条件调整巩固的重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看，西周分封制向秦汉郡县制的演变，不宜视作简单线性发展。周室在王畿之外，固然选择了较为彻底的分封制，但分封的先决条件是周室通过灭国并地，掌握诸多以都、邑为中心的土地。前引《史记·晋世家》记周公灭唐后，成王再封叔虞于唐，可见唐被诛灭之后，自然直属周王。诸侯受封疆土，原本皆在周室之手，分封之前，可视作周王所掌畿外之公邑。至于王畿之内，由于未尽用作封赐，周王开展直接统治的都、邑自然更多，治理模式更趋稳定，性质属于周王所掌畿内之公邑。王畿内外之公邑进而对应地方行政体制，设有职官系统。李峰提到：“在王邑地区也存在着大量由国家直接控制、独立于宗族结构之外的邑，而这些邑则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员进行管理。”陈絜关注周代农村基层聚落，认为不但所涉城邑、鄙野有专人管理，而且“地方管理的行政化及层级化倾向显然已经存在”。由此而言，君主对公邑的直辖管理，应是认知县制起源的关键。

如从名实之“实”着眼，后世君主委派官吏直管的县，无论大小，都指国都之外、悬系于君主之地。严耕望注意到，早期文献“县”或作“寰”，“古者寰县通用”；李家浩认为，“‘县’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那时所谓的‘县’系‘县鄙’之‘县’，指王畿以内国都以外的地区或城邑四周的地区”。由于周初诸侯封地大小仅后世一县之地，将县的起源上溯西周，自应从王畿而非诸侯内部寻索。不过，县如作边鄙理解，则无公私之分，因此，应当聚焦周王直辖公邑，而非国都之鄙。进而，西周是否使用“县”称，又是否假借“瞏”、“寰”以表示“县”，反而并不重要。

县制可溯至西周君主对公邑的直接统辖，两周之际历史变动影响了这一进程。一方面，西周灭亡，平王东迁，辖域骤减，力量顿衰；另一方面，继承畿内政治结构并扩展疆土的势强诸侯，对县制起源产生更直接的影响。辅助平王的晋、郑二国发展，可为早期例证。《左传》记载，“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师服曰：‘……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县制可溯至西周君主对公邑的直接统辖，两周之际历史变动影响了这一进程。一方面，西周灭亡，平王东迁，辖域骤减，力量顿衰；另一方面，继承畿内政治结构并扩展疆土的势强诸侯，对县制起源产生更直接的影响。辅助平王的晋、郑二国发展，可为早期例证。《左传》记载，“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师服曰：‘……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此事《史记·晋世家》作“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曲沃大于国”，及“曲沃强于晋”，“周命武公为晋君，并其地”。晋本为甸服之诸侯，今晋又封桓叔于曲沃，封邑（曲沃邑）大于“国”（晋都邑），违背“诸侯立家”之制，故称“建国”。曲沃邑在封桓叔之前，自属晋君直辖公邑。至于都邑、封邑的等级制度，见于《左传》：“及（郑）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严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国”之下大型聚邑称“都”，“国”、“大都”、“中都”、“小都”分等不是据辖域面积，而是城的周长，城周（城墙总面积若干雉）比为9∶3∶1.8∶1。可以发现，城周比差距小于王畿与初封诸侯的辖域比。相较天子、诸侯之争，诸侯内部更易引发权力纷争。武姜为少子共叔段求取封邑，曾向长子郑庄公先后请求过严、京二邑，两者皆属郑君直辖公邑，前者因战略地位重要被庄公婉拒。周室虽行分封，但天子王畿、诸侯封域实际都存在封赐私邑与君主直辖公邑两种形态，因此可称为王权主导下的“公邑—私邑”复合制。

三、春秋楚县及其“国”、“都”特征

西周分封下王畿、诸侯的统治形态，经历东周初叶如晋、郑等国发展后，在春秋时期呈现地域性特征，并发生进一步演变，楚、晋、秦对县制确立影响较大，下面依次探讨三国县制。

先看一般认为县制渊源所在的楚。《左传》云：“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这一记载揭示两种管理方式：其一，将新地改为公邑，派臣直接管理；其二，将新地民众迁至已有公邑，由该公邑长官集中管理。权、那处皆在郢都之北，楚北边防御的另外两座重镇是申、息。申、息同属灭国立县，由楚君直辖。二县统地广阔，供给军赋且军力强大，可对抗晋国南下攻蔡的“成师”，既与秦汉“大率方百里”的县不同，又与西周“方百里”、一同之地的诸侯有别。《左传》记载，“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楚君派巫臣治理申，供应军赋。“所以为邑也”，指公邑；“赏田”指析分出封赏之用的私邑，属于别为之田、别为之邑。

楚围郑时，郑伯曾有“使改事君，夷于九县”的辞令，杜预注曰“楚灭九国以为县，愿得比之”，陆德明、孔颖达围绕所灭九国为何，有不同解释。杨慎、汪中等明清学人提示“九”为虚数，犹言诸县。然各家在“九县”对应楚所灭之国一点上，意见一致，不宜解作“郑国土地较大，非仅楚之一县，故云九县”。至于“当指未灭而服属于楚者”、“国而曰县，比之于楚内臣也，谦辞”之说，也可斟酌。徐少华认为，楚灭某国，往往不是将之亡国绝嗣，而是降为附庸、纳为属国，并安置他处。田成方认为“楚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形式上武力降服诸小国，不立即亡其国、绝其祀、编其民，但在其附近置‘县’，县公由楚王直接任命，实质上占有其地、劳役其民”。因而，这些诸侯复国恢复旧制并不困难。“九县”不意味着楚灭国后重新规划出若干公邑，而表示楚灭掉大小不等的诸侯，将之直接转为县。此“县”不代表“县鄙”之县，也不表示“县邑”之县。“夷于九县”与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有所不同。晋国将两家卿大夫的封地重新规划，分设七县与三县；如按楚国处置，祁氏、羊舌氏被灭后，只能对应“夷于二县”。楚县虽由楚王直辖，但对内部形态触动不大，辖地变更不多。

楚之大县，除申、息外，还有陈、蔡、东不羹、西不羹。据《左传》，楚庄王十六年（前598），因夏徵舒之乱伐陈，首次“县陈”，听取申叔时劝谏后，令陈复国；楚灵王时，楚公子弃疾围陈，再次县陈，由穿封戌担任陈公；稍后，楚“灭蔡”，在陈、蔡、东西二不羹筑城，公子弃疾担任蔡公。此事清华简《系年》作“县陈、蔡，杀蔡灵侯”、“既县陈、蔡”（简99、104）。公子弃疾灭蔡时，陈公穿封戌已去世，陈、蔡一度由公子弃疾管理。《史记·楚世家》载叔向语作“君陈、蔡，方城外属焉”，《陈杞世家》作“使弃疾为陈公”，《管蔡世家》作“使弃疾为蔡公”，侧重稍异，含义实同。灵王深感得意，夸耀称“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大臣又言“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将四县称作“四国”，与楚国并列。楚在陈、蔡、东不羹、西不羹筑城设县，长官称陈公、蔡公，或“陈、蔡公”，甚至“蔡侯”，实与申、息及“夷于九县”近似，虽辖地广大，但直接转为楚君辖地，比附而称“四国”。《左传》载楚庄王让申叔语，“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将“县公”与“诸侯”并举，当因此故。楚称王较早，县尹称公，与诸侯名号、地位相当。

