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父亲——作者王延连

张利

父亲王丕年

生活中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党的事业中，走过长长的足迹:在工作岗位上，随职务的变动，有过许多的称谓。但是，他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不管是分分合合，度过漫长的人生，还是喜怒哀乐，共伴日月，却始终只有一个角色——父亲。父亲1915年出生于陕西省衡山县武镇王台村，因家境贫困自幼放羊，只读过小学。

爷爷奶奶在陕北窑洞前

　　13岁的父亲就随革命洪流闹学潮，被抓入狱，爷爷用两个大洋把父亲赎出，在同乡高岗(学运领袖）的直接引领下奔赴延安找到工农红军，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第二十六军打游击。毛泽东率领的苏区红军到达陕北后，我父亲紧跟革命主力承担重任，于1940年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县县委书记，为中央各项工作、生活及当地民生提供政府保障，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起主力作用。毛泽东亲自手书奖状并亲手颁发给王震、贺龙、习仲勋、王丕年等22位模范人物。作为侯补代表出席了党的“七大”。中华民族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里演绎。

不过延安也有那个烽火年代的革命友谊和幸福生活。据讲，陈正人在想方设法给贺龙与薛明当“媒人”时，我父亲也参合一回，主谋巧妙“设计”他们见面，嘿!一举成全一对革命夫妻。然，父亲也没“闲着”，1942年与同是陕北人且在延安青干校学习的高雪晴相识，用母亲的话:“革命式结婚一切听组织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成家了”。

1942年毛主席为任延安县委书记的父亲亲笔题写奖状(材质为延安土布)

　　父母从烽火连天的战争中到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工作中各自忙不暇接，但相濡以沫的生活里6位子女一个接一个问世。他们的名字也是父亲的特别用心，每位孩子的名都有一个“延”字，加出生地名：王延晨、王延霞出生于延安白求恩医院，同住延安保育院；王延龙（后改王延平）出生于黑龙江；王延连出生于大连；王延滨出生于哈尔滨；王延江（后改王延敏）出生于松花江。可见延安情怀絮绕于心，从延安到东北一路接续，用血脉传承子孙后代。

说到父母的子女不得不再叙述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1945年9月受党中央派遣，父亲随两万干部大队急赴东北夺取政权。与蒋介石赛跑，干部团先期出发，家属团只能随后追赶。母亲把两个女儿放进用毛驴驮的褡裢里，由警卫队护送艰难前行。途中常常不得安宁，休息时简单洗漱，匆匆喂饱孩子。但最不幸的是常常遇到国民党残余、地方土匪的袭击。摘录母亲回忆录中的一段记载：热河的一天，大家都在洗衣搞卫生，城外我军和国民党部队正在激战，突然军区侦察员报告说：“有敌情，部队和敌人交火啦，离这里只有二十里，组织上让地方政府赶快转移。”县委和政府的男同志马上撤走了。我和妇联主任收拾东西带上孩子就出发。离河边不到一里地，后面来人报告说“第一道防线撤啦，你们赶快上山。”我一听就急了，牵上毛驴夹带孩子，加快脚步淌过河往山上跑。可是热河的山都是石头山，马都上不去更不用说人骑马了。我只好背着小女儿，大女儿由警卫队战士抱走。走到半山腰，敌人虽然已经进我军的包围圈，但我们都走不动了。这时我和妇联主任商量，把手枪里的子弹挑选一下，留两颗给自己，剩余的埋在土里，万一敌人逼近也不至于被活捉。看着怀中的小女儿，一天没进食很“乖”，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心如刀绞。正在我们准备牺牲时 ，山下响起了号角，啊！敌人撤退了。我们下山走到天黑，在山沟的一老乡家终于和撤退的同志们会合了。清点人数时发现我的大女儿不在，我心骤然掉入无底洞。组织上立刻派人去找，得知小战士在危机中把女孩放在老乡家，敌人搜索时虽发现了换下的小八路服的我女儿，但被老乡遮掩过去了。万幸，两个孩子都保住了。可是那位小同志却没了下落，他拉的马和衣物也都丢了。第二天派人侦察，才知道那位小同志牺牲了，他的头被敌人挂在城门上……。革命传统教育常讲：“我们下一代的幸福生活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一点不夸张。虽然父母没有对我们政治说教，但“唠叨’起这件往事不仅难过，还想方设法寻小战士的姓名和他父母，线索太少，没有结果呀。直到退休后写回忆录父母的心底也难以释怀。

与姐弟妹的儿时合影

(前排左起:王延滨、王延敏、王延连；后排左起:王延平、王延霞、王延晨)

