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难以忘却的集体记忆

莱垛

一段难以忘却的集体记忆——20世纪中叶部分“支宁”人员采访实录胡仲光《余姚市志》（1993年版）大事记中记载：1959年4月～6月，首批“支宁”干部、青年1225人赴宁夏中卫县落户。1960年5月又动员840人去宁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余姚历史上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最大规模集体“支宁”运动。2065名余姚热血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不恋小家顾大家，毅然离开家乡，支援远在3000多公里之外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虽说，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余姚历史永远铭记着这一场“支宁”运动，永远记住了参加“支宁”的人们…坐了六天六夜火车采访对象：何心余男 1933年7月出生，原横河公社（1979年划归慈溪县，下同）干部。第一批“支宁”带队干部，1959年4月27日率横河公社“支宁”青年赴宁，1962年5月调回余姚，先后在共青团余姚县委、中共梁弄区委、余姚市委办公室任职，1993年底退休在家。2003年重返宁夏采访，主编《回望塞上》一书。何心余说，当时，根本没想到会去“支宁”，更没想到要带队。那天，刚好检查生产大队公共食堂粮食储存情况回来，公社的一位领导找到他，简要说明了上级精神，要他带领全公社200多名青年去宁夏“支宁”。没有半点思想准备的他感到很突然，但那时“只有答应的责任，没有拒绝之理”。于是，没多加思索就与结婚不久的爱人陆亚地一起加入了“支宁”队伍。由于没赶上培训时间，事后他才了解到；1958年7月底，中央下发了一份《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文件上说，从1959年起，五年内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9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批转了省“支宁”委员会关于全省“支宁”工作会议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决定五年内分批动员30万青年“支宁”。分配给余姚的任务是，从1959年4月至1960年5月分三批共2065人“支宁”。这时，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宁”宣传发动工作已经开始。秉着本人自愿，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对家庭拖累不大的原则，发动广大农村青年积极报名。中共宁波地专、余姚县委派出了工作队进驻马渚公社进行试点。试点中黑板报、宣传窗、横额、标语和文宣队等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发挥了巨大作用，村里、镇上到处都是“塞上江南”“天下黄河富宁夏”“一人支宁，全家光荣”等宣传宁夏优越环境和美好前景的鼓动性标语和口号。同时，把“支宁”提高到“是一场思想战线上极为尖锐的兴无灭资斗争，是大破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兴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实际行动”。强大的舆论声势下，青年们纷纷写血书、表决心，“支宁”热情空前高涨，马渚公社报名人数达7713人，是任务数的33倍。“支宁”队伍按部队建制进行编排，一列火车组成一个团，一个县为一个营，下设连、排、班，并配备了政治指导员、文化员、卫生员、通讯员等。1959年4月27日，第一批由马渚、横河两个公社共503人组成的“支宁”队伍，在褚天行、范水龙、何心余率领下，离开余姚到绍兴汇合，29日由绍兴启程赴宁夏。 何心余说，出发前，上级给每人发了一件棉大衣和大人10市斤、小孩5市斤的干粮。出发那天，整个姚城红旗如林人声鼎沸，火车站内外到处是胸佩大红花的“支宁”青年和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火车在“再见，父老乡亲们！你们放心！”“路上当心，到了宁夏多来信！”的嘱咐声中缓缓启动。 乘坐的火车是“棚车”（一种装货用的闷子车），没有座位，也没有卫生设施，要“方便”就在车厢角里用席子围着的两只便桶里解决。整个车厢内只有小小的四只窗户，车门一关全靠这四只窗户透进来一点光亮和空气，所以火车开动时每个车厢都不敢把门关死，以留作透气。路上一日三餐和水，由沿途停靠站供应，每天一顿，潼关以内吃的还是大米饭，可是一出潼关只能吃到面包之类的食物了。因为车上要吃两顿自带干粮，水是最宝贵的，不过大家还算团结，少得可怜的一点水都能相互谦让着喝一点。 就这样，一百几号人挤在一个车厢里，蜷缩在各自的行李和被头铺盖上，六天六夜“咣咣当当”开往宁夏中卫。 