《左传》《国语》及《史记》都提到陈、蔡、二不羹等“赋皆千乘”，以此可知楚县规模。《汉书·刑法志》引先秦旧制云：

一同百里，提封万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

此说又见《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及《晋书·地理志》总序引《司马法》，文字略异。诸侯依可供兵车分作百乘、千乘、万乘三个等级。“一同百里”，原对应周初封侯的“方百里”，然东周诸侯大有扩张，此时已对应卿大夫的较大采邑。“千乘之国”并非“方千里”，而是“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指边长316里的方形，面积为99856平方里，是“一同百里”的近10倍，此对应当时较大诸侯。“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恰与之对应，实际相当于10个方百里的县邑，故县公可与诸侯并列。《左传》载伍奢被杀后两子之事，“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杜预集解曰，“棠君，奢之长子尚也，为棠邑大夫”。伍尚作为棠邑大夫，称“棠君”而非“棠公”，与晋县相当（详见下节）。

陈、蔡、二不羹不但被称“四国”，而且特别呈现“是四国者”、“又加之以楚”的并列关系，初观令人困惑，实与秦及汉初郡、内史的关系相近。早期秦郡相当一封国，故郡早期也称邦。郡最初实际相当于以内史为中心横向派生的军事及行政管理区。楚国陈、蔡、东西不羹等大县，规模接近秦郡；楚国县公地位相当于后世郡守。相关并列关系可示意为：

秦国：秦中（内史）—郡

楚国：楚—四国

得志的楚灵王后来失意于乾溪，楚右尹子革贡献三策：其一，“请待于郊，以听国人”；其二，“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其三，“若亡于诸侯，以听大国之图君也”。郢城之外，楚王主要依靠“大都”。不过，“大都”与“国”的关系，多强调城周等级，不能完全反映辖域、户口及军力对比；同时，“大都”既可封赐，又可直辖，不足以体现与君主的领属关系。楚县又称“国”、“都”，显示对楚而言，灭国为县并非革命性制度变化。

四、春秋晋县“封邑”说、“双重性质”说辨疑

顾颉刚认为晋县与楚县分属两个系统，晋县是卿大夫采地。增渊龙夫发现“以赵衰为‘原大夫’亦可叫‘原守’，也可记为‘以原封’”，认为“春秋时代的晋县同时兼具封邑和公邑两种不可分的性格”。关于公邑、私邑主官称谓，孔颖达虽云“公邑称大夫，私邑则称宰”，但黄以周、顾栋高、增渊龙夫利用相近论据，考证二称实际相通。既然公邑、私邑长官皆可称大夫，那么根据史载“某（邑）大夫”，其实不足以判断此为公邑还是私邑，晋县性质值得重新探讨。

《左传》记载：“晋侯作二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过去将此视作晋县的较早记录。《左传》称“赐”，《史记》一处称“赐”、两处称“封”，指晋灭耿、魏二国，将之封赐给有功的赵夙、毕万。二人成为晋国大夫，两地成为二人私邑。《史记·魏世家》记载：“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绛……徙治安邑。”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既与“以魏封毕万”呼应，又与“徙治霍”、“徙治安邑”并列。“徙治霍”、“徙治安邑”是私邑的转移，安邑由此为魏氏核心城邑并成为后来魏都。《左传》又记载：

与之阳樊、温、原、茅之田。晋于是始起南阳……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晋文公平定王子带之乱，得到封赐，赵衰、狐溱分任原、温两邑大夫。此前，晋文公咨询“原守”人选，勃鞮认为赵衰在流亡时忠君忘我、患难与共、最可信任，“故使处原”。“原守”指代晋君治理原邑，“处原”而不称“封”、“赐”可为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相近，唯人名、情节稍有出入：“晋文公出亡，箕郑挈壶餐而从，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饥而道泣，寝饿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国，举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轻忍饥馁之患而必全壶餐，是将不以原叛。’乃举以为原令。”《太平御览》三次引《韩非子》相关内容，一般认为“此即赵衰事也”。

可以看到，与“原守”、“故使处原”对应处，《韩非子》及《太平御览》引作“乃举以为原令”、“乃举为原令”、“以为原令”、“而使为原之守”，任命及管理方式基本一致。受战国晚期职官表述影响，三处“原令”指原县之令，“原守”指代替君主管理公邑。《史记·魏世家》提到魏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云，“西门豹为邺令，清克洁悫，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守邺”与“原守”、“原之守”相近，“邺令”与“原令”对应。至于“以原封”的记载，其实不见于《左传》，而出现于《史记·晋世家》：

（晋文公）四年，楚成王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于是晋作三军。赵衰举郤縠将中军，郤臻佐之；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命赵衰为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为右：往伐。冬十二月，晋兵先下山东，而以原封赵衰。

首句至“魏犫为右”一段，参引《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纪事；“冬十二月”以下，为《史记》独有。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在“封邑”条下列举“赵衰，晋大夫。晋文公伐曹、卫，兵先下山东，而以原封赵衰”，而非“赵衰为原大夫”的前一则。至于《史记·赵世家》所载“重耳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未言是晋文公元年（前636）事；《史记·晋世家》所载“命赵衰为卿”，《左传》作“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左传》又云“秋，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赵衰为卿”，任卿已至晋文公八年。

综上可见，晋文公元年，赵衰因流亡时的忠君表现，被选任为“原守”，代晋君守原邑，后世习称“原令”；至晋文公四年，晋伐曹、卫，赵衰以兵先下山东，因功又被封于原，原邑始为赵衰封邑。《左传》这则关键史料不能说明春秋晋邑具有双重属性，反映的实是公邑、私邑间的转移变动。

《左传》所载晋国先茅之地的变动，也不足以说明晋县的双重性质。鲁僖公三十三年“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郤缺，子之功也。’”杜预集解曰：“先茅绝后，故取其县以赏胥臣。”晋先将该地赐予先茅为食邑，先茅无后，收回此地。现因胥臣推荐郤缺之功，晋重新赐于胥臣。先茅之地的变化为：公邑（晋）→私邑（先茅）→公邑（晋）→私邑（胥臣）。《左传》又记：“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二宣子曰：‘自郤称以别，三传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及文子为政，赵获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义也。违义，祸也。

《左传》所载晋国先茅之地的变动，也不足以说明晋县的双重性质。鲁僖公三十三年“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郤缺，子之功也。’”杜预集解曰：“先茅绝后，故取其县以赏胥臣。”晋先将该地赐予先茅为食邑，先茅无后，收回此地。现因胥臣推荐郤缺之功，晋重新赐于胥臣。先茅之地的变化为：公邑（晋）→私邑（先茅）→公邑（晋）→私邑（胥臣）。《左传》又记：“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二宣子曰：‘自郤称以别，三传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及文子为政，赵获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义也。违义，祸也。余不能治余县，又焉用州？’”州县作为晋君直辖公邑，早年赐给栾豹；栾氏灭亡后，又复归晋君，范、赵、韩三家都很觊觎。赵文子（赵武）揭举理由是：“温，吾县也。”杜预集解曰：“州本属温。温，赵氏邑。”州邑原属温邑之一部，而温邑属于赵氏，“吾县也”，指温是赵氏的直辖私邑。范氏、韩氏反对的理由是，晋君曾将州赐于大夫郤称，州由此与温分离，至今已传三家。晋君将直辖公邑析分（赐予）不限于州邑，因此不能追溯原初情形而要求所有权。赵文子为正卿主政后，推辞称自己尚不能治理好已有私邑，怎能又贪图州邑。“温，吾县也”、“余不能治余县”的表述，史料并不多见。这是宽泛的变通性表述，强调的是由卿大夫直辖但未被进一步向下分赐的私邑，不宜理解过实。晋县与公邑的差别并不明显，它们与卿大夫私邑都不涉及对原有氏族秩序的破坏重组。

再来看晋县设职及运作，这在《左传》中有所记载：

三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遂仕之，使助为政，辞以老。与之田，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

