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贵州的新式学堂

赵应书多彩贵州

清末贵州的新式学堂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不断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要求学习西方以自强。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维新志士始终把改革教育作为变法维新的内容，当时贵州已经办起了开始学习西学的经世学堂、武备学堂等，为贵州培养了一批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戊戌政变以后，清廷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一反光绪帝的变法革新路线，企图恢复原来的那套深闭固拒、愚昧保守的统治秩序。但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事变的教训之后，慈禧太后也开始要对“列祖列宗之法”进行改革了，表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说什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为掌握改革的大权，她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下令成立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为首的“督办政务处”。在离开西安的前四天，她又以自己的名义颁发一道上谕，信誓旦旦地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申言：“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慈禧太后的这番作态，不过是为了迎合帝国主义列强的需要，为了应付国内的种种危机，作出的选择。从光绪二十七年起清廷开始了所谓新政改革。光绪三十二年以前，清末“新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创办新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新式人才；改革军制以增强军事力量等。在贵州，以创办新学堂和编练新军较有成效，其中尤以创办新式学堂成绩最为突出。从光绪三十二年秋起，清廷的改革主要是围绕所谓预备立宪展开的，其重点在改革官制。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宣布“维新”改革，以取得列强的支持，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颁布“兴学诏书”，要求各省在省城的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直隶厅州学改设中学堂，州县学改设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所谓“壬寅学制”。是年，安龙人宋绍锡将张之洞《为开办学堂派人来鄂留学敬告父老书》寄到兴义府，请选派30岁以内10名学生到武汉学习师范，毕业后回乡充任教师。光绪二十九年，清廷又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制定“癸卯学制”，谕令全国遵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起废除科举，宣告旧式教育的终结。

清廷新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改进统治方式，进而强化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它必然会把培养新式军事人才、编练新式军队作为“新政”改革的首要举措。贵州也是如此。贵州最早诞生的新式学堂乃为武备学堂，即可作为一个例证。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贵州巡抚王毓藻就向朝廷上奏，请准贵州仿北洋武备学堂章程设立新式军事学校，获准后，即派贵阳知府严隽熙在贵阳次南门外旧铸钱局地址兴建校舍。次年夏，第一批学生入校，学生由各县保送，或从各文武官员子弟遴选，共计88人。教员除国文、历史科目外，多为日本军官，教材、课程亦全盘照搬日本军校的规定，不久停办。光绪二十八年巡抚邓华熙重新开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武备学堂再次撤销，改为陆军小学堂，至辛亥革命时，陆军小学共办五期，毕业学生500余人。陆小学生深受清末新思潮的影响，对革新政治、扫雪国耻等一类的爱国活动甚为热心，加上总办杨荩诚倾向革命，对学生的行动给予许多方便和支持，因而陆小学生能在贵州辛亥革命中成为一支骨干力量，这是清廷所始料不及的。在光绪、宣统年间，贵州掀起了一股办学的热潮。据（民国）《贵州通志》统计，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二年，前后八年中，全省共办各类学堂683所。其中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和两等小学堂655所；中学堂6所；师范学堂、简易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10所；实业学堂有贵州官立蚕桑学堂、贵州官立农林学堂和贵州矿业中学堂，还有公立法政学堂和宪群法政学堂，大专学堂有贵州大学堂、贵州高等学堂、贵州官立法政学堂、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等，此外还有武备学堂（后改陆军小学堂）、将弁学堂、高等巡警学堂。当时的学堂，按其创办者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官立学堂，由各级官府举办；第二类是公立学堂，由团体或私办公助；第三类是私立学堂，由个人创办；第四类是客籍学堂，由旅黔外省人士或会馆创办，如四川客籍学堂、江西客籍学堂、云南客籍学堂、福建客籍学堂等；第五类是教会学校，如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威宁石门坎所办的光华学校、基督教内地会在赫章葛布办的志华小学等。办学的宗旨，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上谕”所示，以“忠君”“尊孔”“尚忠”“尚武”“尚实”为旨归，即保持传统的“忠君”“尊孔”思想，又提倡“尚武”“尚实”的风气。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大体上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在小学堂开设修身、国文、读经、讲经、历史、地理、算术、格致、图画、音乐、体操等课程；中学开设修身品行、读经讲经、国文、外文、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等课；大学堂仍不离经史，但授以英文、天算、格致之学。学制一般是：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五年，高等学堂三年，大学堂三年。

