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七、明清时期的五台山佛教～明清时期，五台山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其标志为喇嘛教的兴盛和清朝皇帝频频朝拜五台山。</p><p class="ql-block"> 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僧侣，对佛教自然格外尊崇，对名僧大德恩礼尤加，并建立了一整套僧官机构。他改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僧官，这些僧官的品秩都很高。成祖、宪宗、孝宗、武宗、神宗等都严守祖训，也十分尊重佛教。为了笼络蒙藏少数民族，又十分推崇喇嘛教。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朱棣派人到西藏迎请噶举派名僧哈立麻喇嘛到京。次年封为“万行具足千方最胜园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哈立麻以“性喜林泉，朝廷之下，恐妨禅业”奏辞。于是明成祖“乃赐銮舆旗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大显通寺。”同时又大兴士木，“命太监杨升重修寺宇，并葺育王所置佛舍利落（即今五台山大白塔），以饰法王之居。”哈立麻卒后，明成祖又敕命为哈立麻在显通寺法堂塑像奉祀，这是五台山有喇嘛教的开始。当时，五台山的僧官称“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寺”，可见五台山佛教已有“番僧寺”和“汉僧寺”之分。这样，以佛教著称的五台山，就发展为兼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名山了。 在明代，五台山佛教在皇家庇护下，日益隆盛。据镇澄编修的《清凉志》记載：至明万历时，五台山“台内佛刹，凡六十四所。台外佛刹，凡三十六所”。可谓寺院林立，颇为繁盛。</p><p class="ql-block"> 淸朝：开国皇帝顺治，非常信佛，甚至还想出家为僧。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四帝曾多次朝拜五台山，一是满洲与文殊的词音相谐，因而对文殊菩萨和五台山怀有特殊感情；二是为了“携蒙古藩王同来，从其所欲”，以“示中外一家之心，昭熙朝大同之治”，达到“以黄教（喇嘛教）绥柔蒙古”的目的。</p><p class="ql-block"> 康熙皇帝曾于康熙22年2月和9月、37年3月、41年2月、49年2月，五度朝礼五台山。每次朝山都不顾山高路险和气候严寒，“亲礼五顶，各寺拈香。”他首次朝台行至五台县石嘴东的山谷村时，“忽有虎伏林莽间，亲挽雕弓射之，虎应弦毙，因抚臣请，赐名射虎川。”后来遂“发帑金3180两”，在射虎川建寺名“台麓寺”，为五台山第二大喇嘛寺。回京后，有感于五台山寺庙年久失修，为了便于蒙、藏佛教徒朝礼，“命发帑金3000两，维修菩萨顶大文殊院及南台普济寺、东台望海寺、中台演教寺、北台灵应寺、西台法雷寺。”经过修缮后，上述寺院面貌煥然一新。</p><p class="ql-block">八、民国时期和现代的五台山佛教。</p><p class="ql-block">民国时期，尽管时局不稳，但由于民国政府对藏传佛教采取柔性管理和拉拢政策，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并未中断，某些方面还在向纵深发展。辛亥革命成功后，阎锡山作为山西大都督，为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内蒙，采用给藏族佛教发响、提供物资、装备等办法，拉拢藏教活佛和僧人。虽然阎锡山支持藏族佛教有其政治目的，但客观上推动了藏族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汉、蒙、藏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据1934年的统计，当时在五台山出家和安家的蒙古人多达2000余名。这无疑说明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与汉、蒙、藏三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与阎锡山政策之间的密切关係。</p><p class="ql-block">现代五台山的佛教，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五台山寺庙建筑得到有效的修缮，名胜古迹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佛教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传播。如今，五台山不仅是佛教信徒的朝拜圣地，也是人民群众的旅游胜地，每年吸收着大量信众和游客前来参拜和旅游。</p><p class="ql-block"> 【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