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美国行（7）费城（下）

不可逆转2

法国设计师赫克多·吉玛德（Hector Guimard）1895年为巴黎Castel Béranger公寓房间设计的壁炉。壁炉采用植物的茎状装饰，这是吉玛德设计的典型风格。吉玛德认为一栋建筑在风格上应该完全统一，所以Castel Béranger从内到外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设计的，包括壁炉，以及壁炉后面的壁纸。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30年间，法国正处在新艺术运动浪潮之中。新艺术主义风格（Art Nouveau）打破传统，从自然界寻找灵感，运用富有韵律、流动感的曲线，造型梦幻。Castel Béranger公寓就是吉玛德在巴黎创造的最著名的新艺术风格建筑。而他更著名的设计，是巴黎地铁站多个梦幻花园般的入口。 网络图片。Castel Béranger公寓的门洞。门洞用粗糙的石块做装饰，嵌了海水蓝的铁丝，制造水渗入山洞的幻觉。吉玛德希望能用铸铁构件的轻盈和石材的体量感，表现出海水流动撞击岩石的感觉。 网络图片。Castel Béranger公寓。 网络图片。巴黎地铁站入口。 意大利设计师莱昂纳多·比斯托尔菲（Leonardo Bistolfi ，1859-1933）为1902年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国际现代装饰艺术博览会”设计的宣传海报。这张海报的灵感来自当时德国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穿着古希腊式卷衣（Drapery）跳舞的少女，但这同样是新艺术主义风格的作品。莱昂纳多·比斯托尔菲强调人物蜿蜒的曲线轮廓，少女们手中的飘带舞出了ARS三个字母（Ars在拉丁文中是艺术的意思），蓝天绿草的背景也是新艺术主义不可缺少的自然元素。 道姆（Daum）1909年制作的尖嘴带柄玻璃杯。这个酸蚀刻玻璃杯感觉也有Japonism的味道，杯身下部的色彩令人联想起浮世绘名作神奈川冲浪里。道姆兄弟于1878年在南希创建了道姆公司，也是南希学派的代表之一。他们的创作充满包容性，将脱腊铸造、表面蚀刻、磨砂等各种加工工艺融合在一起制作玻璃、水晶、琉璃工艺品，吸引了众多天分绝佳的合作者，包括达利这样的顶级艺术大师，道姆的作品也在 1900年巴黎世博会中荣获大奖。 《小提琴和报纸》（Violin and Newspaper），法国立体主义画家和雕塑家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作于1912-1913年间。在这幅画中，布拉克用木炭和铅笔勾勒出桌面、酒杯、小提琴和报纸的碎片，碎片中“JOURN”可能是桌上报纸名头Journal的一部分，“FETE（庆祝）”可能来自墙上的海报，不同视角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展现着立体派画作的特点；布拉克采用纹理错觉的手法绘制了一块木纹图案，以此质疑绘画中现实的本质。 法国的立体主义艺术运动是从巴黎兴起的，奠基人就是布拉克和毕加索。他们在 1907 年- 1914 年合作，尝试通过多个视角去观察和描绘物体，把物体简化成一些基本的几何形状，展现物体的本质和结构，再重新组合，弄到一个画面里，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式和透视效果。他们想要在画面里展现出时间和空间是同时存在的，把物体在不同时间、不同角度、不同位置的呈现都融合在一起，营造出“同时”的感觉。 《形式的对比》（Contrast of Form），法国画家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eger）作于1913-1914年间。这是我完全看不懂的那类立体派作品，在我眼中它们就是堆成小山的一块块三文鱼片、山楂糕和一个个冰淇淋盒子，传达着夏日清凉的感觉。我虽不懂但有鉴赏能力的还是大有人在的，1913年他的与在这里展出的这幅同名、内容类似的作品在纽约以7000多万美元成交。据说20年代后期他的立体主义灵感逐渐丧失，大部分作品的拍卖价也无可避免地滑落，1931年莱热的《绿色背景上的作品》（Composition sur fond vert）在伦敦仅以55.7万美元成交。 网络图片。费尔南德·莱热的《绿色背景上的作品》。 《窗前静物（拉维尼昂广场）》（Still Life before an Open Window，Place Ravignan），西班牙立体主义画家胡安·格里斯（Juan Gris）作于1915年。这幅作品的氛围我就很喜欢，可能因为它不是单一的立体主义结构，而是近景立体主义的静物和远景写实风格的树林、建筑在空间上的融合。屋内 “LE JOURNAL”报纸，梅多克（MEDOC）葡萄酒，玻璃杯，果盘，木纹桌子，贴了壁纸的墙壁，窗子和窗帘，色彩丰富而明亮；而夜晚的窗外，一切都笼罩在梦幻般神秘的蓝色中。 比利时画家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作于1937年的自画像。画中恩索尔正在画戴着面具的人们。恩索尔出生于奥斯坦德，在那里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他的母亲在奥斯坦德开设出售纪念品的商店，商店里有各种狂欢节上使用的怪诞的面具，这些面具赋予后来成为“面具大师”的恩索尔丰富的想象力。面具几乎出现在他的每一幅画中，他用独特的艺术语言，揭示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荒诞。他最出名的作品是《基督进入布鲁塞尔》，这幅画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表现主义的先驱”。 网络图片。《基督进入布鲁塞尔》，这幅画描绘了布鲁塞尔狂欢节期间五彩缤纷、戴着怪诞面具咆哮的人群。骑在驴子上的基督被认为是画家的自画像，他在拥挤的人群中几乎被淹没。恩索尔以其特有的夸张和讽刺手法，把奔放不羁的幻想注入到这一宗教主题，成就了这既滑稽又伟大的作品。 网络图片。印在比利时法郎上的恩索尔头像。

