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纪凯与春禾的故事

🌺🏸紫春🏸🌺

春禾 纪凯

盘点一生

人在一定时间内，对自己所从的事，为要知道其”盈亏”如何，总要进行盘算清点，从中得出好坏结果，与是非优劣的评价，以利于后续事业的处理和发展。对于人的一生也是一样，善思考的老人像盘点事业一样的对自己走过的一生，作全面的回顾和反省，以便做个明白人。但人生盘点与事业的盘点，是不能完全相同的。事业的盘点，主要为了利于事业的继续发展，含有很大的功利因素，而且它面对的事和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物体，人在客观物体中加入主观能动作用，使客观物体按主观意愿发生变化。人生盘点，没有后续需要，顶多是自我情怀的渲洩，是非曲直的清辨，给子孙后代留一点精神遗产。这遗产也还有是否存在好坏的问题。因为人都受所在时代、所在环境和评价者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不可能看得很髙很远很全面，其变数，即不确定的因素很大，并会隨着主客观情况的发展而转移。因此人们对人的一生的评估，有盖棺论定这一说，也就是说人到生命终结时才可作出不会有变化的结论。但这一说也被人们否定，说盖棺未必论定，像朱元璋、洪秀全等影响过中国历史的名人，都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被颠覆了原有的褒奖。这说明盖棺论定也还是难以完整反映被评价人的功过是非。人际关系本来复杂，利害牵制又到处存在，时空变幻更是莫测，尤其是生活在近百年来变乱不息和发展很快的时代里，更是如此。不可能短时间就看得清一个人和世界的全貌和真象。纪凯是个小人物，谈不上留精神遗产的问题，但他一生的坎坷道路，却正是在民族救亡和民主振兴的大背景下，多少能够映射出那个时代的平民缩影，而且积累了较多的生活经验，有可借鉴。在他生活里，遇到过很多曲折、纠结、起伏变化与难以辨清是非的情况，有的明明是好事，结果做坏，有的明明是坏事却又变好，真是懵懂糊涂，难辨黑白。只有联系立场观点，才能比较清楚地说明问题。如诗人苏轼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立场观点是底线，弃此谈论皆变空。人的立场观点又往往会随着主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变化当中又需要有坚定的信仰，来维护认准了的底线。纪凯对此不敢求全，只如实地作出一生的叙述，凭良心评估自己的“盈亏”：盈当自慰，亏当补欠。人生真如万花筒般的多角多景，错综复杂，难予厘清。因而纪凯的“盘点一生”，他本人认为，仅只差堪告慰而已。

以下大体可划五个阶段的十七篇文章，其中因有独立和分篇的需要，虽尽量避免重复累赘，但难免仍有此失。才疏学浅，舛误自多，幸得指教。

一、从破落家庭走出的孩子

旧杭州没有现在的大，鼓楼之外都称城外，滨临钱塘江的南星桥至闸口一带，就叫江干。並行向北另有一条小河，从南星桥到闸口约五公里长的路线，等距架设美政桥、洋泮桥、海月桥、化仙桥、水澄桥等石桥，并以桥名为这一地段的名称。外侧为外街，里侧为里街。近一个世纪前，纪凯就出生在海月桥里街的陈家大户里。陈家是纪凯的外公家，外公姓陈，名槐贤，原是水埠码头工人，积数十年勤劳拼博，不但赚得海月桥这一地域的声望，也积攒起一个殷实的家室，他老人家有两开面三四进带小花园的住宅，娶有三房妻子，另置有24门面的出租屋。人都称他为阿贤师父或阿贤先生，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大户人家。纪凯外公的大妻，也即纪凯的亲外婆，曾育有两个男孩，都不幸夭折，纪凯妈妈是第三胎，尽管是个女孩，也极看重，化了很多心思，顺利养大，把她当男孩子看，宝贝得很。后来有了纪凯的大舅父和庶出的小舅父小姨妈，仍习惯地叫纪凯妈妈为阿哥，直到纪凯弟兄都长大了，还是这样称呼。

纪凯妈妈是个很受宠爱的女孩，怎么会嫁给纪凯爸爸这样一位从开化乡下出来，到杭州学生意，做木行学徒伙计的外乡人呢？说起来像个故事。大约纪凯爸爸做人正派，做事规矩，身材颀长，五官端正，颇讨女孩欢心。同纪凯妈妈认识后，很快便好上了。这当然得不到老一辈人的赞成，但纪凯妈妈不管如何，都不听从。僵持了一段时间，外公不愿同女儿闹翻，也想难难这未来女婿，就放了口风，叫纪凯爸爸去找个有头面的人物来说亲。纪凯爸爸动了脑筋，找驻扎在附近的开化同乡人，早年国民党部队里的徐营长。纪凯爸爸用军伍仗义的名义，要求徐营长给同乡人挣个面子，徐营长看看小年轻，来了兴致，不但到陈家提亲，还答应新婚之日，派汽车枪兵护送，外公听了，很有面子，便亦豪爽地，以十八担嫁妆回应，一时使海月桥里街为之轰动。

表面看纪凯爸爸娶了妈妈，实际上是陈家进来了一个很有话语权的姑爷。因为纪凯妈妈离不开陈家，便只好让纪凯爸爸入赘了似的，从此纪凯爸爸妈妈这一家人都在外公外婆家生活，情同陈家子孙。因此，纪凯兄妹六人都在外公家出生，长大。除第四五两个小兄弟从小被人抱养，最小的妹妹跟由义乌籍的奶娘带走外，纪凯同哥哥祖开，弟弟浦儿都受到外公家的优厚抚养，过上幸福的童年生活。

卢沟桥炮声一响，抗日军兴。杭州住户，都忧心忡忡，其中家境较好并有适合条件者，都纷纷外迁。大人们在商议此亊时，因纪凯爸爸开化人的有利条件，一家包括大娘舅新婚妻子及其爸妈一家共19人，在1937年秋后，已经有了初霜的一个凌晨，乘上当时的八仓大型木帆船，静悄悄的离开海月桥水埠码头，朝富阳方向行进。那时纪凯9岁，哥哥祖开12岁，弟弟浦儿7岁。孩子们还当好玩，嘻嘻哈哈缠着大人问个不停，全船人也不像逃难的样子，好像是外出旅游。岂知从此走上家破人亡的悲伤之路。

行船七天，到达开化县城。沿途在各码头都上岸购物游览，当地人将这群人当新鲜看，他们则嘻笑无忧的好像真的在旅游。这个大木船上的所有人，根本没有形势发展的认识。他们认为少则数月多则一年就可以平安回杭，因此身上携带的资费觉着足足有余，毫不担心。到了开化，住进租下的天主堂大空屋，开大灶，高高兴兴地围着大园桌吃饭。可是几个月过去，不但没有停火的迹象，反而金华衢州都吃紧了。原来的这种场面，不能再维持下去。大娘舅和新婚妻子及其父母与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先后离开开化到永康丽水等地去谋职。纪凯的小娘舅也去部队参军抗日。留在开化的仍有外公外婆、纪凯爸爸妈妈和纪凯弟兄等共11人。人数虽减少，但在城里集中开伙还觉手重，只好迁到农村，分住四地，搭伙于以前生意上有往来的山客家里。只有纪凯浦儿两兄弟仍由大外婆带着留在城里上学。这样过了一两年，局势仍是紧张，回杭根本没有可能，再坐吃下去，眼见就将断炊。纪凯爸妈只好决定迁往常山，开办一家小型木材行来解决困难。木材行设在常山城的东圩，就在江边的一条热闹小街上。纪凯爸爸租了两开间的门面，另有一间楼房。虽然破旧，但原来分散在各村的亲人又团聚在一起，还是感觉非常髙兴的。开始金华兰溪还是通航，木材生意不错，来往客商不少，日子也比较好过。但后来金兰失守，水陆交通皆断，木材没有了生意，纪凯爸妈只好摆饭摊，做手制卷烟来卖，相当辛苦，还赚不到钱，只能勉强维持。那时，为了节约开支，小姨妈出嫁，带同生母二外婆一起跟姨夫走了，从小养大的女佣作为外公义女嫁给了鞋子店的小老板。尚未成年的哥哥祖开，也去了大娘舅工作的福建建瓯，想在那里找点事做。所有这些都是没奈何的分离，更可悲的是，可怜的外公就在那时因病离世。战难里失去最多也最忧郁的是外公，他平日沉默无言，与家人也都平和对待，生活程度一再下降，他都默默承受，从无一句怨天尤人之话，但他的心里很苦，在开化的上旺村寄住山客家时，他经常一人走到村前一块大石上，黙黙无言的佇立着翘首东望，他是多么想念他一手置起的家业，又多么迫切期望抗日胜利的到来。但终因抗不住向他不断袭来的急难而倒下了。这样一来，人数在痛苦中减少，可留下的老小六口，过得仍很艰难。怎么办？这时，一贯娇生惯养的纪凯妈妈，自告奋勇地出外去贩卖锡泊。东圩有家从绍兴迁来的锡泊厂，可以买到价格较便宜的出厂锡泊，乘船带到开化，在开化住过的几个农村兜售。岂知这个本来可以救救急的好主意好生意，却带来了这个家庭无可挽回的惨祸。时己冬令，雨雪间杂，纪凯妈妈在去开化的船上感染了风寒，回来时报信家里，纪凯爸爸和纪凯，匆忙赶到船埠头搀扶着己经不能步行的妈妈回家，从此卧病不起，尽管纪凯爸爸日夜小心侍候，纪凯为娘换请了三个中医，无奈还是于正月十三上灯日傍晚咽气去世。随着纪凯妈妈的去世，爸爸也因身心的极度受创而病倒。更不料在纪凯妈妈已不幸去世的悲痛家庭，继续遭到更加不幸的打击，纪凯爸爸距离纪凯妈妈咽气后的第六天，也断气身亡。那个残破不堪的房子里搁着两口棺材，而走的却是这一家的两位主心骨，围着痛哭的是两位老外婆和尚未成年的纪凯浦儿，这一极为凄惨的情景，别说邻居，就连走过的路人见了都会摇头掩泣。

幸得大外婆身体尚好，靠她老人家主持着草草地办了丧事，将棺木送到会馆昔所寄存。接着纪凯又病倒了，真是祸事连连，幸亏他年少体质较好，不久恢复。留下来的两老两小，就依靠那时在福建建瓯工作的大娘舅寄来工资俭省度日。那年纪凯17岁，已经懂事，大外婆有什么事也会同纪凯商量。纪凯也认为自己已经长大，应该分担家务，至少不能坐吃现成，同时深恨日寇的侵略，甚有报国杀敌的志向。一听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时，便不加考虑的前去报名。大外婆知道后，马上哭着把纪凯拉回到报名部队，向长官诉说孩子还不满17岁啊！怎么当兵？报名部队的长官笑着说：我们也嫌他小，老奶奶您领他回去吧！第二次遇到战时服务队召收队员，因为是本县的，大外婆同意了，纪凯也考上了，每月可以拿到六斗米的工薪，外婆和纪凯都很髙兴。战服队主要搞抗战宣传，出定期墙报和下乡开会活动，用画报宣传敌寇暴行，鼓动抗日斗志。纪凯虽然年少，个子小不起眼，但却会说肯做，又对同事们相当谦恭，得到他们的欢喜。过了一年抗日胜利，全国欢腾，但为战时服务的机构随之撤销，纪凯却失业了。他无奈的在家闲居了一些时间，中央警校在常山招生，纪凯本没有资格投考，同道一起投考的朋友帮助他弄了张假文凭投考进了初干班。当时有个战服队要好同亊，本来约着一起去考，后被他做医师父亲的朋友说：“这种红眼睛绿眉毛的行当，有什么去头”，而拦下了。纪凯听了想：我有什么选择余地呢？大外婆虽也心疼外孙远离，但她觉得进学校比真接当兵好得多了，也就替纪凯整好简单的行装，送走了纪凯。

从此，这个未满18岁的纪凯开始了浪迹人生，告别了这个破落不堪的家庭，再没有和仅剩的两位外婆重聚，这个破落家庭，最后也在两位外婆带着浦儿弟，依靠邻居帮忙回到杭州而最终消失。距离当初离开海月桥的时间正好与抗战八年相符，而家人却生离死别的已无法书写。外公和纪凯爸妈的灵柩，本想迁回杭州安葬，延到解放以后，无法实行，最终被作为无人认领处理。改革开放后，纪凯浦儿前往访寻，只拾得三包泥土和石块而回。出外参加抗战的小娘舅，据说在福建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为怕他的生母三外婆伤痛，瞒着不讲，真到老人故世，也不知道其子早逝。纪凯哥哥祖开，由大娘舅设法报考参加四川成都的航空机械班培训，在那里结识了朝阳大学地下工作人员余胜椿老师，受余启发脱离分配单位（兰州机场），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山东临大参加革命，在淮海战役里拪牲。哥哥祖开给纪凯很大影响，使他有了投奔革命的意愿，终于得到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考查和推荐参加了四明山游击队，从而确定了他一生的人生走向。

纪凯当年跟随警校招生人员到杭州后，不知怎么一来，将初干班学生都移交省民政厅，由省警训所培训三个月后，分配到杭州各警察分局任警员，实际就是警士，引起大家不满，向民政厅诉冤，经厅长批示转考省办警官补习班，学习一年后分配各市县任初级警官。纪凯分配到旧杭县，先在上泗，后到临平，受到主管所长郑翔奋先加利用，后加排挤，最后开除的遭遇。由此转入另一人生途径。

纪凯后来想，这个郑所长，还得感谢他，如果没有他调纪凯到临平，纪凯就不能遇见终身的至爱，也无从踫见四明山地下工作人员何尧良，那么，他的人生轨迹，不知又会是哪一种？

纪凯父亲

14岁的纪凯

小弟坤儿、三弟浦儿

二、出走

一九四九年三月，国共内战已进入第三年，随着辽沈、平津战役的结束，淮海战役正在惨烈进行。江南人民，虽还未见到炮火，但也已风声鹤唳，心怀忐忑，焦虑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时局变化，有如头上悬着一把利剑，不知道何时会从何处劈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旧杭州城附近的杭县临平镇，发生了一件轰动全镇的事情，一个20岁的少女背离家庭单独出逃了。女孩离家出逃，也不是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事，怎么谈得上轰动全镇呢？因为这是袁家的养孙女，以文静漂亮著称。而袁家又很有名气。老爷子袁毛银，既是临平镇的镇长，又是几家店的老板，还是脚埠把头，更是已有四五百徒众的帮派头头。真可说他顿顿脚就会让全镇都抖三抖的人物，他家出了此事，当然要引起轰动。

小姑娘是姚家小女儿，姚家则是清贫的平民，姚老爹是个店倌，老实结巴的，一辈子給老板当佣工。姚大娘缝缝补补，赚点小钱，贴补家用。两家家境悬殊，不在一个档次。把小孩送给袁家，有姚家子女众多减轻负担的因素，袁家则有既喜欢这个女孩又有俯怜体恤姚家的意思。因此袁家也不忌讳女孩与自己亲生父母的接触，他们不怕姚家敢于做出什么对不起袁家的事来。所以两个家庭的印象都铭刻在姑娘心里。

袁毛银与袁老太对姑娘倒不会很差，还相当喜欢，因为姑娘不但生得秀气齐整，容貌动人，而且善解人意，对人对事颇具灵慧。他们期望没有生养的长子，能够籍此有个体面的孙女。因此一直比较喜爱，衣食起居也都善待于她，以致于全家上下都把她当小姐看待，对之以“阿官”礼遇。她也很听从他们，表现出对这些领受的感激，和他们关系的密切，看不出有什么隔阂嫌隙。但不为人知的同样埋在她心底，就是袁家另一方面的阴暗之处。如“强暴丫头、虐待下人”等恶劣行径，令其深为不耻，只是沒有表现出来而已。一次她亲眼看到有一个丫头被老爷子强暴之后，因白天做得过于吃力，强暴之后连衣裤都没有穿上就又睡着了。老太发现后，不问青红皂白，棍棒齐下，打得丫头满地翻滚，想叫又被厉声喝止。这个印象牢牢地烙在姑娘心上，难以忘怀。

姚家是个朴实的家庭，他们对春禾送人这事，十分愧疚。当时虽有减轻负担的想法，但也不是养不活她，不敢得罪袁家还是主要原因。姑娘长大以后，姚家大娘一见到，总以特别亲热的眼光看她。沒有东西，就盛半碗正在煮了当饭的面给她吃。姐姐哥哥也都热情相待，用手拉着她，轻轻地爱抚她。他们知道袁家的一些事情后，十分担心的嘱咐：春禾！你要小心啊！所有这些犹如寒冬暖水，滴滴在心。

如果袁姚两家的生活就这样过下去，春禾将会怎样？说不清楚，很可能会出现另一个可悲的故事。但就在她18岁时，遇见了一个比她大两岁的纪凯，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说来奇怪，他们两就在一次极其偶然的相遇后，彼此留下深刻印象，就再也放不开对方。开始时通过她袁家的表姐帮助，暗暗地传递书信，加以联络。她表姐所以愿这样做，也是因为念她平日对她的好。表姐其实是袁家老太的一房远亲，家境很穷，母亲帮佣在外，自己年轻轻的常去做工缝麻袋，赚钱帮家。被袁家很不待见，只是因为春禾对她很好，她在袁家总算还站得住脚。表姐为人：多情多义，平日讲话实实在在，没有花言巧语，人还长得漂亮，同春禾站在一起，无异于是并蒂的姐妹花。她积极主动给这对年轻情侣帮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出了希望之花。表姐胆子越来越大，后来在从杭州到临平的火车上为他们安排了笫一次接触。火车上只有二十来分钟时间，她把春禾领到两节车厢交结的空间，纪凯站着的地方，她便抽身走开，等到火车快到临平时，她才回来。这是纪凯春禾的第一次单独接触，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心跳得厉害，两人凝目相望，从开始到结束都紧紧的握住对方双手，没有言语就匆匆告别。到四八年元旦前夕，表姐出嫁杭州周家，邀请袁家全家到杭赴宴时，表现得就更大胆了。她索性安排他们两人在杭州城里携手同游。也就在这除夕夜，两人在延龄路海丰茶室喝咖啡时，被袁家的小儿子（春禾叔叔）发现，于是袁家全家连元旦表姐的喜酒也不吃，就将春禾押回临平。

随着来的是袁姚两家开始谈判。这种谈判实际就是追究姚家罪责的审判，架势很大，不但责令姚家两老全到，还特地请了姚家的族长，俨然如判决犯人一样，宣布罪状，提出只有和纪凯一刀两断才可商量的办法。可春禾没被吓倒，只是默默地流泪静听，不表任何态度。气得袁家老太拍桌子瞪眼地宣布将春禾驱逐回家。天真的春禾心想回家太好了，毫不留念地跟随了爸爸妈妈回到姚家。她岂知这只是第一步，跟着提出的就是要姚家赔偿18年的抚养费。这下子难到了姚家，而且害怕后续的威迫不知还有多少？焦虑措商的结果，只好再委托族长商恳允许仍将春禾送回。这一来回，对于姚家和春禾确是个难言的折磨，但没有办法只好接受。一回袁家，就对春禾实施了软禁，没収一切私人信件和穿戴的金饰，不许其单独行动。如需外出定得有人跟随。这样春乐就根本无法和外界联系，表姐已被定为带坏春禾的坏人，自然不允许与春禾接近。在这几乎要被迫断绝往来的情况下，姚家的姐姐哥哥暗暗地伸出了援手。

姚家对于袁家软禁春禾一事，极其反感。他们心痛这个小妹，极盼能摆脱袁家这一魔窟，一心想为她做点什么。于是纪凯的通信地址改为景昌哥工作的天章利布店。只要纪凯有信来，昌哥就把信交给小姐姐福禾，由她识法放置在不被人注意的墙角砖头里，并做上记号叫春禾去拿。乖巧的春禾把监管她的丫头，后来成为她后母的关系也搞得较好，因此信件交接，一直没有出错。纪凯所到之处，春禾都很清楚。

春禾开始软禁不久，纪凯也失业了。袁家不仅在春禾身上下手，同时也利用官场关系，使纪凯被开除出工作单位，企图让他远远离开春禾，死了与春禾婚恋的心。实际上他们是看错了这对青年。他们受的迫害愈烈，其情志愈益坚定。

纪凯其实是个涉世未深的浅薄小伙，因受日寇侵害，家破人亡，有满腔热血的爱国情怀。投考警校分配工作之后，颇为自负，不知天髙地厚，一心想做出人头地的人物。结婚这事，当时根本不加考虑，一是年纪尚轻，二是自身条件太差，非得事业有所建树之后，才会考虑。对春禾真是一见倾心，他自己也想不到，偶然惊鸿一瞥，居然倾倒，而且改变初衷，立誓非她不娶。至于怎么娶她？能否娶她？他都根本没去多想。这种自以为是的事，也只有这种毛头小伙做得出来。只因他有一股韧劲，越受欺压，越是不服。

他被开除以后，开始还意得志满，不以为意。那个时侯，国民党统治已经非常腐败，有志青年都在等待甚至寻机参与催枯拉朽之举。但他一时还找不到白区内的红色组织，只有等待北边哥哥的消息。好朋友钱耀光、章武知道他失业后，分别邀请他去他们工作的舟山、嘉兴地区小居并代找工作，但都不成功，生活上都得靠他们接济。他的好朋友，自己并不富裕，但对他慷慨得很，不仅供其吃住，精神上还不断宽慰。他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处境下，仍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春禾，把所有渴念之情倾泻在来往的书信之上。在上海工作的娘舅知道情况后，把他叫到上海家里，想在他工作的空军供应司令部，找点事做。他到上海不久，接到好朋友沈堪献从余姚发来一信，问他愿不愿意去盐场工作，但工资不高，只有30块金圆卷一个月。他想娘舅給他找工作还没有着落，沈堪献却是位十分忠厚的老朋友，说话做事都很踏实，而且他也在该盐场工作，便辞别舅父一家，独自去了余姚。想不到就此一别，抚养纪凯长大的外婆和舅妈从此永诀。娘舅一家后来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也再没有回到大陆。

纪凯去了余姚庵东盐场，顺利地找到沈堪献。原来沈堪献的一位堂兄在西二区盐务所任主任，因此就比较容易的当了一名查产员。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竟然走上了纪凯也包括春禾在内的，这整辈子崭新的生活路径。盐场地处余姚三北，东西两区共设有六个盐务所，他同堪献同在西二处，该处管查盐民产量的查产员共有五人，相处都很友好，因为都是在社会上比较失意的人员才愿来做这编制外的查产员，但出乎意料之外的，其中竟有中共四明山特办的地下工作人员何尧良。他诚朴自持，不多言语，大家在一起时，总是他听别人说得多，他说得少，他的目光总在细仔地观察别人。经过两个来月交往，并详细了解了纪凯和纪凯家庭的情况后，一天下午只有尧良和纪凯俩人时，尧良悄悄问：“你愿不愿意参加四明山游击队？”，纪凯听了，大为激动，睁大眼睛急切地看着他说：“我天天都在盼啊！”。这时他才亮出他的身份，被纪凯半抱住兴奋地说：“尧良哥啊！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岂知眼前是真人啊！”。于是纪凯提出要带春禾和其他四位好友一起上山的请求，经何尧良报请领导同意。纪凯立马就给春禾等人发了出走的通知，同时他也发了一封信给上海的娘舅，请他认清形势不要跟随撤退台湾。娘舅回信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如果离开这个单位，将如何生活？对大娘舅的劝留大陆便没了下文。

春禾从小姐姐处知道纪凯的通知后，毫不犹豫，利用袁家己经松动的管制，先到昌哥那里取了纪凯的信，再去姐姐家拿了只金戒指，随身穿着，不带袁家一点东西，紧张地走出马家弄，沿西大街走到汽车站，买票上了汽车，等车开出才初步安心，但还左右张看，只怕见到熟人。车到杭州后，立即下车叫了黄包车拉到西湖边的昭庆寺，在圣塘路126号门牌的小店里。见到事先已经联系好的朱大姐。朱大姐接到春禾，没有停留，就带同她一起到金店里兑换了金戒指，然后乘上去萧山的长途车，离开了杭州。暮色苍茫中，朱大姐带着春禾住进在萧山工作的顾大姐家，第二天再乘上自萧山到余姚的长途车，到了余姚又转乘至慈溪浒山的长途车，到浒山已是午后三点。这时的春禾因马上可以见到纪凯而异常兴奋，但突然出现的一个问题，又折腾了她俩好一阵子。原来在临平向昌哥拿纪凯信的时候，只拿到一张信纸，其实是有两张的。匆忙间丢失的一张，字数很少，但很重要，它注明了浒山朋友家的详细地址，没有了这张信纸，就不知道朋友家的住址了。浒山是个不小的市镇，没有住址，一时真很难找。她们把附近的店家问遍，还是不行。天快黑下来了，如果再找不到，她们将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焦急无着的时侯，忽见有三、五个小姑娘叽叽喳喳地笑谈着过来，一看像是一群放学的小学生。朱大姐在没奈何下只好再去问一问，不想问到的却是纪凯朋友的小妹妹。这真是大喜过望，她们髙兴地跟着孩子嘻嘻哈哈地出了镇，直奔离镇约有一华里远的纪凯朋友的家。迎接她们的是一双双热烈而又亲切的目光。其中最为炽热的，当然莫过于挺立其间的纪凯了。后来听说袁家一发现春禾不见，先是在镇里到处寻找，特别是姚家的姐弟各处，继而分三路派人追寻，紧张地闹腾了近一个月，那时昌哥因事到杭，他们还派人跟综，后来大约隐约知道隨纪凯出奔到远处去了，才消停下来。

2022、12、29

表姐与春禾

十八岁的春禾

大姐正禾、二姐福禾、春禾、哥哥景昌

三、进山

朱大姐在浒山的纪凯朋友家只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由纪凯春禾两人送她到浒山镇汽车站上车回杭。这样，在纪凯朋友衍豫家，剩下来的就只有春禾同纪凯两个客人了。衍豫家有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爸爸是位勤于农活的好把式，妈妈则是把家里料理得很舒适的内当家，所以这个家给弄得相当不错。长子念了中学以后去参加了当时的空军地勤部队，与纪凯哥哥祖开的同学张源生是同事，相处很好，有共同语言，看到国民党腐败，受纪凯哥哥主动投奔八路的启发，而有同道参加中共游击队的愿望。事正凑巧，衍豫家离开纪凯工作的盐场很近，同属余姚的三北地区，因此就成为他们六个人上山之前的落脚点。在春禾未到之前的十天，纪凯哥哥的同学源生与衢州樟树潭的两傅就己先到了。怕人多目标太大，尧良哥决定先送张源生等三人进山。春禾来到以后，联同衍豫一起作为第二批，约好在春禾来到之后的第二天下午由尧良哥前来带领。这样，送走朱大姐后的这个半天，成了这对情侣灾难性分别一年又三个月后重逢最喜悦的时刻。这种重逢是无法形容的。因为在那种情境下，随时都有破碎难圆的危险，能度过袁家重重压制的险境，两人又一起能携手同行，在送走朱大姐回衍豫家的路上，真是他们两极为髙兴的大乐事。这对纪凯来讲，更是如此。因为他这时可说是“双喜临门”：一是祖开哥开导他认清形势选择道路的心愿得以实现；二是日夜思念苦苦相恋的情人，终于来到身边，并将随同自己一同奔向新的生活。对春禾这个弱女子来说，软禁她一年多的那个势力强大的袁家，非但没有呑没她，反而被她勇敢地背离了。与此同时，更是历尽艰辛，用尽心机，成功投奔到深深眷恋的情人身边。所以送走朱大姐之后的那个上午，他俩都沉浸在这种欢腾的热爱之中。难以克制地在避开衍豫家人耳目的隐蔽处，紧紧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将痛苦和喜悦，尽情倾泻。