何心余说着，拿出珍藏了40多年的日记本，上面写着：从绍兴29日晚上8时出发，今天已经有2天2夜了，进入了一个新的工作，过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经过的生活……一个车厢成了一个整体、一张大床、一个会场、一个餐厅……看到了真诚的友爱，听到了笑声，也听到了哭声，互相安慰声… 大漠戈壁滩羊皮筏子采访对象：杨同华男 1941年3月出生，原横河供销社职工。1959年4月27日随第一批“支宁”队伍赴宁，1983年调回余姚，任中共余姚市委党校行政科科长，2001年3月退休在家。杨同华说，火车一出潼关，就进入了大西北的黄土高原。大伙们争先恐后地趴在高高的窗口向外张望，眼前不见了家乡的绿色，也不见了星罗棋布的村庄和袅袅炊烟，到处都是黄炎炎的大漠、没长草的戈壁滩和偶尔出现的一个个黄土洞里（窑洞）居住的老百姓。火车越往前开，土地越荒凉，甚至是一毛不拔的大沙漠。太可怕了！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沉重，脸色越来越难看了，有的人干脆哭了起来。到达中卫火车站时已近黄昏，大家烦躁的情绪有点难以控制了。杨同华说，大家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上大米饭了，原以为到了中卫可以饱餐一顿，谁知这里供给的食物与路上一样，手臂一般粗的面包，既无菜又无汤，有些人忍不住与当地人吵了起来。何心余是管生活的领导，于是由他出面与当地接待人员进行交涉。说你们怎么不客气，第一顿就这么差，以后更会怎么样了？当晚，终于增加了几桶菜汤，并答应第二天吃大米饭。后来才知道，其实当地接待人员也很委屈，他们知道南方人吃不惯粗粮，特地用细粮做了这些面包，要是当地老百姓，哪里能吃得到这样的好东西呀！第二批由环城公社、余姚镇、慈城镇组成的722名青年，也于6月15日和16日在绍兴、杭州启程；第三批根据“山区少动员，平原多动员”的原则，按公社大小由县里统一分配任务数组成的840人，于第二年（1960年）5月1日出发赴宁。三批“支宁”队伍先后到达宁夏后，945人被安置在黄河南岸的常乐公社；216人去了上下河沿煤矿，840人到黄河青铜峡参加青铜峡水库建设，少部分人被安置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这些人不论安置在那里，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相当艰苦。 在农村，住的是借用老百姓的土坑窑洞，土地、耕牛、毛驴、马匹等一些生产资料是政府从老百姓手中划拨的。由于当地老百姓不是很理解和支持，拨出来的“土地是薄的、牲口是老的、农具是旧的、住房是漏的”。 在煤矿，这些从未下过井挖过煤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怎么挖煤，更不懂搞不好会发生瓦斯爆炸、老空透水和顶板倒塌等事故。为此，矿区领导组织大家学习背框，背石头、烂泥，讲下井操作和安全知识，最后才让大家下井，一般是男的下井挖煤，女的在井上做辅助工。在水库工地，“支宁”队伍驻扎在戈壁滩，在与黄河青铜峡水库工程配套的东干渠、西干渠、高干渠工地上，住窑洞、吃野草、顶风沙，冒严寒，夜以继日地干。不仅流了汗，还流了血，有的甚至因公殉职长眠在工地上。正当大家在各条战线干得热火朝天时，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发给每个人的定粮越来越少了，大家开始吃不饱饭。为了渡过难关，于是大家纷纷想起法子来，1961年初夏，煤矿的领导派了100余名职工，到离矿100多公里的沙漠“绿州”挖沙葱。一个多星期，大家在茫茫沙海里不停的挖，白天热得晕头转向，晚上冷得直打哆嗦，不少人因此终身落下了毛病。 　　塞上盛开杜鹃花 采访对象：胡山泉夫妇胡山泉男 1941年12月出生，原横河供销社职工，第一批“支宁”青年。曾任中共中卫县委办公室主任，1981年5月调回余姚，在市级机关任职，1998年退休。现为余姚市、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2006年出版散文集《清泉石上流》，数篇作品入选宁波作家文集。王幸儿女 1941年4月出生，原余姚慈城人，第二批“支宁”青年。曾任中卫县人民银行会计股长，1981年5月调回，任余姚市审计局局长、市纪检委员，1996年6月退休在家。胡山泉说，刚到宁夏时，抓住毛驴就想骑，拉住骆驼要照相，还有枣树、白杨树、羊皮筏子…一切都感到稀奇和新鲜。然而，这些20岁上下的小青年，从美丽富饶的江南一下子来到“口干鼻燥嗓子哑，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大西北，感到很不适应。加之当时正处在国家困难时期，供给很差，住不惯，吃不饱，为此大家没少闹思想情绪。那时的组织能力很强，思想政治工作也很到位。带队领导褚天行常说，“组织上把一支队伍交给了我们，家乡的父母亲把子女托付给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领好，千万不能出问题”。为此他常常带着一班人，从这个点跑到那个点，有时一天要行走百里路，苦口婆心的做工作，以稳定大家的情绪。随着时间的增长，大家慢慢安下了心。好多人还深深爱上了这片黄土地，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有的甚至“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说到与王幸儿的婚事，胡山泉神秘兮兮地说，在一次出访路上，遇到正赶往枣园买枣、平时“不敢靠近”的美丽姑娘王幸儿，于是用自行车带了她，从此俩人相识相爱，最后结成了终生伴侣。