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少年的艰难岁月，第三节，最难熬的日子

老道牧羊

第二章少年的艰难岁月

第三节.最难熬的日子

1960年，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饥饿继续威胁着我们这一代人，而除了饥饿，我还要承受更多的折磨。

父亲是一个木匠，并且他聪明绝顶。那些庄稼地里的活儿，他压根就不想去干。但凡能凭手艺吃饭的事情，他都十分上心，肯努力钻研。除了做木匠活，像修理自行车、点汽灯（那时候开大会没电灯，是用一种由人工压缩空气加煤油作燃料点燃的照明工具）都是他的绝活，甚至可以说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那时候，他不愁吃穿，这也就给我们的童年埋下了祸根。

1960年开春，队长让他整修几辆马车。这些马车质量参差不齐，都是1958年入社时社员带进来的。经过“大跃进”时期的几经折腾，有的已经破烂不堪，其中有一辆车架已经完全散架，没有修复价值了，只剩下车轴和两个轮子的铁件还能值几个钱。队长让他想办法处理掉这些铁件，正好邻村一个生产队要做一辆马车。经过父亲的协商，他们以150元钱的价格把这付马车铁件转让给了邻队。然而，事情从这里开始改变了他的命运，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痛苦与折磨。

警车从教室外面的路上驶过，刺耳的警笛声渐渐远去，父亲被公安带走了。后来判决书送到家里，我才知道是因为他和队长私分了那150元马车铁件款，而被判了一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时候家里本无隔夜粮，我和大妹妹还要上学，妈妈一个人挣公分，面前的困难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我们又给家里帮不上忙，更加艰难的岁月开始了。

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我只能吃到大人定量的百分之六十。早上是几个玉米面煮疙瘩，中午则是高粱面饸烙加盐醋汁汤。下学后，我紧跑几步到食堂院里，从墙上取下饭牌子，排队到食堂取饭的窗口，把饭牌子递进去。看着大师傅把一黑磁碗纯高粱面饸烙用筷子挑出一少半，剩下的那点点倒在我的碗里，然后舀一勺子盐醋调好的汁汤。我缓缓的扭身出来，三两口连汤带面倒进肚子里了，其实根本没有品出饭的滋味，饿极了的样子十分狼狈。转身又排队去等舀锅里煮了面的面汤……

记得邻居老两口，曾经因为喝那口面汤争的面红耳赤。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为了争一口吃的，什么尊严、面子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到了半下午，肚子饿的咕咕叫，可我还是一刻没有放松学习。实在没东西吃了，我就用嘴舔一下课本的角，或者是轻轻地咬一点点作业本的角，放在嘴里慢慢地嚼！后来发现，同学们的课本和作业本都是圆角的，原来大家都一样，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只能啃书了啊！

困扰着我的事情不只是每天饿得心烦意乱，更让我抬不起头来是父亲成了劳改犯。好像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一路领先，但总是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了。当听到人们在议论其他什么事情时，我都敏感地以为是在说我或是有关父亲的事，头也不敢抬，悄悄地躲开。凡是听到喊“爸爸 或“爹”，或者是说到“父亲”两个字，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紧张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避才好。幼小心灵的创伤难以启齿。这样的日子实在是难熬啊！

父亲服刑的地方在市北郊区，而我的家在南郊区，两地相距有六七十公里之远。等到能探监的前两天，妈妈便东家进西家出，磕头作揖地借钱，只为给父亲买两包烟。她因此也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此外，她还要提前把父亲换洗的衣服整理好，准备停当，就等的搭上进城跑运输的马车，先去我姑妈家，因为那时候郊区到市里还没有公交车。

探监前一天早上，妈妈就背上包袱，拉着我和妹妹在路边等马车。一辆一辆拉着货的载重马车都不停，我和妈妈陪着笑脸和过往的每一辆车打招呼。终于，有好心的叔叔同意让我们上车了。

马车行驶在尘土飞扬、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我和妹妹依偎在妈妈怀里，看着妈妈忧愁的面容，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们瞪着眼睛问妈妈还有多远，赶车的大叔回答说：“才刚刚走了一半的路，还早着呢。”一直颠簸了两三个小时，将近中午时，我们终于到了姑妈家！妈妈悄悄地告诉我们，到父亲服刑的地方还有50公里，今天就只能先住在姑妈家了。