尧良哥准时来到衍豫家里，吃了中饭，查看大家是否准备妥当。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准备，只带了点简单的換洗内衣，外面仍穿原来的衣服，春禾穿着从袁家出走时的旧旗袍，衍豫还穿着原来部门的旧军服，路上也好掩护些。衍豫不知道怎么跟父母说的，两老也髙髙兴兴的送大家出门，挥手告别。仍旧到浒山镇汽车站上车到余姚城里，先到城边上的一家茶店吃茶，等了半个小时，尧良含笑示意纪凯后，起身朝门外河边走去，纪凯明白地点点头，继续与春禾衍豫一起坐着聊天。纪凯怕春禾紧张，故意找些有趣的事闲聊，衍豫则假装无事的向外张望。大约又过了20来分钟，尧良哥不慌不忙地走进店来，付了茶钱，招呼他们跟他向河边的路上走去。在一个小埠头上停有一只小船，尧良哥站在一旁，让他们三人上船后，才自己上了船，招呼了一下船工，便顺水朝着绍兴方向进行。这时己是午后三点左右，天色阴沉，河上景色暗淡，也没有什么声音，只听见船工使桨时匀称发出的水声。船上四个人都没有说话，要交代的尧良哥已经都简要的交代过了。比如三个人都改了名姓，纪凯叫汪洋，春禾叫姚松华，衍豫叫胡凎。这时春禾只是把一只手握住纪凯的手，静静的等待第一个目的地的到来。

天色更加暗淡了，好像还有点毛毛雨似的相当阴沉。终于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埠，船停下了，尧良哥立即起身上岸，迎面走来的是一位戴罗松帽穿粗布长衫的农民，尧良指着纪凯跟他轻轻地说了些什么，农民点点头，就转身慢慢地边等边走，尧良又回头跟纪凯说，你们就跟着他好了，纪凯用双手紧紧握住尧良的手，十分不舍的叫了声：尧良哥，再见了！尧良深深地看了他们三人一眼，挥挥手下船去了。纪凯牵着春禾同衍豫跟着前面的农民，踏上农村小道朝着山边的村子走去，等到进了山边的村子，又弯进几条巷的一户农家时，农民把他们介绍给一位上了年纪的村妇，就离开了，后来就再没有见到这位农民大叔。

此后的进山出山路上，他们曾多次遇见过这样的亊，无论是诚恳朴实不善言笑的农村小哥，或农家慈善的大嫂大婶，乃至持枪保卫过他们的游击队员，都是一面之缘，很短暂的一见或一个甚为关键性的接触，然后就永不再见，但他们的形象却在纪凯等人的脑子里永远的深刻的留存着。随后农妇和另一位农村姑娘，端了饭莱来叫他们先吃着，等会会有人前来带他们进山。饭菜当然很简单，醃菜毛笋就米饭。纪凯担心春禾会吃不惯，但看她吃得还很有味道。吃完饭略坐一会，农妇就带了位年轻的精壮小伙来说：你们就跟他走吧。他们听尧良哥说过，按接触的人说的做，不要多问。这时天已黑下来了，而且还下起雨。小伙在前面走，纪凯等三人在后面保持一定距离地跟。出村以后，走在前面的小伙子突然折了回来，将头上戴的斗笠塞给春禾，春禾不肯要，朝着纪凯看，小伙说了句：“雨大了，让她戴上。”。纪凯心怀感激地接过斗笠替春禾戴上。好像革命队伍就应该这么做的，纪凯也就没有客气。好在雨不是很大，落落停停，并不会太湿衣服。纪凯一路都牵住春禾，唯恐天暗路湿，春禾会不习惯走夜路，想不到她倒蛮好，握紧纪凯的手，有时还跳起来跨过水汪凼，好像还浸润在甜蜜的重逢当中。第一个晚上走的路并不多，大约只是尽快地离开了白区。一进山，小伙子就把他们三人直接领到一个农家小院的楼上，空荡荡的，在角落里，铺着好些稻草，并放有几条棉被。小伙子交代纪凯他们三个，今晚就住在这里，明早我会来带你们。说完他就走下楼去了。纪凯看看稻草床和放在上面的棉被，棉被是给来往住宿的人用的，不知曾经有多少人用过，当然不会干净。这对纪凯衍豫来说，没有什么，但对于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姑娘，想必为难。纪凯怜爱地看看春禾，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春禾明白纪凯意思，就笑了一下，拿了一条棉被和衣盖在身上躺下了。纪凯也就招呼衍豫，分别拿了棉被躺下。游击队起居生活肯定不可能讲究清洁卫生，这纪凯在进山前就已经听说并有了思想准备。尧良哥告诉过他，革命三样宝：疥疮、虱子和跳蚤。同时还告诉他另外三样宝：手枪、钢笔和手表。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说明当年游击队所信奉的是，不怕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髙瞻远瞩的胸襟。但春禾却没有受过这种教育，她满心想的就是：跟着纪凯走，纪凯他们都是好人。她就是抱着这种信念一直走下去的。

第二天一早，小伙子就来张罗了他们的早餐，吃罢就跟着他一起走进深山。一路上，纪凯春禾仍然兴髙烈彩地边说边走，衍豫则总是不声不响地跟着。有一次，衍豫赶上前来说有村民指着他骂反动派，纪凯朝他穿的军衣一看，对他说你穿的军装在蒋管区是个掩护，到这里太惹眼了，但这时又没有地方也没有衣裳可换，只能硬着头皮走着再说。同时也说明游击区人民对反动派的反感与卑视。

那一天，小伙子带他们三人，转了好几个山头，在不少村子停留过一下，又转出村去。小伙子在他们停留的时候，到村子里去转了一下，又带他们出村。这很可能是他一时联系不上要找的单位，才又按联系方法向前再找。纪凯他们只能按照小伙子的指挥行事，不多说话。已近黄昏，好在没有下雨，他们终于跟着小伙子找到了要找的单位和单位的领导人郑指导员。一见到郑指导员，小伙子就告别走了，再没有相见。郑指导员人很和气，见到纪凯等三人后，马上像接待弟妹们似的亲切地聊了起来。后来听人说郑指导员曾经是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对白区情况较熟，也许正是这样，让他来做接管从白区来的新同志。谈了几句后，纪凯就心急地问：上一批来的张源生在那里？郑指导员笑着回答，你们马上就可会合了。果然，没有多久，从半山走上来近十来个人，张源生和傅肇文、傅时坚就在里面。大家立即热情地跑拢到一起，交谈起来。他们都很亲切地笑看着春禾，很为这个勇敢的小妹妹庆贺。但同时也悄悄地疑问：这么个稚嫩的小姑娘，怎么会跟纪凯离家上山？这一疑问引起了纪凯自己的疑问，如果他像社会上颇多毫无责任心的人一样，将什么也不懂的春禾骗了出来，这将会造成春禾多大的悲剧？而且从逻辑上讲，纪凯父母双亡，无家无业，实际上就是个流荡小子，无根无底。这种情况当时不但在他们两人心中，根本未加考虑，连春禾最亲的父母兄姐也没有这种顾虑。倒是袁家认定纪凯的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真是个说不清楚的奇怪的现实。

大家高高兴兴地在一块吃了简单的晚饭，然后就准备休息。因为夜间常需转移，休息就是为了夜行军的准备。在油灯下，大家都在阁楼上的稻草铺上躺下，源生他们安排了衍豫的睡位后，匀出了一条棉被，捧给纪凯说：只有一条棉被了，给你们俩个。源生是很了解纪凯和春禾的情况的，他说这话时就像大哥交代弟妹似的非常自然。但纪凯接到棉被时，心想：我们还没有结婚啊！怎么能睡到一个被窝里呢？马上转眼朝春禾看看，怕她尴尬。当时的灯光非常昏暗，看不清春禾是个什么表情，而所有人也都毫不为奇地睡下了。纪凯只好轻轻地拉了一下春禾，分头睡进了一个被窝。

此后的几个晚上，他们的这个小队都在郑指导员领导下，晚上行军，白天休息或者开会学习。有一晚他们跟着大部队活动。月朗星稀，山影幢幢，夜色幽静，只看见从左右两侧分别朝东边道路行进的两支队伍，在队伍里发出不很整齐的脚步声和枪械的碰撞声。这时的春禾，只把手牵住前面纪凯的衣角，向前行走，那情景对纪凯是极其振奋，自己居然也像小说中所说在从事神圣的革命了。对春禾来说，一切都是陌生得没有这样陌生过、新鲜得没有这样新鲜过，而茫然地跟在心爱的人的后面，不停的向前走。突然从队伍里发出轻轻地叫唤声：看！朱先生。人们齐向三条路汇成的一个平台似的高地上看，站着一个魁梧的军人，服装和普通战士一样，腰间束紧皮带，别着手枪，显得非常威武，举着手向两路来的两支队伍，不断致意。队伍没有停，只是轻轻地发出”朱先生、朱先生”敬重的称呼。朱先生就是朱之光，是当时中共派驻四明山区特派员办事处的领导。纪凯曾经听说，该办下有八个支队，在四明山区活动最有名的是三支队和五支队，因此老百姓都把四明山游击队简称为三五支队。活动在金华之东义乌之西的是金萧支队。活动在镇海海湾地区的是海洋八支队。这是前几年北撒之后再次壮大起来的规模。可见共产党游击队是很得人心的，所以才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就在纪凯他们在郑指导员领导的小队里没有几天，郑指导员通知有位特办的薛部长要来看他们。通知后不久薛部长就来了，他身披一件军大衣，面色白净，一开口就听出是个知识分子干部。他像大哥哥似的隨便坐在一张长凳上，含笑问他俩一些问题，同时也介绍了一些情况。当他问春禾是否习惯的问题时，春禾有点腼腆地回答：”是有点不习惯，但我会习惯的。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懂，我会向他们学习的”。说时还把眼睛朝门外走动的战士们看看。薛部长对春禾的回答很满意地点点头。纪凯便接话向部长提出要求，是否能在工作之前参加一下培训。薛部长很干脆地答复，可以的。薛部长同他俩聚谈了约一个多小时后离开，从此也没有再见。解放后，他最初担任余姚县委书记，以后调回省里。30年后纪凯落实政策时，请他做过证明，想不到他还记得并嘱咐办公室开具证明信说：“是有这回事的，详细情况找何尧良同志了解”。那时他已担任浙江省省长。

2023、1、10

后左衍豫、春禾；前左张志坚、纪凯

四、从四明山到会稽山

过了两天，郑指导员通知纪凯，他们的申请己经批准，到会稽山区的浙东干校培训，纪凯春禾听了都很髙兴。那时，先来的源生等三人和同来的衍豫都安排了工作，分配到”文化公司”。所谓”文化公司”，实际上是做简报通讯和宣传工作的一个单位的代名词。

纪凯春禾要出发的那天，郑指导员带来一位19岁的小青年，与他两同行。另外还派了位武装同志护送他们出山。小青年叫徐怡，天津人，看去比较老成，但不多讲话，很守本分。武装同志姓黄，完全是个穿了军装的农民，老实得很，也尽责得很，纪凯他们都叫他黄同志。郑指导员交代纪凯说：此去要经过蒋管区的余姚嵊县，务必注意安全。到嵊县转往开源镇，离镇两三里有个叫枣园的村子，找叫“三娘”的妇女，向她说明你们的情况，她就会与组织联系，将你们送到干校。纪凯认真地听着记住。郑指导员又向黄同志说了几句，然后四个人就离开郑指导员，走向山村小道。黄同志把背着的老中山式步枪拿在手中，闷声不响地在前面带路，纪凯春禾紧跟其后，徐怡走在最后。黄同志一路上都不开腔，眼朝前方，好像很警惕似的，不停地向前行走。纪凯他们也不说话，默默跟隨。一口气就走出了两座山。纪凯怕春禾吃力，不时找点什么话同她说说或搀扶她一下。春禾倒很坚强，在行军中从未掉过队，也没有叫过苦，这次也是这样。黄同志一直带他们走到中午，在一个有队伍驻扎的地方，叫他们休息，他去找见了队伍上的指导员。这位指导员同郑指导员不同，朿着腰带，佩着手枪，全副武装，精神得很。他笑着迎接纪凯他们，叫人安排了吃喝，过后，亲自送继开他们出村。临别时，他拿出一只约五六分重的金戒指，递给纪凯说：路上用用。纪凯接着戒指想，这难道是组织安排的？看指导员那么自然隨便的样子，旁边的黄同志不当一回事，也不好问，便当做出差费领了。然后，指导员向大家挥手告别。黄同志带着纪凯他们一上路，急匆匆的，便再没有停过，大约他估计路还较长，晚上不赶到宿营地方会很麻烦，所以才这样。走着走着，直到太阳下山，到了一个村子的边沿，他才一面开口叫大家停下，一面快步进村去。山里的天黑得早，这时已经是山影幢幢了，大约过去二十分钟光景，黃同志带了一位有点像进山时踫到过的那样的农民大叔，来到纪凯他们停留的树下，招呼大家走向难以辨认的一条小路。走得不远，连小路也没有了，只见树木掩映杂草丛生，农民大叔和黄同志仍然朝前面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去，直走进树木花草遮掩得不见他物的山谷，里面藏着一个像农村守夜用的，进出都需弯腰的小棚子。里面铺着一些稻草和被褥，比以前过夜的那种地铺还要简单。黄同志点上油灯，一面同大家着地吃着农民送来的晚饭，一面说：这是临近蒋管区的宿营地，来往游击队员，都在这里住夜，比较安全，大家把这里称为”青山旅馆”。明天一早就由那位大叔带你们去汽车站，我不送你们了。这是黄同志和他们讲话讲得最多的一次，纪凯他们都恭顺地听他说完，纪凯说了句“辛苦你了”的感谢话，黄同志听了没有回答。吃完饭稍息一会，黄同志拿过一条棉被给纪凯说：棉被只有两条，一条給你们，一条我们两盖。纪凯接过棉被，犹豫有顷，虽是第二次遇到这事，但情况是不同的，上一次，源生他们是了解纪凯春禾情况的，所以那样做是受条件的限制，不得意而为之。而且大家都在一种高尚使命的驱策下走到一起，自然不会拘泥于世俗小节。黃同志却把他俩当成已为组织认可的夫妻，想跟他解释一下，却又不知怎么解释？解释了又有何用？这样一想，也就只得拉着春禾睡在一条棉被下了，而上次是分两头睡，这次却是一头，情同夫妻没有两样了。对此，春禾很聪明，当然是明白不过的，她想到袁家老太用下贱指骂过她，难道这就是下贱？她想。但又立即被这众多友好面嘴的温慰冲刷得不见影子。她已认知自己是在从事一个有髙尚事业的环境，难免会遇到一些说不灵清的尴尬，既已同心爱的人走到一起，还有什么可计较的呢？！

天蒙蒙亮，纪凯春禾就先起了床，隨后四个人都起来了，弄了点水洗漱一下，就吃了农民大叔送来的早饭。随后，黄同志背起步枪先告别走了。站在棚子外等候的大叔郑重地对纪凯说：出了这个村就是蒋管区了，实际上这个村也可说阴阳交界地，国民党军警经常要来，所以我们的人来往都很紧慎，也是为什么有这个“青山旅馆”的原因。现在出去，你们要同我保持一定距离，只要我走，你们就跟着，如果我回头了，你们当陌生人似的不要理我，那就是有情况了，你们只顾往前走，我会再设法联系你们的。纪凯听了，紧记在心。便招呼春禾、徐怡一起出发。

绕开村子，从村边走上村道，纪凯盯着约有二三十米远的农民大叔，与春禾假装没事青年要上车远行的样子跟着走着。太阳升起来了，路上行人也多了起来，这样比较好掩护一些，使纪凯的心有所放宽，又走了一会，远远看得见横在前面的公路了。纪凯盯住农民大叔的背影，看他走上公路，又朝位于东边的汽车站走去，到了汽车站，他又进到侯车室售票处转了一圈，才又出了汽车站大门，朝纪凯他们对面走来，走得很近时，他向纪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就顾自向来的路上回去了。纪凯他们进了车站以后，回头朝快速向回走的大叔的背影，投去感激的一瞥。

直到汽车朝绍兴方向开动，纪凯才轻松了下来，不由在喉咙里哼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来，在旁的春禾立刻用眼神制止了他，他随即停住哼唱，握住春禾的手，笑着往车窗外移动的景致看。但这时的他，心里确实涌有一股兴奋的激情。他们这一次从余姚西部的船埠进山，从余姚的东部出山，正好在余姚县东南部的山区转了一个大圈，进山时一步步登髙，出山时渐渐地往下，情同一次持殊的旅游。在这十余天的活动中，遇到了不少陌生的面孔，无论是农民大叔、农妇大婶以及农村小伙，或是部队官兵、机关首长，都是那么和霭可亲，尽心尽责，他们似乎都责无旁贷地负有一种神圣使命，因而也自然而然在他们的身上发出一种使人敬畏的光辉，而这种光辉无形中感染了纪凯他们这些新参加的青年们，使他们也产生自豪的心志，从而对自己的前途得到极大的鼓舞。但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前途有多复杂，并也料想不到就在前面，几乎遭遇极其凶险的大祸。

汽车到嵊县已是午后，没有班车再去开源，只好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客栈开了间三人房住下。晚饭后在房间内闲谈时，忽见有四个警察走进店来查夜。为首的刘警官向纪凯三人问了情况，知道春禾没有证件，就盯住她问为什么不带证件？春禾回答走得匆忙忘记带了，警官就想在她身上找出茬子，竟然把春禾带到另一房间单独询问。这一下，可把纪凯吓坏了，心想春禾是个从未出过门的稚嫩女子，怎么能经得起警官的追问，万一说出四明山关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被逼漏出临平的事情，也将大祸临头。纪凯想这下完了！他俩刚刚开始的幸福生活，竟然就这样中断，他俩的一生可能就此被毁。纪凯的眼前一团漆黑，伸手抓不住可以依靠的东西，睁眼看不到一条出路，混身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情急之下，纪凯猛然想起包里有张在警校的毕业合影，原想借以掩护参革身份。这时急将它翻到桌子上，想由此引起警察们的关心照顾，以缓解事情的恶性发展。也真是俗话说”没娘儿子天保佑”，（无依无靠的浪荡小子在走投无路时，被天神出手帮助一样）。那张照片居然真的引起三个警士的注意，尤其是其中一个年记较大、眉目间露着厚道模样的警士，一眼就认出照片中的一个人，指着说：这不是赵科员吗？纪凯听了如同溺水遇人来救似的急切的问：他在你们局里？那个警士点头说：是的，赵科员在我们局里，搞人事的。他又看看纪凯，带着宽慰的口气说：你是赵科员同学，没有事的。说着他就走到那个单独问话的房间外说：刘巡官！他们是赵科员同学。不久只见春禾默默地走出来，之后刘警官也走出那个房间，好像有点不满意的样子，一声不啃的带着警士们走了。纪凯估计风险犹存，赶忙问春禾在那房内问了什么？春禾回答还是追问我的证明和家乡。看来他们想在春禾身上做文章，四明山的事，可能还不曾考虑，这样使纪凯放了一半心，但如他们要一查到底，临平袁家知道了一定会赶来，那就仍然是逃不掉莫大的厄运，还可能牵出上四明山情况，后果将十分严重。坐在一旁的徐怡向纪凯提出送点钱给他们的意见，纪凯认为送钱不是办法，弄得不好，反倒成了他们的把柄。纪凯也想过连夜离开这是非之地，向开源方向逃逸。但想想非但不是办法，反倒会引起警局更大怀疑。最后作了大胆的决定，第二天早上同春禾两人一起去看赵科员。

一夜没有睡好，天亮早早起床，吃完早餐，交代了徐怡几句后，纪凯就带着春禾直奔警察局。

大约这位赵同学颇具威望，大门口的门警，一听找赵科员，就二话不问地带他俩一直走到办公室前，叫：赵科员有客人！赵科员便一面笑着一面迎了出来，见到纪凯，笑得很响地热情地握住纪凯的手，将他两让进办公室坐下，纪凯连忙告诉他：要不是昨天查夜，我还不知道你在这里。现在抽时间来看望您一下，马上要到新昌去，只有等回来的时候再来看你。这位赵同学圆圆面孔，常以笑对人，笑起来还真有点像哈拉菩萨，他很通情理，既然纪凯这样说了，他也就说不耽误你，回来可得来啊！便起身送纪凯两出办公室，纪凯接着问刘警官可在局里，我得去谢谢他。赵同学听了朝旁边的一个警士问，警士说睡在值班室里。赵同学就把纪凯俩领到值班室，将刘警官叫醒，纪凯赶忙上前抱歉地说对不起，耽误您休息了。刘警官睡眼惺忪地笑笑，听纪凯说马上要上车去新昌，便随同赵科员一起将纪凯俩送出大门，临别，赵同学还笑着叮嘱了一句：“回来一定要来啊！”纪凯连忙回答”一定，一定”，分别握了赵、刘的手离开。

同演戏一样，这幕惊心动魄、起伏极大的人生大剧，终于在表面欢欣的气氛下结束，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和后怕：如果没有带那张毕业照，这场惊险戏就演不下去，极可能三个人都得在拘留所住上一夜，后续如何？肯定是凶多吉少。也许从此没有他俩的后来。那个年纪较大的警士的黝黑面孔，竟像弥勒佛似的一直鲜活的留在纪凯的脑子里，没有他在关键时刻的一指认一叫唤，那晚如何结局？真是不堪设想。可惜的这位老警察自己也并不知道做了这样的大好事，纪凯春乐也没有办法对这位大恩人报答一下，连说声谢谢也不可能。赵同学与纪凯在同学时并无大往来，算不上要好朋友。想不到他一个小科员在那种环境里能树起相当大的威信，被周围看重。并能以十分友好的态度接待早已落泊的纪凯，因此实现纪凯用以蒙混刘警官的愿望。再说刘巡官还只着眼于春禾，如果他也怀疑到同行的天津小伙徐怡怎么会同纪凯春禾一起？那就疑问更多，更加不能收拾了。这说明纪凯真太大意，在那种情况下，怎么可以大落落地住到客栈里去呢？太年轻了啊！人生途中真是不乏各种各样的坎坎洼洼以及因小失大或绝处逢生的奇缘巧合，要谨慎，不可轻视任一端呀！

纪凯春禾一离开警局，就快速地赶往汽车站，远远看见徐怡翘首举手的召唤，看得出他那迫不可待的样子。

五、燎原部队

纪凯他们乘上去新昌的汽车，买的是到开源镇车站的车票。开源镇是在嵊县和新昌之间的一个山区镇。纪凯跟他的同学所说的去新昌的亲眷家，是骗他的，因为开源是个敏感的地方，那里经常有游击队出没。如说到开源镇去，岂不给警局人员留下悬疑。车到开源镇时，可以看到有国民党军警的碉堡存在，说明当时地区形势确实相当紧张。他们下车问了去枣园的路后，没有进镇就去了枣园。枣园离开源很近，很快就到了。一进村，纪凯谨慎地向一位老年人询问三娘，老人指了指一幢旧式农屋，看纪凯他们还不清楚，就含笑说带他们去。到那幢旧式农屋的大门前，老人叫了声”三娘”，就见一位穿着竹布大襟上衣的中年妇女应声出来，带着温和笑容说了句“来了”，便用手拉着春禾，让他们三人进屋，好像是迎接远方归来的子侄似的，非常温暖。不知道是上级通知她有三个人要到干校去还是怎么的？她并没有多问情况，就笑嘻嘻地叮嘱纪凯说：在这里吃中饭，吃过中饭有人会来带你们去干校。说完她就另有事情去了。

纪凯他们也就坐着休息等待吃饭。没有多久，端来了大米饭和咸菜毛笋，三人刚刚吃完，三娘带了一位比纪凯略大的青年人来了。三娘还是那么含笑地说了句：由他带你们去干校。说完她就跟大家走出大门，挥挥手去干别的了。看来她是十分忙碌的，因为她要处理进山去和出山来的好多紧急事务。她同纪凯他们会面时间，前后加起来顶多只有15分钟，但她那穿竹布大襟上衣和喜笑颜开而又匆忙办事的样子，几十年后，仍不会淡忘。

这位带领他们去干校的青年也与他们进山时遇到的农民小伙相似，精壮有力。他熟门熟路，像是做惯了这个工作，也可能因为这已是游击队控制的地区，不担心会遇上敌情，所以他总是轻啍着歌声，十分轻松地带着纪凯他们，一直朝群山起伏的山村里走去。干校同游击队一样并不是在固定地方，朝东暮西，三天两头行军转移，所以也要先查知干校的驻营地，才能找到。因此他追寻了好几个村，直到夜幕降临，才到达干校驻扎的地方。

青年农民找到干校所在地后，便把他们三人直接带到叫骆秘书的女干部面前。骆秘书是位中年妇女，气质文静，态度严肃而又温和，她特别注意地看看年轻的春禾，没有多问便征求三人的意见。当她知道纪凯想搞文化工作便分配到文化班，也不知道根据什么，还确定他担任该班的副班长。徐怡欢喜军事，分配他到军政班。春禾则因什么都须从头学起，骆秘书认为到群工班适宜。因为群工范围较广，财经贸易等都属于这里。问春禾是否同意，春禾说我没有意见，听从你的。骆秘书听她那么单纯地表了态，欢喜地笑笑就叫人把春禾领到群工班去了。

当时的这个干校，全称是浙东人民革命干校，是最近根据形势需要刚刚建制的一个单位，人员不多，未成规模，直属司令部附属领导，并取了＂燎原＂这个极富意义的番号。这个并非主流的地区性的＂燎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竟然也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一样，在解放大军渡江前后，迅速发展膨大。其他游击区有人员来往，蒋管区的新发展人员也越来越多地前来投奔，又因各种需要转送出去，又似乎成了司令部干部转运的接待站。所以，解放之后在宁绍浙东一带，有不少曾经是＂燎原＂待过的干部。

春禾被分配到群工班后，是她和纪凯上山以后的第一次分开，虽然同在干校，总还是使纪凯不太放心，只怕她独自在陌生人间过这军伍生活，会有别扭。岂知他们俩再在一起时，春禾已换上发来的灰色军装，腰间束了皮带，虽然文弱，却也挺拔，显示出另一种青春风姿。她对自己这种跳跃式的转变，异常兴奋。看到周围的男女同志，相互都以亲切友好的目光相望，文明礼貌的语言交谈，好像提升到髙一级的人生档次，心里洋溢着过去没有过的快乐，与同学们很快融成一体，并彼此亲近热络起来。司令部有位叫王利明的女干部，担任当时该部队的金库主任，同时兼干校领导人员，她喜欢春禾的秀丽气质与嫩怯单纯，很欢喜她，有时还叫她帮忙一起打理金库业务。高个子的女班长，苏北人陈心禾和副班长诸暨人魏莉惠，都同她相处很好。看来春禾有一大优点就是待人接物与人为善，物质享受先人后己。后来证明，这一优点，使她受惠终身。

在＂燎原＂的那段时间，她还偶然遇见了临平老乡，他原名史济利化名施律，年纪比春禾大些。参革前在浙大念书，思想进步，与同学一起参加了金萧支队，转入到浙东干校停留过一段时间。他看见春禾，颇为惊喜。大约他知道春禾从袁家出走这回事，在这种时候碰上同乡的这样一个轰动过全镇的人，而且是在相同志向的游击区内，当然十分激动而很想交谈，奈因过去并无交往，一时无从谈起，而相遇时间很短，只是简单地问：“生活还习惯吗？”春禾也只能含笑回答：”习惯的”，相待了一会便与他分别。满想同在一个干校，总会再有机会相遇，岂知在那种场景下，仓促一别，再未见面。后来听说，他解放后工作积极，很快被提拔为杭州市文化局局长，颇为顺利。但却在文革动乱时被打成一桩冤案，自杀身亡，实属痛惜。

