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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山福道

沉痛悼念：云南知青大返城总指挥丁惠民 著名知青丁惠民，因突发心梗于2024年9月22日18点10分在重庆去世，享年72岁。 2024年9月22日18点10分丁惠民先生突发心梗走了，他去了天堂去了另一个世界。消息不幸传来惊掉了我们的双眼，实在是太突然了。而感到突然的绝非我一个，可以说这个让我们感到惊悚的消息决不至于整个重庆知青哀叹，乃至全国各地的知青都会为之动容。接下来一篇篇祭文跃然纸上，一封封唁电象雪片一样飞来，知道信息的战友们从外地火速赶来了。 重庆石桥铺殡仪馆突然传来花圈已经断货了，这祥的事情也许只有今天才出现过奇迹。 丁惠民先生悼念会于2024年9月24日下午16点，在重庆石桥铺殡仪馆举行。 丁惠民先生我们的好战友！你永远都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战友丁惠民先生一路走好…… 悼知青英雄丁惠民记者：杨培慧泪湿透双眼，心随之抖擞。惊闻一代知青英雄、知青大返城总指挥丁惠民，突然离世，不胜悲伤、万分悲伤。有的人活着他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 全国知青永远不会忘记，1978年他给邓小平写了三封信，提出知青大返城返城要求无回音。于是，率版纳五万知青揭竿而起。作为总指挥，他成功策划组织五万知青捐款罢工，卧轨北上请愿。 版纳橡胶林，永远存留他和请愿团员的呐喊呼叫，北京天安门永远存留他和请愿团员在冰天雪地静坐的身影。他用智慧和勇气创造了近代史上平民力争权益获全胜，全国知青返城的辉煌历史。知青大返城，结束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 丁惠民一生，都走在为知青权益奔走的路上。 他成功组织重庆知青，北京知青，为企业下岗工人争50岁退休权益。 组织团队到上海，为农民知青诉求进城安置，为农民知青进城保而鼓与呼。 他成功组织了全国知青首届艺术节。创办了重庆版纳知青网，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与邹盛永合编了云南知青大返城图片《见证历史》一书。 2018年，他在版纳与祥悦公司筹建知青基地。2024年，他又参与创建了版纳曼广寻梦基地。 版纳知青大返城为在全国知青史上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页，丁惠民成为知青名人进入百度。历史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当年的功绩永载史册。 知青英雄丁惠民，不管他活着或死去，他的笑容笑貌永远活在全国知青心中。丁惠民永垂不朽！ (2024.9.22) 悼念丁惠民作者：余杰2024年9月22日傍晚，打开手机我被一条消息震惊了——丁惠民去世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泪水瞬间布满了眼眶。 丁惠民，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啊。在曾经有着知青符号的一代人心中永远铭记着当年大返城时，是他振臂一呼的豪气。是他带领着我们前赴后继高喊着“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实现了知青回城的愿望。我们感谢他，记住了他。如今，他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一声长叹啊。 深深的记忆一瞬间呈现在我的眼前。 一、远距离——我看见的是丁惠民的豪气 1978年的10月16日，在我们云南农场出现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署名丁惠民。这封信拉开了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一幕。那时的云南农场成千上万的知青奔走着、呼喊着为丁惠民的这封信叫好。终于说出了我们憋在心里十年的话，喊出了我们心中的愿望。记得那年的12月，我正好在云南景洪办事，来到景洪的十字街中心的旅馆门口，准备找顺风车搭车回农场。街上到处是我们知青，场面上很乱，很无序。聚集在旅馆门前的许多人都在议论我们知青的事情。一时间找不到车，我就在一旁看热闹。 图片 上午大约十点左右吧，我忽然看见在写着“云南省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字样的一面红旗的带领下，走过来一大帮人，像是游行的队伍。边上的一些人都在说，他们是从景洪农场那里走过来了。前面是十几个知青骑着自行车，就像现在外宾来的时候公安局在前面的开道车。紧跟着自行车后面的是我们知青的游行队伍，走的很慢。他们一起唱着《国际歌》，场面很悲壮的。看见这样的情景我的眼眶红了。我们知青的游行队伍来到旅馆前的地方停下了。大家围在十字街中心。一些人一个个站在中间发表演讲。说些什么我也听不太清楚。还是现在看了你的一些文章才明白，他们这些知青代表在进行上北京告状的告别演说。 多少年过去了，那一幕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些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实在是挤不进去，只是在旅馆的门口遥望。