费城艺术博物馆具有独特魅力的地方不只是在2层展出了超丰富的印象派藏品；3层把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建筑复原和重构，巧妙地运用在各展厅门洞和墙壁上，突出艺术品与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在空间和气氛营造上更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穿过一个个展厅，仿佛穿越了一个个时空。我们先从3层南翼的亚洲艺术馆看起。

亚洲艺术馆： 进到这一单元，看到伊斯兰建筑独有的尖券拱门，花卉、藤蔓图案繁复且精细的马赛克墙壁，陶瓷制品上阿拉伯字母风格独特的装饰，仿佛又回到年初去过的阿布扎比扎伊德清真寺，一切都华美、眩目得令人沉醉，如夜空中的极光，却不像星星那样让人感觉宁静和放松。 券拱上方和两侧墙壁粘贴的波斯马赛克来自于伊朗伊斯法罕市苏菲派穆斯林修道院，产于16世纪。 蒙古帝国时期（Great Mongols Period ，1206-1634年）产自伊朗卡尚（Kashan）的拉斯特彩(Luster)釉陶凳。拉斯特彩又称“虹彩”，是一种二次低温烧制的彩釉技术，二次烧制时利用还原气氛形成一层闪耀金属光泽的装饰效果。烧制过程耗时费力，釉料中的银元素烧制呈现出黄、琥珀乃至褐色，铜呈现橙或红色，最后表面手工抛光。 塞尔柱王朝（1038-1220）的米纳伊彩狮身人面对兽纹釉陶荷叶碗，产自伊朗1175-1220年间。“米纳伊”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对于釉彩的称呼，是12世纪兴起的一种多次低温烧制的釉上彩技术。塞尔柱帝国是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在中亚、西亚建立的伊斯兰帝国，塞尔柱突厥人从中亚启程，途经伊朗高原，一路向西，最后到达今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建立了堪与历史上一度称霸世界的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的塞尔柱帝国，并在统治期间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当时伊朗北部发达的陶瓷涂釉彩绘技术，可以使人们在各种陶瓷碗碟上清晰地描绘出各种文学主题、故事情节并流传下来。 蒙古帝国时期1300年代的波斯瓷砖。波斯瓷砖的创作始于公元1200年左右，18-19世纪达到顶峰，中国青花瓷便脱胎于波斯的瓷砖技术。伊尔汗王朝时期，中国和波斯同时被蒙古人统治，许多中国艺术元素被吸纳进波斯艺术，如莲花、牡丹花、龙、凤等。这块八角星形瓷砖上一只长尾凤凰翱翔于真菌形的云朵之上，钴蓝和白色相间的彩釉使中国文化和波斯文化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塞尔柱王朝产自伊朗卡尚1100年代末-1200年代初的盘子。这款陶瓷盘与上面的陶凳一样，也采用了虹彩釉装饰。在八个辐射状蓝白间隔的色块上绘有四种丰富的图案两两相对，其中一个图案是烧制时保留的白底色所呈现的贵族人物形象闪闪发亮，很有特色。构成虹彩陶器的发展与当时的宗教背景有关，古兰经和穆哈穆德言行录禁止穆斯林囤积金银器，虹彩釉上光工艺可仿造金属的光泽‌，从而在伊斯兰世界得到了广泛使用。