纪凯分配的文化班，女同志比较多，他那个班开始只有11个人，除了班长和纪凯是男的，其他都是女的，而且有四五个是从嘉兴中学集体输送过来的，年纪都同春禾差不多，热情浪漫，天真有趣。也不知道她们学校是否也有个像尧良哥一样的人物，为游击队物色输送新鲜力量，他们居然集团式的来到游击队。纪凯来到的这个班，班长是一个个子不髙的广东人，姓萧，一口的广东普通话，为人热情，也很老成，对组员事事关心真是个相当合格的班长，纪凯报到时，他发表简短的欢迎词后，那班女同志不但鼓掌，有的还跳起来抢着握手，热腾得不得了。从此，这班姑娘都叫纪凯为副班长，叫得很顺口，纪凯的名字汪洋，倒很少人叫了。姑娘们中有个叫裘恒的，很欢喜和纪凯接近，只要分散活动，她都跟着纪凯，如早晚到河边洗漱，她都欢喜同纪凯在一起，碰见熟人问你跟谁去河边啊？她会响亮回答跟副班长啊！几次以后弄得春禾都不高兴了。好在春禾并没有把纪凯想歪。未几，姑娘们都被调到嘉兴地区的有关组织去了，从此没有再见。解放战争捷报频传，胜利形势越来越好。迎接解放浙东南的工作非常繁忙。游击部队也一天天的集中和壮大，不像以前那样分散隐蔽，很多时侯都是大部队行动，所到地区，不都在深山野谷，而是转向大集镇，如东阳横山、诸暨枫桥等地。在那些集镇里可以直接到商店购买物品。纪凯也就把指导员给的那只小戒指换了钞票分给徐怡。因为路上化的都是他们自己的钱，这一点他们处理得很清楚。

在“燎原”的这段时间里，前半段，校部请领导干部上大课，当时的大课是新民主主义论和人的阶级性等，并组织小组讨论，讨论得相当热烈，同时经常性的出墙报，学习气氛浓厚，连从未经遇这种情况的春禾，也向墙报投询问稿。后半段，因为解放大军节节胜利，形势出乎意料地快速发展，＂燎原＂职能也增加了接收调配干部的转送，但其教学功效仍旧发挥。在＂燎原＂有所逗留的同志，对＂燎原＂都有深刻记忆。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纪凯同庄稼汉相逢，成为要好战友。庄是丽水地区的地下工作者，为策反当时的张姓县长，曾在国民党县政府潜伏，当过县政府秘书长。但遭泄密后被逮捕入狱，曾经遭受残酷刑讯，腿脚一直存有隐伤。大军渡江前，为答复释放政治犯要求，他被营救出狱，经组织安排，先到＂燎原＂过渡，正好安排在纪凯的文化班，于是他俩成了同班的战友。庄的经历和才识，引起了纪凯的钦佩，也因为暂时属于他管辖，因此对他特别照顾。行军时他腿脚不便，背了不重的背包，也觉费劲，纪凯总是在他旁边帮助。有一次因道路难行摔了一跤，在搀他起身时，纪凯索性将他的背包拿过来背在自己身上。庄稼汉不好意思地要夺回背包，纪凯笑说这点东西加到我身上，不是一回事，你不要客气。庄稼汉听了，感激的跛着脚，跟在纪凯身后行走。他俩这样结成的友谊，未过几月，庄稼汉竟以无数倍于这种微小的帮助，报答于纪凯。世事真是难料，人心必须端正，这是后话。庄稼汉之后，又有一对姓朱的中年夫妇，与纪凯也相处颇好，他俩也是某地地下工作者，身份暴露后撤到游击区来的。在＂燎原＂待了没有几天就调到杭州方向去了。来去仓促，印象不深。说明当时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燎原＂这一特殊部队起了的特殊作用。

大军渡江以后，会稽山区的游击队都集中起来，进行大部队集结，＂燎原＂部队建制仍在，跟着以马青同志为司令员的司令部一起行动。为配合大军解放杭宁绍一带需要，作了相应调整。记得就在那个时候，召开了一次大约有七八千人集中的大会，由司令部领导作战前动员和原则部署，声势相当雄壮和浩大。奈因当时没有扩音设备，又处于露天广场之上，音响很差，加以＂燎原＂被排的位置离讲台较远，听不清楚，意思是大体了解的。在那次大会上，还有一个插曲，是临结束前宣告了一个案例：有一个连队的事务长，强奸了一个农妇，司令部将严加处理。宣告的目的是想告诫部队，今后无论到那里，都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岂知宣告后引起哄动，很多战士提出要立即执行抢决，以正法纪。领导在讲台上解释还需要调查核实并按法办理。下面却大声起哄，认为只有干脆处决，才能彰显人民军队为人民的精神，这样的大声争论延续了一刻钟左右，才被台上的领导解释和制止下来，然后宣告散会。与会人员纷纷出场时，还在说道刚才的案例，有战士唠叨什么：“洋包子穷讲究，讲什么法律？＂等闲话，使新同志像纪凯等人有了土、洋包子的流通语印象。

战前动员大会结束之后，＂燎原＂便自然而然地解体了，它的存在，犹如在大暴风雨中的闪电，光耀而过，很多人不会知道当年的浙东游击区还存在过＂燎原＂这样的部队，但对在＂燎原＂曾经待过的青年人来说，其情景是永难相忘的。大军渡江以后，＂燎原＂的所有人员编入两支队伍，一是去解放绍兴的，另一是去解放诸暨的。纪凯春禾同被编入去绍兴的队伍，情绪激昂地跟在连队之后，向绍兴城挺进。

五月初的晴天，真可说风清日淡近午时的天气，春游人们游兴正浓。但那时的绍兴正处于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原＂燎原＂的青年们虽没有两军对垒的紧张，也都亟盼前军的㨗报迅速传来。但忽然之间，传来的命令是停止行进，原地待命。这一待待了近一个小时，同志们都疑惑地问怎么回事？消息传来说国民党城防部队正在要求和平乞降。这下，部队里都洋溢着轻松的笑颜。稍顷，好消息连同命令一起传来：准备进城！就这样浙东游击部队，不费一枪一弹，解放了绍兴。

前左纪凯、张志坚、庄稼汉、周甘霖；后右二朱大姐

六、解放绍兴

游击队进入绍兴城，虽没有像大军那样大的声势，但也不同一般。毕竟，这是一场政权的更迭，新旧政府的替换，关系到全城人民命运的大事，街道两边佇立观看的人很多，也说明共产党颇得人心。浙东游击区经过有组织的战前动员和纪律教育，进城时，队伍整齐，精神抖擞，步伐坚定，同样让路人望而生敬。队伍里的男女青年，更是以胜利者的欢欣，挺起胸膛，意气昂扬，与以前到农村大集镇转移时的姿态大有不同，心里像是在书写一笔重要的历史，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队伍进驻原来的县府大楼和其他空屋，严禁有任何扰民行动。也还是同以前行军转移一样，按事前分配，并用粉笔书写好番号，对号入住。进城以前，已经成立临时性的浙东行署，纪凯分配在政务处，春禾分配在财务处。两人分住在两个地方。宿营地仍很简单，如游击区一样，大寝室，男女只是隔离一点空档，没有什么遮拦。行署虽然设置政务、财务等处室，但并未分开办公，有事还是一起做，什么事紧迫，什么事先做。有的混合，有的分开。当时需要征集粮食，纪凯他们就被编成一个组，前往城郊东湖乡，去尚存在的国民党乡公所催交公粮。这个工作在平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派人找乡公所催缴就行，那时解放没有几天，工作对象又是敌对关系的旧乡保长，而且该地区敌情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比较复杂，领导才派一个组前去。但这些，纪凯这批年青人，并不很了解，他们还像在游击区行军一样，高高兴兴的去了乡公所，找到了乡长。乡长约有四五十岁模样，剪个平头，穿件质料较佳的长衫，满脸带笑，露出几颗金牙，谦恭地说：“公粮已经筹集，马上就可缴送公仓。”他这一说，等于纪凯他们带来的任务就完成了。纪凯朝那乡长看看，只觉得他笑得好像不够诚实，但又无法证明他哪点不诚实？只好说了些请他们加速将公粮运送上缴的话。乡长听了点头哈腰地连说：那当然那当然！纪凯看看也没有其他事可谈了，便向那乡长说到村里看看转转。那乡长听了依然是点头哈腰地说：好！好！送他们离开了乡公所。纪凯他们一行人走在有小桥的河边道路上，心里觉得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既轻松又愉快，满路的欢声笑语，高兴得很。未走太远，那乡长匆忙赶来对纪凯说：“有人报信说，东边山脚下有一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在那活动。”说完，他还紧张地朝东边看看，然后又说：“他们都带着傢伙，我怕你们碰着要吃亏，所以赶过来报信。”纪凯听了，惊觉地看看东边，又回头看看空着手的小组组员们，其中包括春禾和另外的一个女同志。虽一时难以证实乡长的话真假，但还是决定先从西边回城。回城后将情况向领导汇报，领导也有所惊觉，再没有派纪凯这群非武装的青年同志下乡催粮。

行署正式办公后，纪凯所属的政务处有项必须马上进行的工作，就是了解旧人员情况和清理旧档案。这必须有熟悉的人介绍指引才行，否则无从下手。经了解有个在该县当秘书长的人，现住城关阊门外，没有外逃，可以找他。秘书长在一个县里，除了县长，就他大了，在人民百姓眼里是地方髙官，而且综理一县内部事务，找这样的人来帮助此项工作，是最好不过了，问题是怎么能够“请”得他来？政务处把这召唤旧秘书长前来的任务，指派给了纪凯，纪凯也没有多想，认为召唤一个人还不容易？就在那天近午时，他穿着洗干净的灰色军装，束着腰带，佩着木壳枪，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穿过大街，朝阊门外走去。大约三个人神情严肃，步伐整齐，引起街头巷尾好些人的注意。纪凯心里也颇为自得，精神十足地走在前头，对群众投来或惊或敬的目光，都觉得很有光彩，很是兴奋。到阊门外一个石库门外，对了门牌，见大门虚掩，便推门进去，朝里一看，见到天井后面的厅堂里，一家人正围着八仙桌吃饭。纪凯想，这吃饭时间闯进去不太好吧？但不进去立在门口也不是事情。便交代战士到门外去等，他一人走过天井并含笑地招呼了一声：“正吃饭啊！打扰你们了。”纪凯的这一招呼，吃饭的五个人，像接到命令似的，立即停止手里的筷子，变了脸色，一齐用惊悚的目光看着纪凯。纪凯估计到会有这种场面，为了不使他们感到惊惶，马上带笑说：“我们有点事想请秘书长帮忙，你们先吃饭，吃完饭再说。”纪凯一面说一面将围在八仙桌上吃饭的人打量了一圈。身材较为髙大的秘书长坐在上横头，秘书长夫人坐在右边，和夫人一起坐的是个十余岁的男孩，左侧和下横头坐的，是两个穿着漂亮旗袍的妙龄女郎，一个大些约20岁左右，一个小些约十七八岁。真是一个温馨的家庭，正在开心的一起吃饭。突然给他们带来惊吓，实在有点不忍。纪凯怀着同情心的又补充了一句：“没有什么的，你们不要惊慌，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说。”围桌坐着的五个人开始都没有动，后来看纪凯态度和霭，用语平静，稍稍地宽下心来。比较老成一些的大姑娘，赶忙起身去倒了一杯茶来，双手捧给纪凯，羞怯而又紧张地说了句请喝茶，然后默默的站到一边。这时，旧秘书长也走来对纪凯有礼貌地说：“我们已经吃好了。”说完，用凝重的眼光看着纪凯，意思是什么事请说吧！纪凯看了看这位国民党县政府的秘书长，广额方脸，眉目端正，说话清晰，马上想到在“燎原”碰到的庄稼汉，那时也当过丽水县的秘书长，是游击队派他潜伏在国民党政府做策反工作的，眼前却是货真价实的敌伪县级高官，目前正是自己的工作对象，但纪凯觉得他不像前几天相遇的那个东湖乡长，那乡长尽管还报信示好，总也不及这位秘书长的举止人品以及他这一家子的模样，遂动了恻隐之心，便用很委婉的口气，把请他去县府了解情况和帮忙清理档案的事说了一遍。在纪凯身边的两个人，这时才放松了紧张的脸色，那姑娘还露出了笑容。纪凯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便回头用安抚的目光看看姑娘和她们一家，然后同秘书长走出了大门，那两位在大门外等着的战士就跟了上来，纪凯立刻发现附近群众有误解他们抓捕了秘书长似的，都用惊疑的眼光在看。纪凯悄悄和战士打了招呼，让他俩不要跟得太近，免得让人误会为押送犯人，战士都理解政策，便拉开很长距离。而纪凯呢，同秘书长一边走一边谈着笑着，使人看了就像是朋友一样。就这样，走了很长的两条街到了县府，将秘书长介绍给领导，完成了这次任务。后来的几天，这秘书长像留用人员一样，按时上班，完全解除了家人的担心，也使她们感到小军官说话不假。再后来，纪凯另外分配到附近乡镇调研，就不再与该秘书长接触。他与他家的情况，完全不知。只是仍不时会忆及那次他们全家吃中饭时的情景。

五月上旬，已经渡江的解放大军，从南京安徽方向朝浙江杭嘉湖西部南下，很快解放了杭州又分散到各个地区。大军抵达绍兴后，原浙东行署改组为军管会，所有人员全部调入，改着和大军一样的黄色军装，纪凯仍在军管会的政务处，春禾调入新组建的人民银行。军管会成立后，政务处即着手接管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关，纪凯和另两个南下的年轻干部被派到地方法院和县训练所。作为解放军对已经失去权力的国民党人员，本身已明确的有了髙下之分，旧官员对三个青年人虽不会看在眼里，但大形势却使他们同那东湖乡乡长一样，表现得十分谦恭。纪凯明白这个底细，却仍很礼貌对待。可该法院院长和他的同事们，也不全是唯唯诺诺。他们对叫他们填写的表上的名称，就提了意见。他们认为称他们是伪职是不对的，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伪，他们认为与日伪应有区别。纪凯听了觉得有道理，向领导汇报后改称旧人员，这样他们才免强接受。训练所人员似比法院层次稍低，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当时对旧机关的政策还是维持现状，并不接管业务，也接管不了。纪凯他们无非是了解掌握旧人员情况，在军管会备案。纪凯在了解掌握上述两单位情况后，仍在军管会政务处，受统一指挥，做急须做的工作，如下基层调研，和为稳定市场物价而进行的反银元斗争，大力推行人民币等。纪凯曾经带了小组，手持大喇叭日夜在街头巷尾作广泛并声势浩大的宣传。那时春禾在银行工作，仍旧每天见面，相处甚欢。

绍兴解放这段时间，对纪凯春禾来说，是他们十分欢快的一段时间。如前所说他们在衍豫家会齐，一同上山是双喜临门，兴髙彩烈；及至两人一起进山出山再进山再出山的这个过程，虽曾吃了以前没有吃过的苦，受了以前没有受过的惊吓，但两人都一心一意，甘之如饴，毫无怨言，而且对新生活新工作都很热爱，心贴得更紧，更有同奔前程的热情。因此在一起时，不约而同的都会在脸上发出神彩奕奕的光辉。他俩穿着黄粗布军装，束着腰带，並肩走在绍兴街上，吸引不少行人的倾慕。倾慕的人不知道，这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正在体现人生难得的双喜临门啊！因此他们虽然仍在“豆腐乳咸菜当盛宴，身上没有半点零化钱”的艰苦情况下，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工作十分积极，尤其是纪凯，工作很忙，工余还写稿投入绍兴新闻刊登，单独做事时还不停的口哼歌曲。岂知，就在这样幸福滋润的生活里，突然发生了一件对他俩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那天早晨，纪凯正一边哼唱歌曲，一边洗漱时，突然看到春禾面有泪痕默默走来，纪凯一见大吃一惊，急问发生了什么？春禾见问，哽咽地说了事情经过：今日凌晨，春禾床上突然爬上一个男子，紧紧抱住她不放，春禾挣扎着拼命抗拒和怒斥，那个男子才松手，并轻轻要求说：“我是詹超，请不要声张！”说着迅速离开。纪凯听了忙牵住她手，安抚她不要害怕，接着就匆忙的同着春禾，一起去向财务处的领导报告。领导听了立即安慰春禾，同时表态一定很快处理。之后领导很负责地调整了男女寝室，不再是像游击区一样，男女不分的大寝室，并将詹超开除。这件事对春禾纪凯都有很大挫伤，见领导很快作了处理，并因为没有受到很大伤害，春禾在受到领导尤其是纪凯的多次关心宽慰下，没几天也就过去了。但两人心里却从此埋下阴影，唯恐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以致对分到两地，不在一起，感到恐怕。

2023、2、6

七、犯了错误

绍兴是浙江省的一个地区，下辖萧山、嵊县、诸暨、上虞、新昌等5县。国民党时期设专员公署，共产党解放后设地委和专员公署，后改省辖地级市，改设市委和市政府，下辖县级市或县。初解放，绍兴从行署改组为军管会，又由军管会派工作组至各县，组建党政机构，充实各县区原有力量，并延伸机构和理顺上下级关系。在进行这项工作时，纪凯被分配到嵊县工作组，实际上也就是作为骨干分配到嵊县工作，而春禾则仍在绍兴人民银行不动。这就给他们出了难题，如果接受这样分配，势必分居两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这对他们二人来说是极不愿意的，那将怎么办？面对这一难题，在那个战争年代，他们不敢向领导提出照顾。沒有照顾，就必须承受分隔两县的思念之苦，而且还不知今后情况怎样？两个人考虑再三，最后错误的只重两人私情，弃而不顾当时那样激动人心的胜利形势，也不想想身前事后会发生什么影响和后果，就鲁莽决定：“如要分开，不如离岗”。于是，两人在纪凯跟随小组出发的那天，约好时间和地点，会齐后，回到余姚庵东去找见送他们上山的何尧良同志。

那个时候的同志关系，除了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外，还很讲交情义气，缺乏组织纪侓性，更缺乏对革命的敬畏意识。因此，对纪凯春禾这种违规行动，知道的人，也没有怎么劝阻，更不会向领导揭发报告。何尧良在看到纪凯春禾时，先是一楞，后来就用爱怜和责备的眼光看看他俩，说：“你们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其它什么都可以不顾了？”。纪凯早就把他当哥哥看待，这次回来受责备是意料之中的事，心中有备，不以为奇，只黙然未应，含笑等待。但尧良哥并未多问什么，便带同他俩去相公殿的盐务所，同该所领导商量匀出一间空房，让纪凯他俩住下，并叫人送了油米前来。那时尧良已受组织指派为盐场的领导成员之一，正负责整顿肃奸工作，非常忙碌。安排好以后他就交代了一句：“住下再讲”，便去忙工作了。

原来在西二区盐务所的纪凯同事，也是最要好的朋友沈堪献，已由尧良哥介绍前去宁波，谢子壮已经回萧山老家，俞定华也准备调定海岱山盐场，老朋友都已离散，纪凯能依靠的也只有何尧良了，颇有孤单之感。但这时因有春禾在一起，他並不因此感到不安。向房东借用缸灶铁锅，买了简单的瓢盆碗筷，所有买、烧、洗及其他家务，差不多都由春禾担当，纪凯只做做下手，一切都非常简朴和清苦地过起了两人的小家庭生活。由于两人追求的就是在一起自由自在，相依相偎，朝夕为伴的开心生活，心里感到十分满意，此外的所有事物，包括激动人心的全国解放形势，都摒弃不顾。

其实，他们这非常满意的自由生活，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那里有投身壮丽事业，为国为民的一点先进思想？对好友、兄长尤其是何尧良同志来说，也是一种严重的失信，枉在他们面前说什么雄心壮志？对他俩自己来说，也是亲自将自己的生活弄糟，真有自毁前程的愚蠢。纪凯渐渐清醒，同春禾一起意识到这样怠墮因循下去是危险的，同时也理解了何尧良不积极帮助他们是有原因的。何的思想上有个矛盾，自己正在整顿盐场秩序，夯实盐场新工作的基础，怎么能设法安排违纪的纪凯春禾？若是采取不理睬的断然措施，他又不忍，所以只好把纪凯他俩晾在一边。当时的纪凯，头脑热得发昏，开始还认为无人管束正好，可以放任自为。后来渐渐意识到，不仅自己要浪荡坏事，还要连累了纯洁的毫无社会经验的春禾，因此越来越感觉要赶快纠错才好。于是连续发出两封信，一封給一起派往嵊县工作组的要好同志沙亭，一封给已经在浙江日报工作的庄稼汉，告知了现处的不良情况。两地都有回信，嵊县的沙亭叫他回去，回嵊县工作组。庄稼汉则体谅地说：“回工作组对你们有压力，还是到杭州来，可以想办法”。纪凯想想，最后决定到杭州找庄稼汉。

回杭州，本不需要多少费用，可纪凯已身无余钱，起不了身。他不敢也不愿再找何尧良。春禾就把他们随身携带的一条毛巾毯，同邻居的大嫂商量卖给她，得1万元旧人民币。大嫂很同情这两小口子，交往几天，相处甚好。她接了毯子，犹豫感叹地说：”照理，我该帮助你们才是，实在…”春禾没有让她讲下去，把毯子推給她，并诚恳地说：“你们已经很照顾我们了”。

纪凯俩留下一封信给何尧良，离开了那个值得回忆的相公殿。先乘汽车到上虞百官，在小客栈过了一夜，第二天乘船到萧山西兴，轮渡过江到了杭州，寄住在纪凯的一位堂房娘舅家，然后去找见了庄稼汉。庄稼汉在回信里叫纪凯到杭州是有把握的，他有熟悉的老同志分别在丽水地区的几个县担任县级领导，安排两个人没有问题，只怕纪凯他俩不愿意到落后的山区。当他知道纪凯已经不在乎城市山区，只要两个人能在一处就好时，便向纪凯提出是去松阳或是缙云？看看纪凯对两县都沒有印象，就代纪凯决定说：”松阳号称丽水之冠，就去松阳吧！”。松阳县县长林艺圃那时正在省里开会，庄就直接和林县长联系，拿到介绍信后，纪凯春禾即日起程。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两点：一是春禾老家临平没有去，因为当时两人也觉得很不体面。她哥哥景昌知道纪凯两的情况后，从临平赶到杭州来看望他俩，同时带给他们旧人民币三万元。这真是雪中送炭，正好解决去松阳的路费；二是庄稼汉在交给介绍信的同时，又交给纪凯另外一封信。那信是给他的另一个好朋友张兆昌的。张也是庄在地下工作时候的同志，当时已任命为松阳县人民银行办事处主任（后改为县人民银行行长）。庄之所以写这封信，完全看在纪凯他俩年轻幼稚，到陌生地方，需要加以照顾。这个老大哥的好心关照，完全出于他的主动，纪凯本人连想都没有想到。可就因为这连想都没有想到的老大哥的这一好心，后来因为银行需要和张兆昌对他俩人的看好，从县里请调了他俩入职银行，从此做了一辈子的银行干部，直到离休。

纪凯春禾仍旧提着简单行李，也仍然是髙髙兴兴地乘上夜车从杭州到龙游。到龙游时，刚刚天亮，没有停息就朝松阳方向步行前去，因为那条路线，当时不但没有铁路，连公共交通车也停开，只好走路。走了约30多公里到溪口镇一小客栈宿夜。第二天又从溪口步行到新路弯，在新路弯吃中飯时，兜搭上了一位货车司机，要求他帮助带一段路，最后以1万元旧币代价同意将纪凯他俩带到遂昌县的北界，在北界的一家农民客栈宿夜。第三天从北界起身，又要走路。

走出遂昌县境，进入松阳县境，走过松阳最热闹的大镇古市，也就是后来纪凯奉命去开办人民银行分理处的地方。午后才走进松阳县城，问到人民银行，见到了张兆昌主任。

杭州到龙游乘的是晚上的火车慢车，一夜未睡，龙游至松阳县城，总共不到两百公里，如以现在的高速公路车程计算，只须两个来小时就能到达，而纪凯他俩当年是走了三天，其中还有一段是搭了货车，并在两个农村小客栈宿了两夜。这样的旅行，并不比游击区的行军轻松。但他们两人不仅不感到辛苦，反觉像是一对情侣畅享秋游似的，一边倾情交谈，一边游山玩水。尤其是溪口到新路弯的路上，走在几乎抛荒的公路上，沿着清清河水、绿绿青山，望着远远延伸的公路，看不到车辆，也几乎没有行人，只听见鸟叫和流水声，好像是那个安静得没有一点喧嚣的世界，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了。

张兆昌主任，高高个子，长长面孔，眼神柔和，语调清晰，说着一口同庄稼汉差不多的丽水普通话。他很和气地看了介绍信，没有多问什么，就将纪凯俩的食宿都安排在银行里。第二天将二人带到县府，林县长还没有回来，南下干部贺秘书接待了纪凯春禾，当天就在县府大食堂吃饭，参加了县干部的学习和开会。在一起学习和开会的同志，大约听说他俩是四明山过来的，还有些看髙一头，有时还提出要纪凯介绍一点什么经验，颇让他俩感有愧意，但毕竟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跟大家一起学习开会和下乡工作。浪荡了近一个月的生活终于在庄稼汉的悉心照顾下结束，那时是1949年的9月下旬，在松阳渡过新中国成立的伟大纪念日。

八、调入银行

当时的松阳县，同浙江的其他地县一样，是新旧交替，百业待兴的新解放区，所有行政企事业部门，都有待新组织来接替旧组织。因此县属各部门都还处于尚未理清的混合状态。纪凯他俩报到之后，也立即融入到县府的混合工作队伍之内，在机关开会学习和下基层工作，都由县领导统一组织。独立于县府之外的，只有几个重要并急需开展工作的部门，如公安，税务，银行等。张兆昌主持的人民银行，就是其中之一。张兆昌是代表共产党去接管原国民党的地方银行的。他并不是银行出身，之所以派他，是因为他在做地下工作时是潜伏在旧法院的一个会计，搞过财务才作出这样的派遣，也就是当时人才稀缺的凑合措施。他去接管时，只有他一个人，主要靠旧银行留下的人来维持业务。那时旧银行留下的有会计单宗堂，业务侯德凤，出纳徐士芳，还有两个勤杂工。政策也规定新解放地区对旧单位都暂时保持原封不动。类似的部门都因为人员不够，期待县委县府派人补充。纪凯他俩正好在这个时候的这种情况下来到这里，当然被张主任看作是他所需要解决问题的机遇。一是纪凯他俩是老同志介绍来的，不用担心来路不明；二是他俩又是庄稼汉先介绍给林县长，由林县长接受在县府报到了的，转请补充银行，容易得到县领导批准。于是便征得本人同意，又知会在杭州的庄稼汉，就向县领导请调了过来。这一偶然的机遇，竟从此使纪凯和春禾走上了金融工作之路，成了一辈子的银行干部。

当时根据松阳银行的实际情况，春禾分配任出纳，纪凯搞农村金融工作。纪凯本来不太愿意做财政金融工作，他喜欢写作，但能够同春禾在一个单位，圆了最大心愿，就不敢再有什么企求。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张兆昌在知会庄稼汉时知道纪凯春禾并没有正式结婚，但松阳同事们无一不认为他俩是夫妻，张兆昌回来对纪凯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了句：”你们还没有结婚啊？”但他没有再说下去，就谈起別的工作了。好像结婚不结婚在那时并不是什么值得重视的事，在纪凯来说更是如此，他和春禾是两心相印，生死相依过来的，真心实意地走到一起。有条件好好庆贺当然应该，没有条件，何必强求？春禾和纪凯的想法完全一致，非但在当时毫无不满，后来的漫长岁月，也没有什么感到丝毫委屈。