看见这些朋友慷慨激昂的演说，有的还高举起写的血书来表示决心…… 我看见四位知青朋友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的就是起草公开信的丁惠民。他们讲完以后，朝澜沧江大桥的方向走去。许许多多的知青们都尾随着他们，大家都神情严肃，仿佛这一去生死未卜一般。没有在现场的人是绝对感受不到的。 我远远底望着远去的队伍，看见丁惠民和他的战友们远去的脚步。我看见的是他们的豪气啊。 那天，我站在景洪的大街上久久不愿离去。我不敢想象他们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从内心深处我在默默地祝愿他们成功！ 二、近距离——我看见的是丁惠民的胆气 2008年8月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要拍摄反映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纪录片。他们特邀丁惠民来到了拍摄的现场，我也有幸被邀请参与拍摄。当我见到丁惠民的时候，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再次见到大返城的带头人，这次是如此近距离的相见我的心里很激动。虽然是第一次近距离相见，丁惠民似乎一点都不陌生。他对我说，看了你写的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许多文章，写的好啊！谢谢你，为我们的大返城留下了记忆。我连忙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比起你们当年义无反顾北上的壮举，想起你写出的第一封公开信，我做的这些是微不足道的。 那天，我一直坐在边上再次聆听丁惠民面对镜头讲述当年大返城的一幕，真的是惊心动魄啊。《我要回家》、《争取回家》、《终于回家》，那一幕幕往事此刻通过丁惠民的讲述再次展现，令我们在场的人都无比感动。那份胆气依旧在激励着我们无所畏惧啊。 图片 左起余杰、丁惠民、周公正。2008年8月拍摄纪实片时合影 休息的时候，丁惠民对我说，希望你继续为我们的大返城鼓与呼，为我们知青的这一笔留下浓浓的记忆。我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好好写。确实，当年的大返城有着太多的历史记忆，值得回忆，值得反思。 相见的时间很短，分别的时候我们只是再次拥抱。如今都成为一份难忘的记忆了。 丁惠民走了。我们记住了这位改变知青命运的英雄！ 图片 丁惠民口述：版纳知青在行动 选自《中国知青口述史》作者：刘小萌 采访人：刘小萌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316室 时间：2002年8月2日 图片刘小萌（右）与丁惠民（左）的合影采访前记丁惠民这个名字，对许多知青来说都不会陌生，他是1978年末1979年初云南农场知青上访请愿运动的总指挥。这场运动几起几落，其间还穿插了签名公开信、罢工、请愿、车站卧轨、进京上访、中央领导接见等诸多事件，最终是以知青大返城为结束的。请愿运动前，云南农场知青至少还有五万人，一年后，据说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2]尽管媒体竭力封锁消息，云南农场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还是风驰电掣般传遍全国。使上海、新疆、浙江……许多地方的知青从中得到了鼓舞。于是，更大规模的返城风在各地兴起。 在此以前，知青为了争取返城权利，曾付出过许多艰苦的努力，像云南农场知青这样通过群体抗争而取得胜利的，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如知青的团队精神与勇气，高层领导的审时度势并对知青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等，而丁惠民作为五万知青的总代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智慧和魄力把运动引向胜利，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新闻媒体塑造过形形色色的知青典型，但是只有在云南这样的请愿运动中，才会涌现出像丁惠民这样属于民间、代表民意的知青领袖。 那次会上的人挺杂，作家、官员、学者、自由职业者…惟一的共性是大家都当过知青。当地记者来采访，请在场的几位给读者各题一句词，多数人的题词倒也四平八稳，惟独惠民的话掷地有声：“我是知青我怕谁!”第二天报纸出来，别人的题词都散发着油墨的香气，惟独他的题词踪影全无。原因不言而喻。这又是一件小事，同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惠民的言语和做派跟别人的确有些不大一样。俗话说：非常人做非常事。不然的话，五万知青的领军重任，怎么就落到他的身上。因此，在做知青口述史时，他是绝对不能遗漏的。 2002年8月1日，惠民带着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欣然从重庆赶来北京。我事先与他约定，请他做一个口述，重点就讲知青请愿上访那段历史。