第二天一早，姑妈把焙干了的馍馍片和晒干了的咸菜装在一个小袋子里，叮嘱我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吃过早饭，我们步行到到大营盘，挤上破旧的公共汽车上。妹妹个子矮不用买票，我和妈妈买了两张五分钱的车票，大约四十分钟后，我们到了大南门电车总站。我们重新买了两张两角钱的车票，三个人换乘两节车厢的大电车。这电车可真的大啊，车顶子上面长着两条大辫子，比起大营盘的公共汽车可大了不少。不过，最烦的就是上下车的人多，而且逢站必停。临近中午时，我们才到了尖草坪总站。

下车后，我们母子三人看起来堪比逃荒要饭的人。妈妈手拉着我们俩，肩上背着包袱，还不时向路人打听父亲服刑的地方……十二点，我们终于找到了劳改队大门口。只见穿着统一囚服的劳改犯们劳动归来，那两扇大门缓缓地向两面开启，一边站着一个挺胸背枪的警察。劳改犯们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低着头盯着前面犯人的脚后跟，排着不算整齐的队伍，低着头从大门口鱼贯而入……。

我终于在队伍里发现了父亲，不由自主地高喊了一声。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却没有吱声，随着队伍进了那威严的大门。等到最后一个犯人踏进大门，两个警察从左右两面把大门“呱哒”一声又关上了。门口又恢复了那阴森森的庄严。

过了一会儿，听见一声“报告班长”，是父亲在门里面的声音。我看见岗楼上的值班警察放下电话，大门右手边的警察从里面打开了小门。父亲从那扇黑色的、只能出入一个人的小门里走了出来，他紧走几步过来就抱起了正在发呆的妹妹。紧接着，他看了我一眼。他脸色蜡黄，胡子拉碴，也瘦了好多。我下意识地低下头，不再看他。妈妈把东西递给他，嘱咐他衣服换洗下来就放着，等下次来了再换回去，并且告诉他姑妈给他带的东西，让他自己注意身体……他回答说会照顾好自己的，让我们不要担心……

会见就是在劳改队大门口马路边上进行的，也就十几分钟时间吧！这时，里面岗楼上的警察又一次放下电话，那个开门的警察探出头来大声说：“时间到了！”父亲“哦”了一声，放下妹妹，把我们带来的东西提上，扭头又进了那扇黑色的小门。会见就这样匆匆忙忙地结束了。我看着那大门边高耸的岗楼，望一眼岗楼上正在接电话的班长，再扭头看看，刚才父亲从里面走出来的那阴森森的大门，后背一阵阵发凉。

失去自由是多么可怕的事啊！父亲是一个从小娇生惯养、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优越环境下自由惯了的人。虽然他精明强干，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触犯了法律，也是咎由自取。最终被关在这囚笼里，虽然只有一年半的牢狱生活，但他的这个行为给我们的一生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啊！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让我们的生存更加艰难。

以后隔三差五日子里，我和妈妈还是有多次这样，重复探监的经历。但是，因为知道了怎么坐车、路怎么走更方便些，我们就能节省点时间。也不一定每次都是带着妹妹了，大部分都是能在姑妈家住一晚，第二天下午天黑前就可以回家了。

还有两次，我们头天晚上是住的父亲的朋友家的。他家在离大营盘不远的小巷子里，家里宽敞，房子也多，而且被褥都是新绸缎做的。可我就是不喜欢他。有一次妹妹半夜闹腾的不在他家住，哭喊着非要走。虽然妈妈觉得住他家能方便点，那个朋友也乐意帮忙，可在我和妹妹的坚持下，就再也没去他家住了。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想追求进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尽管我学习成绩优异，各方面都表现不错，可是家有劳改犯的事实，一直阻碍着我出人头地。我只能夹着尾巴做人，默默地忍受来自方方面面的白眼，吃不饱穿不好，也只能是自己一个人忍受。这精神上的折磨，却是我这个正在成长的少年，需要时时刻刻面临的大考。身体和精神双重的磨难，少年时代岁月的艰难，真是没齿难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