春禾从很不熟悉银行业务，到在老人员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很快地掌握了临柜出纳，接手后没有发生什么差错，不多天，全行的出纳业务她都学会并管了下来，很得张主任和老同事们看好。纪凯则作为银行工作人员下乡配合中心开展冬季农贷工作，同时跟区乡干部学着做当时农村的减租减息工作，深得新解放农村群众的欢迎，从而获得莫大乐趣。不久，人民银行办事处改升县支行，张兆昌为行长，下设秘书、会计、出纳、业务、农金等股，由丽水中心支行调来不少干部职工加以充实。到1950年，因古市镇需设分理处，派纪凯前去担任主管员。5月1号，建国后的第一个国际劳动节，人民银行古市分理处正式挂牌营业，隨同一起赴任的，有会计蔡承发，出纳兼金库春禾，一个姓黄的姑娘任出纳助理，另一管吃喝的勤杂工。房屋是征用一家大户人家的门面和一进住室，像模像样的在古市镇街上开出了一家新银行。而纪凯就是这家新银行的主人，他志得意满，情绪高涨，工作积极。加以与春禾在一个小单位里，朝夕相处，情浓意密，比起半年前在相公殿的家居生活，迥然不同。那时虽然髙兴得无法比拟，可是如同凌空悬吊的物件，既无依靠，又无凭籍，一旦摔下，后果很难想像。而现在却是受国家银行派遣，有党和国家的依靠，无法相比。人前人后，异常体面，心里非常踏实。工作上又内外开展有序，内有蔡承发和春禾把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开业之后，无错不乱；外有纪凯虽无经验，但因心情良好，一心求上，努力工作，业务开展得也颇顺利。当时银行业务比较简单，除担任政府的货币出纳任务和货币流通管理外，主要吸收私人企业存款和个人储蓄，公私贷款在基层分理处还摆不上日程。因此，对纪凯来说，有绍兴工作和松阳农村的一点工作经验，与各类人物打起交道来，也还得心应手。他也知道部门要配合中心的道理，非常尊重区委区府的领导，对区里布置的工作，尽心完成，博得领导者的赞许，因此被委以许多社会工作，如刚建立的工商联，要他从中起骨干作用；区镇的重大群众集会，如抗美援朝慰问团代表队巡回演讲大会，要他主持；还被请去中小学做宣传演讲，俨然是古市镇上的知名忙人。那时各部门都络续下伸，粮管所、税务所、供销社、土产公司、百货公司等都在古市建立分支机构，也都派来年轻的主管人员，如税务所的丁玉魁、供销社的郭文侠、土产公司的叶树松等等。他们把先来古市的纪凯当成老大哥，工余时间都喜欢与他一起叙会聊天。粮管所的丁玉玺同志，年岁较大，是个南下干部，为人忠厚，同纪凯相处得更好，他要介绍纪凯加入青年团。纪凯想春禾早几个月就在松阳入团了，自己比春禾总要强些，应该入党。把这意思告诉了丁后，丁笑着恳切地说：”慢慢来吧，不要心急”。岂知，老丁同志只做了他的入团介绍人，再也无缘帮他入党。这是后话。综上所说，纪凯在古市的这段时间，工作顺利，同志和睦，受人尊重，情绪良好，实在是他也是同春禾俩人在青年这个年龄段上，比较在绍兴时更为顺畅和得意的时光。

到那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支行将春禾调回县支行负责出纳工作。这种分别，仍使两人不大髙兴。但这个调动，毕竟是对春禾的重用提拔，当然不能当成坏事。纪凯则只好乐意于逢休骑自行车去松阳度假。那时自行车都是借的，借不到，只好走路。就在春禾调支行负责出纳、金库后，有一天，县支行隔壁一家商店，突发火灾，火势汹汹，危及银行，行里秩序乱了，不少人都忙着收拾行李，准备外撤。这时的春禾，小小年纪，不顾自身安危，守住金库，不离开一步。行里向公安局告急，派人押管现金外运到远离火灾现场的地方，并由成排的武装民警警戒看守，春禾则跟在后面一直不离。直到火被扑灭后，才又将现金一一运回，事后核算，毫无差错。纪凯知道后，深感欣慰。心想自己真是爱得其所了。

就这样一个在支行，一个在分理处的经过了几个月，至年底边，纪凯与张行长一起参加了由丽水地委举办的镇反学习班。对这，初去时的纪凯不清楚怎么回事，还以为是组织培养干部的一个举措。后来才知道是新解放区在政局稳定以后对部门骨干的一次甄别，特别是政治历史的审查。纪凯的历史问题，当然在审查之内。纪凯原认为出身历史不好的人，如能认识并予以背叛而走上革命道路，是觉悟髙而值得自豪的事。因此纪凯不仅对自己的历史从无隐瞒，而且将舅父和弟弟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也交代得清清楚楚。但组织上面对广大新干部，不可能像个人设想的那么简单，非但不能随个人说了算，必须依循交代线索进行更为明白的审查。而所有人的社会实践都是在非常复杂的关系里产生的。因此历史问题常常成了乱丝麻，很难厘清。于是，历史问题最终被一刀切的统统成了罪过，而不可能像纪凯以前所想一样是觉悟髙可以自豪的事了，从此背上了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

不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县里组织召开几次大型的动员会，会上不仅宣讲了形势和三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既要大张旗鼓，又要雷厉风行，同时当场逮捕了已经查出的贪污分子，造成严肃的紧张声势。命令各单位都进入停工停产的三反运动。纪凯也从古市调回支行参加三反学习。当时，纪凯认为自己一直没有沾手过“经济”非常坦然，毫不担心。春禾虽天天经手钱款出纳，也是日清月结，不容出现半分差错，自然也不可能有贪污现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上有指标，下有立功之人，不免产生众多偏差，不问事实的穷追猛打，到处泛滥，以致发生严重偏差。如土产公司当时总共资产才11亿元，打出贪污款13亿元，13个干部有11个贪汚分子，真是明明白白的乱打错认。银行帐目清楚，又没有现在繁忙的信贷业务，对私信贷少得近零。货币现金出纳，监管有序，制度严格，实在无从贪起。因此在运动中曾一度停顿不前。为了扭转局势，就从留用人员交接中追查，而新旧银行交接，一般也甚严密，没有什么漏洞，便转移到各留用人员头上。留用人员在旧社会银行工作的社会地位与工薪都比较优厚，因而颇有积蓄，为防纸币贬值，都换取金饰储存。穷追猛打的结果，只好承认贪污并拿出金首饰来表示认罪，留用人员侯德凤、单宗堂都成了“老虎”。而新干部情况不同，只能从错帐错款着手。春禾在三反前的出纳工作，都未出错，并无查处。三反期内，股里曾出现一次错款，华大来的戴菊明短款130余万元，搞得全行不安，那时纪凯已在支行，为了免得春禾担责受累，在春禾查出一笔付款大小数轧差正好是短款之数时，便自告奋勇与同是华大分配来的江煦一起，连夜步行来回20余公里的农村，查找到取款农民，通过乡村干部动员收回。这样，免了错款人员戴菊明和该股的三反追查。古市分理处也曾发生过130余万元的短款，一直都未查出。经办人是接替春禾的年轻人沈长元，也是从丽水中心支行调来的，为人比较老实稚嫩。运动到来后，被作为重点追查对象。年轻的沈长元，在强大的声势下，吓得只好承认是自己贪污的，想借此免得再被追查下去。但积极分子不肯罢休，说他年轻不懂，也没有这个胆子，一定有人指示或者主谋。他们知道纪凯平日同他要好，又是沈的直接领导。他们把这层意思明里暗里的示意给沈，沈被逼无奈，只能依照他们的意思交代了。于是沈被确定为贪污分子，停职到支行继续审查。他到支行是被监管的，唯恐同案人攻守同盟，尤其要防的是纪凯。沈长元很焦灼，很想把情况告诉纪凯，但一直没有机会。一次沈发现公共晒衣架上有纪凯的衣裤晒着，便写了张条子，用大头针别在纪凯的内裤里侧，条子上说：”我已把130万的错款认做贪污，并承认是你主持的，你也赶快交代吧！”纪凯看到条子，大吃一惊，为了辨白，没有多想就把条子交给了张行长。之后虽没有对纪凯有什么动作，但三反声势越来越大。那时行政区划已作更改，丽水地区的松阳、遂昌已经划归衢州地区管辖，听说衢州地区正在组织举办一个”老虎”培训班，要对各县“老虎”作更猛烈地追查，可见被送去学习有多么可怕。不幸纪凯也被确定第二天与行里的两个留用人员一起去衢，显然是把纪凯还是当成了重要审查对象。这个通知给纪凯春禾是个巨大打击，不知将有怎样的祸祟面对？那一夜两人无法入眠，但也无话可说，春禾默默地理出一些日用品，准备给纪凯带走。那种沉默而又极度焦虑不安的状况，真是无法形容。熬到天亮，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叫纪凯名字，纪凯急忙起身，春禾连忙跟起，以为这么早就要出发去衢州。叫的人是行里的人事干部吴瑞坤，他很轻松地说了句：”老纪！组织部叫你不用去衢州了。”说完他就走开了纪凯听后，只觉心头的一块巨石忽被挪开，回头看看春禾，没有说话，两人不约而同地趋前抱在一起，过了很长时间，才松了开来。

后来再没有提沈长元错款的事，但纪凯也再没有回古市去。留在支行农金股工作，下乡帮搞农田水利等。心里对三反运动的如此搞法，颇不舒服。开始对张兆昌有看法，在他领导的人民银行，不应如此无中生有。后来知道，他本人也在接受运动审查。虽然如此，但已产生调动离开松阳的想法。一次在营业场看到联行信件往来，有到衢州中心支行的公信，就请经办人代他附上给鲍有文行长一信，请求调离松阳。信发出以后，纪凯本无很大指望，心想，在中支行长看来，一个县支行的工作人员要求调动，不是什么大事，顶多关心一下，指示下级办理。鲍有文行长竟然在很短时间里满足了纪凯的要求，与春禾两人同时调到中心支行，而作为县支行行长的张兆昌，居然也没有丝毫阻难。估计他也觉得三反时期没有很好照顾他们，有所歉疚。1952年11月纪凯和春禾到衢州中心支行报到。

九、衢州中心支行

纪凯他俩，乘坐带煤气包的大客车，经遂昌龙游换乘火车来到衢州，这个没有旧迹可寻的儿时熟地，总还是给纪凯一定的亲切感。他13岁读衢中时，曾在此盘桓过一段时候；更因舅父在前衢州航空站工作时，他寄居于舅父家时情景，也未消去。时过境迁，不但人非，物亦俱异，但纪凯仍带有思念亲人的伤感踏上这个城市。他俩提着简单行李，到位于中河沿的中心支行旧址报到。那时全衢州城只有中心支行和南街分理处两家银行。他俩一进入银行营业厅，不知道是事前知道有对小夫妻要调入中支还是当时的风气关系，引来了不少临柜工作人员的注意，用含笑的眼光相看，并有人热情的前来带领他们走到人事股。

人事股的赵股长笑脸相迎，没有多说什么，便叮嘱秘书股的姚副股长安排好他俩住处，并由姚介绍有关起居饮食事项。姚副股长很热心，亲自陪着到南街分理处的楼上，纪凯他俩的新住处，还说：”小一点，先委屈一下，待以后再调整。”随后人事股又通知两个人的工作安排，纪凯分配到农金股任农金工作队长，春禾被分配到出纳股。这样的报到，很使他俩感到高兴，因没有分调两地，都留在中心支行。报到过程，没有周折，食宿按排也相当满意，而且遇到的都是温和的脸色，体贴的接待。同时提出回家探亲，也立即批准。

那时的工资已从供给制改为包干制，从一斤猪肉四两黄烟改成月入23万元（旧币）左右，除了伙食费8万4千外，尚有15万多可供零化，因此他们俩回家探亲，经济没有问题。但说是到杭州老家探亲，可怜的纪凯却真是无亲可探。原来以外婆家为家的上海舅父家，解放时也已经拆散，舅父母带子女去了台湾，外婆她老人家不肯随往，留在上海亲戚家，客死上海，无一直系亲人在旁。在杭州唯一只有一个三外婆，她无亲可靠，只有寄住庵堂。临平春禾的亲生父母、姐姐及哥哥都在，袁家则已被打倒管制，无可顾虑。因此他俩决定直接去临平。

这样的聚会无异于灾后重逢，所有亲人都异常髙兴，异常兴奋。除大姐姐家已迁住上海，没有在一起外，所有人都以春禾和纪凯的归来作为全家的一件大喜事来对待，欢欢乐乐地过了两天。此后，他俩回到杭州，分别去看望了在军区工作的源生和衍豫（即一同上山参革的两位），他们俩从四明山下来以后，分配到军区工作；去浙报社看望了庄稼汉；纪凯又找到从小送人为子的弟弟小堃，探访了其养父母黄家的大伯大妈。再分两次去看望寄住庵堂的三外婆和独居在四宜巷的柳娇舅母的妈妈，纪凯也叫她外婆，当年逃难时都在一起的。三外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她的亲儿子，纪凯的小娘舅，抗日时参军，牺牲在福建前线，家人怕三外婆伤心，一直瞒着老人家。老人家后来想儿子想得有点神经错乱，好好坏坏地免强活了下来。那时纪凯的妈妈安慰她，要把她当亲娘对待，可后来纪凯妈妈自己都因病先逝了，家破人散，最后落得只剩三外婆一人，独自寄居在庵堂度日。纪凯有心赡养她，但当时却还没有这个能力。这次带春禾一起去看望她，给了她5万块钱，以表心意。三外婆不善讲话，只是久久地握住春禾的手，眼眶里含着泪水。柳娇舅母的妈妈，纪凯也叫外婆，她处境较好，因有两个儿子管她，虽然孤独，但衣食不愁。她老人家见到纪凯春禾，也非常高兴，烧了栗子鸡款待两人。那虽是简单的一餐中饭，两人到老了还忘不了。就在这次探望之后，再没有见到这两位老人。后来听说外婆过世时，在她枕头下翻出藏着的5万块钱，可怜她舍不得用纪凯春禾给她的钱。

这次探亲，除了临平之行，有了灾后重逢的喜悦之情外，在杭州，纪凯从一开始的无亲可探，到最后的很有意义的探望了两位孤独老人，心里感到有一种幸亏此行的在不得意中的得意之作。

当年的中心支行，是在中共地委和专员公署领导下的一个金融行政部门，当然业务上仍属省分行管理，也就所谓条条和块块兼管的机构。内设人事、秘书、会计、出纳、业务、货管、农金等股；下辖有江山、常山、开化、龙游、遂昌、松阳六个县支行；直属农金股管理衢县八个区所设的营业所或服务组，地区相当辽阔，工作粗浅繁杂。其业务性质与职能发挥和现在很有不同，即所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银行，没有真正发挥”货币杠杆撬动经济促进发展”的作用，基本上还是行政部门，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保证交换、流通环节不受梗阻。而要实现这个保证，在欠发达地区，须得做好大量的基础建设工作。

纪凯他俩分配到农金和出纳这两个部门，技术含量都较低。尤其是出纳，当时大都是现金结算，大量现金的进出，全靠手工，为此中支出纳股除设临柜收付款、复核业务外，还专门成立了清点整理纸币的点钞组，有时点钞组人员不够，还临时僱佣可信的家属工帮忙。因此这个现在已经不设的出纳股，那时却是个大股，人员最多。由于工作的粗浅，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都不讲究，但却需要手巧心细并重视道德操守，因为他们整天围着现金转，唯恐歪心邪念的产生，所以有相当严格的制度规矩。春禾原本对此没有什么认识，经绍兴、松阳两地银行的工作经历，已摸清眉目，可以从容应对。加上她工作细心谨慎，份内工作，不仅能按要求完成，而且做得整齐划一，不出差错；再因她那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好性格，深得领导的好感。当时的出纳股股长万杰，是位很有资历的南下干部，全行唯一的抗大生，他在行内大胆大量提拔干部的政策实施时，力举春禾提升为出纳股副股长。万股长调任常山县当行长时，继任周松林股长也很看好她。提升公告公布后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包括纪凯和春禾自己在内。

农金股在原来的旧银行没有这一设置，旧农民银行只有下乡的农贷先生，解放后却因开展农村银行业务的需要。不但要求银行业务下乡，而且要求区乡普设金融机构，区设营业所，乡建农民信用社，村建农民信用组，所有这些基础建设工作，在衢州地区都是在1952年以后络续进行的。而中支农金股就是此项工作的具体操作机构。纪凯所在的工作队当然就是具体操作的主要力量了，其内容大都属开创性的群众工作，与农村工作人员一样，必须配合中心，强调与农民同吃同住。开化龙山底第一个信用社的设点试验就是纪凯等三人工作组在县委工作队的协助下，经过近一年时间完成的。继而配合地委农工部召开关于全地区全面铺开筹备组织各乡信用社的大会，另对辖区农村金融工作规模较大的调研和检查，以及所有农金工作的总结和经验推广等，都是工作队具体操作，也几乎都有纪凯参与，特别是经验归纳推广的文字总结方面。纪凯在担任工作队长期间，大多由他来撰写调查报告与工作总结，从而使他不断练笔，得以在写作上有所进步。说来高兴，当年他调入银行，不很满意，他喜欢同文字打交道，不喜欢和数字交集。结果他所从事的农金工作，主要是写文章、写总结、写报告，以致后来凡农金方面的报告文章，大都由纪凯执笔。有时为赶时间常常通宵达旦漏夜写作，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当时的工作队员近十人，有老资格留用人员，有新参加的城市和农村青年。虽各有各的人品识见，对年轻队长各有看法，开始都放在心里，做做表面文章，后来看到纪凯能说会做，也都慢慢服贴起来。在商派工作人员参加地、县委工作组，搞民主建政，统购统销等中心工作或单纯农金业务时，都很顺利。当然纪凯总是掌握以身作则的原则，从不给别人说背话。像在开化龙山底组建信用社试点、地委下坦乡统购统銷试点、汪村县委工作组系列农村工作等，都是纪凯带组一起参加的。尤其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组织互助组、低级生产合作社和高级生产合作社，及以后的检查整顿等工作，也都有中支农金工作队人员和纪凯的身影在内。直到1955年行政区划改变，地专机构撤销，中支迁往建德，另组衢县支行才告一段落。

1953年，引导纪凯哥哥祖开参加革命的余胜椿老师回衢州老家探亲，特地来到人民银行找见纪凯，并向陪他前来的衢州地委孟秘书长介绍纪凯哥哥是早年在临沂参加革命的一个机械工人，在淮海战役里牺牲。同时宽慰纪凯说：革命总要有牺牲，党中央已决定，在天安门建造烈士纪念碑，凡一切为革命牺牲的先烈，都将借此受后辈敬仰和缅怀，愿他们永垂不朽！这可算是为哥哥引路的老共产党人给他哥哥的一个简切的定性和评价，让纪凯亲耳听到，不胜欣慰。遗憾的是没有办法得到组织的肯定。但同余老师的见面，并留下合影，对纪凯大有慰勉，在纪凯心里略为抚平了对哥哥不幸遭遇的惨伤。

中支三年，纪凯小两口过得比较舒畅。这是因为，中支领导人都保留较多的优良传统，他们没有多大官气，对下属都取平视态度，从未看到训斥辱骂的事情发生。虽然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业务能力不强，但对知识分子和业务熟练的下属，相当尊重。加上那时高层领导大约对三、五反运动的偏差有清楚认识，提出三反建设阶段的说法，人际关系得以缓和。“讲阶级，不唯阶级，重在表现”的政策贯彻较好，有出身历史问题的人，可以不背或少背包袱。纪凯俩人在领导心目中还都以业务骨干看待，春禾得到提拔，纪凯也常被重用。1953年继改低薪又开始实行休假制度（后来因故中断），领导专门照顾将他俩安排在一起休假，并交给他俩押运17箱金银赴杭州送达省分行的公务，以便让他们省掉差旅费。他俩到了杭州，将金银交割清楚后，就把春禾的亲父母和小姐姐接了出来，在西湖景点玩了一天。可怜两老也只是这样简短地享受了女儿的孝心，此后就再也没有了机会！也就是那次知晓住在庵堂的三外婆和独居四宜路的柳娇舅妈的妈妈都已先后故世，无法再给她们尽点孝心。幸运的是通过德弟娘舅找到了从江苏回来的二外婆。二外婆原在逃难开化时，跟随了她的女儿陈英，去了女婿家，女婿是个国民党连级干部。纪凯也是陈英的外甥，纪凯叫她小妮娘。小妮娘此时因已与该军官离婚，带了个小女孩连同二外婆一起回到杭州。小妮娘一时找不到工作，母女三人，寄住在一家亲戚家，艰难度日。见到纪凯春禾，十分髙兴，知道纪凯两都在银行工作，有了指望，临别时，二外婆同纪凯轻声说：你今后能否补贴我们一点，每月寄个3万元，帮帮你们小妮娘呢？纪凯听了未加思考就答应了。后与春禾一谈，春禾竟不加考虑的回答：那怎么够？寄l0万吧！就此决定每月邮寄10万元给小妮娘，这样一直坚持到1960年小妮娘再嫁为止。这件事情做得使他们自己非常开心，既感到终于做了点给残破家庭幸存者的一点好事，也由此见证春禾是个大气且善良的人。

纪凯做农村的工作多，经常下乡，同春禾常常不在一起。这一点使两人都感到委屈，而又无法改变，但也有乐趣。归时，春禾总准备好吃的留待纪凯的归来；别时，春禾总备齐用品，为纪凯打好背包。那种“小别胜新婚”的滋味，让他们一再品尝，两人的感情是越来越好了。

纪凯、余胜椿

前左纪凯、二外婆；后左陈英女儿、陈英、春禾

十、衢县人民银行

中心支行跟随地专机关迁往建德后，衢县改组为县级支行。行长是从江山县支行调来的李政民，他的遗缺由松阳支行行长张兆昌接任，松阳支行行长由原黄坛口办事处主任冯振启接任。衢县支行各股大多由原中支的副股长降级使用，春禾被任命为出纳股长，纪凯则从工作队长改任农金股的副股长。增设信用合作股，由何章仁、叶开仁分别担任正副股长。纪凯所在的农金股股长由原樟潭营业所主任宋裕定担任。这里可以看出对纪凯的任用有了差别。纪凯心里有数，出身历史影响了他。之后愈来愈严重地成为他工作进步的障碍，而且波及了春禾，那是形势使然。中支对他俩的安排，实在还算是根据党的用人政策，比较好的了。

纪凯工作职务虽有改变，工作性质和内容却还是一样，只不过工作的地域小了，只在衢县范围，外县不必去了。但搞文字综合的人缺乏，自然而然的他就更加成为撰写工作报告与调研文章之一员了。因为农金股和信用合作股的股长和其他人，都不善于此项工作，加上为了加强领导，农金股须经常收集营业所和信用社的汇报，及时汇总，取其优良的给以表彰交流，差劣的给予批评教育。这样，除了定期的开会之外，还要以简报形式进行不断地交流。而这简报工作，既要收集和掌握各方情况，又要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以文字形式总结报道，当然亦就加重了纪凯的工作量。即便如此，他并不在意，一是他可以胜任，并不感到困难；二是他认为多做工作是领导的信任，也可以多在这方面得以锻炼提髙。所以没有任何推托。以致在那几年，于中支之后的1955年至1957年三年，头尾两年是在人民银行行长李政民手下做农金综合，中间1956年第一次成立县农业银行，在周松林行长领导下做全行综合工作，纪凯都搞得满有兴趣，很是积极。

李行长是个年纪比较大的南下干部，在南下前当过小学教员，较有水平，平日不苟言笑，与下属没有很多交往，相当严肃，工作一不满意，就会操起响亮的山东话加以训斥，如有不合意的工作报告、业务计划等到了他手里，会一面怒斥一面不客气地摔还给你。听说某股长踫过几次壁后，看见他来如厕，连尿都不拉，赶紧避开。可见李行长给下属的可畏形象。有一次召开全县营业所主任会议，因为某所工作不佳，他居然在会上严厉地分析训斥了一个上午，想想也真有点过分，所以他在全行人心目中是个不讲情面的凶蛮领导。可是他对纪凯的每次工作报告，没有退回一次，那年的年终总结大会，由于时间关系，纪凯通宵达旦为其完成第二天需在大会上使用的报告，居然一字未改的通过了。在李行长心中，对纪凯这对年轻夫妻还是有好感的，但他没有表现出来，直到1958年他亲自将处分书递给纪凯时，态度也较缓和。

1956年衢县分立县农业银行，接管全县8个区营业所和50余个乡信用社的农金工作。因衢州地专撤销后，改属金华地区农行管辖，金华农行因衢县是全地区的第一大县，工作抓得较紧，凡有新工作都在衢县试点，旺季更要求逢旬去中支作口头汇报。本来这项工作应由行长负责，至少也应由综合股长担任，但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由纪凯写好书面报告，替行长去中支汇报。这是因为当时的农行行长周松林，先由中支留下任县人行的副行长，分立农行后，由他担任农行行长；他红小兵出身，文化不髙，政治可靠，因此他虽是行长，却同时又兼任县财金口肃反审干三人小组工作，没有很多时间抓农金业务，因而出现上述状况。大约由于他曾经担任过中支出纳股长，了解春禾，也因此了解纪凯，对纪凯颇为信任，所以才如此决定。当然他更了解纪凯的历史情况，所以有次在一起时，他用郑重口气对纪凯说：你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大胆去做。既是安慰，又是鼓励，纪凯听了，十分振奋和感激。在那段旺季汇报中，也很得金华农行领导的嘉许。当时负责听汇报的领导是赵祖扬，后来提拔为金华中心支行行长。他与纪凯相识后，结成友谊。九十年代他俩都退休后，赵行长还念旧情，特地请纪凯和另一叫叶顺华的同志到他家作客三天，尽情款待。

农业银行只成立了一年，又合并到人民银行，农金、信合两股不变，按原套班子移转，点面工作也和以前相同，可惜周松林行长调常山县，后来就再没有机会接触。否则纪凯后来的遭遇也许会好一些。不过，这也只是一种猜测，周也未必因对纪凯的好感就能维护纪凯。衢县人民银行原班子不动，仍由李政民行长领导。农金股另配了专职的内勤人员做综合工作，纪凯则仍以副股长身份到各区乡做检查、辅导 和蹲点等工作。

春禾在中支撤销改组县支行担任出纳股长后，责任一下加重。名义上地区改县，工作范围缩小很多，其实现金出纳业务并未减轻多少，因为地处四省边际，商旅频繁，周边各县都还是把衢县当成中心，且原来的出纳股，春禾是三个副股长之一，责任相对较少。现在由她来当家作主，自然吃重。首先，她股里的大多数骨干不是年长于她，就是资历老于她，比如由中支留下的副股长章启旺、老管库员龚樟树，两位男同事在出纳股己呆了很长久，颇有资历，而且都是中共党员，其他临柜收付款和复核记帐点钞等人员，也大都在出纳股时间较长，颇有经念。以春禾这样一个从复杂家庭走出来，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姑娘，要领导团结如此人群，谈何容易？她居然能平静处理，安然度过，没有听见上面和下面的指责，还得到省分行金华中支出纳主管人员的称赞，确属难得。1955年她接任出纳股不久，迎来币制改革的重任，一捆捆旧钞由临柜整理收进库房，加以封存、转运，一箱箱新币接收入库又分拨各地，这个安保性极强却又是粗笨沉重的工作，虽不算什么需要攻坚的难事，却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以春禾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没有得力助手，怎样应对？她能和副股长章启旺、管库员龚樟树这两位老手团结协作得很好，把所有库款，包括新币旧币和收兑的金银首饰，堆放得整整齐齐，所有窗口和大额对公对私的频繁收付款，一一完成，从币改开始到结束，没有发生一次差错，上级行和本行行长李政民都感到很满意。因此在那三年里，纪凯春禾的工作都被领导看好的情况下，生活得颇为愉快。虽然从1953年苏联的斯大林逝世以后，引起乌云压顶般的政治氛围越来越浓，继三反五反之后，肃反审干和反右斗争络续进行，那大部分是背靠背，没有三五反和农村土改那样声势，其他工作照常进行。纪凯大都在农村流动，并因在丽水参加镇反学习和三反时受到诬陷有了深刻教训，告诫自己切勿乱说乱动，整个反右运动，几乎没有参加过一次大会。也未曾参与什么大鸣大放。而且经过专案组多次调查，查清了纪凯的历史问题，在1957年11月，专案组的毛淑琦同志将审干结论与纪凯见面，结论是：“该同志历史问题在各次运动中都作了主动交代，经调查核实决定免予一切处分。”得此结论并重新填写了干部登记表，真是大喜过望，一身轻松，全家为之非常高兴。那时正好春禾妈妈带着孙女建丽在衢探亲，知道后，老人家也很开心，全家乐呼呼的就像过节一样。纪凯特地买了一篮刚刚上市的七钱红鲜桔（是当时最好的密桔），使小建丽吃得不愿再吃。