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部分工矿企业及大中型建设工程实行紧缩和下马。1960年11月，中央发出暂停支援边疆的通知，“支宁”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尚未“支宁”人员不再赴宁；已在宁的“支宁”人员分流的分流，返乡的返乡。最后，除了157名“支宁”人员，由于种种原因选择继续留宁外，极大部分人员先后回到了余姚，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宁”运动由此告终。虽然整个“支宁”运动时间并不长，但对每个参与者来说，在人生道路上都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尤其是留在宁夏的人们，对这片黄土地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原马渚公社团委书记范水龙，在那里一干就是40多个年头，从一个活力四射的青年到手拿拐杖的古稀老人，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黄土地。他带领青年们研究成功的“插秧稻” 技术，替代了当地落后的“浪子”撒播方法，使粮食产量有了颠覆性增长，创造了黄土高原水稻种植的“奇迹”。自治区为此专门发文决定“插秧稻好，全面推广”，老范也被评为自治区劳动模范。由于各方面工作出色，1961年，老范以浙江“支宁”青年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的身份，赴北京登上天安门参加“五一”观礼，并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刘少奇、陈毅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和座谈。1993年，范水龙与老伴毛爱娟退休回到原籍余姚马渚，但他的一子一女仍留在了宁夏，他的组织关系也留在了宁夏。按他的话说，他“仍是个宁夏人”。谢素珍，“支宁”那年才16岁，由于长得胖乎乎的样子，被人称作“小面包”。这位曾躲在屋子里哭鼻子的小姑娘，在宁夏一干就是一辈子。1959年4月，她随第一批“支宁”队伍到宁夏后，被分配到上下河煤矿工作。不久，她又被送到自治区煤矿学校学习，由于成绩优秀，学习结束时直接进了矿机关。她把工作当作人生的起步，工作起来象发疯一样，从一个煤矿工人，到中卫县财政局副局长，直至自治区财政厅处长，一步一步印记着她的人生足迹。在大家纷纷返姚时，虽然也动摇过，但最终还是“我来宁夏是要开始我的人生，而不能尚未开始就结束。”直至退休，她仍留在宁夏高新科技中心小企业贷款担保中心当负责人。每当回首“支宁”她总是乐观地说，“四十年风雨犹如一首歌”。目前，她的两个儿子在银川有各自的公司，两个儿媳也在自治区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大女儿在中央国家机关，女婿在北京一家集团公司当部门主管，谢素珍与老伴俩在宁夏享受着天伦之乐…“支宁”中这样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何止千万！有奋战在青铜峡水电站工地的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有活跃在广大农村、工矿、工地上“宁夏农垦业余文工团”的姑娘们；有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乡下人，南方人变成北方人，与当地农村老乡结婚的黄兰庭，终身扎根在塞上的王宝山、何斯瑛、邵倩、马秀春、孙永世；也有因公殉职、永眠在黄土坡的…“支宁”青年个个都是好样的！尾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支宁”青年大多已年过古稀，儿孙满堂。但这段经历给每个“支宁”者都是刻骨铭心的，因为“支宁”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因为“支宁”也创造了人生的辉煌，我们不能因时间的逝去，而忘却这段历史，也不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忘记这些远离家乡，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的人们。余姚、宁夏两地党委、政府曾为此有过密切联系。余姚市委、市政府多次派代表团前往，慰问留守在那里的“支宁”人员；宁夏也派员前往余姚攀亲结对。历史让这两个远隔千里的南北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血与水让两地人民的情感融化在一起。长城万里连戈壁，翠峰六盘胜雾岚， 百塔神姿青峡立，三关浩气贺兰含。浙宁联手同装点，回汉并肩共苦甘，莫道鬓毛披白雪，难忘塞上好江南。 （《回望塞上》成书志贺魏振纲甲申仲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宁”运动将永载史册！ 2013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