可巧他在这之前已经准备好一份自述性的稿子《在激流与旋涡中》，同意给我参考，这样一来，工作量减轻了不少，采访重点就放在补充一些情况。 这天下午，我和惠民不顾赤日炎炎，去月坛南街拜访赵凡老人。 23年前，赵凡作为中央派赴云南的调查组组长，在圆满解决云南知青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当时，勐定农场知青举行大罢工，赵凡闻讯赶到，面对的是一千多名跪在地上的知青。他们有节奏地高喊着“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打动，他向知青们表示：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相信知青的合理要求是可以解决的。这一场景，已成为知青史中最悲壮的一幕，赵凡也因此博得云南知青的敬重。 如今，赵凡已是86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谈起往事来滔滔不绝。当年，丁惠民是五万知青的领袖，赵凡则是中央的代表，两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但在这以前，却从未谋面。23年后，他们终于在北京相聚，像老朋友一样地叙旧、谈话。显然，经过那场远逝的急风暴雨，他们早已熟知彼此。 对于赵凡当年为知青做的好事，惠民首先表示了感谢。赵则谦虚地说，允许云南知青返城是中央的决策，是中央对知青的关怀和照顾，自己和其他同志只是做了一些调查工作。要感谢就要感谢中央。“你和你的那些知青代表来到北京，当时我不在，去了云南。中央派了两个兵团司令(笔者按，指王震和程子华)接见你们，确实是很重视的。当时叶帅(叶剑英)也很关心。国家需要安定团结啊!”。 图片23年后的拜访(2002年丁惠民在赵凡家)赵凡作为“文化大革命”后农垦部门的主要领导，对当年中央解决知青问题首先是农场知青问题的态度应该了如指掌。我不愿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有意把话题转到新疆知青问题上。1979年，在云南等地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鼓舞下，新疆农场的数万上海知青曾掀起旷日持久的上访请愿运动。他们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去新疆的老知青，尽管他们的返城要求有着充分合理性，但请愿却没有获得圆满的结果。关于这段历史，我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已有概括说明。于是我问赵凡：同样的背景，同样的要求，为什么中央对新疆的上海知青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策?他的答复很干脆：“新疆的上海知青问题与云南知青问题性质不同，当初上海的学生初中毕业找不到工作，王震同志把他们招到新疆去，有吃有穿，是件好事情自己也很高兴……”但是，为什么这些学生小小年纪就升不了学，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在他们中间，出身不好的又占了多数?听了他的一席话，这些问题立即就到了嘴边，但转念一想，出于对老人家的尊重，还是就此打住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观念也不相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又怎么可能一致？ 从赵凡家出来，我和惠民就分手了。惠民告诉我，回到重庆后准备办一家公司，很有信心的样子。这些年来，他的事业一直不太顺利。在大风大浪中娴熟驾驭过航船的人物，在琐碎的生活中有时却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中间可能有多种原因，与他不愿随波逐流的秉性是不是也有一定关系呢？ 目录一. 我就是好打抱不平 二. 掀起初澜 三. 走向高潮 四. 率团北上 五. 金水桥畔 六. 胜利大逃亡 图片上海赴云南上山下乡知青丁惠民(左)一. 我就是好打抱不平 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潮的掀起，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可以说是多种矛盾积久必发的产物。从我个人来讲，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为广大知青的利益振臂一呼，并且始终置身于这场风潮的风口浪尖也不是偶然的。我想，在回忆那场风潮前，还是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和经历。 我的父母都是上海南汇县人，父亲是大团镇的，母亲家在海边的三灶镇，大概相距几十公里路。他们怎么认识的?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来了，因为大轰炸，他在农村待不下去了，逃难往大城市跑。父亲到上海当学徒工，学什么徒呢?就是在南货店，也就是小杂货铺，卖些蘑菇啊千笋啊烟酒啊等等。母亲到上海，就像现在农村打工妹进城市一样，她进的同兴袜厂，也算是民族工业。这样他们就认识了结婚不久，上海就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