春禾母亲

十一、猝变

然而好景不长，不过半年，在反右补课的1958年春，迅雷般的灾难，突然地降临到纪凯身上！那是1958年的3月I5号，纪凯正带领一个小组，在石室乡沙埠村忙于整顿生产合作社。公社通知，银行来电要他速即回行。他心里一咯噔，难道出了什么大事？想想不至于吧！但也不可能是不足道的小事，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骑车回城。到宿舍放下行李，看房间里的东西没有变动，稍稍安下心去厨房蒸了晚饭，回到房间斜躺床上准备休息一下，再去找李行长。这时，人事股同事酆树林找到他，面无表情地说：”李行长叫你去一下。”很显然这是不祥的预兆，纪凯应了一声便跟着他走到行长办公室，只见李行长一人在，纪凯叫了一声后便站着等他开口，李行长不声不响地从抽屉里拿出一页公文，对纪凯宣布了劳动教养的处理决定。晴天霹雳！！！纪凯只觉脑子里“轰”的一声，说不出什么话来，盯着李行长在心里责问：“怎么会这样的呢？”李行长也不知为何无一句言语。一阵沉默后，纪凯提出让他看一下春禾，行长仍然不响，在门口等着的丰树林突然插话说：“现在不行，过后再说。”纪凯听了没有再恳求他，转身不声不响地跟着他走了。酆是纪凯很熟悉的同事，原是黄坛口办事处的一般干部，纪凯下去时，他对纪凯很是尊重。现在他调到人事股，居然变了不如以前的脸色。大约他怕路上出事，另外还找了位同事杨孟先陪同。杨是储蓄股长，苏州人，入团时纪凯为他说了公正话因而相处颇好，他也想不到会叫他帮同押送相处很好的同事去公安局，所以一路上闷声不响。这真是莫名其妙，是害怕纪凯逃跑？瞎想！当时的纪凯脑子已经乱成一锅粥，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这可怎么好？春禾经得起这个打击吗？”两人一路行来，经历了多少坎坷曲折，竟然还要遭受如此灾难！心结甚紧，难以抒解。酆、杨两人把季凯一直送到公安局的拘留所。走进设有一排排木笼子的房间，木笼外的水泥地上，已经有十多位从各单位送进来的人，在地铺上席地而坐，用一种似惊非惊、似怨非怨的眼光盯着纪凯看，其中竟发现同行的同事高朝阳和华汝霖，他们无言地用眼睛问：“你怎么也进来了？”主动挪了一下身体，让出座位，让纪凯坐下。那时正好是下午6点，这个在他生活中猝变的时刻，永铭心间。

看守所的那个晚上，所有在地铺睡觉的人，几乎无一能够真正入眠。纪凯思前想后，理不出个头绪，混乱不堪，说他不服从分配和小集团活动，根本没有的事。日常工作是明摆着的，并没有过失记录，几乎连口头批评也没有过；说是历史问题吧，想想都哭笑不得，半年前做出的“不究既往，免除一切处分”的审查结论，就是李行长的妻子毛淑琦（那时她也在人事股并参加审干小组）代表组织与纪凯见面的。为时不过半年，说变就变，实在可畏。思来想去问题一定还是出在已经作过结论的历史问题上，不禁深深地叹了口长气！唉！真是世道何等险峻！稍一不慎就会造成后患无穷！他想，头天晚上，他还在召开沙埠村全村生产队动员大会，在会上，他曾对与会群众作了豪情壮志的报告，声音洪亮地要求大家要听党和国家的话，积极地做一个集体社员，参加到世界中最为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里去。谁知，第二天他就被自己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铁拳所猛击，成了这个社会的阶下之囚，他想他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倒也罢了，而春禾受了他的牵连，以后的日子将如何度过？难道他们本不应成为夫妻，袁家恶势力对他们的结合，横加阻挠是对的？她跟纪凯这些年来的亲密生活是一个梦幻的谬误？唉！不知这时的春光是怎么个样子呢？！真是愁肠百结，痛苦不堪！

第二天，他们一共19人背着自己铺盖，由前后两个持枪士兵押送到火车站。路上要经过最热闹的上下街，人民银行也就设在这条街上。行人伫立者很多，把各种各样的目光投射到他们身上，一时被巨大的痛苦与羞辱笼罩，不知如何才好？鲁迅说的”破帽遮脸过闹市"的诗句涌上头，但当时只能是硬着头皮，什么都不看，低头疾行。后来知道也就在那个时候，春禾因事上街看到了走在街上的这个狼狈的队伍，锥心般的疼痛，避而回至房间，掩面痛哭。她茫然的不知纪凯会被发配至何处？今后的道路该如何走？她同纪凯一样，一夜无眠，第二天强打精神勉强去上班。纪凯他们被押到火车站的月台，席地而坐等待火车的到来。这时，忽有一个年轻的医院护士闯进月台，哭着来为丈夫送行，她所送行的丈夫是粮食局姓方的难友，他看到妻子到来，也不管不顾地窜上前去牵住妻子的手一道痛哭，看到她们那恸哭伤心的样子，纪凯心都发抖，立即联想起春和，不禁一阵鼻酸，悲从中来，赶快把眼睛转向远方，避开这种离别的惨景，但这一幕久久压抑在记忆和这些不幸人们的心头，驱之不去。这群不幸的人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劳动教养是怎么回事？只有听任背枪的士兵带着乘上向北开的火车。火车经过龙游，又经过金华，停在孝顺站，总算下了车，还好没有出省。同上车时一样，由荷枪的士兵押着走向一片红土丘陵上。一条泥土路，来到一个叫老虎山的营房停下。

十二、劳教生涯

好像这个老虎山农场是当时接收浙江省各地送来劳教人员的一个大本营，那个时候，正是反右处理的最后阶段，一批批像纪凯他们那样的落后队伍，络绎不绝地到来。他们互相对视，不知不觉中都流露出愁苦与无奈的目光，但都不对话，也没有心思对话。当时纪凯最着急的是要有个固定地址，好马上写信给春禾，告知她自己的下落。

他们随着管教人员来到分配好的住处，是一个大房间里的通铺。这时另有一批从永康来的，被安排在他们对面的通铺上，其中一个穿着褪色军服的人，在上铺需要捡起放在地上的包袱，随口就用四川官话对刚好走过的民警说:“同志！请把那包裹递一递。”那民警白了他一眼，厉声说:“谁是你的同志？”边说边走开了。那人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赶紧跨下铺来，将包袱抓到铺上。这一幕纪凯看得清清楚楚，原本沉重的心，更觉一沉，那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就已经不是同志了！后来知道这叫错同志的人姓王，是转业军人，转业在永康中学任教师，划成右派后被送来劳教了。纪凯等从衢县去的19人，开始时编在一起，因此同高朝阳、华汝霖等有机会谈谈活，但也都不愿谈自己的情况，一是自己也不确定问题出在哪？二是弄不好会被认为埋怨组织，加重罪责。不久，纪凯被调到金刚寺的运输组，就同他们分开了。大约因为纪凯的身体比较好，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所以把纪凯单独派到运输组去。纪凯只盼尽早有个安顿下来的地方，到哪里都无所谓。

纪凯被单独调到金刚寺运输组，离开了衢州来的临时凑合的尴尬小组，还真感到有点寂寞孤单，但那绝不允许讨价还价的。不过运输组比较自由，而且没有武装民警监管。为什么把纪凯单独调去？大约因为像纪凯这样的劳教人员，一是体力好，运输组挑担拉车，是农活中的重活，没有一定体力，难以应对；二是思想尚可，不会逃跑，才作如此调动。第一次被派去山里挑石灰，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挑着80多市斤石灰，来回40多公里，开始还能硬撑，到后来远远被甩在后头。只听带队的职工不断催促快点快点，撑到最后，带队职工也没有办法，只好停下休息。这样歇一段撑一段地挑到队部，竟连饭都不想吃，就倒在通铺之上。幸得难友帮忙勉强地喝下稀饭。但越是想睡越是睡不着，不时想起来小便，可又小便不出，而且感觉很痛，心想这下坏了，军训还刚开始，就如此，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样的起来睡下，睡下起来折腾了几近一夜。难友中有一姓陈的，当过医生，他宽慰纪凯说这是尿道发炎，吃点药就会好的，不必着急。果然，他带纪凯看了医生吃了药，并休息了一天，就好了，依旧跟着大家一起劳动。这个下马威，使他想到”脱胎换骨”这个词。不光挑担，所有农活，都得从头学起，而且是在强制劳动的这种苛刻条件之下，不知道自己能否过这一关？否则今后的生活怎么过？焦虑的情绪不断的在心里撞击，朝夕无奈地用凄苦的眼光看着贫瘠的红土丘陵，默默地为着做个真正的农民而努力。好在这时候，接到春禾的第一封来信，和她邮寄来的包裹。大大的得到了有力的慰勉与鼓励。

农场为适应体力劳动需要，早餐改为干饭，晚餐改成稀饭。劳教人员在一天的劳动之后，把并不美味的稀饭当成了享受，然后可以呆在床上学习、休息，这是一天最舒服的时间。那天纪凯将春禾寄来的桔红糕，拌进稀饭，缓缓的一口口咀嚼吞下，竟成了此前和此后在大酒店所享用的佳肴也无法比拟的美味。

在金刚寺运输组呆了两三个月，纪凯重又调回老虎山。那正是大跃进年代，一切都要多快好省。双抢时，农场里的水稻，几乎都是夜间收割的。田野里亮起了如同白天一样的油气灯，还装着大喇叭，髙唱着鼓舞人心的戏和歌曲。穆桂英挂帅的髙亢旋津，反反复复地在人们的耳畔鸣响。但劳动教养人员已在天劳动得相当疲惫，再拖着沉重的身子加班，更增加了已有的疲倦。有天夜里，在割稻时纪凯的左小指被右手紧握着的镰刀割破，流了很多血，经包扎后批准他独自回营地休息。一个人在黑夜里，忍住手指的疼痛，听着远远的嚣音，万千愁绪，涌上心头，不禁又感到一阵伤心。但可喜的是几个月下来，劳动渐渐习惯，已不很以体力劳动为苦役了。

回老虎山没有多长时间，农田的双抢结束，为响应大办钢铁的号召，纪凯又被调入炼钢队伍，到金华朱基头参加炼钢劳动。这支由农场调来的炼钢队，在祠堂住宿，以队为单位开伙，日夜分班。本来纪凯在挑拉运输上已经习惯，感觉比在水田旱地劳作要好，一心积极表现，盼望做出成绩，能够早日解教。岂知事与愿违，除了不慎使左手又受牵引机上的皮带拉伤之外，还发生两件很糟糕的事情。

一是险遭不测。

炼钢先要砌炉，拉运大量砖石的工作首先展开。纪凯体力较好，被派拉大板车。大板车是用粗厚的木料制成，装上汽车大胶轮的一种运输工具。在汽车不多的当年，凡属大型的劳动场合，都使用这种人力运货车。这种车需三人配合，中间一人把辕为主力，左右二人拉绳为配角，装货一吨左右。纪凯和两个青年人拉一辆车，纪凯把辕。空车前往运货地是比较轻松的，三个年轻人拉着空车，并肩走在大路上，谈谈说说，比较开心。到了烧砖的窑厂，又很合作地把砖头往车板上装，叠得整整齐齐，特别在车轮的轴心前后，注意排列砖头的多少，确保重量的平衡，鉴于拉车的力学原理，便于省力。从砖窑到砌炉的朱基头，约有五六公里，都是农村的黄泥土公路。天气晴燥，人车往来，沙尘迷漫。但车轮活络，拉起来相对轻松，再重也不会感到吃力。如果是雨天，道路就泥泞，车轮粘腻，再怎么施劲也难使车轮活络滚动。因此运砖人都知道要赶在晴天。在这五六公里的土公路上，有一段长长的缓坡，因为缓，所以不起眼，拉车人当然是体会得到的。他们会在上坡时，合力使劲一口气拉到坡顶，然后再好好歇劲。纪凯他们一是正处年青力壮，二是已在这路上拉运多次，每次都顺利通过，因此有了不该有的轻慢态度。那天，天气晴好，三人驾轻就熟地将一辆载满砖头的板车拉上了这段缓坡，临到坡顶时就松了劲，板车的轮子没有继续向前滚动，这时纪凯和两个青年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停有多危险！接着沉重的板车开始后退，纪凯急了，连忙将车杆下压，但来不及了，下压后的车脚着地也没有止住车轮向下滚动，而且越滚越快，三个人同时施出混身劲来也拉不住一吨多重板车的后退，眼看板车带着纪凯三人朝土公路的边沿滚去，正在这极其危险的时刻，旁边窜出同是运砖的两个劳教人员，一前一后的帮同顶住车辆的移动。这时一个车轮离开路的边沿只有半步，路沿之下是两三丈深的水沟，如果再过几秒钟没有人来相助，那么这辆板车就会翻下沟去，身在两根车杆之间的纪凯就会被板车带落下去，很难逃离脱险。他惊愕慌张的只顾安顿己经停下的板车，没有顾上感谢那两位邻队救援他们的兄弟，连名字也不知道，真太遗憾了。那个可怕的场景，使纪凯恐惧万分，他呆呆看着路边，楞了半晌，深深地感到后怕。一个月后，传来消息，相同情况再次发生，却没有纪凯他们那么好运，酿成了悲剧。一位像纪凯那样把辕的四川籍劳教人员，不幸连车翻下，断了几根肋骨，送金华医院抢救不治，二十天后丧生。

二是蒙受陷害。

纪凯所在的朱基头钢铁厂劳教队，设有自己开伙的食堂。炊事员是劳教人员中选取的。那时劳教人员常常吃不饱，到厨房做炊事员算是个美差。那个炊事员，是杭州人，一口杭白，叫杭州人听起来，相当亲切。纪凯也因为这样，同他比较谈得。有一次纪凯看到有人托他买了鸡来炖着吃，眼热了，便也暗地里托他买鸡。这个杭州人，满口答应，还说这种事找我好了。纪凯听了非常开心，立刻将钱给了他。他也确实替纪凯烧了当时来说十分可口的清炖鸡。这时队部响应上面的“拔白旗"号召，组织学习，并开大会检举揭发。纪凯没有想到，被揭发的对象居然是他，而检举的人竟然就是那个很要好的炊事员杭州人。

这个杭州人，个子不髙，面色白净，原来口齿相当灵活，这时却不知为了什么，说的声音不髙，而且有点黏糊不清。他说：纪凯资产阶级思想十分严重，那天跑到伙房，用命令式口气叫我给他买鸡，并要我炖好了给他吃，我为了大家在一起难得，也就依了他。他的揭发，虽然大有歪曲，但也实有其事，要辩解也辨解不了。在那种会上即使有理也不允许你辨，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本来看在纪凯平日劳动积极，教育教育也可过去。问题是刚刚碰上所谓的拔白旗运动，需要示范典型，正好凑上这一买鸡事件，就上纲上线了。于是队部决定给纪凯记过处分。会上管教人员还再三训示，你们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改造自己，改造好了，就可解教，改造不好，就得继续。这下给纪凯心里压上一块石头，认为以前的积极劳动都白费了，记过处分岂不要延长自己的劳教时间，苦闷得无处诉说，想到春禾，大为不安，真不知怎样才好？一度曾想不能再这样长期下去，不如与春禾分开的好。写了一封信给春禾，缓和地说了改造无期，不愿影响她的前途，还是离婚的好。但一直都没有得到春禾的回音，她如往常一样，尽量支持纪凯，也不问解教不解教的事。

大办钢铁，最终草草结束。纪凯他们并没有回孝顺老虎山，而是全队都调到龙游湖镇的十里坪农场。据说该农场才是劳教农场，1958年劳教人员增多，一时安排不过来，才先以孝顺老虎山等地来接收。十里坪农场，范围很广，周围十多里地，有很多分场，总场则有七八个队，在一个很大的院子内，院门口有武警把守，日夜值班，所有人进出，都要通过查验，大院子后面有一排排办公与住宿的平房，总场工作人员就在那里办公和居住。气派远比老虎山要大。纪凯他们一到，便被安排在大院子里的劳教人员宿舍，第二天就出工前去建窑。

这个窑是烧砖的普通砖窑，与炼钢的窑不同。在那里以挑土打坯为主，纪凯经过半年多强制性劳动，已比较适应，掘土挑运泥沙并不困难。只是担忧朱基头炼钢队对他所作的处分，不知会带来什么不利？

这样的担忧其实是多余的。到十里坪后，新见面的队长，根本不提什么记过的事，还派他做了组长，每天领着八九个人到工地，由他按需要分配工作。这时，春禾因下放到农村工作队，有机会请假前来探望，她带了日常用品，从火车站走五公里路到场部，管教队长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照顾他俩让见了面。这是他俩遭难分开后的第一次见面。纪凯在工地上被领到队长办公室时，还穿着劳动时的衣服鞋子，邋里邋遢，算是让春禾瞧见了纪凯劳教时的模样。春禾没有一点大惊小怪，大约她在这半年多当中，对纪凯劳教的形像会是怎么样，在思想上已经早有准备，所以她笑容满面大大方方地应对着。纪凯激动得不知谈什么好，一句心里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紧紧的盯着春禾，用眼神来表达他的既痛苦又快乐的复杂感情。时光在一种尴尬的、痛惜的状态下迅速流逝。好心的吴队长也不知故意还是偶然离开了办公室，让纪凯俩可以好好相聚。到了一定时间，才回办公室，两人的见面也只得随之结束。纪凯用沉重的目光，在办公室门口目送春禾一个人向来时的黄土路上走去，越行越远。戚戚然地想，自从两人在一起之后，从未见过她一个人出远门，更不会在黄土路上独自远道来看望落难的丈夫，看着她的背影渐渐缩小，升起深深的悲哀与牵挂，不知她能否顺利地乘上火车？能否顺利地回到工作地？

进入1959年的第一季度后，有一天，纪凯突然被队长告知，让他去人民银行十里坪储蓄所报到。这真大大的出乎意外，怎么会有这样的调动？后来了解，储蓄所只有两个人，一个主任兼会计，一个出纳兼管库。业务增多忙不过来，银行又派不出人，要求农场派懂业务的劳教人员代替。场部在全场27位银行的劳教人员中，由仉场长亲自挑选了纪凯。纪凯在报到后，一位管理后勤的队长郑重地对他说：“你是场部仉场长亲自挑选出来的，要好好干！”纪凯想，自己从没有做过临柜工作，也没有做过会计出纳，怎么会选上我呢？看来场长在选用人时，着眼的还是人的基本情况，纪凯的档案，明白的显示对其历史问题已做出结论，且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的事实，自然还是可以相信的。银行的临柜出纳，在外面来说是个最普通最基层的工作，除了初进行时需有历练，很多人不太愿意干，可在这个大农场里，劳教人员被选调银行，那真像是中头彩了。

首先，这个工作比农田体力劳动省力不知多少，且没有风吹日晒走路负重等辛苦。至于临柜收付款，对纪凯来说，银行干部当了多年，即便没有做过，也看得多了，无足可惧；其次，除了仍旧睡在劳教人员宿舍之外，吃饭、业余活动，不但在大院子内相当自由，连出入院子的大门也像银行工作人员一样不加询问。热天，纪凯一个人到院门外的小水库里洗澡游泳，头上蓝天白云，身处清凉碧水之间，以一个被强制劳动的劳教人员得到了这种特殊的待遇，真的有点腾云驾雾之感；再次是同属后勤的还有小供销点和俱乐部，也有像纪凯那样的劳教人员，后来都成了要好的朋友。

储蓄所就设在大院子之内，上下班非常方便。因为有这么多好处，纪凯当然更加愿意勤快对待，因而主任劳金水和管库出纳湖镇营业所主任的妻子，觉得是帮了他们的大忙而十分友好。这里还出现过一个插曲，总场和分场的干部民警并不都清楚人民银行柜台会坐着一个劳教人员，来办收付款时，总习惯的称呼“同志”。开始时，纪凯记起初到老虎山农场时，有劳教人员因叫民警“同志”而被训斥的那一幕，不敢应承，不敢答话，只埋着头尽快把工作做好，好让人早点离开，紧张得满头大汗，手指僵硬。过了半个月，才渐渐习惯了“同志”这个称谓，冒充当这个“同志”。

就在调到银行工作之后的一个旁晚，纪凯吃过晚饭闲着散步时，突然踫到新从江山县送来的劳教人员，使他大为惊讶的是，居然有原松阳县支行行长，后调任江山县支行行长，并因表现优秀，在大办工业的跃进下又调任工业局长的老相识张兆昌。就是他，受庄稼汉大哥委托，照顾新到松阳工作的纪凯春禾，由于他的赏识，使纪凯春禾成了一辈子的银行干部，他怎么会成为劳教人员呢？

当年，江山县是衢属大县，松阳县则算较偏辟的小县，撤地分县时，领导上是以优秀行长调迁张的。而当年的银行，不像现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非是一个货币出纳部门，还没有起到大的发展经济的杠杆作用。因此在大办工业的号召下，张又被重用从银行行长调任工业局长。这种屡屡被看成优秀干部而被重用后，使张不觉有了自满髙傲情绪，以致在与领导意见不一时，发生了冲突，采取了对抗态度，甚至违反组织原则不辞而别，要进京告状。途经武汉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便以后悔心情向江山县领导发了一信，申明已经回丽水家里等待处理。当他回到家时，江山公安局的民警已在等他，将他带回江山，实施关押，经过审查，被送到农村劳动，又过一段时间，将其劳动教养。纪凯与他相遇在这个大院子里，半响说不出话来。后来还是以先到农场的纪凯向他说了些安抚的话。这个老相识、老上级，资历比纪凯深，革命比纪凯早，他的遭遇也比纪凯更糟。因为他一直不服劳教处分，难于安定，最后发展到偷拿了队长的手枪逃离劳教农场。被抓获后，又坦然承认要离境出国，以致于被判刑六年。当时，我在可能范围，对他有过照顾，但不久他调出场部的劳教大队，就再没有联系。一直等到改革开放后才又见面。

储蓄所的快活日子，因一个姓施的女劳教人员的出现而结束。大约场部为了某种需要照顾她，由她来替换了纪凯，纪凯当然只有服从，调往蔬菜队。蔬菜队郑队长，是个很干练的苏北人，说话很流利，也很严厉。报到后他就指派纪凯为第一组组长，并叮嘱：要像第一的样子噢！纪凯这个人只要别人器重他，他就会髙兴应对，尤其是管他的人，他更要做给他看。因此很快平复了调离储蓄所的失落，勤奋的当起积极分子。到了1960年的一月份，场部召开了隆重的解教大会，纪凯在大会上被宣布解除劳动教养，喜悦之情，无以形容。那时解教的比例很低，衢县那批19个人里，只有他一个。

解教之前，曾经准许纪凯请假回家一次，假期三天。衢州城没有他的家，春禾与另一个女同志合住在集体宿舍里，而且集体宿舍在行内，也不方便住。一位堂房的大姐在工厂做工，知道了，特为他俩腾出一间空房。这一夜，开始时有了一种陌生感，互相话都说不出来，呆呆的沉默着，还是春禾先打破沉默，把纪凯的双手握住，哽咽地谈起看到纪凯被押送经过行门口时的悲痛。然后才把所有在信里无法表达的苦衷，尽情倾诉，真是享受了所谓流着眼泪的快乐。第二天，春禾难受的提出让他提前回场，纪凯也很难受的谅解春禾的处境，当时对她的政治压力很大，同事们不像农场管教人员那么讲政策，他们认为春禾同纪凯往来就是没有划清界线，就是立场问题。这样，三天假期忍痛的只用了一天。

十三、解教留场

解教的喜悦之情，没有延续多久，就渐渐地被消蚀掉了。回家探亲没有满期就提前回场的郁闷，像块磊似的压在心头。留场就业，与春禾团聚仍遥遥无期，更增加了失落。这劳教究竟是怎么回事？比判刑劳改好像更重。有人劳教五六年，还没有解教消息。所谓的“改造好”是没有确切标准衡量的，随意性很大。所有劳教的规定如有工资、有探亲假等都未完全实行。而解教后竟又同刑事犯一样还得无定期的留场。名为留场就业，其实还是过劳教期间相同的被管制的生活。这实在令所有劳教解教人员无法想通。因此当时在劳教人员间流传一句话：“劳教就等同于无期徒刑。”实属可悲！难怪在改革开放以后，高层决定以恶法撤销。但是话说回来，解教人员留场以后，被称为职工。名义上还是提髙了一步，队部常以记工、带班等管理劳改犯人的工作委派。因此还出现过笑话，有老实巴交的劳改劳教人员向记工或带班的职工请示，大声喊“报告职工”，这个称谓使听到的人都感到好笑，但那个报告的人还挺认真。真是苦恼当中的强颜欢笑了。

纪凯和俱乐部的石屏秋同道解教，因为两人本来要好，又被分配到一间宿舍，工余在一起谈天说地，感情更深一层。他原是金华专署文教局的青年干部，安徽人，能说会道，在职时是个干劲很足的活跃分子，因为多说而且敢说，得罪了领导，被整成右派，送来劳教。他为人热情开朗，也喜欢结交朋友。他比纪凯年轻而把纪凯当成大哥。他俩在同住一间宿舍时，要好到两人买来的饭菜票混放在一个盒子里，各取所需，不分你我。春禾来探亲时，他高高兴兴的捧走自己棉被，真像做弟弟似的嘻笑着让位给嫂子。可惜这位小弟非常不幸，在调往江煤筑路队后的一次购物路中，因车祸死亡。纪凯为此哀痛不已！

纪凯和石屏秋解教后，曾一起调到茶叶厂做工。茶叶厂是农场里最先进的一个单位，大部份机械化，环境也相当干净。在不能回家的情况下，能到茶叶厂工作，也算差堪告慰了。这时，蔬菜队郑队长的爱人，即场部金会计手上的工作忙不过来，就由郑队长推荐叫纪凯帮忙，纪凯也就把金会计要帮忙做的填制表格抄写帐目的工作拿到自己寝室里来做。金会计也是杭州人，眉目端正，说话文气，对像纪凯这样的落难人抱有同情，每交上去的工作也从无不满表现。春禾来探望时，她还方便纪凯请假到龙游城里去了一天。

春禾知道纪凯解教，当然十分髙兴，便请假前来探望。那次是晚上的火车，纪凯兴匆匆地赶到湖镇车站去接，不知怎么搞的，客人走完也不见春禾，只得闷闷不乐地回到宿舍，同住的石屏秋见了，不断地安慰纪凯。过了一会，却意外的有个场干部的声音在喊纪凯，纪凯应声出门，就见一个科长带着春禾走来。科长说你爱人找到场部办公室，我把她带来啦。春禾接着解释，路走错了，只好朝灯亮的地方走，幸好遇见这位同志才找到了你。说着，她髙兴得满脸欢笑。