这个波斯绿松石釉花口盘形状简洁、漂亮，颜色碧青、纯净，让我想起黄石公园陶瓷盆地的胶体池，那可是大自然用矿物质绘出的杰作。

穿过伊朗穆斯林修道院，进入的是16世纪印度南部的寺庙（Madanagopalaswamy Temple）。这个神庙可以追溯到1560年代，寺庙本身依然存在，但它的一个开放大厅被重建在这里。原大厅有60根廊柱，这里一共是24根。外围廓柱雕刻的相对简单，中间两排廊柱则雕刻了巨大、精美的人物造像，复杂程度是同类建筑中少见的，令人震撼。 这个庙是用来敬拜克里希纳(Krishna)的，克里希纳是毗湿奴神的第八个化身。这些真人大小的雕像都是印度教里的各种神，他们的眉眼、服饰都非常清楚，廊柱上方守护着印度教的神兽。 展厅的其他位置也有造像，但不知道是不是来自同一地点。

出了印度神庙，进入了中国展厅。这雕梁画栋的是清代北京理郡王府的正殿。原为明代一个太监的府邸，保存非常完好，并未修缮过，采用中国传统矿物颜料所做的彩绘非常清晰。

上悬乾隆年间“五福”匾，五福匾是中国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正殿中间玻璃柜里展出的是1700-1900年间我国西南部苗、侗、彝三个民族织就的刺绣服装，富丽堂皇、龙飞凤舞。但内地龙凤是帝位和皇族的象征，而在边缍更可能体现的是它的动物性，与种族起源的神话故事有关联。 墙边是一对清代1700-1800年间的黑漆描金龙纹顶箱柜 另一边是一对清代1700-1800年间的朱漆雕填戗金龙纹顶箱柜。这两组顶箱柜的花纹图案繁杂、艳丽，确实与明代顶箱柜的风格不同。 晚清（1700年末-1900年）制作的铜胎掐丝珐琅笼车。笼车四周横梁有鎏金铜制的狮首装饰，上部还有对称金龙翱翔于云间。笼顶是伊斯兰风格的尖塔圆顶造型，笼子上下各有一圈和田玉的玉环相连，每个连接处都是细腻的花叶纹样。整体珐琅设色鲜丽繁复，点缀饰物金碧辉煌，作为狗窝实在是奢华之极。

从王府大殿的侧门走出，下一秒身处的空间是一座佛殿。抬头仰望，一条巨龙盘绕在精雕细琢的藻井之中，周边八块倾斜的木板各有一条小龙在云端起舞。这藻井是从北京智化寺智化殿拆走的，智化寺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木质结构建筑，整个寺庙没用一颗钉子，全部用木头拼凑建成。藻井虽是天花的一种，但只能用于神佛或帝王宝座顶上。唐代就有明确规定：非王公之居，不得施重拱藻井。智化寺的藻井制作工艺精巧，结构复杂，是明代建筑木雕的极品。