“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一句，杜预集解为“属赵武”，孔颖达正义曰，“诸是守邑之长……此言问其县大夫，问绛县之大夫也。绛非赵武私邑，而云则其属者，盖诸是公邑，国卿分掌之，而此邑属赵武也”，后人多从之。其实，确认绛县老人年龄、身分及籍贯，固可问询本人，从行政程序而言，仍应联系属县长官，以行政方式予以确认。同时，赵国公邑明确，数目有限，绛县近在国都区域，赵孟任晋国正卿，主持国事，不太可能连绛县大夫都不认识，而要通过联系编户的方式确定。此应指赵武召问绛县大夫，确认老人是否属于绛县。随后，赵武向老人致歉并任以为县师，将舆尉撤职，不仅反映晋卿与晋县的关系，而且表明晋县已置县大夫、县师、舆尉。舆尉征发县中“舆人”，从事筑城在内的县内外徭役，与秦汉县尉征发县内男子服役已较相近。

晋县辖域规模及内部形态，可参《左传》下述记载：

韩起之下，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皆诸侯之选也。韩襄为公族大夫，韩须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

鲁昭公五年（前537），晋楚联姻，晋臣韩起、叔向送晋宗女至楚，楚王有意施刑二人以羞辱晋国，后被薳启强劝阻。韩起代表晋国六卿，对应上卿一级；叔向代表晋国大夫，对应上大夫一级。所列六卿和九位大夫，是晋国政治势力的代表。参据杜预集解，韩襄即韩无忌，是韩起之兄；箕襄、邢带是韩起同族；韩须是韩起嫡子，叔禽、叔椒、子羽三人是其庶子。“韩赋七邑，皆成县也”，指上述韩氏七人每人掌有一邑（韩须所对应者，应即韩起之邑）。每邑相当于一大县，以出军赋，杜预集解称“成县，赋百乘也”。下云“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杜预集解曰：“四族，铜鞮伯华、叔向、叔鱼、叔虎兄弟四人。”此称“四族”而非四人，其中叔向一族可与叔向子杨石对应。韩、羊舌二氏所拥军力，体现在“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一句。“十家九县”之“十家”，杜预、俞樾理解不同，但“九县”向无争议。“九县”之“县”，指私邑规模相当于标准县者有九。其中，羊舌氏虽有强家四支，但“成县”规模的大邑只有两个。二氏所拥九邑比附九个“成县”，可出兵车900乘。其余比附“成县”规模者有40个，可出战车4000乘。清人黄以周云：“《周书·作雒解》‘千里百县’，则一县犹一同也。四十九同为方七百里，出车四千九百乘，此用古成出一乘之法也。”晋县规模虽小，但较为整齐统一。晋国“成县”对应方百里，与秦汉县基本一致；而每县出战车百乘，与楚国陈、蔡“赋皆千乘”在出赋规格上相同，反映周土地旧制及经济形态仍然存续。

至春秋末叶，晋县大夫选任及行政管理更为制度化，《左传》记载：

（鲁昭公二十八年）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其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

晋悼公后，六卿势力渐强，执政先后经历赵武、韩起，又转至魏舒（魏献子）。《史记·韩世家》称韩宣子（韩起）“与赵、魏共分”，而非“为国政”，与其他记载并不矛盾。顾颉刚认为：“魏献子当国，他册命一班县大夫，其意义等于武王时的封国，表示出十足的封建色彩。”所论受《左传》下文“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影响，但针对内举不避亲，不代表魏舒任命晋县大夫有分封性质、封建色彩。“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是魏献子以晋国执政身分作出决策，代表的是晋君。“祁氏之田”、“羊舌氏之田”，概指二氏拥有大小不等的众多私邑。“以为七县”、“以为三县”，指由私邑再次转为晋君直辖公邑；称“七”、“三”，反映晋县辖土已有稳定标准，所任晋县大夫十人，就是公邑大夫。

晋县长官选任根据功绩、贤能，“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及“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魏子曰：‘辛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与后世县级主官出宰百里前，面见君主或宰相，当面聆听训勉相近；“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与秦汉地方奏谳中央近似；魏戊作为魏氏一系，阻止大姓豪强贿赂魏献子，以防地方司法受到干预，与后世县令长严守权责相近。不过，晋县长官仍称“大夫”，县内仍行周田旧制，仍有待进一步演化，县制的最终突破要看韩、赵、魏三国以及受三晋影响的秦国。

五、商鞅置令与秦县官僚组织的建立

秦县材料主要来自《史记》，而非《左传》。秦人是很早臣服鞅置令与秦县官僚组织的建立

秦县材料主要来自《史记》，而非《左传》。秦人是很早臣服于周的一支外服邦伯势力，周宣王时任秦仲为大夫，至庄公“为西垂大夫”，居于西犬丘。“为西垂大夫”，是以西犬丘作为私邑的周室大夫。至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正义》引韩安国之说：“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国十四，辟地千里。”此事较早记载见于《韩非子·十过》，王叔岷考辨“诸书皆言‘十二’，窃疑作‘十二’近塙”。《韩非子·有度》还提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所载类似，恐非随意表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中，“开地”里数大体为“益国”数的十倍，所并之国，相当于后世一县之地。“开地”若干千里，对应被并之国直线排列的长度。穆公时，秦国以方300里扩展，大体增加12（或14）个方百里，可折算为纵深千里。当时，秦在原约9万平方里外，增加约12万平方里，而非增加3倍以上规模。

商鞅变法前的秦县，见于《史记》之《秦本纪》及《六国年表》：

（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

（秦献公二年）城栎阳……（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十一年）县栎阳。

前者在春秋早期，后者在战国中期，相距达300多年。两者表述一致，均作“初县”，反映秦人后来的整体认知。“县鄙”之“县”，概言国都之外的周边区域，春秋时武公“居平阳封宫”，在今陕西宝鸡附近，邽、冀戎距平阳较远，文献也少见通过县鄙延伸来扩展疆土的记载。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九年之后，“县栎阳”。所言“城某地”指构建军塞，反映军事特征，西北汉简多见“城官”，城官不治民，主要是军塞性质。与“城某地”相对，“县某地”指设置地方行政机构，体现民政功能。秦之“初县”，指首次以该地为秦君直辖公邑，并设置相应行政管理人员及组织。

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行县制，《史记》之《秦本纪》《六国年表》《商君列传》均有涉及：

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

（十二年）初（取）［聚］小邑为三十一县，令。为田开阡陌。（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十四年）初为赋。

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从县制起源及诸国县制比较的视野出发，上述史料记载可作五点阐说。一是撰作特征。以秦迁都咸阳为界，商鞅变法一般被分作前后两次，《秦本纪》记第一次变法，仅有“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卒用鞅法……其事在《商君》语中”一句；但对第二次变法内容，多有论及。《六国年表》载事简略，未言第一次变法，仅记军事、外交活动；对第二次变法迁都咸阳一事未提及，但对县制推行、县吏设置及土地、赋税制度却有交代。至《商君列传》，两次变法始同时说明。由此，《史记》涉及变法内容，县制出现次数最多，《史记》本纪、年表的重要性多高于列传，可知商鞅变法诸举措中，县制推行实际颇为时人所重。

二是设县背景。商鞅推行“农战”政策，构建“君—民”联结，借此全面削弱贵族，为推行县制提供基本前提。商鞅县制实质又是公邑、私邑之间的博弈，“县—封邑”复合制与单一县制不同，阻力、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困难恐怕正是全面推行县制，因其动摇宗室贵戚既有政治与经济基础之故。商鞅首次完成这一变革，在诸雄中实现突破，意义不限秦国，难怪《史记》多次交代。

三是设县方式。商鞅第二次变法，首先营建新都，“筑冀阙”、“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直追东方诸侯，代表秦建成等级规格相埒的新都。接着，由中央而地方，商鞅开始行政制度改革。秦既有聚邑一般规模较小，新营都邑后，地方公邑同样参照东方，通过“并”、“集”、“聚”的方式，规划升级为大县。战国城邑发展的趋势是“万家之邑”、“万家之县”。《战国策》载赵奢语：“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商鞅因应这一形势，“集为大县”。秦大县、小县选择以万户为界，万户以上大县恰与“万家之邑”、“万家之县”对应。