纪凯想黑咕隆咚地走这么多夜路，还拎着一大包东西，心痛得赶紧从她手里接过东西，搀着进屋。石屏秋见了大声欢笑地叫了声嫂子，并忙着卷起自己的铺盖，捧着走了。剩下的纪凯心痛地问春禾说：“怎么会接不到的呢？”连问三遍，他心里实在担心单身女人走夜路的危险。春禾抓起纪凯的手，说：”我不是好好的在你面前了，还担什么心呢？”纪凯听了马上想到六年前春禾在岩头乡政府工作，纪凯骑车去看她时的一幕，入夜后她被一个副乡长叫去谈事，很久才回来，纪凯生气的说：“这么晚了，还那样不体谅人？”当时春禾笑着安慰纪凯说：“我不是已经在你身边了，你还生什么气？”这两件事联想起来使他感动不已。自己从银行农金工作队长跌成劳教解教人员，春禾却极其自然地说出“在你身边”同样的话，彼感暖心。接着，春禾笑看着纪凯说：“上次你回衢州，是我要你三天假期只用一天，这次我来补足。”这三天，因在房间里做金会计交代的工作，两人都呆在房内，日夜地形影不离，痛苦和快乐地还清了不少相思债。第三天又通过金会计给的假，一起去了龙游城里，有商有量地买了需要的衣裤等日用品，然后分別。纪凯回场向金会计销假时，金会计含笑地问了句：“你爱人回去了？”那眼神充满同情。纪凯用感激的眼光看看她，轻轻地嗯了一声。可见公安人员中有人性的大有人在，不像银行的酆树林那样冷酷无情。

逆境的光阴也还是过得很快，两地的思念之情没有在解教之后的三天聚会而稍减，依靠着鸿雁往来，寄托驰念…。两个月之后，有了一次机遇，春禾在龙游新王工作队工作，离农场走偏道只有二三十公里，但须得横穿小道，撇开大路，要从湖镇过江向北走过两个乡才到，这不是一般路人所能走的路。纪凯联络好春禾，并请好假，便一个人无任何顾虑的一路问一路走，走到天黑才找到春禾。春禾与一位女同志同住一间屋，那女同志正好请假回城里去了，春禾也就在这房里接待了纪凯。遇到熟人，春禾大大方方的介绍这是我爱人，村民们都叫她小姚，很熟悉的样子。大约小姚平日总以和善的态度对待村民，村民对她也很亲和，有什么需求，都会尽量应答。纪凯到来以后，春禾很快的在邻居农民家弄出了吃喝，开了纪凯经过湖镇供销社买来的猪肉罐头，美美地吃了一餐。然后把房门关上，进入两人世界。纪凯感叹地说：“这条路完全靠嘴上问出来的，没有完整的路。可我好像一点也不慌张，只朝既定方向走，认定总会找到你，和你相会。”春禾含笑说：“你只要有我在，天涯海角都会去！”纪凯听了沉思着抱起了她，叹一口气说：“谁能把我们分开？分得开是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是再也分不开的。”说着他激动地捧起她的头，想热烈地吻她，忽然发现一扇窗户没有关好，窗户下的路上，踮脚可以看见房间里的情况，便要去关窗，可春禾不放，说：“怕什么？要看让他们看去，我们就是夫妻嘛！”但过了回，她还是松了手，去关了窗户。这个极其简陋和杂乱的房间，有了这两个苦难人的相会，也就演绎成他俩极其美好的久远回忆。

纪凯同春禾都想从此就这样生活下去，安安分分，分分合合，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现实并不像愿望那样。留场以后作为一个劳动力，是要根据需要，随时调动的。纪凯他们，不久之后，就因开发江山煤矿，被征调到江山去参加煤矿铁路的建设，而且同劳改犯一道编队。毫无思想准备的就像劳教时一样宣布了就走，这在心理上给解教的新职工一个不小的打击。纪凯更是如此，刚刚过上比较安心的生活，忽然之间，又一变故。且根本无法和春禾预先知会一下，因此情绪非常低落。在乘坐铁罐车经过衢州时，看到熟悉的景物，心里酸痛得几乎流下眼泪。到江山工地之后，幸得同道调动江山、先前队部俱乐部工作的好兄弟石屏秋极力推荐，纪凯留在了队部做事务工作，得以比较自由的在附近的村镇活动，便立即把调动情况和调动后的通信地址告知春禾。于是春禾就匆匆赶来，着急的要见到已一个多月没有信息的纪凯。纪凯接到春禾要来江山的信后，到江山城里去，先找到原江山支行行长也就是前面所说在十里坪遇见的张兆昌的爱人陈淑贞，她仍在税务局工作。同在松阳时一样，他俩调江山的开始一段时间，也是一个当行长一个在税务局任中层干部，很优越的，大家也敬重她。张出事后，她变得灰头土脸，大不如前了。纪凯找到她时，一是以前的老相识，二是同病相怜，因此分外亲热。纪凯把对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她，她愁眉苦脸的听着，露着感激和欣慰的神色。纪凯在车站接到春禾后，又一同去看望她，三人在一起谈了很多相互宽慰的话，她眼泪汪汪地向纪凯俩诉说了在别人面前无法诉说的苦衷。然后告别她，住进了由她给他俩在车站附近所订的一家旅社。进到房间，春禾就抱住纪凯又高兴又伤心地说：”这段时间老接不到你信，我不知又出什么事了？”纪凯安慰她说：“我都已经到了底层了，还会出什么事？唉！只是这个调动，事前都不知道，事后又定不下确切的地址，所以耽误了。”其实纪凯表面上安慰春禾，心里却相当难受，想不到处分解除了仍然如此，但实在不想让春禾也为此难受，因而强颜欢笑地换了话题，特别是对张兆昌一家的遭遇深感同情与惋惜。此外，春禾也对纪凯诉说了自己近况，行里对她和纪凯的来往，有人仍持过去的观点，甚至想要以团的名义，开会整她，后因有人不赞成，说春禾都外派到工作队去了，何必多管；有人则认为纪凯已不可能再回银行，两人分离是必然的，竟一味的讨她的好，追求起她来。春禾对纪凯说：“这些人不知道怎么想的？一厢情愿到如此地步，难道一点也不清楚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纪凯想，这并不奇怪，他们的想法是附合世俗常情的啊！那夜，他俩抱在一起含着眼泪谈了很多不想谈、不愿谈而又忍不住要在心爱人面前倾谈的心里话，同时相互勉励，忍痛地做了一种思想准备：仍要有分居两地的长期打算，因为这贱民生涯的结束遥遥无期。

春禾回衢，纪凯也赶紧回到工作岗位，认真做起那个劳动队的事务长来。这个队有两位新到任的年轻队长，他们对石屏秋和纪凯这些解教就业人员有所同情，相处颇好，因此工作生活得比较轻松。但就在这时，石屏秋因到江山城里购买宣教文具，不幸遭遇车祸而丧生。尸身运回工地后，通知家属前来措办办后事。队部因纪凯与石原是好友，又同是解教留场人员，就派他接待石的家属。石家来的是石屏秋的妹妹及其男友，都是国家单位工作人员，他们来了提不出什么要求，只要求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纪凯把这要求上报领导，竟被队部的主管领导严厉地驳斥了下来，说“难道不知自己是什么人吗！提这种要求。”这给纪凯又一心理打击，证实“摘帽右派还是右派”这一说法不假。本来在那种境况下开追悼会并无很大意义，而队部的批驳，却说明解教留场人员，仍被注于另册，不在人民大众之列。纪凯只有凄苦地看到山脚焚尸的烟尘和失望离开的石家亲人的背影，埋下对自身处境的压抑与忧虑。

广阔的红土丘陵，划出一道由人流组成的长线，远远的向前延伸。无数像蚂蚁般组成的人流，都在辛勤的劳作，有的挖泥有的挑土，有的平基有的压路，好一片兴旺气象。在这样贫瘠的丘陵地带，找到煤矿，迅速聚集劳动力，展开奠基工作，跟着来的就是开挖原煤，兴建厂房，生产能源，振兴经济。不是人民政权怎能办到？受益百姓，怎不叫好？可惜的是所有这些都在急燥冒进思想、好大喜功作风的基础上进行，结果劳民伤财，一无所得。幸亏知错就改，一声令下，全部停工，凡劳改劳教农场调集的劳动力，数日之内全都撤离。但又不完全回到原来农场，纪凯单独被调到九峰农场，在九峰农场待了三个月不到，又单独被调到叶村农场，在一生产大队担任统计，约半年左右，又调到蒋堂农场设在金华城里的积肥队。在那里待到1962年初夏，又调兰溪县的缸窑农场。

缸窖农场比较大，人数也多，而且全部是劳改劳教就业人员。好像主管农场的领导部门，想为如何做好留场人员管教工作而努力着。纪凯从积肥队调缸窑农场后，又回复集体组织生活，不像以前那样单独的调来调去了。后来又奉命参加林业组，调集机关学校来的人员十余人，由以前从抗美援朝部队中判刑留场的陈农当组长，派纪凯当副组长，大约也是为了做好知识分子留场人员的工作。从而认识了周甘霖、仉嘉衍、鲁夢僧、王文波等知识分子，并成为好友。同时还以林业组为基础，组织过大型文艺活动，演出全本话剧《智取威虎山》，纪凯在剧中饰演首长203。在那缺乏文化生活的年代，这种临时凑拢班子想不到也曾轰动过附近农村。看来主管单位真想将“改造、新生”搞出名堂，但并未坚持做好。到1963年时，又一新措施实施，将所有解教留场人员调回十里坪的蒲塘大队。这个大队有管政治、管生产的多个队长配备，为首的席队长颇有水平，领导有方。他曾在一次小会上受到纪凯的顶撞，因那时的纪凯对自己迟迟不能回家有所抵触，非但没有给小鞋穿，而且在纪凯离场回家事上，毫无刁难。在纪凯获准离场时，还指派纪凯的好友周甘霖到湖镇送行。周甘霖与纪凯落实政策后都享受离休待遇，来往频密，成了莫逆之交，还一同去看望过席队长。

从1960年1月解教留场到1964年5月回家，总共4年零4个月，比实际劳教时间整

整长了两年半。在此段时间里，从十里坪农场开始，前后去了江山筑路队、汤溪九峰农场、叶村农场、金华农场积肥队、缸窑农场、最后十里坪浦塘大队，共待过六个地方，长短不一，遇到的人和事，悲喜皆有，不一而足。春花自在江山一别之后，除了九峰农场因临行匆忙没有联络好之外，其它既开调动过的地方，春禾全都去过，有的一次，有的二至三次，成了特殊形式的流浪家庭。两人在悲欢离合中，经常出现常人意料不到的一些事情。举例简述：

一是：除了江山旅社之外，春禾所到之处，无一像样的房间。在叶村，借住农家杂物间；在积肥队，存放农具室；在缸窑，由难友的家属宿舍让住两夜；在浦塘住田间的地瓜守望铺。床也都是用石头、板凳、稻草临时铺成，洗漱饮食，更是最简单的应对。这种穷困不安定的生活，一般人都会感到怨苦，而当年的纪凯春禾，非但没有怨苦的感觉，反倒充满别后重逢的很大喜悦。尤其是春禾，她总是把简陋的居室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随身带来的日食用品安放得妥妥帖帖，好像迁入新居似的。

二是六一年冬天，春禾去杭回衢，约好在蒋堂车站接车。纪凯从叶村农场走五公里路赶往接她。那天下雪，而且越下越大，整个农村成了银装素裹、万籁俱寂的世界。纪凯兴匆匆毫不顾虑下雪的赶往车站，火车站公告这班车暂停在前一站，候通知决定是否开行？纪凯着急地想，如果火车停开，两人岂不就要分别在车站和车上过夜？为此好一阵焦急。后来总算通知火车已向本站开来，纪凯一听，真是大为振奋，立刻冒着风雪到站台上去迎候，焦急地看着车头从远处白茫茫的雪原里钻出，开进车站。火车一停，下来的旅客很少，一眼就看到春禾，纪凯奔了过去，握起她手，髙兴得连忙出站，一起朝村道快步走去。开始时，只顾髙兴的一面谈天一面快步向前，后来雪越下越大，天也越来越黑，道路渐渐被雪淹没，不见了来路和去路，每走一步都须得先用脚小心翼翼探一探再走。纪凯意识到情况糟糕，这样走下去十分危险，万一不慎失足跌进路边水塘，那就会遭遇极大危险 。纪凯后悔没在车站附近找旅店住下，春禾这时也着急了。在这大雪纷飞，前途后路都无法分辨的时刻，两人都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两人立在黑暗的雪地寸步难行的时候，忽然听到有脚步声从后面传来，是一个青年农民，他手持一根木棒，快速走到纪凯春禾面前。纪凯像见到救命恩人似的叫住了他，他知道两人已处困境，便对纪凯说，你们跟着我走。并很好心地走走停停，拿着手电前后照着领着前行，在他带领下，不但走得稳而且走得快。一直走到房屋和灯光都多了起来的地方，青年农民站住，对纪凯俩人说：“我要同你们分路了，你们一直朝灯光多的地方走，这段路没有水塘，放心好了。”说着他慷慨地将木棒送给纪凯。这种险境，这个好人，真使险境中的纪凯为之大大后怕和感激！如果没有那位好心的青年农民，纪凯他俩将会怎么样？很难说呀。

三是1962年在缸窑，春禾也是到金华出差回衢路过，借机探望纪凯。缸窑距蒋堂车站是五六公里，离汤溪火车站约六七公里，呈三角形。早车很早，七点来钟必须赶到车站。因此晚上睡觉起来看了三次手表，天不亮就起身走上黄土路，赶到蒋堂车站。纪凯一直送春禾登上火车，听火车鸣笛将要启动时，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在车门将关上的那一刻，纪凯奋力地跃上火车，一把握住还在车门口春禾的手，春禾不解地看着他，纪凯说到汤溪下车。这样，纪凯和春禾又多了十多分钟相聚。到汤溪车站，纪凯只得下车，从汤溪回到康窑。那时他们已都是30多岁的中年人了，这种分秒相争，依依难舍的情景，恐怕在青年人里也属少见。那大约也是一种心理创伤，特别珍惜两人相处时光，相互依偎，唯恐再有不速之客在他们生活里凶恶出现而有所担忧与恐惧吧。

漫长的苦难历程，纪凯和春禾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俩切盼早日结束却漫漫无期。为此在一次路过总场时，春禾建议去拜访一下总场寿秘书，想探个究竟。寿秘书为人文雅而有礼貌，他把纪凯春禾当客人一样接待，很温和而委婉的回答春禾提出的问题，但不可能给予实质性答复，然后将两人送出大门。寿秘书的态度给两人留下温慰，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另一种形式的苦难历程，还要继续。

十四、就业于衢县农场

据十里坪农场管教队长告诉纪凯，在他解教时，农场曾与原单位联系，是否将纪凯调回银行，但银行没有同意，便只有留场。按劳教条例本来就有改造好回原单位这一条，这也才是劳教这一最髙行政处分与判刑劳改的区别。但实际上别说这个，把劳教等同于劳改认识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认为，劳改劳教即便已经刑满和解教不还都是阶级敌人，怎能重回革命队伍？酆树林之流，当然更是这样想。这次批准回家，农场领导特准假让纪凯先行回居住地择业，以免成为无业游民，公安农场还是很讲政策的。纪凯同春禾商量结果，还是老老实实地通过县人事局的安排到县农场当农工。春禾连让纪凯在家待业都不愿意，因为如果户口放在衢城家里，就得受当地居委的管理，他们也很可能仍把他当劳教分子看待，扫大街搞公共卫生的劳役就要被派到，这对春禾来说，实在难堪。纪凯完全理解，虽太不愿意仍去务农，但还是比较髙兴地到县农场农业队去报到了。

这个县农场，范围很大，分布颇广，东南西北门郊区都有它的下属单位，农、林、牧、副、渔俱全，外加汪村中学附近的一个独立生产队。应该说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农业大企业。在这样的企业，当个农工，罪余之人，实在已经不错了。而且，县农场是普通国营农场，它没有以前那些农场的压抑的专政气氛，来往聚集的人群，大部分都是老实粗鲁的农民，讲究的还是农村传统习俗，也不像行政干部那样把路线、立场等阶级斗争放在嘴里。虽然也有右派和有问题干部下放在这里，但平常还是和和气气，可以平和相处。更重要的是纪凯总算回家了，结束了和春禾的分居生活，同过去那种流浪式家庭作了告别。至于劳动他已习惯，没有很大的阻难。因此，纪凯在县农场一二年后，又做起安分梦，心想就此做个农工到老了退休也很好，不要再东调西调当场员就满足了。然而，真像俗话所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运动仍在继续，而且越来越趋向严重，最后竟发展到难以想像的文革动乱。从中央到地方，不但是纪凯，连春禾也被卷进了运动的漩涡，受到意想不到的巨大冲击。

纪凯报到以后，被分到北门农业队他用带去的铺盖在集体宿舍里占了个铺位，白天跟大家在田里劳动，晚上大部分时间回家休息。在一起的职工有男有女，一般都友好相待，也不多问什么。劳动却是实打实的水田作业，是纪凯比较害怕的。农民出身的生产队长比较体谅纪凯，总派他做适合他的工种，比如插秧时就派他挑秧等等。工休或闲空时就在大寝室的铺位上看看书报，过得倒也自在。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为了照顾还是什么，将纪凯调到汪村的农场生产队。在那里人少单位小，队长当家，没有场部那么正规，要自由一些，地处南门外四五公里，纪凯有个小隔间，但也大部分日子回家睡，因有自行车比较方便。在那里待了半年，到1965年春，又调到西门外的河西园艺场，在那里一呆就是12年，才又调回场部。

该园艺场范围较广，有专职干部领导，下辖八个生产队，纪凯被派在离城最近的第五生产队，专管柑桔地，也种有梨和西瓜等水果。队长都是文化不髙的壮汉和能干妇女，他们都带头干活，比较朴实。队里有一位中学教师，是尚未摘帽的右派；另有一位邮局干部是因贪污问题被安排到农场的，他俩年龄较大，身体稍差，都做轻活。纪凯却是和队长一样拉车挑粪，毫不含糊，是队长看重的劳力。有时还派他主持一个工地，同时因为柑桔队常要雇佣家属工和临时工，又派他担任记工员。别看记工员和农工一样，却很受临时工巴结，因为关系好会得到小照顾。在这种情况下纪凯过得也还算愉快，脑子里想着，还图什么呢？就这样安分的过下去也不错。但文革动乱来势凶猛，平静的农场一下子变成哄乱的造反基地。造反派利用这一大农业企业的人力物力，组织起由他们指挥的民兵连队，争权夺势，积极地搞起“革命斗争”。为了师出有名，他们首打早就已经打倒的浮头鱼，连带摊上在位的当权派。因此农场所有有问题的人员和场部主要干部，都在首打之列，纪凯当然没有了原先的宁静，安分梦又被粉碎，变成了专政对象。不准回家，住进指定的“牛棚”，由专人管制集体劳动，而且还早出工晚收工，减少中途休息以延长劳动时间，加以惩罚。这还不算，在十分紧张而又恐怖的一天，衢州城里居然搞起“牛鬼蛇神”大游斗，那种世纪之前就有过、早被唾弃的野蛮斗争。各单位勒令所有被揪斗的对象，按地、富、反、坏、右再加走资派的次序排队押送着沿大街喊口号游行，每到一个十字街口，就强迫他们站到板凳上自报姓名和“罪称”。农场当然不会落后，预先将各下属单位斗争对象押送到北门场部，集中训骂，然后由一些积极的男女职工，用剪刀把他们的头发剪成阴阳头，排队上街。这时纪凯亲身感受到农场职工这一朴实群体在外界压力下很快发生的人性变化。本来对待这些斗争对象，都比较客气，像普通职工一样，吃饭劳动一起，喝茶递烟随便，老王老李热乎乎的相称，但在那声势下立刻变得敌对起来，脸色冰冷，言语粗暴，有的还手打脚踢。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受到了教育，觉悟提髙，分清了敌我。

纪凯在劳教、解教留场和回家之后，想不到还要受这种更髙程度的羞辱，异常伤心。而更为焦虑的是春禾的处境，当时却一无所知，不知她怎么样了？要是也像自己那样，如何是好？后来知道她确曾度过了有生以来所遭遇的最为凶险的一天。春禾从袁家逃出后，与袁家再无联系，但在填表时把寄养关系说得很清楚，那时认为，参加了革命，应对组织忠诚，同时也体现了自己与反动家庭绝裂的思想觉悟。但动乱时说她离家出走已满18岁，到了担当罪责的年龄，因此将黑锅扣在她的身上。更荒唐的是袁家虽属反动家庭但没有土地，却以地主的帽子给予扣上。在”牛鬼蛇神”大游斗时，竟然让她带着地主的袖标游街。这对一直来工作优秀，中支时还曾经越级提拔的她，如何经受得住！游街之后，又令他们坐在一起，批判学习，直到夜间9点以后，才释放回家。春禾痛苦地想得很多，怎么也摆脱不了这冤屈给她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羞辱。她沉重地走回当时租住的房间，路过平日很熟的邻居老夏家，也无心与他们招呼。邻居夏兴隆是汽车站的检查科长，中共党员，其妻是店员职工，平日很熟，常在一起交谈。当时虽还房门虚掩，但春禾没有心情招呼，只顾进入自己房间，一进房就倒身在床痛哭起来。这时，有意在等着她的夏兴隆夫妇轻轻跟进，坐在床前，不停地劝慰，拿着国家领导人都受着残酷迫害来宽慰春禾。一直坐到深夜，见春禾情绪有所稳定后，才回自己的房去。当时那种情境，如果没有这对好心的夏氏夫妇，真很难说春禾将怎样度过那个漆黑的夜晚？那段时间“落井下石和痛打落水狗”几乎被当成圣经，不少人是会对揪斗对象施以轻侮的。而夏氏夫妇不仅没有，反倒有情有义的来慰勉一个受难的人。这一义举，纪凯春禾直到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同事里面。有一天突然勒令，所有揪斗对象前往县府去搬运长靠背椅，有力气的一人背一张，体力较弱的两人抬一张，背到五公里之外的五七干校。这种可坐四人左右的靠背椅，少说也有40公斤，而且体积庞大，很难着力，別说机关干部，就连搬运工人也难对付。造反派竟下作地用这方法来虐待揪斗对象，特别是作为押送人员的农场民兵队长郑远生，手握木壳枪，耀武扬威地强迫被揪斗的县委书记董炳予、县长刘景春都得一人背一张。董、刘为难时，他大声喝斥，俨然凶神恶煞似的。银行当然也同样要去服这劳役，负责指挥的正是原来的出纳股副股长章启旺，他是党员，军人出身，曾经是春禾的得力助手。他在集合队伍时，态度极严厉地命令春禾留下帮厨洗菜。春禾还以为这个老同事，原本很尊重自己，今天也打落水狗了，委屈地离开正在集合的队伍。待到章回来后，到春禾身边悄悄的说：“你吃得消那劳动吗？”春禾这才知道他是别出心裁的保护她，这也正是真情现于患难时。

那真是个动乱时期，人性扭曲，乱象环生。真正的牛鬼蛇神，如同潘多拉魔盒打翻一样，放出群魔在全社会乱舞，什么欺上瞒下、混淆是非、遮掩劣迹、冐功顶替、无限上纲、戕害无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等难以想像的恶行都假以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到处泛滥。在北京发生学生打死老师、儿子踩断乃父肋骨的凶信，都以暴力革命的胜利在传播。在农场亲眼看到场书记王兴仁被殴打在地，全身痛得睡不上床；揪斗对象王维清，被打得趴在地上，到天亮才由家人扶回。纪凯虽然没

纪凯与女儿在河西农场桔地

在中河沿家中院子

有受到这样的殴打，但却被扯进一幕丑剧中去。

上面说过河西园艺场配有专管干部，他名叫姜复兴。解放前在青年军任职，解放后参加工作因历史问题，被贬到农场当普通干部，并不得意，但运气好，没有顶上指标被“运动”清洗。他妻子许兰英一直在春禾主管的银行出纳股工作，是老同事，相处颇好。这种关系本可有所关照，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运动中抓住纪凯的把柄，借题发挥，想以打击纪凯来表现自己的积极，达到逃避自身被揪的目的。那天他抄录了纪凯床头张贴的一则鲁迅语录，里面有句“如天上没有了太阳，我便是唯一的光”，他借此连同有次雨后纪凯在丘陵地上看到山溪溪水迅疾而下，而感叹说了句“一涨一退山溪水，一反一复小人心。”就大做文章，上报场部说纪凯语出反动，影射不平，辱骂社会主义。并组织全分场批斗大会，当时还请来了场部新来的诸葛书记，所以会场较有规矩，纪凯只被几位积极分子轮流胡乱的批了一顿，并未挨打。批斗之后，姜大约不够满意，又布置写出大字报，派专人到银行張贴，同时会同银行人员抄了纪凯的家，企图连带打击已被揪出的春禾。可这种事情当时已司空见惯，且纪凯春禾都与当时斗争要害无关，因此两天之后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不久，运动深化，不知怎么一来，姜复兴自己也以反革命分子身份，被造反派押送到揪斗对象们住的“牛棚”来了。造反派交代牛棚组长黄开化对姜必须严加管制，还交给一副手铐备用。黄开化在大家就寝前，就用手铐将姜复兴拷上，姜起初不肯，后来哀求，都得不到黄的同意，只一口咬定说是造反派交代下来的，旁边的“牛鬼蛇神”们也不给姜说情，姜只得睁着像死鱼般的眼睛，让黄拷了双手再睡下。纪凯很有些可怜他，但也没有给他说情。说到黄开化实在好笑，他原是新安江移民过来的老反革命分子，造反派叫他当组长管牛棚，是有意要“揪斗对象”们好看，弄个老反革命分子管你们，就是要你们知道你们有多反动。其实这个老反命分子是个冒充货。反革命怎么也有冒充的呢？他年轻时被抽壮丁到国民党部队当兵，几年后回到村里，吹牛说当了连长。就这样，在土改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他急了，叫冤枉要求改正，但改不了了，这样就一直成为村里的反革命分子。移民到农场是整个村来的，村干部、生产队长连同划定的成份一起带了过来，在河西园艺场落户，成了姜复兴专管下的“反革命”，大约姜复兴一贯歧视他，给他难看，因此得此机会不顾以后将会怎样就加以报复。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成了悲喜剧，看看好笑，想想可悲。

纪凯在上述事情中，虽有惊无险，没有吃大亏。但以前的安宁却已丧失。许多时候是以被管制对象来对待的。有一次场里发生右派自杀事件，被责令同几个揪斗对象一起，抬棺到荒野埋葬。那天虽然晴朗，但属初冬时节，西风习习，有点刺骨，颇有寒意。在那荒野，不禁引起纪凯的联篇浮想，痛觉人生之可悲！哀叹：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个自杀的右派名叫祝尧庭，原是衢县法院的法官，划上右派后，其妻与他离婚，已有的一对子女离婚时跟着女方，后来他在农场劳动已经稳定，便又转由父亲抚养。祝为人能干，与场里干部职工平时相处都好，淡化了敌对界线，因此他同一个当出纳的女同志叫欧阳卿的谈起恋爱，彼此已经热到谈婚论嫁，但文革火焰的突然烧来，欧阳卿变了心，与牛奶场的陈金水好上。这下严重地打击了他，加上连续来的文革斗争，雪上加霜，最后痛定思痛，走上了绝路。他的一双儿女，那时一个10岁一个12岁，长得都很可爱。就在儿女熟睡之际，他先用电灯线自毙，烧成短路，没有致命，他复又用绳子上吊，终是成功，可见他自绝之心的坚定。同记凯一起为他抬棺埋葬的人，都非常叹息他的轻生，但也自慰的觉得对他尽了最后一点同事之心。