藻井下方墙上的壁画残片取自我国河南新乡元末明初（1271-1368年间）建造的寺庙，众多的神佛菩萨我一个也没认出来。前面三尊彩绘木雕菩萨中间出自北宋或晋朝（960-1234年间），彩绘已大部分脱落；两侧出自元朝（1300-1400年间），保存完好。 亚洲馆展出了很多中国文物。 金代1178年磁州窑白地黑彩三教弈棋豆形枕。枕面上儒家学者与道士对弈， 佛教僧侣在观看。类似题材在宋金时期的绘画中常见，三教融合是宋金宗教思想的整体倾向。让我想起阿布扎比新建的亚伯拉罕之家，清真寺、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三个建筑建在一起，多元信仰在阿联酋和平共处。 东汉25-220年间的墓葬陶马，上面有彩绘痕迹。陶马鼻孔外扩、嘴巴大张、尾巴翘起，奔腾之姿活灵活现，展示了西域良驹的风采，是丝路交流的见证。 唐朝800-850年间的唐三彩骆驼。 唐朝公元7世纪头长鹿角的唐三彩镇墓兽。 唐朝700-800年间十二生肖陶俑。这些兽头都身着官服人模人样地抄手站立，像指南针一样地环绕死者，守住风水。十二生肖陶俑最早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是在南北朝时期，那时生肖俑是写实的动物形象；隋至初唐，十二生肖俑的常见形象已演变为坐姿的兽首人身像，出现在两湖、四川等南方地区。到唐高宗、武周时期，站立的生肖俑逐渐取代了坐姿俑。而在北方地区一直到盛唐时期，随葬生肖俑才常见，且大多数为拱手站立的兽首人身文官俑。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彩绘青铜酒锺。这样的彩绘技术通常用于陶器，青铜器不常见；图案也蛮抽象，无论是张牙舞爪的龙和豹子，还是长了翅膀、骑着怪兽的神妖。它们可能有超度逝者魂灵的功用吧。 康熙1662-1722年间珐琅彩瓷香熏。很喜欢这对精致的香熏篮的配色，明媚祥和。通体桃红色菊花装饰，顶盖上各有一只墨绿色的小狮子蹲坐在绿藤交汇处，目光烔烔，煞是可爱。 康熙1662-1722年间珐琅彩镀金瓷盘。画面上不只有蝴蝶穿梭于菊花、百合之间，还有细小的蚊虫飞舞，满满的田园气息。 乾隆1736-1795年间珐琅彩瓷瓶。瓶身的装饰图案也有菊花和蝴蝶，但看着似曾相识，没有上面彩盘带来的那种清风扑面的感觉。展品背后的镜面反射出瓷瓶另一边是首不知道出处的五言绝句，虽是中国字但认识的有限：“三径霜......后，......花处处妍，归来陶靖节，满地布金钱”。陶靖节是陶渊明的私谥，都知道陶渊明独爱菊花，这诗词大概是说陶渊明归隐后种菊花，霜降后遍地花开。 19世纪早期和田玉罐。两侧把手和盖顶饰呈菊花形。真是处处菊花，文人总是自认品行高洁吧。 这两个造型可爱的小杯子都产自康熙1662-1722年间，左侧的珐琅彩瓷杯好像牡丹花又好像荷叶；右侧的釉面瓷杯是朵紫牡丹。 康熙1662-1722年间的四季花卉珐琅彩瓷盘。都是最具代表性、被画得烂熟的牡丹、荷花、菊花和梅花。 康熙1662-1722年间的珐琅彩瓷罐。竹石林中牡丹盛开，一对孔雀倘佯其间，寓意富贵吉祥。 康熙1662-1722年间的珐琅彩瓷壶。顶盖上又是一只小狮子，跟那对香熏篮不同的是菊花变成了牡丹。色彩还是香熏篮好看。 乾隆1730-1750年间珐琅彩镀金瓷盘。公鸡配牡丹寓意功(公)名(鸣)富贵。 乾隆1730-1750年间珐琅彩镀金瓷盘。这个人物图案的瓷盘描绘了岁月静好、其乐融融的家庭场面，设计风格与上面功名富贵花鸟画瓷盘相似。 这两个瓷盘都产自乾隆1740年间，左侧的珐琅彩镀金瓷盘描绘的是伊索寓言里狼和狗的故事；右侧的珐琅彩瓷盘画的是一群罗马女神和小天使，这些女神不像西方油画、雕塑那样健壮丰满，高光部位没有过渡地涂着鬼魅般瘆人的白，脚下的战车好似木制的小澡盆，山水背景也勾勒的有些滑稽，但色彩搭配怡人，釉面华贵亮丽。