四是县令与官僚组织。商鞅县制更重要的是县令之置，从起点而言，战国秦汉的县由县令到令、长，存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从终点而言，又是东周秦县主官由大夫到令的重大变化。后者地位、等次变化似乎不大，保持在大夫一级，但县大夫、县宰具有贵族身分，县令是领取固定俸禄的官吏，“令”本身凸显对君命的贯彻。汲黯“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后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病归田里”。汲黯家族自东周以来“世卿世禄”，长期担任卿大夫，加之卫国存古制较多，更保留不少旧时观念。史料所记反映汲黯不愿为地方官的事实，但先秦大夫往往代君理邑，外任公邑大夫，向不为耻。今汲黯耻被除任荥阳这一要县之令，却不惜“病归田里”，从侧面提示县令、县大夫的差异。

秦县令称县啬夫、大啬夫，反映县主官不仅成为贯彻君令的官僚，而且县令设置初始，往往强调广泛亲近民事的服务属性。“县啬夫”的用法，两汉不复出现。西汉初，啬夫称谓仍存，但县令、长已不称啬夫。汉承秦制，一些细微精神却有变化。进入东汉，县主官被比附为县宰、大夫，反而更为常见，体现先秦传统的回潮。

秦县设令晚于三晋，却是在全面推行县制下的统一举措，有鉴于此前公邑、私邑长期并存，商鞅县制是彻底的公邑化，最初并未给封赐私邑留下空间。这在公邑不落于权卿操控、公邑比重占据优势等方面，实现了革命性突破，是君主集权的真正加强，由此显得意义突出。《商君列传》提到县“置令、丞”，还显示县令之外的县佐官也由中央任命。《六国年表》又记推行县制的次年“初为县，有秩史”，“县有”之间不宜点断，当作“初为县有秩史（吏）”。县少吏包括有秩、斗食、佐史三级，“有秩吏”是县内秩级最高的属吏，作为县下属机构负责人，由仓、司空、少内等诸官啬夫构成，持小官印，须上级二千石官任命。有秩吏的普遍设置，反映秦县廷在地方掌握较多资源，进而具有较强控制力。同时，秦及汉初往往县、都官并称，都官是中央诸卿、内史、诸郡的下辖机构，与县平级。参考现代行政学，县制确立初期的央地关系，主要呈现“条块结合”特征。综上来看，县制核心是县令设置与县级官僚组织的基本建立。

五是县制与田制。战国时期，魏率先崛起，与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发展生产多有关系。《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地方百里”对应一县之地，“提封九万顷”、“为田六百万亩”都是以周制百步为亩作为基准。商鞅由魏入秦，变法涉及“为田开阡陌封疆”，与魏氏改行200步为亩不同。《史记·秦始皇本纪》文末附别本《秦记》，作“昭襄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学界过去对田制改革时间存在争论，青川木牍载录秦武王二年（前309）“更修为田律”，“更修”之“修”，不是修订而是修复之意，“更修”指“重新公布过去制定的旧律文”，故田制改革仍应系于商鞅。参《秦本纪》《六国年表》，田制颁行时间在普遍设县之后，县制确立是实施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这再次提示，县制起源固然与社会组织的重大变动有关、与经济制度的重新构建相联系，但核心是官僚组织的建立及运行。

结　　语

本文引入“方百里”的县域空间概念、“公邑—私邑”的统治模式作为两条分析线索，为县制起源研究提供新视角，重新探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衍生过程。经过分析，春秋之县与战国之县，在性质上具有一致性及密切联系，而县制更早的源流，即在西周时期周王与诸侯直接管理的“公邑”。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辨析《左传》等先秦史料所见春秋县制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明确这一时期县的性质，相较于中国学界所主张春秋晋县为“私邑”、日本学界所主张春秋晋县兼具公私双重特征的看法，提出新认识。本文提炼一条县制起源发展的新线索，县制起源时间也大为提前。

县制起源背后，实际涉及对分封制、郡县制的基本认识。先秦秦汉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的重要转变，不宜视作简单的线性发展，两种制度也不宜截然两分。中国古代行政体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分封制可以蕴含郡县制因素，郡县制也可以采取一些分封制内容。中国早期国家注重将血缘关系作为主要政治纽带，以家族、宗族为统治基础与依凭，过去强调分封制的彻底贯彻，但西周分封并不排斥君主对公邑的直辖管理，天子王畿、诸侯封域内，实际都存在封赐私邑（采邑）与君主直辖公邑两种形态。“天子—诸侯”政治秩序得以确立，“诸侯”一端以及诸侯内部层层分赐的基础和前提，是天子及诸侯对直辖公邑的有效掌控。天子封建诸侯之后，秩序得以长久维持，也与天子仍然拥有较多直辖公邑、王畿对初封诸侯辖域形成优势力量对比，有重要关系。

附：

中国古代县制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中国古代县制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分别是：萌芽时期、郡县制时期、州制时期。‌

萌芽时期

萌芽时期的县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最初是一些诸侯国在新兼并的地区设立郡、县，作为军事和组织管理的需要。县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楚国，楚武王灭掉权国后，派“斗缗”做“县尹”，这是县制的雏形‌。

郡县制时期

秦朝统一全国后，推行了郡县制，废除了分封制。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设立了县制，全国设36个郡，郡下设县。县的大小一般为百里左右，人口密集的地区面积较小。汉朝时期，郡县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郡、县两级制，逐渐取代了分封制‌。

州制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州成为了地方行政单位，州、郡、县三级制逐渐形成。隋唐时期，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唐朝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宋朝则实行道（路）、州、县三级制。元朝时期，行省制度确立，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

从成纪到秦安，一座陇右名城的历史记忆

秦安县

秦安，古称成纪，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北部，地处陇山之西，葫芦河穿城而过，钟灵毓秀，物阜民安，境内文物古迹众多，人文景观星罗棋布，是颇负盛名的陇上历史文化名城。

陇上秦安，这方隐匿于西北边陲的静谧小城。尽管它鲜为人知，常被误认为泰安而错失应有的关注，但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却蕴藏着八千年的辉煌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当世人言及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甘肃秦安，便是那不可或缺的璀璨篇章。

“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三千年历史看陕西，五千年历史看河南，八千年历史看甘肃。”此言非虚，而秦安大地湾史前文化遗址，正是甘肃乃至中国悠久历史的生动见证。六万多年前的人类足迹，女娲造人、伏羲开天的美丽传说，赋予了这片土地“羲里娲乡”的美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更见证了从石器时代到农耕文明的伟大跨越。

秦安，一个名字中蕴含着“秦地安定”美好愿景的地方，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西汉张骞出使西域，隋炀帝西征，玄奘取经，文成公主和亲……无数历史大事件在此交织，留下了无数英雄豪杰的足迹。而今，站在秦安高铁站前，那块镌刻着“李白祖居地”的巨石，仿佛在诉说着又一段传奇。

大地湾的先民们，以智慧和勤劳，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华夏农耕文明。他们种田养畜，绘画制陶，甚至发明了“原始水泥”，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今，当我们在这片黄土地上耕耘时，偶尔发现的陶器碎片，仿佛在诉说着那些遥远而辉煌的故事。

岁月悠悠，历史的长河带走了许多痕迹，但秦安依旧保留着一些珍贵的古建筑。兴国寺的庄严、文庙的典雅、泰山庙的雄伟……它们静静地诉说着小城的历史变迁，让每一个踏入这片土地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厚重的文化底蕴。