祝尧庭真正不幸，他死了以后，局面就逐渐缓和。文革运动的重点转移，对所谓的浮头鱼管制放松，派别斗争乃至相互武斗趋向严重。纪凯等揪斗对象都从集中的“牛棚”回到原住的地方，行动也比较自由了；春禾她们被集中到农场劳动，后又以五七干校名义加以处置。春禾来农场劳动前，被造反派头头公开宣布摘掉地主袖标，大约知道没有地主的根据。同道来的有银行和城关区政府的揪斗对象，唯独春禾没有袖标。春禾到纪凯农场劳动时，曾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这两夫妻给人带来既同情又复杂的感觉。后来，纪凯等农场揪斗对象，生活与劳动都渐趋正常。到1969年6月19日，造反派忽然将纪凯叫到场部，单独宣布对他解放（也就是解除揪斗的意思）。纪凯莫名其妙，怎么对他一个人宣布解放呢？其他大部分人都没有开过斗争会，而纪凯还经过专题斗争，并被贴大字报到银行加上抄家。可见处理他并不以这些为主，更重要的还是像十里坪选他去银行和最早解教的根据有关。

1976年10月，云开日出，粉碎了“四人帮”，纪凯仍在当记工员，还被调到场部会计室帮忙，为了搞奖勤，他担任奖勤记录和奖金计算工作，很得新任叶书记的赞赏。1978年，朝霞红艳，党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11届三中全会，宣布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勇敢地肩起历史担当，以胡耀邦为首的髙层领导，力主贯彻。1980年，极大的惊喜降临到纪凯头上，1958年对他的最高行政处分被推翻，纪凯平反啦！！！重回银行恢复公职，从此结束了22年的苦难历程。

十五、回到农业银行

纪凯平反后，对是否回银行有所考虑。“你不是不要我吗？我为什么硬要回去？”春禾也有这种想法。其实这种想法是有点怄气的，并不理智和恰当。处理他的人不在了，时间也是过去的时，再去计较，岂不有‘刻舟求剑’之嫌。当时第三次分设农行，行长是原区委书记龚连生调任，副行长是农金股长冯照华提任。干部很缺，春禾又正好分到农行，熟悉纪凯情况的冯副行长向行长推荐纪凯，行长就找到春禾与她商量。毕竟银行工作熟悉，不必另起炉灶，还是回农行的好。恢复公职是异常欢欣的大事，择业是小周折算不得什么。纪凯报到后，先分配在计划股，股长朱孝义，要纪凯看看文件，熟悉熟悉情况。纪凯捧了一大叠文件，逐一翻看，大约看了一周，并与原来认识的多位老同志交流，总体上觉得自己虽然阔别多年，银行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基本未变，只是存贷业务量相应增加，由农行直接领导的信用社业务有了普及与延伸。计划股除了通盘筹划全县农村资金的流动使用外，还兼着调查研究和简讯刊发。那时衢县还不是地级市，属金华地区管辖，是金华地区西部的重点县。纪凯在计划股时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搞调研、写简讯等工作的一员。这既是老本行也是他兴趣所在，因而得心应手，很顺利地接手了工作。

这次平反，当然大大的不同以前的解教留场和离场回家，其喜悦之情，无法相比。纪凯春禾有一种总算熬到头的异常轻松的感觉。因而对于眼前的所有景物与人感觉都是明亮光辉与和睦友善的。他们首先把这特大的好消息，告诉了所有亲人，亲人们都很为他们高兴并书信祝贺。那年春节，他们带着女儿晓春开开心心地到杭州和临平、塘栖转了一圈，高髙兴兴地回到衢州。大形势转变以后，春禾处境也大有好转，她从衢化办事处调回衢县支行，仍当出纳，因为熟悉出纳业务，实际上成了股长助手。人农两行分设后，她调入农行，行长知道春禾的经历，就把会计出纳股的出纳业务交由她负责，后来又委任她副股长，负责出纳、现金调度和金库管理。在找她谈话时，春禾婉转地说：”中心支行时就被提过，现在无必要了吧！”行长则说："有职务，好办事。"因此，行里特地在新建的农行宿舍里分配了一套住房给她，搬离了原来的中河沿宿舍。

说到住房，曾经有过较大的波折。那是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之后，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又尚未很好展开的时候，各行各业，都要弥补亏欠，重整家业。员工的住房问题，很快提上议事日程，银行有钱，先于其他单位，建起员工宿舍。但因粥少僧多，分配住房成了难事。在制订方案时，先要求登记，后进行调查，最后由领导审查决定。春禾租住的卫宁巷房子，不仅窄小，而且房东已经在催还，这一情况，当时的会计出纳股股长徐圣陶已经作为困难户登记在卷，似乎分新房是没有问题的。但到正式分配时，却没有春禾名字。春禾向分房小组讨说法，但没有人出头应答。纪凯那时还在农场会计室，知道了忍不往跑到秘书股长袁仲信家追问，袁答不出什么理由，吵了一架，不了了之。第二天在大办公室，副行长盛志炎为此拍桌训斥：“怎么啦？想闹啊？你要，我们偏不给，你不要，我们偏给，闹什么？要不要讲阶级斗争了？”春禾听了，气得睡在床上一天起不来，打电话给在组织部工作的蒋荣梅，要她帮助调出银行。蒋知道情况后，立即要求已是银行行长但尚在县委借用的陈志高回行处理。

陈志髙行长到行里带了秘书股长袁仲信一起到春禾租住的房间，向春禾道歉说：“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并提出将分给他的那套房转分给春禾，春禾怎么会要行长的房呢，陈行长又折中的让春禾搬进中河沿的老宿舍，原谢信友住过的较好的两间房，春禾只好接受。不两天就请人帮忙搬离了与夏兴隆家合住的房子。果然这是老式洋房的第二进，一楼一底两间房有60来平方大，周围环境安静，厅堂合用，前面有很大的天井，旁边还有一口饮用水深井，确实是不错的住房。如果不是陈志高作主，分房小组也不大可能分给春禾。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待人，在很多同志思想里根深蒂固，还会很久存在。

陈志高是纪凯春禾的老相识，当年中心支行时期，他就是杜泽营业所的农金员，外貌不扬，黑黑瘦瘦，文化程度也不髙，但他有宽大胸怀，爽朗性格，看不惯的事要讲，见不平的事要管，同事朋友有难处肯帮。另加他的出身成份很好，参加银行工作前是店员学徒。因此他从农金员开始，一路顺风，连续提拔为营业所、办事处主任、县支行副行长、行长，后又选拔为检察院检察长，衢县恢复地级市后，又被新市委选任为市人民银行行长。一路走来，在群众中也口碑良好。在他身上可看到“人既不可貌相，而且也决非文化和学历就能说事。”他同纪凯认识较早，50年代纪凯当农金工作队长到杜泽检查辅导时就已相识。当时的营业所主任是刘照读，年龄大，懂世故，为人比较宽厚，但他对陈志高的善提反对意见有所不满，纪凯知道后，曾与刘说过别看小青年不顺从，可却是实心实意，不像弄虚作假的话。刘听了倒也默然接受，并不为难志高。以后纪凯自己遭难，与陈志高的相识也就到此为止。他一路升迁，纪凯都不清楚。在纪凯留场回家找工作的问题上，好朋友严樟兴说可以找找陈志高，他肯帮忙。那时严樟兴在团石区当区委书记，了解陈志髙。可纪凯自卑中又相当自傲，不知道陈志高地位提髙后还认不认得自己，不愿意用热脸孔去恳求人家而找没趣，因此也一直没去和陈志髙联系。直到春禾分房问题发生后，看到陈志高竟那么热心和彻底的帮助解决了问题，才意识到“地位变人变”并不完全如此。后来，更多事实证明陈志髙在地位改变，权力变大之后，反而更多的出手帮人。如已经贬到农村并已守寡的邵志玲，他一手将她从农村家里恢复进信用社工作；同纪凯一起劳教，迟了好几年才回家的高朝阳，他一手帮助落户到杭州的省人民银行复职。类似事情大大小小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他当地市人民银行行长后，在他手下的老同志，不管你是留用还是落实政策的，只要有能力，他都给予提拔重用，新同志更是如此，是个很有胸坏和气魄的领导人。后来央行与专业银行颇多交集，纪凯发现陈志高不但用人大胆，在业务上也有他的特独一套，有一次因资金短缺问题召开各行联席讨论会，作为人行行长总结时，他仅用三句话给予概括，简洁明了，令所有在座的知识分子干部，肃然起敬。纪凯在农行搞金融研究和职工教育颇有起色，他知道了，因需要有人搞金融研究，便商调人行，据搞人事的刘来诚说手续都办好了，最后农行还是不肯放。纪凯为此想，如果早点落实到人行，在陈志高手下，处境也许会更好一些！纪凯在农行，也不能说不被重用。开始重视金融研究时，让他负责金融研究；开始注重员工素质时，让他负责在职干部培训班；开始职称评审时，让他参加省行分赴各地市行的职称评审工作组；开始编金融志时，也让他参与；可唯独不给职务。讲起来也难怪他们，他们动员春禾让纪凯回农行工作，确实因为行里十分缺会做事的人，至于提拔，那是另一回事。两个行长都有自己打算一是在他们心里认为，从信用社提上来的骨干和农村选拔上来的接班人，虽然工作上未必拿得起，但不必担心他们其他问题，抓拿得住，放心；二是别说纪凯刚从农场平反回来，就是一批老银行同志，如中支时期就做计划工作的王治

文、做了很多年农金综合工作的方赞尧、曾经担任过龙游县支行副行长，因其妻划上右派而被贬的叶顺华等，都没有被提拔过一个。他们与志髙同志的见识是不一样的。不过尽管如此，没有减低纪凯从事这些工作的热情。但热情还是有被打击到的时候。

文革的极端无序和野蛮，造成改革开放的迫切及其声势的迅然与浩大。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认识上，也就出现，有的先知有的后知，有的甚至不知。银行当然也是如此。纪凯平反后，在初参加农村调查时，就曾遇到过如下的一个情况。那次调查选择的是一个最困难村庄，叫车塘公社的山头舒村。那里一日劳动10个工分只值8分钱人民币，加上自然条件差，饮用水都很困难。他们去时满目荒凉，生产生活都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调查并开会讨论后，纪凯负责撰写调研报告，纪凯在新闻报刊看到过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争论，认为这个村应该采取承包形式给予改革才好。讨论时大家都没有意见，可在写出报告后，有人向龚连生行长打小报告说：“这些人真的没有改造好，提出包产到户，要不要合作化了？难道再回到那黑暗的单干社会？”这话传到纪凯耳里，使他大吃一惊，难道文革结束已经数年，还行这些害人的极端小报告啊？不免有点紧张。幸得龚行长一直与当时的县委书记谢髙华接近，很听谢髙华的话，谢高华是改革开放的闯将。龚行长把纪凯写的调研报告给他看后，非但没有批评，反由他拍板将报告批转各区社，于是那个打小报告的人没有了声音。

怎样成为真正的银行？当时也是比较模糊的。在新时期摆在银行干部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要把银行办成真正银行”的这一重要指示。什么是真正的银行？简单说就是要不断完善，使银行成为撬动经济不断发展的杠杆。因此一系列相应的新任务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其中就有开展金融研究、评定各级职称、加强职工培训等各项工作在内，而对这些工作当时人们并无应有的认识，甚至错误认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但实际做起来又不是一般人所能担负得了。机缘巧合，正好都落到了纪凯的身上。但对纪凯来说，做这些工作正合心意，他喜欢综合梳理文字编辑，而且他认为，这是与改革开放新形势相符合的创新型工作，比做传统银行业务更有意义。因此，纪凯反倒认为应该更多的投入。

纪凯在那两年，担任了两个层级农村金融研究的负责工作。先是衢县农行，那时隶属于金华中心支行，中支将衢农行作为金融研究的重点县，首先在衢县开办学习班，衢县是派纪凯参加。这项新工作一接手以后，引起纪凯很大兴趣，到农村工作时，都有意识观察事物，积累资料，到一定程度便学习撰写文章，并从情况调查引向理论概括；同时组织各种大小不同的金融探讨会。其次，至1985年衢县农行隨县升地级市而改为市农行，纪凯也随着成为市农行的金融研究负责人，管辖龙、江、常、开以及原衢县支行的金融研究业务。尽管职务上没有改变，纪凯自己觉得责任加重，需要更加努力。为了符合身份，督促自己必须写出业务论文，并要得到相关领导的认可。因此不管在办公室还是下农村，都在构思，都在下笔，但当初写出的文章不仅粗浅，还说不清道理。有次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的负责同志赫荫年和刘晓春来衢州检查工作时，好意向纪凯提出批评：”你文章不少，质量不高。”同时帮助他说：”写文章要小题大做，越写越深越写越广而不离题，不要大题小做，空空洞洞，到头言之无物。并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附合逻辑，自圆其说。”他俩的这番话使纪凯受益非浅，当成了写作的座右铭。从此他每写文章，都不忙着寄发，而是再三的自看自改，直到叩问自己已无悬碍，才予寄出。果然有了效果，几年间在省行办的《农村金融研究》和央行办的《金融研究》等杂志上刊登了十余篇文章，稍微填补衢州市农行和自己在这方面的空白。

与金融研究工作几近同时并进的是职称评审。因关乎干部职工选拔任用，切身利益相关，职称评审比金融研究要引起领导和员工的重视，本来不会叫纪凯去担负，何况纪凯已经在负责金融研究，但既要此人有一定业务水平，又要办事公正，实在无合适的人可选，而且金融研究与职称评审在考核干部理论素养时关系密切，因此还是把纪凯派了出去。派去评审中师是需要中层干部才够格的，当时的冯行长在电话里告知省分行是以金融研究负责人的身份派纪凯前去的，之前他不同意建立金研室，不知道有何隐衷？这样以省分行身份去过温州、台州等地，集中住在招待所或宾馆，连日评审该地区各行上报的申报中级职称的资料，报告好坏和附件多少成了审核时的重要依据，这也就使大家认识到研究金融写出论文的重要。审查人先得详读申报人的述职报告和附件，写出评审意见和建议，提供省分行核定。其间省分行对参加评审工作的人员进行了培训、检查及总结，来来去去的忙了半年多才告一段落。开始几年评审工作很规范，但后来几年的职称评审变得改了初衷，对老干部多加照顾以还历史旧账，轻松过关；对现职领导，则以照顾影响照顾职务为说辞，都能拿到相应职称，乃至使职称流于虚名。金融研究也类似，未能像过去那样认真和切实的开展。

与金融研究、职称评审交替进行的就是职工教育。县支行时职工教育工作由计划股兼顾，那时也没有办过培训班。升地级市农行后，增设了教育科，纪凯编制属教育科，但都在具体负责金融研究和职称评审。后因人手缺乏而所办的培训种类又多，就又把纪凯抽去具体负责新职工培训和营业所主任培训，只有电大班纪凯只兼任辅导老师。在新职工培训班上，纪凯作为班主任，每天在上课前写出黑板报，简单综述和评价昨日的学习情况，提出今日新任务，因为都是复员军人，抓得较紧；而在营业所主任培训班结束前，部署人手一文，编辑打印成册，分发大家，所有这些都得到省分行与学员们称赞，没有白忙。而纪凯也因此使自己在临退休前被评上髙师。

改革开放，对纪凯春禾来说，是继“出走四明山”之后的第二次新生。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不会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纪凯可能仍在农场，作为一名农工退休，不可能回到银行从事新兴的银行工作，也不可能为振兴经济、加速建设、强盛祖国作一点微薄的贡献。当然，更不可能获有离休干部这一身份。因此纪凯春禾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精神状态是颇为良好的，但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84年，人生路上的另一挫折，突然袭来，春禾在体检时查出乳腺癌，这真是又一晴天霹雳！纪凯想，做人真是不幸，三灾六祸的，老是跟着不休？这边好了那边又来。难道说我们夫妻就像有人咀咒的那样，不可能白头偕老？心里充满担忧与恐惧，但又怕影响春禾的情绪，在她面前，又故作无事似的镇定。那时两人在农行的处境已较好，经诊断后就马上转到浙二医院治疗，没有耽搁，顺利地进行了手术。在整个治疗、手术过程中，惊动了行内外很多亲朋好友前来看望，有的还住下来帮助纪凯照顾春禾。时当炎夏，酷热难挡，电力又很紧张，别说空调，连电风扇都不许自带，只靠亲人们连夜打扇，稍觉凉快一些。在亲友们的悉心照顾和善待之下，纪凯春禾倍感温暖。住院治疗20多天后便由在杭亲人外甥女沈玲玲接到家里，后又转到昌哥家、侄儿万成家休养多日回衢。真是吉人天相，善有福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休养，渐渐好转，几十年过去，没有反复，平安渡过。从发现到杭州治疗再到亲人家休养的这段时间，春禾坦然面对，未显丝毫焦虑，在术后最难受的两周，也没有听到她的一声怨苦，让人心疼并生钦佩，这也是心态良好战胜病魔的一个体现。

十六、夕照清辉美如画

离 休

离休，是国家给建国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的一种优越的社会保障待遇，又按红军、抗日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划分不同待遇。纪凯春禾就是在建国之前入伍的，本来享受离休待遇没有问题，但因在绍兴犯了擅自脱伍的错误，二次到松阳入伍时,虽仍在1949年9月，却又自作聪明的把入伍时间填写了10月1日这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变成了划定界线之外而没有了离休条件。因此只得把情况反映上去，并找到了何尧良等五个关系人开具证明，请求行组织调查改正（本来有两个证明人就可）。但那时类似这种改错的申请较多，并出现过伪证现象，因此组织部要求除了出具人证之外还必须另有物证。这就犯难了，游击区的物证哪里去找？他俩仅有戴过的游击区符号和袖章早已被抄家时抄走，无处找寻。进而又再请松阳县的原组织部长、县委书记髙峰（后调衢县），和松阳人民银行行长张兆昌（后调江山）等增加证明。但仍要求须有实物根据。市农行相当负责的再度派人到松阳取证，声称只要查到当年食堂吃饭饭票的登记就可。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别说时隔40年，就是文革动乱和县域两次拆并，怎么可能保留当时的饭菜票登记？去了当然没有结果。事情一拖再拖，春禾都已过了退休年龄，组织部表示要将春禾作退休处理。春禾失望地想打退堂鼓，对纪凯说：”算了，退休就退休吧！不烦了！”但纪凯却不甘心。那时银行是条块兼管，省分行也直接领导市分行，纪凯就去省行申诉。原在衢县支行当计划股长的朱孝义，那时已提拔到省分行任副行长，纪凯便向他提出，可他只委婉地叫纪凯找人事处谈谈，纪凯只好公事公办地写了报告递交给当时的人事处老干部科的陈苗昌科长，他客气地收下报告说：“等有结果再告知。”纪凯想这恐怕也不会再有下文了吧。但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等，如等来无法解决，也只好不解决了。老相识谈起这事，都表示同情，并说省长和县委书记都出了证明，怎么还不能解决呢？但也无可奈何呀！过了好一段时间，似乎无望，突然间被告知，这拖延了较长时间的问题彻底的得到了解决，真出乎意料！而且事前纪凯春禾丝毫不知，是事后人事部门告知的。省分行老干部科科长陈苗昌，在受理时并未说要给予抓紧解决等好听的话，但受理以后，详尽地了解了两人的具体情况，埋头查阅众多关于离休的相关文件，找到处理这一问题的依据，终于作出处理决定，得到人事处的审定。然后由陈科长亲自将改正决定带到衢州通报，同时以省分行人事工作干部的身份，到市委组织部联系，收回春禾退休的成命。这样负责周到处理下级行干部问题的做法，简直就同当年庄稼汉大哥将他俩介绍到松阳，不仅写给林县长介绍信，又另外写了给张兆昌介绍信，嘱其照顾两个小年青一样，真是关心到被关心人不知的程度，令纪凯春禾十分感激。陈科长依据什么解决问题的呢？他查找到有关文件，专门有一段说的是“凡擅自脱伍时间不长又未再犯错误而重新入伍者，可按笫一次入伍时间算起。”而这一文件内容，纪凯他们自无法接触，一般搞人事工作的也不一定了解。陈科长为了解决下属机构干部的问题，这么认真查找，十分负责任地做好改错工作，实在难得。从此纪凯春禾把陈科长当成最可敬重的朋友看待，几十年不变。

离休意味着人生工作时间的结束，即俗话所说“船到码头车到站”，要开启另一人生旅程，而这另一旅程却是生命的最后阶段，不免会有恋栈惜别和茫然无措的感觉。纪凯60岁时精力尚属旺盛，又因为他的经历促使他产生继续工作以弥补的欲望，但这不仅是因为制度规定，接替力量也有等待不及的焦急。那时已不像纪凯刚回农行时可比，有电大生很想及早接班，真不愿意看到老人的返聘留用。纪凯明白这一事理，很快将手头工作和办公室钥匙交出，可笑的是这个年轻人竟害怕他再进办公室管事。这时正好人行开始编辑金融志，需要专业行相助，于是农行就派了王治文和纪凯前去编写金融志。同时应聘的还有人行周力民、工行程森康、刘铁汉、中行徐军等已退休人员，另有在职的青年干部滕利泉领头并陪同大家出差到金华、南京、杭州档案馆搜集历史资料，后来也总算像像样样的出了一本衢州市的金融志。接着市农行也仿效着调集干部进行编写衢州市农村金融志，也像模像样的编出了一本志书。这两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在民间借贷方面，未曾搜集到应有的资料，连大体轮廓都难以画清，更别说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情况了。至于有记载的各金融单位的数据是现存的，编志也就加以汇总，比较容易。但如若真要将民间的自由借贷，加以搜集整理，谈何容易？恐怕也不是几个退休返聘的老人所能胜任的。编写志书是纪凯担任的最后一项工作，它的结束，也就敲响了下课钟，这一下课，就真正的离开工作岗位了。

离休以后，春禾倒是真正的做起了家庭主妇，自从她从袁家出走之后，一直来都过着单位集体生活，分配什么房住什么房，公共食堂烧什么吃什么。离休后在分到的住房里，她就一心一意的承担起家务。经过灾难性的挫折，现在一家人能过上平静和睦的生活，她感到心满意足，非但把全家生活安排得妥妥贴贴，而且不论

人行撰写金融志

金融研究年会

是亲朋还是好友，不论老相识还是新结交，都悉心善待，没有任何怠慢。老行长李政民（也就是宣读纪凯处分决定的行长）离休后长期生病在家，出不了门，在职时对人太严，亲近的人不多，看望他的几近门可罗雀，春禾在离休后，特地买了东西前去探望，老李行长感动的对其妻说：“还是姚春禾，对我没有疏远。”另外，有的造反派，粉碎“四人帮”时受到处分，后来回行后，春禾仍一样对待。她认为："站错队，有的主要是认识问题，不是

存心作恶。”如上海人张强奎，是当年省分行第一批派到衢州银行十个大学生之一，跳得很高，被拘留审查回行时，恰好住在一幢楼里，开始时，他不敢面对群众。春禾却好言相对，还请他到家来看刚买来的9寸小电视，后来他回上海，境况很好,还特地邀请春禾纪凯到上海参观世博会，从此来往密切。春禾，自己在文革期间吃了亏，不会迁怒于别人。

女儿在春禾一心一意的管教下，逐渐成长。对女儿的求学、就业、择偶，倾尽爱心，妥加安排。从小到大，从不懂事的孩子到有独立工作能力的银行干部；从姑娘到嫁了丈夫生了孩子建立起温馨的小家庭，直到2023年秋季退休。

50多年来，虽有小周折，但总体顺利，没有出过一次大的过失。最值得宽慰的是女儿嫁了个好丈夫，两人同心同德，既在工作上出成绩，也把小家庭处理得很好，更能把双方父母放在心上，为他们的养老负责，因此春禾纪凯都热爱这个小家。他们有了孩子心妍，就悉心帮助照看到中学毕业。春禾，她好像有一种母性责任在女儿及其女儿的身上，作出应有的付出，才感到不胜自豪与喜悦。

女儿结婚，給纪凯春禾在衢州增加了一门人口众多的亲家，使他俩在离休以后，增添不少色彩。女婿爸爸胡老爷子在世时，常说六个小家一个大家，其激扬情绪，溢于言表。女婿跃武是胡家四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在跃武与晓春结婚时，姐姐哥哥都已成了家，他们都对这个小弟非常爱护，这也就是老爷子说六个小家的原因。大姐建华比跃武大十岁，早年，跃武还是婴孩时，十岁的大姐常用背带背着跃武到银行里，让上班的妈妈喂奶。十岁的小姑娘用背带背一岁小弟的这一情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跃武恋爱时，小姐建秀在答复新婚夫婿陈文华问需要什么时，她提出给谈恋爱的弟弟买套西装。由此看出胡家姐弟，从小到大都有相当优良的关系。说来有趣，晓春与跃武的婚事，还是由两个妈妈促成的。跃武妈妈同春禾都是五十年代从丽水地区的遂昌和松阳县人民银行调到中支的，在一个出纳股，跃武妈妈敬业而又待人和气，因而相处颇好。而跃武晓春又都是两个妈妈看着长大的，两家妈妈都看好对方的孩子，加上孩子自己，心性善良，恋爱三年，就顺理成章的结起了亲。那时两家经济都不宽裕，虽然不讲究旧俗排场，但都倾其所有，没有任何纠葛地办完婚礼，比起上一辈的父母真是天壤之别，那当然是要感谢这个时代。从此逢年过节六个小家都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家，分外热闹。常常老老小小一起出游，一种浓郁的亲情氛围，笼罩在大家身上。跃武的姐姐哥哥连同他们的夫婿和妻子都把纪凯春禾当成长辈，逢年过节上门拜访，送来自做的可口食品，并且有事就前来照顾。一次纪凯生病，跃武晓春正好外出，哥哥跃钢带着新婚女婿连夜就赶来将纪凯送到医院。他们也常以小家名义，宴请和孝敬纪凯春禾。纪凯春禾有外地客人到来，也成了大家庭的客人，每家都热情加以款待。老同事们，知道这种情况后，都翘起大姆指连说“难得难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大，当初第三代的学龄孩子，现在都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事业有成。不过，纪凯春禾因跃武工作调动仍只得离开这个大家庭到杭州养老。

纪凯春禾在离休前后，深感当时的社会思潮比较复杂，这是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一旦解放，如同被包扎的花絮突然散开，杂乱飞舞，皂白难分一样。

纪凯遇到的不光是前面所说对农村合作化的不同认识、银行工作改革的不同看法，更多的还有传统、世俗与现代文明在各类新旧交体之间的冲突。幸得大形势整体平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贯彻得力，生产生活不仅恢复，而且迅速提高，社会思潮渐趋统一，真正地有了朝着党指方向，往前奔的劲头。但新问题还是汹涌而来，很明显的把“一切朝前看”的理念变读成了”一切朝钱看”的现实。而且经不起“向富、致富”的诱惑，竟致“钱眼大开，物欲横流”。因而发展到大的是贪污腐败，小的是子女忤逆，兄弟姐妹为争夺遗产相残的不良现象，屡见不鲜。纪凯俩亲眼见到的就有同行的会计科正副科长因贪污而同时入狱，这两个都是贫苦农村出生毕业于银行学校的年轻干部，本是有大好前途，却因贪念葬送前途，从此一蹶不振。又听说离休干部、前文教局长，在其还未重病不起，子女就吵着要分父亲的存款，气得父亲将仅有的一个存款不多的银行存折摔到桌子上~~，叫人听了摇头不绝。这正说明改革开放，情同建国当年最高领导所提的“进京赶考”一样，是要所有人都经得起考验，拿得出合格答卷的。

离休后，纪凯有了满足阅读愿望的时间，看了不少书，开始还摘抄要点与写读后感，后来没有坚持住，但从中还是得到较大收益。真所谓读书是增加知识开启智慧的阶梯，使之颠覆了很多旧认识，增长了不少新知识。读书同时，他和春禾做了多次国内外的旅游，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杭州老家，更是年年都到，甚至一年两三次。上海姐姐正禾和后来的外甥女娟娟家，则三五年一度，都在亲友子侄们亲切的接待下， 作愉快的盘桓和居住，并由他们陪着逛街与景点。更多的是清茶一杯与知友倾心交谈，尤其是远在广州的外甥万芳，三番五次地邀请纪凯春禾到广州、上海、南京三地的家里小居，少则一周，多则满月，前期因房子小，他夫妇让出房间睏地舖，虽说是小辈让长辈，但使纪凯俩实在过意不起。还担着责任陪同已属高龄的纪凯春禾乘坐国际游轮、游览各地名胜古迹。近年来，更是发展到每年组织一次杭宁沪亲属大聚会，不惜费钱更是费神费力，给大家带来了欢乐，这不仅是经济上的甘于付出，更是情义上的深厚表现。