尽管官府一再强调“忠君”“尊孔”，但由于封建社会行将就殁，新思想不断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渐渐为人们所接受，学堂终究走向统治者的反面，成为社会变革思想的传播基地。在严修创办的经世学堂中，不仅传播维新思想，传阅《时务报》，而且还流传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卢梭的《天赋人权》。由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在社会上已获得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不但出现了一批女子学堂，如贵阳一地就办起了广益、达德、自奋、光懿、崇德、蕴贞、培德等7所女校，而且提倡“天足运动”，建立“不缠足会”。在辛亥革命前夕，办学往往成为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学校中传播科学知识与革命思想，把革命与科学结合起来，例如：自治学社领袖张百麟创办了公立政法学堂；平刚、彭述文、张铭等创办了乐群小学堂；张百麟、黄泽霖、白铁肩等创办私立光懿女子小学堂等。在辛亥革命中，学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譬如，光懿女子小学堂就是自治学社秘密集会的地方，达行学校的王肇西、刘鲁湘等就曾秘密联络哥老会、陆军小学堂首先发难；通省公立中学堂的学生积极支持起义；达德学堂的王若飞等参加起义的稽查城防工作，如此等等。当然，积极参与办学的也不限于革命派，许多有识之士都投入这一热潮，例如李端棻、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黄干夫、张彭年、凌秋鹗等创办贵阳私立达德两等小学堂。在此期间，贵阳出现了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学术团体。如黄干夫、凌秋鹗、贾一民等，于光绪二十七年在贵阳忠烈宫创设算学馆，以后发展为达德书社。在此之后不久，贵阳又出现了科学会。这两个科学团体，后来便成为办学的先驱，达德书社开办了民立小学，以后更名为达德学堂，而科学会则创办了寻常小学堂，后更名为乐群小学堂，是贵阳最先创办的两所小学。贵州创办时间较早，且颇有成效的新式学堂还有贵州师范学堂。兴办新式教育，最感困难的是师资不足，由于财力有限，解决这一问题又不能尽靠罗致和外聘，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设立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学堂，吸纳一些有一定旧学根柢的有志青年学子，输以新知，传以新法，或二年，或三年，以速成的方法，迅速改变由于师资不足而导致的贵州新式教育滞后的局面。