而在县城以南的明清街，则是另一番景象。古色古香的木制楼阁、典雅精巧的门窗、宽廊飞檐、雕花斗拱……仿佛穿越回了那个遥远的时代。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在这里，你可以悠闲地品茶聊天，感受那份“从前慢”的惬意生活。

当然，秦安不仅仅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更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产资源。春天的桃花盛开、夏天的苹果挂满枝头、秋天的花椒飘香……这一切都构成了秦安独特的风景线。而秦安人民更是勤劳智慧，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让这座小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秦安古韵悠长，历史名人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道者，当属伏羲氏。作为人文始祖，伏羲氏在此地悟出天地至理，始创八卦，启迪民智，为中华文明之滥觞。其智慧与贡献，跨越时空，至今仍被世人敬仰。

此外，秦安亦是英雄辈出的热土。西汉名将李广，以“飞将军”之名威震边疆，其英勇善战、忠诚爱国的精神，成为后世楷模。而清代直臣安维峻，则以敢于直言、勇于担当的品格，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抹亮色。前秦君主苻坚大帝，一代枭雄隗嚣，唐一代名相权德舆，明代山东巡抚胡缵宗这些都是载入史册的大人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秦安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孕育了无数优秀的儿女他们或英勇善战保家卫国或才华横溢名垂青史或勤劳智慧致富一方……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秦安精神传承着秦安文化。而今天当我们站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时更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努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祝愿秦安的明天更加美好！

‌‌秦安县隶属于‌甘肃省‌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北部，地处陇中黄土高原西部梁峁沟壑区，属于温带半温润气候。‌秦安县总面积为1604.01平方千米，截至2023年末，常住人口为40.1万。县人民政府驻秦安县兴国镇。

秦安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早在6万多年前，县内就有人类活动。距今约8000年的大地湾遗址表明，秦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相传女娲和伏羲诞生于秦安，这里素有“羲里娲乡”之称。自汉朝以来，秦安一直是州、郡、县、道、寨的治地，是西汉名将‌李广、唐朝宰相‌权德舆、明朝山东巡抚‌胡缵宗、清朝陇上铁汉‌安维峻等历史人物的故里。此外，诗仙‌李白的祖居地也在秦安。

经济方面，秦安县在202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03.3亿元，比上年增长7.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1.6亿元，增长6.2%；第二产业增加值10.9亿元，增长16.4%；第三产业增加值60.8亿元，增长6.1%。秦安县先后被命名为中国名特优经济林桃之乡、中国苹果之乡、中国花椒之乡等。

甘谷县

甘肃省天水市下辖县

甘谷县，隶属于甘肃省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西北部，渭河上游。

甘谷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总面积1572.6平方千米。

。截至2021年末，甘谷县常住人口为50.18万人。

甘谷古称“冀”，是秦人的重要发祥地，为中国县治肇始之地，于公元前688年置县，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有“华夏第一县”之称。1958年，撤销甘谷与漳县，并入武山县。1962年，恢复原甘谷县治。

。截至2022年10月，甘谷县下辖13镇、2乡。

甘谷县内文物古迹众多，并先后荣获“全国辣椒之乡”“中国苹果之乡”“中国花椒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等称号。

。

2020年，甘谷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9.31亿元，年均增长5.94%。

大地湾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

1978年至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的大地湾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前后五次发掘中,共发现房址226座,灰坑328个，墓葬76座,窑址6座,壕沟6条,出土遗物7700余件。这就是著名的“大地湾遗址”。

在考察文化地层关系上,发现大地湾遗址主要有四个阶段文化遗存: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即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早期、仰韶文化中期和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根据各文化层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大地湾一期文化碳测年代距今约7800多年。大地湾仰韶早期大致相当于半坡类型的中、晚期,碳测年代距今6000年左右。大地湾仰韶中期碳测年代距今5900年-5600年，与庙底沟遗址碳测年代相当。大地湾仰韶晚期同西王村仰韶晚期、半坡上层、泉护村二期的陶器特征有许多相似的因素,但也有其地方性的特征,碳测年代距今5500年一4900年。大地湾遗址还发现有镇原县常山镇出土的“常山下层文化”遗物,与灵台县桥村发现的齐家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以上各仰韶文化层的关系，虽有交互交错叠压的现象,地层不一,但概括说来,大地湾一期文化分别被仰韶文化的早、中、晚期遗存所叠压。

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墓葬共11座,灰坑2个。石器的特点以打制为主,略加磨制,也有少量为琢磨,未发现有钻孔的石器。石器的制作比较粗糙,以斧、刀、铲为主,还有刮削器、敲砸器、磨石、石片等。生产工具中还有用陶片打磨成的纺轮坯,制作虽很粗糙,但反映出当时已有了原始的纺织技术。人们利用野生植物纤维纺线织布,以做衣物。出土的尖状骨锥,可作为缝制兽皮衣或布衣之用。

陶器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器，器形种类较少,质地均为细砂红陶或灰褐陶。陶质疏松,火候较低,表明了制陶术的原始性。以三足、鹪足、环底器等为显著特征。如三足环底钵、三足筒状深腹罐、圈足碗、环底钵和平底罐球腹壶、环底杯器等。陶器表面大多印有网状交叉绳纹,也有少量素面陶。彩陶较少，施彩部位常在体形器口沿外画一圈红色宽带纹，也有少数钵内画有简单的花纹，尚未出现繁复的花纹。这表明彩绘还处于原始的萌芽状态,为后来仰韶文化中绚丽多姿的彩陶开创了先河。值得注意的是在钵形器内壁发现十多种彩绘符号,有的和半坡陶器上的类似。从陶器的形状上看,有盛食器、储藏器、饮器等。

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深度一般在0.2米~0.4米之间,绝大多数挖在生土层中。没有发现葬具痕迹。据六座较完整的墓葬看，其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有的两手交叉于胸前。各类随葬器物大致均匀，一般为三五件,多的达几十件,少数墓只有一两件。有的墓有猪下颌骨随葬，陶器多置于墓主之胸前、两腿中间和脚下部。陶器组合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深腹罐和环底钵组合,一是三足钵与圈足，碗组合。除随葬生活用具以外,还有生产工具,装饰品极少见。

大地湾一期文化层内还发现三座圆形半地穴房址,其穴口直径在2.5米~2.7米之间,居住面积仅6.7平方米。居住面亦不平整,为经长期踩踏而成的硬面,曲转的门道呈斜状形,没有发现灶坑，可能反映了居住的临时性和原始性。

大地湾遗址中的仰韶文化是甘肃仰韶文化的代表,它集中反映了仰韶文化沿渭河流域渐次西移的特点。甘肃最早的仰韶文化是半坡类型,见于泾、渭流域,晚期类型多见于泾、渭、西汉水、白龙江诸流域。甘肃中部的洮河、大夏河也有少量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遗存。大地湾遗址的科学发掘,获得了大量有关仰韶文化早、中、晚各阶段发展的地层与其文化内涵特征的资料,对进一步研究甘肃仰韶文化的分布及关中和豫晋广大地区仰韶文化的渊源关系,了解仰韶文化与广泛分布的甘肃马家窑文化的关系,重新探讨其社会性质和历史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据C测定,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从早期到晚期大约经历了1000年左右的发展过程。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墓葬、房址、兽骨等遗物,反映了5000年前原始社会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工具以板岩、粗沙岩、细沙岩、石英岩为主,有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石凿、石纺轮,加工工具有磨石、研磨器等;还有陶质、骨质、角质等工具,如陶刀、陶纺轮、陶球、陶弹丸及骨锥、骨镞和兽牙磨制而成的锥等。早期石器中相当数量是打制而成的,磨制而成的石器孔不少。晚期的生产工具，磨制更精细,穿孔工具增多。工具中,以大型梯形弧刃石斧和两侧带缺口的陶刀数量最多,还有大型的角锥，可视为该时期的代表性器物。

