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大时代

林正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而尴尬的局面：来自海外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探险家在中国各地奔波，探访藏匿在深山荒野间的矿藏、古迹、墓葬、洞窟……不断的调查、摄影、发掘、整理、分析，而中国学者的有意无意地对这些珍贵的遗迹视若无睹，或忙于欺世盗名，或甘愿囿于书斋；一面是海外学人迫切地想做更多的田野调查，却又因为中国之大，夙愿难成，只能感叹“大业的完成，恐不是吾辈人能够等到的”，凡事尽力而为；一面却是中国学人始终无动于衷，沉溺于“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时代”。

上述一段文字出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荒野上的大帅》，作者是资深媒体人张泉，作品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记述了中国史学领域第一批大师们在无比艰苦环境中创造的震惊世人的重大发现，让我们知晓了世界汉学界的众多大师及其不凡事迹。

1.中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著《中国矿产志》，清政府学部定为“国民必读书”，作者江宁顾琅、会稽周树人（鲁迅），前者就职于教育、实业和政治领域，又活跃于田野考察，曾走访汉阳、大冶、萍乡、六河沟、临城、井陉、开滦、中信、本溪湖、抚顺等地，著有《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鲁迅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演讲时说过：“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主要出自四大机构。

2.地质研究所，1913年由北洋政府工商部创立，由丁文江主持，自此，以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为代表的中国地质界先驱与海外学者鼎力合作，通过培养人才和田野考察双向发力，调查矿藏、挖掘古脊椎动物化石、发掘史前文明遗址（包括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和北京周口店古人类化石）等方面成就卓著。

3.清华国学研究所，李济发起田野考察一一西阴村的考古发掘，赵元任率先进行吴语方言调查，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汇集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一代宗师级学者，奠定了中国国学大师群体。

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以及后起之秀石璋如、刘耀、王湘筹考古学者，十五次发掘殷墟，出土大批甲骨文物，实证殷商时代，一下获得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推进中华文明信史数百年；赵元任等人历时十年，走访江苏、浙江、两广、皖南、江西、两湖等地，系统地进行方言实地调查，初步勾勒出中国语言变迁轨迹。

5.中国营造学社。1919年北方政府总代表朱启钤偶遇失传已久的《营造法式》，并引发该书的修订再版，梁启超意识到该书在建筑学上的独特价值，立马转寄在美国读书的长子梁思成，提示他关注中国传统建筑，并引起梁思成的共鸣，上述诸因素促使了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的诞生，后来梁思成和刘敦桢相继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并招募了莫宗江、陈明达、周诒春、任鸿隽、徐新六、朱家骅、李四光、李济等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界名流，鼎盛时职员和社员多达86人。

正是以上述四家为代表科研机构其及旗下的众多国学大师，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风云动荡的时代夹缝中，满怀爱国激情，深入古籍，走向田野，黙默耕耘，勒奋努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无数个第一：

中国人独立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西阴村遣址发掘（李济，袁复礼主持）；

第一份矿产资源调查和田野考察报告一一《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丁文江）；

第一本地质学讲义一一《地质学讲义》（翁文灏）；

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一一《中国地质约测图》（翁文灏）

第一部地震区域分布图一一《中国地震分布图》（翁文灏）；

第一部石油调查报告一一《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谢家荣）；

第一部石油研究专著一一《石油》（谢家荣）；

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一一《中国北方之啮齿类化石》（杨钟健）；

第一部恐龙研究专著一一《许氏禄丰龙》（杨钟健）；

第一部古建筑调查报告一一《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梁思成）：

第一部正式颁布的文物法规——《古物保存法》等等。

他们还发现了“北京人”头骨、“山顶洞人”头骨、龙山文化黑陶，还有海量有字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都，以及唐、宋、辽、金、元、明、清建筑，提出了“燕山运动”“三门系”“三叠层”“贞人说”“夷夏东西说”等理论。正是这些荒野上的大师、新学术的奠基者的困惑、构想、探索、奋斗，开拓出一个近代中国大发现的新时代，改变了世界对中华民族的认知。

中国矿产志

丁文江

翁文灏

章鸿钊

李济

赵元任夫妇

梁启超

王国维

陈寅恪

董作宾

梁思永

朱启钤

梁思成

刘敦桢

朱家骅

李四光

袁复礼

谢家荣

杨钟健

2024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