康熙1662-1722年间的珐琅彩五彩开窗人物故事瓷罐。喜欢这种开窗人物故事，像小时候买的历史名著小人书，算是一种情结。

清康熙1700-1725年间郎窑红釉瓷碗，支架为象牙镂雕。郎窑红又名牛血红，是康熙时期景德镇窑在模仿明宣德鲜红釉基础上衍生出的新品种。其色泽较宣德鲜红釉更为鲜艳，釉层凝厚，釉面光亮，具有强烈的玻璃光泽。近口沿处釉层变薄，映出白色胎骨。 清康熙1662-1722年间文人的案头清物：豇豆红太白尊（水盂）、柳叶瓶、镗锣洗（笔洗）。豇豆红在西方被称为“桃花釉”，是康熙晚期景德镇的创新名品，是一种高温铜红釉，因为铜作为着色剂在氧化焰和还原焰中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所以豇豆红有红绿交错、变化无常的特色，每一件颜色都不尽相同。烧成难度大，只生产了很短的时间，传世数量稀少，成为风靡全世界的中国御瓷名品。 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美国独立后改装了一艘原在海军服役的帆船，命名为“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皮革、毛衣、胡椒、棉花以及铅等商品离开纽约港驶往中国，这是中美两国的首次通商。四个月后，中国皇后号带着茶叶、瓷器、丝绸、象牙雕刻、漆器、桂皮、玉桂和绣金像等中国特产离开广州港口回到纽约。 上面的是1850年左右的道仙犀牛角雕；下面的是晚清的象牙镂雕多层套球。象牙球十四层，均可转动。最外层浮雕人物、花树、亭台，内层皆为镂空网状花纹装饰。 19世纪-20世纪初产自中国的水晶球。这枚银色浪花托起的水晶球浑圆、硕大，冷艳而神秘，像夜空中唯具光芒的月亮。用水晶球占卜是西方习俗，所以它的艺术品味及打磨雕琢技术可能是欧洲传教士引入朝廷的。 晚清的刺绣花鸟丝绸折扇，木制扇骨，主骨阳刻花草纹，小骨透雕。 晚清的山水楼阁图银鎏金累丝折扇。以银、鎏金（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珐琅为材质，在银累丝扇面上用景泰蓝釉料绘制而成，造价高昂，华丽夺目，尽显奢华之美。 制作于1795年的鎏金雕漆玫瑰木书柜。雕漆是用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雕刻出花纹的技法，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书柜外形类似于传统的英国书柜，但柜门上的冰裂纹、叶状砚台、甜瓜、佛手瓜装饰图案却是典型的中国元素（佛手瓜的寓意是福寿安康、多子多福），呈现中西风格融合的强烈特征。甜瓜上有书柜主人Andreas Edvardus Van Braam Houckgest（1739—1801）的首字母缩写。 Houckgest出生于荷兰，任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后入美国籍。1795年上京入宫参加清乾隆皇帝登基一甲子的庆典活动，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籍人士。 这套青花花口盘清新脱俗，但奇怪的是它们表达的内容是战争、难民等当代国际政治主题，尤其是最后题为“Demonstration”的瓷盘，环绕主画面画了一圈从猿到人再到二十一世纪穿着衣服、正在示威和反示威的人，象征性强，不知道是何时何地的作品。 清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铁画——四季花。本就喜欢家装里的铁艺，铁画自然比一般的铁艺高级得多。这木框铁画四季花估价大概远比不上前面康熙年间珐琅彩瓷盘的四季花，但它把剪纸、雕刻等技法融为一体，揉铁为墨，既有丹青之境，又有强烈的立体感，柔美而苍劲，艺术感染力一点不差。 南宋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吉州窑玳瑁釉陶碗。这茶碗的别致之处是碗内施有剪纸凤凰图案的黑釉，颇有金属感。 一对雍正1723-1735年间的珐琅彩镂空开窗花卉纹瓷灯罩，花卉包括山茶、牡丹、玫瑰和百合。烛光透过镂空花纹照亮了周围，灯罩显得格外精巧，色彩温馨雅致。在瓷器上进行镂空纹饰，难度可想而知，人类的智慧真的是无以伦比。 这是博物馆简介中推荐3层必看的艺术品，只有四件其中就包括日本馆的建筑装饰（Gallery 344）。这种建筑风格可能欧美人会觉得新奇，对我来说却没什么感觉，所以在日本展馆我只拍照了两、三件感兴趣的展品。 《巨浪》，竹藤工艺品，日本艺术家山口龙恩作于2001年。对这件当代作品感兴趣是因为很容易联想到葛饰北斋笔下那著名的浮世绘作品。
水墨画《龙》（Dragon），日本室町后期画家狩野元信（Kano Motonobu）作于十五世纪初。龙的形象在五世纪随禅宗从中国传到日本，直到十三世纪末才成为流行的绘画主题，常被出现在禅宗寺庙里，守护寺庙免受火灾的侵害。狩野元信把中国画和起源于十世纪的日本风俗画‌大和绘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他画的这条龙画风简明，但不同于一般我见过的龙，好像是条有思想、有感情、有性格的龙。 日本明治时期的青铜香炉，制于19世纪后期。这件香炉曾在1876年费城百年展览上展出，造型独特，装饰华丽，令人印象深刻。
欧洲馆（1100-1500）： 这是十三世纪下半叶法国西部一所加尔默罗修道院（The Carmelite Convent）座堂会议厅的石制拱门。修道院在法国大革命中被解散，建筑遭到破坏，这个拱门于二十世纪初被卖到美国。 里面十字架的造型和色彩很漂亮，但不知道它的出处。 文艺范儿。 法国圣洛朗修道院（Saint-Laurent）教堂的入口大门。圣洛朗修道院建于十一世纪，位于法国中部卢瓦尔河畔科斯内库尔镇（Cosne-Cours-sur-Loire）附近，在通往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圣地的朝圣之路上。所以修道院的教堂是中世纪朝圣者们驻足停留的地方。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1840年教堂的废墟，从图片可以看出，教堂不仅有罗马式的圆形拱门和立柱，拱门两侧还有相同风格的高窗。 十二世纪上半叶法国鲁西荣地区（Roussillon）修道院的喷泉和石廊。 这座喷泉是修道院的修士们洗漱用的。 这石制的古董不仅能摸还能坐，才真正有穿越的感觉。 文艺复兴时期佛兰德斯画家罗吉尔·凡·德尔·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的《耶稣受难，圣母和圣徒约翰的悲恫》（The Crucifixion, with the Virgin and Saint John the Evangelist Mourning），作于1460年。两幅画由圣母的长袍和坡地联系起来，基督和圣母的痛苦相互呼应，画面有雕塑般的艺术效果。专家研究发现，这两幅木板油画是罗吉尔·维登所作的大型祭坛画遗失的一部分，教堂祭坛门合上后应该显示出来。