大地湾仰韶文化早期的陶器,一般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还有极少量的灰陶。以钵、盆、罐、瓶、瓮、壶为主,以直口钵、叠唇盆、侈口垂腹罐、葫芦瓶等为常见。制法一般以泥条盘筑为主,但也开始使用陶轮，一些小型陶器仍为手捏而成。其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弧纹、剔刺纹,色彩多为黑彩，个别为红彩。常见的彩绘图案为宽带、鱼纹、直边三角、平行线和折线等,基本不用曲线和弦线,花纹流畅朴实。

中期的陶器,除细泥、夹砂红陶外，灰陶比早期增多。陶器较多使用陶轮制作,反映了制陶技术较前进步。陶器上的鋬、耳附属物较前发达,陶器的种类也较前丰富,除早期常见的钵、盆、罐、瓶外,还有甑、盘、杯、器座、缸等新的器形。陶器形制也较早期有所变化,主要以敛口钵、卷沿盆、凹凸唇夹砂罐、葫芦口尖底瓶、大喇叭口盘、圆卷唇直领深腹缸构成它们的基本器物组合;反映了该时期的制陶水平和文化特征。陶器上的纹样仍以绳纹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弧纹、线纹、附加堆纹与齿状压纹等。时期彩陶发达,基本为黑色彩绘.偶见红彩和白彩,陶钵有少量的内彩,纹饰基本用弧线、弧三角、圆点、条线等组成变体鱼、鸟纹、勾叶纹、重弧纹、四方连续弧边三角纹等图案,比早期图案更加流畅生动而富于变化。

晚期的陶器与中期相比，砖红色陶大为减少,新出现了夹砂泥质灰陶。泥质灰陶表面光滑,成为这一时期陶器的鲜明特点。灰陶的增多和口宽体高大型器的大量生产,表明了烧窑技术与陶器工艺比中期有了更大的进步。这时期陶器的种类有碗、钵、盆、盘、杯、缸、瓮、瓶、壶、甑、尊和器盖、器座等,较早、中期的种类增多。陶纹有绳纹,附加堆纹、线纹、乳钉纹、凹凸弧纹等。后期绳纹种类增多,附加堆纹尤其盛行。彩陶大为减少,色彩仍以黑彩为主，内彩器比中期增多。花纹图案除以圆点、条线、弧线构成的几何形图案外,还有极生动的两兽相扑的写实花纹和变体蛙纹。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白色和少量的朱红色彩绘陶,是晚期陶器的新品种。

大地湾遗址除了丰富的陶器外,还发掘出房址、灰坑、窑址和墓葬、壕沟遗址。早期房址保存较好的均属中小型建筑,其居住面积一般在12平方米~20平方米左右,以单间建筑为主,且多半是地穴式建筑。属于仰韶中期的房址数量发现较多,约100余座,其形状仍为长方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有所扩大,有的宽达60多平方米。居所地面多为草泥土,个别房址在草泥土居住面上又用料礓石末铺设了一层更加坚实的防潮地表。晚期房址以平地起建为主，半地穴已很少见。居所地面一般多为白灰或料礓石面,房柱及柱础也变得复杂而多样,形制多为长方形。如F405房址，其结构之复杂，面积之大,在中国仰韶文化遗址房址中是罕见的。F405房长尼13.8米-14米,宽11.2米,房址面积270多平方米,室内面积达150平方米。可以复原成平地起建的四坡顶式房屋。由于室内有两根粗大的中间柱立于偏后,所以屋顶是前坡大于后坡。屋顶高度约3.8米,加上东西两侧的散水檐廊，这座房屋就应成为四坡顶两侧重檐式的建筑，很可能就是夏、商时代“四阿双重屋”官殿建筑的前身。

在F405室内还出土一枚汉白玉饰物,呈环锤状,通体磨光,推测应为代表权力象征的杖头饰物。

大地湾遗址的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单人仰身直肢葬、双人仰身直肢合葬、单人二次葬和瓮棺葬等几种葬式。一般均有随葬品,少数墓没有随葬品。殉葬器物组合多为环底钵、彩陶盆、陶罐、壶、瓶等。陶器数目一般6至8件不等,有的墓还发现有残碎的猪下颌骨。据鉴定,死者是男女分别埋葬的,二次葬有仰身曲肢和直肢葬式，瓮棺葬与半坡发现的小孩瓮棺葬相类似,合葬墓为母子合葬及成年同性双人合葬,没有发现成年双人男女合葬墓。虽没有发现仰韶晚期墓葬,但在仰韶晚期第9区的地是中发现了一件残陶祖，表明这时已出现了男性的生殖崇拜。

仰韶文化层中还出土了一些装饰品,如各类“T”字形的笄,各种形式的陶环、石环,并有精致的玉石坠、绿松石饰片等,有的彩陶上的雕塑、绘画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在大地湾遗址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在大地湾一期和仰韶文化陶器上发现的彩绘刻画符号。大地湾一期陶器上彩绘有“↑”、“+”、“ψ”等十多种符号，仰韶文化陶器上刻画有水、“1”、“V”、“↑”、“D”、“↓”、“T”、“I”、“一”等多种符号。这些符号和半坡、姜寨等遗址的刻画符号非常接近,可能是记事符号。

另外,在编号为F411的一处仰韶文化房屋里,发现一幅用炭黑绘制的地画。据4C测定,距今约有5000多年,是新石器时代中十分罕见的地画艺术。绘有直立人像三人,中间一人较高大,可能为一男性;左侧一人较矮,胸部突出乳峰状,可能为一女性。右侧人像已不明显。直立人像均双腿交叉,似在走动。人像前绘一长方形框架,如棺材式样,棺中绘有两人前后俯卧的形象,棺木前面绘有一反“丁”字形图案。据研究,该地画是当时人们举行巫术仪式的真实记录。

参考资料5

考古发掘

2006年6月至2008年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和甘肃大地湾保护研究所联合对大地湾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了距今6万年至8000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存，对研究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文化以及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2

大地湾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东北五营乡邵店村，距天水市102公里。大地湾遗址1958年后即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秋开始发掘，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发掘所获资料看，大地湾遗址，是甘肃东部地区发现较完好的一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距今4900-8120年。

大地湾遗址

大地湾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截至1984年，共揭露面积13700平方米，遗址总面积为110万平方米。出土房址238座，灰坑357个，墓葬79座，窑38座，灶台106座，防护和排水用的壕沟8条，各种骨、石、蚌、陶器、装饰器和生活器物共计8034件。大地湾最早距今8120年，最晚距今4900年，有3000年文化的连续，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在中国考古史上亦属罕见。

除陶器、骨角器、石器、蚌器、原始雕塑等艺术珍品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大地湾的房屋建筑遗址，不仅规模宏伟，而且形制复杂。尤其是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前)的F405大房子，是一座有三门开和带檐廊的大型建筑，其房址面积270平方米，室内面积150平方米，平地起建，1木骨泥墙，其复原图为四坡顶式房屋。

这一房屋的规模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更引人注目的是F411房屋居住面上，还给有地画，图案由人与动物构成，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地画，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大地湾遗址的房屋，多采用白灰面，多种柱础的建筑方法，充分显示了当时生产力的提高和建筑技术的发展。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石斧、石刀、陶刀等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很多，贮存物品的大袋形窑穴的建造，大型陶瓮、缸、罐等贮藏器的大量出现，都说明和反映了其经济形态属于定居的以农业为主的类型。

彩陶是大地湾文化的显著特征，大地湾先民是中国最早的彩陶制造者、生产者和使用者，从距今7800到4000年间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大地湾早期彩陶饰紫红彩，一般绘在钵形器物的口沿外形成一周连续的彩带。