　　1961年我刚满12岁，父亲就带我回延安老家。那时去延安既没有火车公路又不好走，陕西省委听说当年的延安县委书记来了，特别派“运5”机专程送我们飞到延安。在我幼小心灵中无数次幻想的父母的出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的圣地，第一次映入我的视线，竟然黄土飞扬，舍穷路僻。可是当时我怎么也搞不懂，爸妈好像丝毫也不在意这环境，反而显得特别兴奋。在王台村老家，被老乡团团围住，与当地穿土棉袄的老乡那个亲呀。吃的最好的家乡饭羊汤和荞麦面。直到现在，这两样东西一直是我们家的特色饭，那个合了床子保留至今。参观延安父亲任职的窑洞和毛主席为模范干部(其中有我父亲）颁发奖状的会堂对十几岁的孩子印象不深，但长大学政治历史才晓父亲从放牛娃走上革命道路，在中央所在地延安县任县委书记，又曾听毛主席亲切说“我是你的公民”，这对父亲革命生涯是何等重要。

回到哈尔滨不久，不知父亲从哪弄来两只羊交给我放。那时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我们也尝受过忍饿、挨冻和穿补丁衣裤的日子。让我放羊，我很卖力，每天去儿童公园收杏树叶喂羊。父亲还亲自带我们全家去离市区不远的城篙子，在收过的土豆地里溜土豆，回来当饭吃。父亲用心良苦，意在不忘本和与老百姓共度难关。我从此养成节俭的习惯，在我的记忆里，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从来没有用过一支整根的铅笔，都是捡姐姐们用过的笔头，插上笔帽继续使用，直到手无法捏住为止

1963年父亲(前排中）与母亲(前排左）重回延安

　　家庭在社会中是个很弱小的细胞，它有时很脆弱，被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风浪吹来刮去。家庭生活并不平静，有欢乐，也有过苦难。父亲的政治生涯中竟然两次被“打倒”。

1947年担任松江省几个领导岗位的父亲顺利调任东北局任人事局长。没料到，1954年全国建设风风火火之际，我父亲因与高岗的乡友、战友、工作密友的关系，在东北局工作期间被打入“高饶集团”，受处分后转黑龙江省降级做省民政厅长。他不在乎，民政工作接地气，能直接为人民服务，他干欢脱了：一边国内安置10万移民开发北大荒，一边国际上收养安置朝鲜战争孤儿，一举获得朝鲜政府颁发的二级国家勋章。

　　嗨，又没料到，1966年的仲秋节，让我始终不能忘却，过得太郁闷了。国家被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搅的昏天昏地。妈妈被单位叫去集中学习，姐弟都“大串联”到外地去了，我是13中的好学生被视为修正主义的苗子，再加上“走资派”子女的身份，没有哪个革命团体收我，于是一个人在家陪老爸。吃点什么？连月饼都被看成是封建产物而下市了，我只买到2斤点心。爷俩共餐，相对无言。当时省公检法三家的公安厅长、检察院检察长都被“打倒”了，只有法院院长的我父亲虽批判待查尚未离岗，自己已经岌岌可危了，可是他还把我当作组织外的人，处于保密纪律不对我说实情。那情景与仲秋团圆的节日本意反差甚大，实在叫人伤感。

到了1967年，我父亲也被“打倒”关起来了，法院通知家里送生活用品。妈妈准备了很简单的小包，收音机是老爸特别嘱咐带去的。我一人到省公安厅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见到父亲让我吃惊了，他脸色灰暗，一夜之间老了很多。我想喊他，但不知为什么硬是咽回去了。父亲没有表情的脸显然是下意识地在撑着，让我不敢再看。与父亲在条桌两侧坐下，有“造反派”在场，我们都好像是机械人，互相问了同样一句话和答了同样一句话：“怎么样？”“还好”。带去的剃须刀被扔了回来。回到家，我与妈妈形容见到爸爸的情景，老妈忍不住落泪。后来，发生了更蹊跷的事，省公检法三个头头被关进黑龙江省唯一的高级监狱。这个监狱是公安厅长卫之民1964年为遣返当时俄侨特嫌而修建的，1966年刚刚竣工，还未投入使用就闹“文革”，没想到，第一个被关进来的竟是公安厅长自己，接着是检察院检察长吴诚、法院院长王丕年。父亲作为重犯，带上了手铐和脚镣。造反派“优待”他们，每人占据一层。历史真会开玩笑，不过这个“玩笑”太苦涩了。还有更捉弄人的事儿，可以说猝不及防地在我父亲身上发生了。那是1969年，父亲被转移到凤凰山劳改农场监狱。这个劳改农场是他领导的法院的下属单位，在职时还未曾到过，第一次来到这却以“阶下囚”身份入住。狱中犯人得知是法院院长“来了”，立马恶毒地意识到他们入狱是眼前这位大人签的字，犯人一拥而上打我父亲……。怎么会这样？什么逻辑？是非、黑白、曲直，一切都颠倒了！肉体上的折磨可抗住，最让人难以煎熬的是精神上的屈辱。我和家人听说此事，心戳的痛，那段日子太难过了。