贵州师范学堂的创办人是乐嘉藻和于德楷、李端棻。乐嘉藻，字彩澄，贵州黄平人，举人，先世移居贵阳经商，颇有赀财。戊戌会试时，曾参与公车上书，因见时局剧变，国势日蹙，遂绝意仕进，决心从教育入手，谋求救国之道。乐嘉藻与本省巨绅于德楷（字仲芳）会商后，决定由于德楷负责筹款和全盘规划，乐负责具体筹办和校务管理。学校定名为贵州师范学堂，以培养合格的小学师资为目标。教师多由武备学堂日籍教师兼任，教材亦多采自日本。贵州巡抚林绍年力赞其事，拨专款扶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师范学堂甲乙两班开学，学生四十余人，学习期限四年。自此，贵州有了第一所自己的师范学堂，其对推动本省的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光绪三十年（1904年），学堂日籍教师因日俄战争事，酗酒闹事，且殴打学生，学校发生风潮。乐、于二人决定全部辞退日籍教师，改学堂为学会，学生提前毕业。除少数人留学日本，继续深造外，多数学生分赴各县，继续在贵州从事革新活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旨在培养中小学师资的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又在师范学堂原址创办。监督唐尔镛，副监督华之鸿，教务长任可澄。经费完全是公费，每月向官府支领。教员除日文科为外国人外，其余均为学有所长、声誉素著的本省学者。第一年预科分甲、乙两班，共120人，学习期限仍为四年。这个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贵州新式教育的骨干力量。贵州新式教育的又一项成就是“通省公立中学堂”的创办。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贵阳府即遵照清廷兴办新式学堂的诏令，首创“贵阳府中学堂”于正本书院。此学堂不过是将旧式书院改头换面，讲授的还都是为科举应试的知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科举，朝野人士深感新式教育的紧迫性，再不改弦更张，贵州势必落于他省之后。是年10月，李端棻、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联名呈请巡抚衙门，要求创设新式中学堂。巡抚林绍年并力支持，除拨公款为开办经费外，还将原科举时的卷价、膏火、状元田、宾兴等项收入为补助。在籍乡绅也积极襄助，仅华之鸿一人就捐银七千两。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通省公立中学堂正式成立，3月开学，招生54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季，该校由雪涯洞迁至南明河畔新校址。新校舍规模宏敞，设备完善，为全省首屈一指。其后，公立中学堂虽屡经易名，却始终是贵州办的最好的中学之一，无论从师资水平、学校设备，以及学生素质，均为全省之前列。通省公立中学堂的兴办之所以获得成功，有两个原因，一是经费充足，二是人手得力。创办之初，官府、乡绅及社会各界鼎力合作，捐输踊跃，经费充裕。在修校舍、购设备、聘教师方面，坚持高标准、正规化，宁缺勿滥，故而避免了一般学校旋起旋灭、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的困厄。另外，唐、任、华、于等人为振兴贵州教育，四处奔走，全身心投入，或输币纳赀，或综理百端。各州县的新式学校有不少是从旧式书院改造建立的，其中兴义笔山书院是旧式书院改为新学校较好的一所。笔山书院历史较久，戊戌维新后，雷廷珍（玉峰）执掌院务。他思想开通，报国心切，决意从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造入手，书院开设了许多新学课程，延聘名师教授。其后，曾树之、姚华等继任院长，萧规曹随，将书院办得很有生气。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天叙任院长，不但认真指导学生阅读经史，研习理算，还每月亲率学子参加邑人举办的演讲会，以扩展视野。笔山书院虽为旧式书院，实际上已完全具备了新式学堂的规模和性质。1905年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是年，徐天叙带领魏正楷等13名毕业生赴省城投考公立中学堂，竟名列第一至第十三名，轰动全省。除了在省内各地积极兴办各类新学堂之外，向国外尤其是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也是清廷实行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时任贵州巡抚的林绍年在给清廷的奏章中说：“振兴庶务，全赖人才，而欲培养人才，必先预储教习，本末先后较然易明”。具体到贵州，虽然已在着手筹办包括师范学堂在内的各类新学堂，但“行远弗自迩，无基而后墉，徒贻躐等之讥，终无后获之日”，无法适应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与其求之于人，不若求之于己。与其画地而谋其旧，不如游学以图厥新”，为此，就必须尽快选送本省聪俊子弟往日本留学，以培养合格的新政人才。其中，“速成师范尤能应我急需”，待其“毕业回黔，照章先在本属各尽义务”。

于是贵州部分府州县，在一些明达之士的襄助下，开展选送留学生的工作，如兴义的在籍道员刘官礼，在上一年，即已筹款资送3人，并另选自费生1人。贵州地方官府也从高等学堂中考选留学生8名，由教员廖杭、周恭寿护送，前往日本。总计半年以来，贵州共资送过官费、公费的日本留学生已达51名。内中学师范的有廖杭、周恭寿、钟昌祚等29名，习专门科学者有王佩芬、符诗镕、保衡等22名，自费生10名，再加上考察学务人员及随宦子弟自费生等名目者，统共总数达64名。是年冬，贵州地方官府又派吴嘉瑞、陈鸿年、黄禄贞等14人去日本考察学务及警察、工艺、监狱各要政。截至1905年底，贵州共派送赴日留学生（包括官费、公费、自费等）已达151名，其所学科目以师范为多，所定时日以速成为限，留学国别以日本为主。清末兴办学堂在贵州教育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宣告旧式教育就此终结，开启了近代的教育以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源源传入贵州的新阶段，这些对改变贵州落后、闭塞的状况都是有作用的。在这一重大变革中，严修创办的经世学堂起了重要的作用，树立了一代新风。派遣第一批留学生东渡日本，这也是贵州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它对贵州教育的发展、实业的开创及革命思想的传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