到二期文化及以后的彩陶器物多为细泥红陶，纹饰绝大多数是黑彩，红陶黑彩给人以夺目、沉着的视觉感受，彩绘部位主要集中在器物外壁中上部及盆钵的口沿部。纹饰以几何花纹为主，其次是以鱼纹为主的动物纹，器型主要有盆、钵、碗、盂、瓶、壶等，这些陶器蕴含了大地湾先民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与认识，展示了原始农业聚落的高超制陶工艺，反映了大地湾史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参考资料

考古发掘

2006年6月至2008年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和甘肃大地湾保护研究所联合对大地湾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了距今6万年至8000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存，对研究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文化以及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大地湾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东北五营乡邵店村，距天水市102公里。大地湾遗址1958年后即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秋开始发掘，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发掘所获资料看，大地湾遗址，是甘肃东部地区发现较完好的一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距今4900-8120年。

大地湾遗址

大地湾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截至1984年，共揭露面积13700平方米，遗址总面积为110万平方米。出土房址238座，灰坑357个，墓葬79座，窑38座，灶台106座，防护和排水用的壕沟8条，各种骨、石、蚌、陶器、装饰器和生活器物共计8034件。大地湾最早距今8120年，最晚距今4900年，有3000年文化的连续，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在中国考古史上亦属罕见。

除陶器、骨角器、石器、蚌器、原始雕塑等艺术珍品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大地湾的房屋建筑遗址，不仅规模宏伟，而且形制复杂。尤其是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前)的F405大房子，是一座有三门开和带檐廊的大型建筑，其房址面积270平方米，室内面积150平方米，平地起建，1木骨泥墙，其复原图为四坡顶式房屋。

这一房屋的规模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更引人注目的是F411房屋居住面上，还给有地画，图案由人与动物构成，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地画，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大地湾遗址的房屋，多采用白灰面，多种柱础的建筑方法，充分显示了当时生产力的提高和建筑技术的发展。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石斧、石刀、陶刀等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很多，贮存物品的大袋形窑穴的建造，大型陶瓮、缸、罐等贮藏器的大量出现，都说明和反映了其经济形态属于定居的以农业为主的类型。

彩陶是大地湾文化的显著特征，大地湾先民是中国最早的彩陶制造者、生产者和使用者，从距今7800到4000年间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大地湾早期彩陶饰紫红彩，一般绘在钵形器物的口沿外形成一周连续的彩带。

到二期文化及以后的彩陶器物多为细泥红陶，纹饰绝大多数是黑彩，红陶黑彩给人以夺目、沉着的视觉感受，彩绘部位主要集中在器物外壁中上部及盆钵的口沿部。纹饰以几何花纹为主，其次是以鱼纹为主的动物纹，器型主要有盆、钵、碗、盂、瓶、壶等，这些陶器蕴含了大地湾先民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与认识，展示了原始农业聚落的高超制陶工艺，反映了大地湾史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大地湾之最

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

大地湾一期出土的炭化稷标本，与国外最早发现的希腊阿尔基萨前陶器地层出土的同类标本时代相近，它不仅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1000年，而且表明北方最早种植的粮食品种为稷，然后才是粟的推广。而此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北方农作物标本大多是粟，时间距今7000年左右。

中国最早的彩陶

大地湾一期文化出土的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这批距今约8000年的紫红色彩陶，图案虽还不太完整，却将中国彩陶制造的时间上推了1000年，并以不容置疑的事实说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就是中国彩陶的起源地。

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

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这些符号比过去国内最早发现的西安半坡陶器刻划符号的时间早了1000多年，且有一些符号与半坡符号基本一样。虽然这些神秘符号的意义至今未能破解，但专家们认为，它们可能就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

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

距今5000年的大地湾四期文化发掘出的一座编号为“F901”的建筑，是所见中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建筑。这座总面积420平方米的多间复合式建筑，布局规整、中轴对称、前后呼应、主次分明，开创了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

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

面积达130平方米的“F901”宫殿式建筑主室，全部为料礓石和砂石混凝而成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这与古罗马人用火山灰制成的水泥同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混凝土。

中国最早的绘画

专家们确认，大地湾编号为“F411”的房址地面上发现的一幅黑色颜料绘制的画作，是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存在的绘画。这幅长约1．2米，宽约1．1米，保存大部完好的地画，改写了中国美术史，将其前推了2000多年。据考证，此前最早单独作为绘画保存至今的，是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楚国帛画。

中国最早的度量衡与十进制

大地湾仰韶晚期房F901中出土的一组陶质量具，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量器。大地湾这套陶质古量器，出土于房F901的主室中（前堂）；主要有泥质槽状条形盘、夹细砂长柄麻花耳铲形抄、泥质单环耳箕形抄、泥质带盖四把深腹罐等。其中条形盘的容积约为264.3立方厘米；铲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5288.4立方厘米；四把深腹罐的容积约为26082.1立方厘米。由此可以看出，除箕形抄是铲形抄的二倍外，其余三件的关系都是以十倍的递增之数。

大地湾博物馆

为了与古代量具名称相贴切，我们将在其相应容量的名称上冠以升、斗、斛之称谓，即可称为"条升、抄斗、四把斛"等，另外，在大地湾仰韶早期遗迹中出土的几件骨匕和铲形器上多见有等距离的圆点形钻窝刻度，并在窝内涂有红色颜料，它们应为当时测定某些东西长宽的尺度。包括前述F901内所出的一组陶质量具在内，它们都是中国最早“度、量、衡”器的实物佐证；并将中国度量衡实物史提前了二三千年。同时，这些度量衡具的发现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分配制度、度量衡史以及十进制的起源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博物馆文创

大地湾博物馆的形象IP“小祖宗”因其独特的设计和寓意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小祖宗”为一个憨态可掬的卡通形象，它以大地湾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为原型，形象设计简洁明了，色彩鲜艳，富有喜感，深受游客们的喜爱。“小祖宗”也成为了甘肃文旅圈的又一个出圈大IP。

大地湾博物馆的形象IP“小祖宗”

“小祖宗”文创原型“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所获荣誉

2020年12月，入选第四批国家三级博物馆名单。

【刘沄诗词作品】

我的羌塘，我的草原

你亘古清冷，大美无言

野牦牛家牦牛把你守护陪伴

走进一望无际的湿地公园

与我同行的是白云蓝天

我要用激情飞扬的心声

为你交上新时代的答卷

我的羌塘，我的草原

我用青春岁月为你奉献

你一片冰心，忍耐荒寒

藏羚羊黑颈鹤为你起舞翩跹

建设美丽文明的幸福家园

为我筑梦的是的圣湖神山

要用高亢悠扬的歌声

我为你唱响新时代的浪漫

我的羌塘，我的草原

我用深情厚意为你点赞

【刘沄诗歌作品4首】

1.家乡庙会掠影

断壁残垣

经数十年风雨剥蚀

“毛主席万岁”标语

依稀可辨

沙棘蒿草已长满嫩叶

多次翻修的一座乡间古寺

捐资修建的戏楼

座落庙前

敬神娱人的庙会

秦腔戏班为留守老人

妇女儿童表演

青衣女子站在后台墙边

“花旦”补妆

边描边照镜子

两个吃冰棍的小姊妹

很好奇

墙角下的“小生”打开手机

微信里的剧照

展现书生意气

屋檐下“穆桂英”飒爽英姿

戏台前有老太婆

落泪叹息

摆地摊的生意人

蹲在墙角

苍郁的柏树下

老汉们高谈阔论

从大宋朝到如今

难辨忠奸

可天下却少有铁面包公

世事如戏

朝中有人好做官

咱老百姓

只能睁眼把戏看

看来看去

还得回穷窝过日子

说一千道一万

无非柴米油盐

2.故乡悲歌

山里是桃红柳绿的村庄

山外是车水马龙的城市

少壮外出打工

比在家强

亦喜亦忧离开

自己的家乡

地里家里

全凭老人们照看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小农生活

不再是婚育嫁娶之后的幸福

低矮的旧土屋

改建成小洋楼

节衣缩食

也要争面子盖新屋

也有的“一户两家，城乡分住”