1970年“动荡”年代可以回家的父亲立马与全家人合影

　　学校已经停课，我们姐弟几个各自随要好的同学“上山下乡”去了。听说父亲也由凤凰山劳改农场转到柳河五七干校，虽然照旧是改造，但境况大不一样，干校是干部自我改造世界观。不做犯人了，父亲开朗起来，劳动之余还参加演节目，这时的他仍不忘怀他的陕北，他的延安，他常给大家唱“信天游”。有一次，他运好气，十分投入地刚一亮嗓，哇，假牙掉了，全场哄然大笑。不久，他被编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了友谊农场。就算有工作了吧，他不在乎这个宣传队是什么级别，自己是什么老资格和高级干部，有事做足以让他自豪了。后又辗转到哈尔滨附近的九三五兵工厂他都未回趟家，是我利用休假的机会，骑自行车到工厂给他送去了一些衣物。1974年我在赵光农场被推荐上大学，不料出了岔子，政审材料中没有父亲的平反证明，面对将被取消入学资格的当口，父亲得知此事，不由分说带着材料只身上路，搭乘农场的拉煤车走了一天。初春的寒风有股尖厉劲，掠起煤渣在周围旋卷，又脏又冷。当我看到已经年近60岁的老父亲，黑棉袄里紧裹着材料站在我面前时，我说不出话来，父子之情尽在不言中。

大学毕业工作出差途中（曾任大学教员、研究所工程师、哈高科副总工）

　　我上大学后，父亲也调回省城，先是整顿省民政厅，后又调他组建新法院。他没讲任何价钱，一门心思投入工作。近60岁的人，又是法院一把手，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我放假回家见他忙，就问他忙啥呢，他兴奋而利落地回答“搞三案”。我不解，又问：“什么是三案？”这一问，老爸火了：“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嘛。”他曾为平反一个关于知青的错案，亲自跑到伊春五营法院办理。那股劲头，好像发生在昨天的那些苦楚、冤屈的事都烟消云散了。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一点都不夸张。毛泽东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老一代革命者的境界、胸怀、气度乃至坚定性和责任感，是我们党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点都不过分。在整顿法院初期，案子很多，相互交错很复杂，父亲没有受“文革”阴影的影响，反而更有紧迫感，再次以法院高级法官的身份阅案审案，正气凛然地签上名字。当他发现犯案人中有不少年轻人就紧皱眉头，甚至当宣判时还有青年杀人犯冲这位院长问：我会死吗？父亲见到的一张稚气的完全是法盲的脸，他连犹豫都来不及，斩钉截铁地答到：“国法难容！”一语吐出，他心中油然泛起一种忧患意识，公检法被破坏，中国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令人焦虑，加快建设法制国家的紧迫感袭扰于怀，他要抓紧时间做很多很多的事。

毕竟年龄不饶人，工作应当让给年轻一代了。1980年以后父亲先后到省人大常委会和省顾问委员会工作。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的仍任黑龙江省法院院长的父亲

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父亲

　　父亲70岁离休回家。脱离了工作群体，卸掉了所有的职务，对视工作为生命的他还有些不习惯、不舒服。到了90高龄还想老有所为，亲自与陕西省委书记“要钱”给家乡修一座利民桥，让拦住王台村的大水沟畅通无阻。

其实，老爸你好生休息也没关系，你始终有一个不变的群体，那就是家；还有一个不退休的角色，那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父亲。

2004年父亲助力在家乡修建的利民桥

全家福(子孙满堂，老少四代)

两亲家老人送孙子出国留学（前排左起：岳母王恩鸿、岳父张向凌、父亲王丕年、母亲高雪晴；后排左起：夫人张利、儿子王纪、作者王延连）

　　2013年3月27日父亲结束了他的人生，如愿以偿找马克思去了。母亲与当年陕北老乡、亲密战友习仲勋的老伴祁昕通了电话。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突然到来说是“传达中央文件”。家人都即刻规规矩矩坐好聆听。哇！时任中央最高领导***发来唁电并送花圈。省委办公厅即让我们停止操办丧事，一切由公家接管。结果在外地的省委书记等人赶回哈参加告别仪式、唁电花圈一并送上，刹那间诸领导、各地市、各部委纷纷送花圈，灵堂摆不下顺了一走廊。爸爸，你又光荣一了回，我们子女的难过心情也被之感染兴奋。按照父亲遗愿将骨灰送回延安红军苑安葬，省委办公厅派专人陪同我和弟弟前往。听说“老书记回来了”，延安干部隆重接待，延安老乡纷至沓来，延安日报追踪采访。我含泪述说了我的父亲，该报以特别报道整篇幅刊载回忆老书记的文章。

父亲可以安息了。生活中的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