佛兰德斯泛指位于西欧低地西南部、北海沿岸的古代尼德兰南部地区，“尼德兰”，意为低凹之地，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十五﹑六世纪，除了意大利在文化艺术诸方面成为先导者以外，尼德兰也成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又一个繁盛之地，也称为北方的文艺复兴。尼德兰画派的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祭坛画与独幅木板画，细腻的手法同神秘的宗教情绪和地方色彩相融合，形成独特的风格。罗吉尔·凡·德尔·维登与扬·凡·艾克 （Jan Van Eyck）、罗伯特·康平（ Robert Campin）一起并称“佛兰德斯文艺复兴艺术三杰”，生前就被视为尼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他的宗教题材画作既神秘又真切，他能够用真实的细节强调突出宗教故事的可信性，好像就是真实发生的事一样。

欧洲馆（1500-1850）： 法国雕塑作品《四季》（The Four Seasons），作于1770-1790年间。在费城艺术博物馆，我们已经看到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讴歌四季，这里是用罗马神话中的人物作为四季的象征。左侧是花神芙罗拉（Flora），代表了春天与鲜花；右侧是谷物女神克瑞斯（Ceres） ，代表了夏天、耕种和丰收。 秋天的罗马神话代表是左手端碗、右手拿葡萄的酒神巴克斯（Bacchus），冬天自然是位老人，他是罗马最古老的神祇之一，农神萨图恩（Saturn）。 这是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一座法式房屋休息室的室内装饰及家具陈设，1923年由巴黎Maison Carlhian事务所设计，房屋主人Eleanore Elkins Rice于1939年捐献给博物馆。里面的装饰家具都是她的收藏，皆为法国18世纪洛可可风格的精品。 铜鎏金桃花心木写字台，德国家具师亚当・维斯维勒（Adam Weisweiler）1785年制作。写字台柜门上的石板浮雕是英国著名雕塑家和插图画家约翰·斐拉克曼（John Flaxman）的作品。斐拉克曼取得最大声名的不是他的雕塑，而是他为古代史诗所做的插图，我小时候家里有一本《希腊神话故事》，至今对上面的白描插图印象极深，我猜一定是斐拉克曼所画，那些插图的风格也展示在他的浮雕作品上了。 左侧是英国韦奇伍德工厂产于1777-1778年间的3个陶制镀金金属外框的项链垂饰。圆形的是古希腊神话中蛇发女妖美杜莎（Medusa）的头， 两个椭圆形项链垂饰描绘的是古希腊神话中丘比特和普赛克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Cupid and Psyche）以及婚姻之神献祭（The Sacrifice of Hymen）的场景。右侧是一对珐琅彩镀金装饰的软瓷牌匾，鎏金青铜外框，发明“Pâte-sur-pâte”工艺的那个法国皇家塞弗尔瓷器厂1774年制造。
瓷器（Porcelain）是中国的特色发明，它的主要成分是高岭土，烧制温度达到1200-1300摄氏度。长期以来，中国瓷器风靡世界，无论是伊斯兰还是欧洲基督教国家都十分痴迷。当时法国本土也已发展了相当成熟的彩陶（Faience）工业，这些彩陶虽然外观精美，但是以普通黏土、石英为主要素材，加之温度不足，质地和手感与真瓷相比依然高下有别。