为的是孩子

在城里读书

草根之家

只盼儿女上大学

离开农门

才是最好的出路

顾不得幼小的孩子

饱受孤独

留守儿童的笑容

也有一丝凄苦

骚动的乡村

不再是一片净土

乡愁总也挡不住

外面的诱惑

年轻人离土不归

不再干农活

谁为美丽的故乡

悲歌一曲

谁为留守儿童

给予温暖与祝福

3.家乡的第一场春雪

一帘雪景随即出现

地上屋顶上一片雪光

泛红的朝霞透过云缝

为大地送上无限的温馨

南墙上的一丛丛迎春柳

绽开星星点灯般的花骨朵

告诉我春天已飘然降临

第一场家乡的春雪

就这样轻轻地来

悄悄地去了

可在这草木复苏的北国春日

我难以观赏阳春的杂花生树

我将收起行囊

走向天边

走向属于我的诗和远方

4.家乡的第二场春雪

昨夜雨夹雪

一阵紧似一阵

冷清的街头灯光

显得幽静

回乡村过年后

返回古冀县城

痛快淋漓的洗浴后

身轻如燕

我在窄窄的街巷里独自穿行

忽然想起戴望舒雨巷的意境

心灵深处期盼明天

观赏雪景

在阔别多年的甘肃天水

我愿与春雪有个约会

让我的诗兴多点浪漫情怀

清晨的雪光中

草木一片银白

羲里娲乡的第二场春雪

盛开着北国风光的蓓蕾

让我的故乡天水

更加优美

雪落在仙人崖

落满麦积山

雪落在伏羲庙

落满卦台山

雪落在大地湾

落满大像山雪

落在田野

落满寻常巷陌

雪落在屋顶落

满游子心扉

此时此刻

我想起了藏北

那里有一大片

白茫茫的冰盖

在千奇百怪的冰雪世界里

我有幸拣了块

元宝状的白碛石

带回拉萨

当作镇宅之宝

那是冰碛运动的鬼斧神工

那是造化赐予的自然之魂

走东走西

走南闯北

却无法让使我把故乡忘怀

情感受挫

仕途失落

一次次在老家的怀抱度假

让我心灵的创伤康复无恙

此时此刻

这场春雪正在消融

一个天涯游子的浪漫情怀

必将被这场春雪所感染

在这一方坚实的黄土地上

我深信家乡的未来

不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不再是田园荒芜的旧面貌

不再是人心不古的老印象

怀念人民领袖毛泽东

刘 沄

四夷将我国民欺，

三座大山百年耻。

文韬武略创伟业，

人民领袖毛主席。

仁人志士济苍生，

登高一呼举红旗。

唤起工农砸锁链，

井冈山麓鏖战急。

敌军重重围追截，

妙计连连抢战机。

历史选择毛泽东，

娄山山脉挺雄姿。

风雨交加过草地，

岷山过后尽欣喜。

会宁会师破封锁，

六盘屈指二万里。

敌方旧报透军情，

陕北已建根据地。

志丹仲勋出牢狱，

持正义惺惺相惜。

枣子南瓜宴故人，

丰衣足食垦南泥。

故里鸿音久断绝，

边城窑洞赋诗词。

重庆谈判入虎穴，

风流人物英雄气。

长城内外灭顽敌，

家仇国恨征马嘶。

十倍胡军攻延安，

撤离犹胜空城计。

收复蟠龙闻捷报，

激战全歼整编师。

穷追猛打蒋介石，

天翻地覆今胜昔。

百万雄师过大江，

三大战役奠国基。

开天辟地登城楼，

中国人民已站立。

硝烟战火失爱子，

抗美援朝反美帝。

民主能破周期率，

惩治贪污颁条例。

斗争哲学乐无穷，

群丑诋毁自碰壁。

谁为人民谋幸福，

一生常穿补丁衣?

世事如棋黑白明，

举国民心永追思。

【作者简介】刘沄，本名刘建祥，汉族，蜚声海内外的卓越边塞诗人、作家，1965年3月出生于甘肃省秦安县，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国家公务员。1983年7月毕业于天水师专中文系，1984年3月作为援藏大学生进藏工作。《西藏的孔繁森》(作词)曾于1995年7月获西藏首届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奖歌曲创作银奖,2019年获授“当代文学杰出精英”金奖;2020年,诗文作品分别获得李白诗歌荣誉榜冠军、世界汉语文学特别贡献奖金奖等;系2020抗击新冠肺炎中国诗人形象大使、茅盾文学诗歌奖银笔奖得主。诗作《人在高原秋月下的遐想》《红墙白雪之恋》入选《诗歌经典2017》等选本。诗集《放歌雪域边陲》编选近6年来创作的各类作品900首。2024年8月8日，入选中国诗歌名人堂。

1、人的相貌，七年一变化；人的气色，七天一变化；人的神韵，七分钟一变化。所以你想要变得好看，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2、人生最忌太过圆满，不信你看看身边的人：有人婚姻不好，但子女很优秀；有人婚姻很好，但身体不太好；有人事业很顺，但家庭不和睦；有人家庭和睦，日子却很清贫。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求缺不求满”：福不可享尽，让三分给他人；利不可占尽，留三分给他人；功不可贪尽，分三分给他人，如此人生才得真正的圆满。

3、钱没了可以再挣，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朋友没了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可以再遇，我们生来就一无所有，又何惧从头再来。

4、人是气死的，花是浇死的，凡是大病，必与情绪有关，长期情绪不佳，必定会催生大病，养生不是一味的讲究吃什么，喝什么，养生养的是心态，养的情怀，养的是格局。

5、生一场大病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都不重要。钱财少了一点不重要，老伴唠叨了一点不重要，孩子学习差了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事能痊愈，重要的是重回健康。

6、我们来这个世间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你也没我!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带不走一丝牵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的风景。

7、不要经常告诉别人，你的身体不好，你的记忆力不好，你的生活不好等等.......这看似谦虚，其实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也不要经常说别人不好，说别人自己也变好不了的。

8、凡是劝不动，拦不住的，那就是命。但凡有一个人拼死都不听劝，说明这条弯路，他必须走，这个劫，他必须渡，生命这堂课，他也必须上，你帮不了他的，不如随缘。

9、如果拜佛有用，你连庙门都挤不进去；如果种地能挣大钱，农民将无地可种；如果献血有利健康，排一辈子队你也别想献血；如果人生如意，那么一出生时我们也不会哭。如果天上有馅饼掉下来，那么大街早已排满了人。如果守株待兔有用，那么每一个人都不会努力。人生这一碗饭，每一个人都希望幸运之神降临到自己，靠天靠地靠爹靠娘靠朋友，真正可靠的还是自己。

10、人生没有幸福不幸福，只有知足不知足，温饱无虑就是幸事，无病无灾就是福泽，至于其他，有则锦上添花，无也风华依旧。

你再好，也有人讨厌你；

你再真，也有人质疑你；

你再穷，也有人算计你；

你再富，也有人看不起你；

经历过狂风和暴雨，

才懂得靠人不如靠己。

这世上最难测的是人心，

最难堵的是人嘴。

你安静，有人说你骄傲；

你开朗，有人说你高调；

你时尚，有人说你炫耀；

你朴素，有人说你煎熬；

与其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不去自己把自己过好。

— —刀郎歌词

愿你漂泊万里河山，归来依旧一汪碧泉。愿你阅览千态人间，归来不改眉目清浅。愿你踏破百丈红尘，归来仍是翩翩少年。

—— 致敬刀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