到了18世纪，德意志终于破解了中国瓷器的制作秘方，发现了高岭土的妙用，但法国境内长期未能发现高岭土矿藏。路易十五统治末期，法国的陶瓷厂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生产一种特殊的“软瓷”（或称幼瓷，Soft-paste porcelain）。软瓷虽不含高岭土，但从外观上几乎将中国瓷器模仿得惟妙惟肖，和传统彩陶相比，已经是巨大的进步。直到1768年才在法国南部城市利摩日附近发现了丰富的高岭土矿，从此，法国的瓷器工业揭开了新的篇章。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彼得·保罗·鲁本斯完成于1618年。鲁本斯作品里的人物特别有肌肉感，画面气势宏伟、色彩丰富、动感强。博物馆门外有个二十世纪悬在云端、战胜恶鹫、立体主义的普罗米修斯，博物馆里是十七世纪意大利天才画家鲁本斯真实展现为人类受尽折磨、希腊神话中最崇高的英雄普罗米修斯。鲁本斯着意渲染了兀鹰的凶狠：它展开巨大的黑色双翼，用尖利可怕的爪和喙撕开普罗米修斯的肉体，扯下肝脏。但普罗米修斯带给人类的火种不熄，仍在燃烧。三百年过去，经典还是经典。还有说法这幅画是鲁本斯与擅长画动物的弗朗斯·斯奈德斯（Frans Snyders）合作完成的，如果鹰真的是斯奈德斯画的话，那他对这幅作品的贡献度不比鲁本斯小，虽然鹰是反面角色，但画的很传神，甚至抢了主角普罗米修斯的风头。 这是弗朗斯·斯奈德斯1630年的作品：《克瑞斯半身像及一些静物》（ Still Life with Terms and a Bust of Ceres）”。这幅画中没有动物，但那些裂开的瓜、风化的石头和令人垂涎欲滴的葡萄等无不体现了斯奈德斯对不同质感静物色彩表现的超凡能力。斯奈德斯的静物画华丽精美，空间感极强，这种巴洛克艺术风格的作品挂在宴会厅里展示主人的精致和品味，提供让客人惊叹的机会，使西班牙国王和布鲁塞尔大公都成了斯奈德斯的客户。
《野兔和鸟》（Still Life with a Hare and Birds），荷兰画家扬·维尼克斯（Jan Weenix）作于17世纪后期。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体裁在西方古典绘画的基础上有很大拓展，出现了描绘日常生活场景和真实风景的风景画、静物画、风俗画等，而且自16世纪中期就已经看到专业化荷兰画作的雏形，有人专门画风景，有人专门画静物。因为宗教改革，荷兰不再需要大型的圣经场景，没有利用神话来提升自己形象的统治者，纺织品商人、奢侈食品的零售商等成为艺术品的潜在买家，这一切使荷兰艺术家们有动力去探索全新的艺术体裁。静物画中那些精美之物可能具有象征意义：酒杯与烟斗代表着感官享受的短暂；书籍、笛子代表着才艺；蜡烛、骷髅代表人类生命的短暂和追求财富的虚幻，让你以批判的视角看待生活。维尼克斯则喜欢以准备晚餐而杀死的动物作为题材，表现得十分富有戏剧性，具有巴洛克风格。

《最后一滴》（The Last Drop），荷兰画家朱迪丝·莱斯特(Judith Leyster) 作于1639年。这位女画家的大部分作品，包括这幅作品，在她身后漫长的二百多年里都被误认为是另一位荷兰男画家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的作品，直到专家后来在那些作品上发现了她首字母缩写“J.L”的签名‌‌。现在的《最后一滴》中喝酒的两个男人身后立着一具骷髅，17世纪死亡提示是绘画中常见的主题，但这是1980年代才复原的，之前骷髅一直被人画上一张桌子覆盖着挂在博物馆里。

莱斯特在作品中经常大胆运用对比明暗的技法，营造出戏剧性的效果，运用光影突出画面中的重点，抓住观者的目光。这一点让我想起在卢浮宫看到的拉图尔的画。莱斯特擅长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瞬间，使作品充满欢乐与活力；而拉图尔的人物线条流畅，有一种端庄自然的美。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拉图尔。但不管怎么说，莱斯特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打破了性别壁垒，

尽管她的生命只有短暂的38年，但留下的艺术遗产却经久不衰。

《扮成奥菲斯的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的肖像》（Portrait of Cosimo I de'' Medici as Orpheus），意大利画家阿尼奥洛·布伦齐诺（ Agnolo Bronzino）作于1537-1539年。
奥菲斯（Orpheus），又译为俄耳甫斯，是太阳与音乐之神阿波罗(Apollo）的儿子，他的音乐具有吸引所有生物甚至石头的能力。在希腊神话中，奥菲斯用歌和琴声迷住了三头看门犬刻耳柏洛斯（Cerberus），几乎成功地从冥界救出了他的妻子。

这幅肖像是布伦齐诺为16世纪的佛罗伦萨统治者科西莫·德·美第奇和那不勒斯总督之女埃莉诺娜·迪·托莱多（Eleonora di Toledo）的婚礼而作的，这明显不是一幅放在正式场合的绘画，它应该是放在埃莉诺娜闺房内的画作。科西莫一世被饰为奥菲斯，使地狱看门狗平静下来，寓意了新一代美第奇希望迎来和平时代，同时他将成为艺术与文学的赞助者。此后没过多久，布伦齐诺就成为公爵的官方宫廷画家，他的肖像画往往追求艳丽、华贵的效果，以满足宫廷贵族的趣味。画中的人物优雅、冷静、傲慢，作为意大利绘画的杰出代表，布伦齐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欧洲宫廷肖像画的风格。

法国帕尼庄园教堂（Chapel of the Château of Pagny）的唱诗壁，建于1536-1538年。这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最精致的石制唱诗壁。 祭坛《耶稣的一生》，1535年制作。这个祭坛是可以合上的，现在看到的是做礼拜时打开的样子，里面雕刻了各种圣经场景。画作由荷兰画家彼得·库克·范·阿尔斯特（Pieter Coecke van Aelst）的弟子绘制，雕塑由Master of the Oplinter Altarpiece作坊完成。
出了博物馆，把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走完，打卡费城市政厅。费城市政厅主体由花岗岩构成，在美国所有市政厅中规模最大、高度最高，整个修建历时30年，直到1901年才全部完工，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砌体结构建筑之一。整个市政厅拥有600多个房间，装饰得极为奢华。市政厅的雕塑有250多个，都出自亚历山大·考尔德之手，其中高11米多、重27吨的费城之父威廉·佩恩（William Penn）铜像屹立在167米的中央塔楼顶端。

威廉·佩恩是英国房地产企业家、哲学家，宾夕法尼亚英属殖民地的创始人。1681年，作为对所欠家族债务的补偿，英王查理二世将美洲的一块土地划给了威廉·佩恩家族，转年，威廉·佩恩就把这块土地变成了以其族姓命名的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而费城就是他最初上岸的地方。威廉·佩恩在这里建造了357间房屋，并将这个地区命名为Philadelphia——由两个希腊词语Philos （友爱）和adelphos （兄弟）合成。威廉·佩恩在殖民领袖中独树一帜，以对待印第安原住民的友善和开放政策而闻名。他的殖民地宾夕法尼亚，接纳了各种宗教、民族和种族的交融，这为日后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石。他基于宾夕法尼亚实践写就的《政府的架构》，同样成为后来美国宪法的重要思想来源。他的胸怀和远见，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而在费城市政厅旁，便是费城最著名的博爱公园。这里有着建于1976年的《LOVE》雕塑，旨在彰显费城人民的弟兄友爱精神。《LOVE》雕塑是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伯特·印第安纳（Robert Indiana）最广为流传的作品，他运用高饱和度的红绿蓝和简单的字母形态，向世界传播爱与和平。印第安纳1970年创作了首个《LOVE》的雕塑版本，这一版本在他家乡的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展出。此后的30年，他又制作了几十个不同的《LOVE》雕塑版本，成为世界各地的地标建筑。市政厅和博爱公园，连接着费城的过去和现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从头走到尾，就是从历史一路走来的感觉，相当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