金华中支的退休行长赵祖扬，专门请纪凯和龙游支行好友叶顺华到他家做客三天。金华分行有意让他请纪凯俩到宾馆食宿，公费报销，赵不同意，夫妇俩在家尽心善待两个本属下级行的下属，并全程陪同到金华各著名景点游览，实属难得。原舟山分行搞金融研究的同事朱绰，在大变革中，机缘巧合地被总行选聘到北京刚创办的信托投资公司任业务副总，于是使他在深圳、温州等地都创下业绩。后来发展到国外名人如栗原小卷等也委托他代理业务。他聪明能干，见好就收。退休后他想到了纪凯，特地从邮电局查问了电话号码，联系上纪凯，到衢州看望。趁纪凯俩在上海姐姐家时，邀请纪凯春禾到他上海橘园的家里小住了三天。后生小辈，数丰谷、晓平最为热络，他俩与纪凯春禾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一直以师生关系维系，直到提拔为处长行长，成为纪凯春禾的直接领导，师生关系还是不变，每年春节都送厚礼拜年，离休至今，几无中断。同时也结交了几位同为离休的朋友，有衢一中离休校长朱子善、航埠区离休干部魏振邦、总工会离休干部江文华以及龙游造纸厂总工汤远来等，因有共同语言，常常互访。特别是朱校长家，在他那放满书画飘有书香的安静书房多次待客，常有微啜香茗彼此交心的愉悦感受。类似如此友朋之间的互相来往颇为频繁，尤其是在农场一起劳动过的知心朋友，如杭州的在农业厅离休的周甘霖、小学校长朱锡三和顾笕飞、中学老师黄莞生、金华浙师大的陈伟卿和寿立群、三门粮食局离休干部倪嘉衍、以及为周甘霖落实政策帮了忙的法官俞毅等，都因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心理，聚在一起，特别开心，畅谈心得体会，大感欣慰之慨。后来在衢县农场相处很好的职工朋友，就近来往得也十分频繁。所有这些难以尽述，不一而足。

纪凯俩离休之后，真的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比在职时更为丰富和充实。这要感谢组织给予他平反，感谢先贤予以增知，感谢亲朋好友们给他俩的恩惠。

左吴晓平，右龚丰谷

团 聚

改革开放后，在大好国策之下，实现了对台三通，使纪凯得以与隔绝40年的亲人重逢，这真是历史性的又一大喜事。纪凯娘舅一家带着弟弟浦儿自1949年去台以后，杳无音信。直到三通之后，才通过美国亲戚辗转寄来浦儿弟的一封家书。信中详细告知了他已结婚生子，育有一子三女的家庭情况，使纪凯大为欣喜。从小一起长大，在同个被窝摸打滚爬出来的亲兄弟，以前不知死活，现在好好健在，而且家庭兴旺，纪凯不但自己非常髙兴，也为九泉之下的父母兄长感到欣慰。可怜他们这个家经过战乱，破碎得实在凄惨。在1988年的初冬，两兄弟终于在笕桥机场见面，像孩子似的相拥哭泣，既伤心又高兴，直到出了机场还无言的抽泣。

1949年浦儿随娘舅一家离开杭州，前往台湾，随空军部队服役。后来遇到了台湾姑娘杏春成了家，当时生活相当艰苦，新房是在台南武庙内用三层板隔成的，房内只有一张床垫，一盏煤油灯，大儿子阿华就在那里诞生。浦儿当时在台南机场，薪水不高，弟媳开杂货铺贴补家用，后来随形势变化，生活渐有好转。浦儿弟军武出生，性格豪爽大方，做事也颇勤快，同事关系很好。他第一次来大陆探亲时，看到亲人们生活清苦，总想帮帮大家。为纪凯家里添了当时很稀罕的冰箱、彩电、录像机等家电，并赠送衣物金首饰等。在八十年代末，就让纪凯一家见到了当时市面上很少见的洋酒、体恤衫、游戏机、方便面、易拉罐、巧克力等稀罕物。他在衢州时，有一天拎着一串螃蟹、两瓶精装汾酒，走在马路上，真让别人羡慕不已。女儿晓春91年结婚时，浦儿弟带着杏春、小女儿及杏春二妹、四妹、弟弟、弟妹等多人来衢州参加婚礼，为婚礼增添光彩，晓春婚礼上戴着浦儿弟送的金链和金牌，大家都说戴着金牌结婚，显得非常体面。当时他的退役俸金大约有台币两万三四千元，折合人民币五千元左右，加上退役之后在一家公司工作10年而拿到一次性退休金70万台币，而纪凯则只有人民币150元一月，相差30倍，甚远呀！手里有钱，而大陆的物价又比台湾便宜很多，一来一去使他感觉自己财大气粗。因此他就大方地想让大家多吃点多喝点多玩点，尽尽心意，其它就没有想得太多。在杭州逢人请吃，都要到体面的大饭店，一桌不够，临时凑两桌，要人“打的”赶来，“的”费他出，人家来不了，他还生气。他穿着光鲜，讲究名牌，爱面子，讲阔气，好喝酒，吃的知识，相当丰富。从年轻就养成军伍的仗义习性，只要手头有钱，化钱请客，客人开心，他也开心。凭良心讲，他真是好心好意的为大家付出，却造成亲友们对他的误解，认为他是有钱的阔老，对他也就有意无意的特别亲热和巴结起来，众星拱月，捧得他晕晕乎乎，煞有其事，莫辨东西。有时他也会说自己是台湾的穷人，但这反被当成谦虚话，更使人认为他是个谦谦君子。如果说他真是大富豪，在物质上给亲友们一点馈赠，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恰恰相反，他并没有这个能力。纪凯看他用钱近乎挥霍，就劝他扣手一点，要细水长流。不料反倒引起他的不满，有的亲友也认为纪凯说这些话是想吃“独食”，甚至几乎被陷入离间他们兄弟感情的旋涡。其实，纪凯告诫他细水长流时，还不知道他的底细，以为他有一定实力，只是作为兄长劝阿弟节省一点以备长用而已。后来知道他说他在台湾是个“穷人”倒真还是实实在在的话。他的“有钱”是一时现象，不是真正的有什么厚实家底。那时正值美欧对华封锁严酷，朝战越战相继爆发，美国将台湾当成听话的小伙伴和战略基地，带动了不少行业的迅速发展，一时窜为有名的四小龙之一，所以才富强了一段时期，工资收入也相应提高，加上他又刚刚拿到公司的一次性退休金，手头自然有腰缠万贯的感觉。那时大陆刚开始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水平还未提髙。相比之下，自然就成了很体面的“临时富翁”。其实他在台湾靠他年俸养家糊口是很紧的，前期不得不靠妻子杏春开小店帮赚，后来儿女长大，都有事做了，经济上才稍宽松。可是又因长子阿华从小在军伍、眷村长大，遭人歧视而扭曲了心态，在学期间就结伙成帮，讲义气，打抱不平，年长月久，误入黑道，又被陷害入狱，因此家境一直没有大的好转。在这种情况下，他领到的一次性退休金台币70万，相当于人民币二十来万，上世纪80年代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他竟毫不心疼地化在大陆探访之中，这当然要引起浦儿家人对大陆亲人的不满。而台湾亲人的不满，大陆亲友根本不清楚。

1994年浦儿主动邀请纪凯春禾去台探亲，他俩非常髙兴地准备行装，将好不容易积蓄下来的五千元，托杭州亲人采购了当时的稀罕食、用品两大箱，作为礼物带往台湾。经广州、香港，到达台湾桃园机场。接机场面，十分感动。

浦儿全家包括纪凯的儿时朋友刘绍基都围了上来，热闹到不知同那个握手谈天好。第二天，纪凯春禾打开箱子分赠礼物时，竟遭到浦儿妻子及女儿不屑一顾的冷遇，还客气地请纪凯春禾将礼品带回大陆，弄得纪凯春禾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台湾亲人认为你二伯二姆妈在大陆化掉浦儿那么多钱，还要来台湾享受！带些不值钱的东西干什么？纪凯春禾知道了这一误解后，真有点后悔去台湾探亲。但那时，能够去台湾探亲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大处说是国家统战政策具体贯彻后的一个佳遇，不很容易得到的;小处说是纪凯浦儿两家人的异地团聚，见到娘舅一家、很多未谋过面的亲人，还有儿时的朋友，以及浦儿后来结交的老兵好友。而浦儿妻女虽心存芥蒂，但都尽了子侄之礼，尽量地提供方便，不但陪同请吃和抽出时间带纪凯春禾出外游玩，年节时人手奉上红包，买了衣物，尽了孝心。那时长子阿华还在台中机场服役，也请假带纪凯春禾到他单位和朋友家吃饭。尤其是浦儿同事杨耀龙兄，大家都尊称他杨伯伯，因系单身，他日长月久的在物质和精神上照顾浦儿一家。纪凯春禾在台三个月，他大方地隔三差五跑来邀全家出外，宴请十七八次，临别还买了衣服送了美金，对他，纪凯春禾真想好好报答他，可悲的是他不久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从台湾回来后，纪凯了解了浦儿的真实情况，坚决不肯再花他一分钱。一起出游，纪凯提出要平摊费用，浦儿觉得没有面子，甚至觉得他自己力量不够而苦恼，想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如筹备开旧货商店等，最后也只能是有头无尾，毫无结果。后来儿子阿华到深圳定居，深圳汪家才算有了一段比较兴旺的时间。可后来因经济上的一些问题，阿华和家人闹得很不愉快，纪凯以二伯身份，加以调停，才又恢复。但这时浦儿身体，日见衰弱，终日卧床，不愿活动，不愿说话交流，有迟钝失忆之状，不但不能再来大陆，对所有事物都已无心管顾。而纪凯春禾也都已奔百岁高龄，不能同以前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前去探望。只能时不时用视频聊天加以互相告慰。如今大陆有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空前提高，纪凯春禾离休后国家给的待遇，十分优渥，而台湾还停留在三十多年前，老兵收入未增多少，家里还得请长期护工，经济上有点拮据，反过来需要纪凯春禾来帮助他们了。好得在深圳定居的他们的儿子阿华一直来都从经济上作出应有的尽孝，加上阿华的三个妹妹，尤其是至今未嫁的小妹芹蕙管家照顾，得使两老安度晚年。历史性的海峡三通，反映在纪凯浦儿这对兄弟身上可喜可悲可叹的一页，已然翻篇。

夕照固然美丽如画，但不无遗憾，然则遗憾是促使人对人性的深层思考。

14年台湾行与浦儿一家及娘舅儿女合影

纪凯、浦儿两夫妻

十七、反思与省悟

较长时间里，纪凯曾相当困惑：“ 路走错了吗？”扪心自问，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没有！”。

历史问题虽成了纪凯的累赘，但最终还是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他曾想，他的身世，有点历史问题，是时势所逼，无奈所致，而且他知过能改，没有怠惰因循下去，是不应该加以苛责的。但他又想，一个社会的颠覆更迭，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大小事情，都搞得非常清楚？抓住大是大非就已不错，小的局部的零散而复杂的，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是不可能事事求准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任何时代都有这一情景的写照。因此，他想他所吃的冤枉，受的罪，从个人角度来讲确实牺牲巨大，几乎被剥夺大半青春。但用历史和社会的眼光看，只不过是大浪淘沙中一粒泥沙的隨浪颠簸而已。党和政府能够改错，就是大幸了，没有必要非去抻个是非曲直。而且平反纠正以后，他所过的生活时间更长，景况更好，当年投奔四明山参加革命的愿景，已一一实现，有很多还是以前所未曾想到的新鲜感受。

纵观现代史，中国像一个蹒跚跛行的弱者，在朝代更迭，政权频易，战乱连连，外寇入侵的坎坷道路上，歪七扭八的走了多少年！几近摔倒在地，无法起立。经不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奋起救援，终无起色。直到共产党的出现，才逐渐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几经危难，颠扑向前，不折不挠的建立起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先进的新中国。不幸又因如何走好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被心怀叵测者阴谋制造了阶段性紊乱，违背马克思主义真谛，民主和科学缺失，“人治”延续，使苦难的中国继续蒙受不轻的磨折。幸亏，共产党内的贤明领导奋起击败反动势力，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在短短期间，形势巨变，实现了几难想象的伟大奇迹。

首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从2005年相当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GDP的8%升为2022年的70%，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大缩短了与之差距。与此同时先是免除了农业税，继又攻难克坚地实现了全面脱贫，这一壮举，使全球各国无不称羡。这都有赖于第一生产力——先进科学技术的解放和迅猛发展。政治和经济在电气化的支撑下，进入现代化的建设行列。电气化，这一了不起的成就，在实现过程比发展国家所耗的时间短了很多；同时着重于新兴清洁能源的建设，如水电、风电、核电和太阳能等，目前已占世界首位；攻克蓄电储能等难题，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蓄能市场，世界储能的中流砥柱。

经济不断上升，国力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髙，军事实力空前增强。强大起来的中国，用自己的实力，震摄了所有侵略势力。不但保护了全国人民的安全，也切实维护了世界和平。

进而在高科技方面又弯道超车横空出世，人类进入第七次信息化革命中，我国先进的5G技术已占先机，在全国范围普遍建设了基站，正消灭死角向纵深延伸，因而有力支撑航天与深海事业，创造了羡人成就；并在多项目科技专题上，都赶超了不可一世的美欧等发达国家，带动了全国人民在生产生活多方面步入新的领域；基础建设更因数量之多、难度之大、速度之快，被国际号称基建狂魔；高铁地铁高速公路车船码头跨海桥梁飞机军舰乃至电能基站能源矿山等等，耳目所及，不仅是发达的东南部，偏角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也在蒸蒸日上；与此同时所有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等先进理念，加速地变成现实，以保证这一良好趋势的持久发展。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才得实现。改革开放后，披荆斩棘地贯彻了无数利国利民的政策措施，致使人民大众在生产生活上都得到保障，并在思想上大有获得感和安全感。

在国际上更是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与民族，髙举反霸权保和平的伟大旗帜，支援贫穷落后国家、振兴其民族；实行“一带一路”和其他经贸合作体共赢等新措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远大的先进理念；与中东、东盟、南美、非洲、印度乃至欧洲及周边各国都保持着积极且富有成效的关系；还进而在伊朗与沙特等矛盾很深的国家间，成功地劝谈促和；体现了大国尊严与大国担当的雄伟气魄。

当然，在大好形势之下，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也仍然不少。如官员贪腐现象，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手，有的还相当严重；分配差距仍未缩小，基尼系数还仍落后；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问题出现短板；社会风气存在不少新的问题。因而被人抱怨、诟病甚至谩骂，别有用心者乘机借此攻击改革开放。其实应该知道在大变革中，有积习难返之一理，积习深而愈加困难；也应明白变革中，肯定要出现新问题及某些乱象，问题是怎样去加以改变？

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回答：“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既要纠正错乱，又须积极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到党和国家不断地在扫除障碍扩展新景，还越来越醒目地擘画新蓝图，成为新现实。如今我们国家空中飞着自制的军用和民用的大小飞机，路上跑着各种国产品牌电车，城乡遍立高楼大厦，风景秀美的公园到处可见，移动支付普遍实行，铁路公路无远勿届，四通八达，从国内到国外，从欧洲到南洋诸国。旅游前景更可乐观，人工智能化正排空而至。新生活的远大前景已生动展现，真是一个并不差于过去曾经仰望的发达国家的美丽的中国。作为中国人真是幸福，现在的所有成就，都福延后代惠及子孙。作为年轻的中国人更加幸福！年轻真好！

有人说这是鸿运高照国运亨通，大家不会相信这话是真的，现实是没有共产党浴血奋斗几十年，那里会有今天的成就？这是以实践的真理标准加以检验才成立的。在文革期间，人们相当悲观，认为共产党并不是早先被先进人士介绍和宣传得那样，不过也是像历史上的某些政团一样，一闪而过，留不下多好的政治财产，对之看法十分灰暗。想不到改革开放，却用实践证明共产党原来真的是大有作为的。

这个大作为不仅在物质财富上实现了空前激变，也带动了人们思想境界的升华，人们不断为梦想成真所折服。像纪凯那样，平反纠正再到离休，增长了不少的新思想和新知识，使他在离休前的十年中，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思想认识得到一定提高。他在改革开放后，吸收了不少先贤的教导，得以破除迷信，颠覆很多是非观，树立和提髙了比较正确的思辨能力。如对平民造反获得成功的朱明皇朝和太平天国，不会一味赞扬；对郭沫若等受人尊敬的髙级文人，不盲目崇拜；对什么是真正的以人民利益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有了必须依照实践这一真理标准加以检验的认识等等。尤其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认识，也从肤浅变得较为深刻。

纪凯他们这辈人从历次政治运动到文革动乱再到改革开放，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真是不幸又幸，起伏很大，感悟甚深。因而在老了以后，不乏反思与省悟，除了上面对共产党领导应有的正确认识之外，也积累提炼了三点心得，经过多次思考和审定，认为颇有深意，值得留念。

一是“良心”一说

良心这个词，真要讲究一下，是说不通的。人的心不会思想，思想是靠脑子的，要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全在于脑子怎么想。“良心”之说，好像是人还没有搞清这些问题时借以代指的，那时大约只知道心，不知道脑。心坏了做坏事，心好才会做好事，心好的人就被称之为有良心的人，久而久之，良心就成了专属名称。凡“做好事，行善事，敬贤良，重德行，疾恶仇，仗义气，好付出”等等的一切善良言行，都简约而为的称为“有良心的人”。今人认识到心与脑的区别，在语言和文字交流中已把思想功能局部转移为脑子，如常人所说：“我脑子在想”、“你是不是脑子进了水了”等等。但并不妨碍“良心”这个词的通用和共识。它仍是代表一切善行的指谓。

有良心的人，做好事对别人好，把好处都给别人，自己就只有付出，没有好处？不是的。有良心做好事并不光对别人好，应该说对自己更好。据说蛮荒时代，人类认识不到这个，为了自我，只管杀伐，结果是两败俱伤，人类几乎难以延续。不知经过多少年，才懂得只有和平团结，相互合作才能共同生存。

这一转变就有“大家讲良心”的这样一个共同要求。生产生活都渐渐建立起了“良心”规矩，人类也就这样延续下去，繁荣起来。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把良心作为人际交往的要求，也是善良人们向后辈训示德育的主要内容。但人源自动物，人性中残留兽性是真实的，兽性一旦被引发，良心就会被邪恶僭越、抹黑，变得“不良”也就是坏了。这说明人的好坏，也就是说有没有良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同外界影响而起变化。

人们在生活里常说“与人为善予己有利”，对人付出，至少会在心灵上得到舒畅，常说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是这个道理。而“有爱往便有福至，有福至则有福来”这一句传统的佛家禅语，说的就不仅是心里愉悦，更有“爱人之人必被人爱”、“予人有利，利禄自来”的意思。大家所说的“好有好报”就是所有善行后果的概括。这在很多影视作品、文艺小说和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俯拾皆是。最有名的丘吉尔和弗莱明的故事，令人震撼。当年丘的父亲要重重报答弗的父亲在荒郊野外救了丘吉尔的性命，弗的父亲认为小事一桩，不接受买农场给他的巨额恩报，丘的父亲转而用培养弗的儿子到伦敦医学院求学作为酬谢，弗莱明父亲同意了。弗来明父亲救的孩子就是后来成了二战伟人，英国最杰出首相的丘吉尔；而弗莱明经髙级学府培养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发明了人类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拯救了那个时代的无数生灵。故事没有到此为止，二战时丘吉尔在非洲患上肺炎，当时肺炎是绝症，丘又拒绝另外的试医，后听说弗莱明正在试练特效药青霉素，就破例请他前来用青霉素医治，结果，立即治愈丘的肺炎。虽然这个故事暖心且励志，但经考证纯属虚构，却是想说明好人有好报，仍是让人很感动的。人们可以在自己和亲友生活里找到很多验证。

同样也有好多事实证明“恶有恶报”，这一“良心”的反面效果。这个“恶有恶报”并不是人们所说：“人在做天在看”那么渺茫，实在是有一种人看不见却含有铁律的人性使然。如上所说，人源自动物，兽性是正常存在的，只不过在长期磨砺以后，修练出有利于克制兽性的人性才成正常。但一旦人性被压制，使之释放出内存的兽性，那就酿成非人的灾祸。有人写文章说文革中毒打老师至死的学生，为什么很多早丧？因为他们在毒打老师至死的时候，正是其兽性被文革中的恶流所引发，魔鬼蜂涌而出，以作恶为乐。但随着社会平静恢复正常，毒打老师的学生的人性开始回归，心底的善良也就苏醒，会与曾经的邪恶，即兽性发生撕咬和争斗，这种撕咬和争斗越激烈，他们便越痛苦，终至无法解脱，便自我毁灭了。奇怪的是这样的事例还到处可找。但这仅是从人性内在的与兽性争斗的记述，邪恶之行，被外在因素的惩罚，亦甚昭著。自古以来，作恶的人，死在英雄义士之手的难以计数，受公正社会法侓制裁的也不在少数，这说明人间自有公道在，再强大的恶势力也不能久存于世。坏人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会“寸步难行”会“无事可成”。他们没有真正朋友，只有欠了良心债的“敌人”，下场当然可悲！人们常说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就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道理。人是这样，企业经营和国家治理也是同样。坦途是要善加开拓的，只顾自己不容別人当然没有前途。因此做人要有良心这句话，看看简单明了，其实寓意深长。

二“实事求是”可谓语中经典

为人做事要讲究“实”字。也即所谓“实实在在”的实，是人人都会讲，事事都会接触到的实。先贤从中又归纳出了“实事求是”一语，把“实”字提炼成了语中精华。其要义，凡办事或解决问题，首先必须“实事”。所谓实事，就是先要将面对的事情和问题本身搞得清清楚楚，然后再来“求是”，求取对症下药，扬长补短，厄兀去蔓，锄强扶弱，匡正怯斜等各种有效的方式方法，以达到做好事情，解决问题的圆满目的。因此这些四字词语，每个字都有它的独立含意和独特要求，真可说字字珠玑。在完成”实事求是”后，再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加以审定。头尾都离不开“实”字，真把“实”字用到了极致。这样的务实实干，当然就会无往而不利，无远而勿届。可惜的是真正要做到它并不容易，因此也常常发生徒有虚名而无实际。

马克思主义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说，实际上就有“实事求是”的内容和因素存在。有人因前苏联诸国执行者的失误加以诟病，其实也应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许脱离实际照搬照套，强调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有效结合，更不应借虎皮，拉大旗，只求虚表，不问实质甚至断章取义，取其所需营私舞弊。现代人有幸见证“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截然不同的年代。后一年代正是在“实事求是”中兴起，做了多少实事，一步一个脚印，不但生产力大大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髙，连全面脱贫的千年难题都解决了。文革年代却是空话连连，大兴“弄虚作假”，以致人妖颠倒，社会混乱，生产落后，生活下降，走向危险边缘。这正证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又一有实字在内的名言的正确。

三为人做事，贵在有“度”

为人做事都应有”度”，“度”指的就是“适合“、“适宜”、“适当”、“适度”和“恰到好处”的意思，古人说的“过犹不及”，指的就是无“度”，“度”既要不过头又要恰到好处。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的“是”，里面都有度的要求，失度则不可能“实其事”，失度也就无法求得“是”。做好事惩坏人同样也要讲“度”，过度或者失度，都会无法达到目的，甚至造成坏的结果。“度”，在自然科学方面，是极严格的“精度”，差不来毫厘分秒，航天航海髙铁车船等，讲究的都是精密之“度”，不能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但它有物理公式，比较易于计算掌握。社会科学方面，则变数较大，就像“实事”的难度一样。从计划到实践，从开始到结束都要讲究“实事求是”，而且要恰如其分地去做好“实事求是”，这就要求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要掌握“度”，而这“度”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体，须得靠人去用智能加以把握，不能一成不变的刻板对待。如尺子，虽是最公平的衡噐，它量出来的长短，却可以不符合衡器的标准而起变化，即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有人一直考试不及格，考了61分受到表扬，有人考试都是高分，考了98分还受批评，这就是主客观情况的变异。“度”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灵活处理，科学把握。尤须把握“度”在动态中出现的“恰到好处”。

这三点心得，纪凯铭刻心间，到老来尤其如此。他自我反思，几十年过来未曾有大的违背，差堪告慰，可以舒出一口长气。

世事纷繁，穷己一生，也仅能识其一角。因此做人：对己，必须谦虚谨慎，好学上进，永不自满；对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衣食住行，皆前人遗馈，及现在各行各业智慧与劳动的付出，必须永怀对人的感恩之心。

纪凯春禾几十年栉风沐雨、风雨兼程，能够健康长寿到今天，除了他俩的坚定之外，是一路遇到了不少好人的帮助。有的真是恩德如山，无他不再；有的在困难时，无私援助，使他俩度过难关。奈何大都人已经逝去，无可报答，深以为憾。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在纪凯春禾的脑里永志不忘，尤其是那些在紧急关头救助了他们，却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恩人。

风雨同舟伉俪情深

影视剧中常会看到教堂主持婚礼的神父，郑重地对新婚夫妇说：你是否愿意成为XXX的妻子或者丈夫吗？无论贫穷、富有、健康或疾病，都始终陪伴他、支持他、尊重他，直到生命的尽头？新婚夫妻会郑重答复“愿意”。教堂的这个仪式，虽只属信教人虚表的一个过程，但神父所问的话，却是有真意义。他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是一辈子相随相依，不论遇到什么变故，都要一诺千金，永不反悔，其实经过这样郑重宣誓仪式的夫妇，并不都能如此。

纪凯春禾，已经做过金婚、钻石婚和白金婚，但他们既没有经过上面所说的神父宣誓仪式， 也没有宾朋满座的结婚宴会，连喝喝喜酒分分喜糖的简单仪式都未办过。但他们真正达到：一经携手，誓不离弃；越是艰难，相爱越深；坎坷崎岖，情志益坚；白首偕老，从不言悔。

他们最早是在一次学生游行时作为看客偶然相遇。那时纪凯20岁，春禾l8岁，一个在游行队伍的这边，一个在游行队伍的那边。不知那来的一种力量，把两人的目光从游行队伍拽向了对方，直到游行队伍过去，也没有离开，最后大约还是春禾怕被人看到，赶忙地走开了。

从此两人心里都留下了彼此的身影，再也无法放下。但甜蜜伴随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的恋爱，是根本不可能被允许的。春禾是袁家养女，而袁家却是临平镇上的一个煊赫门庭，不会瞧得起纪凯这样一个无根无底的小公务人员。因此一发现他们的恋情时，立即采取严厉措施，将春禾软禁起来。本来这种偶然一见而生爱的小青年，见到那样大的声势，早被吓散了，可这两个人不知天高地厚，你吓你的，他们在心里却爱得更深起来。纪凯朋友跟他讲，你怎么会找这个姑娘，这个姑娘要想成功难得很呢！纪凯只当吹过的耳旁风，没有当回事，还告诉朋友，我本没有打算现在就恋爱结婚，我还年轻呢。可奇怪的是一见春禾就放不下了，虽然知道自己条件很差，可不知道那里来的自信，认为两人肯定会好下去，要说依据？什么都没有，要么是她的那双眼睛告诉他的。

他们俩的恋爱既然那么困难，又怎么发展的下去呢？这就靠好心的亲人们帮助了。他们的恋情未被发现前，有她袁家的表姐马樟仙和学校老师卢思前等的暗暗帮助，使得两人隔段时间在秘密场所相会。如有一个星期天，卢老师开了学校分部的大门，将他俩锁在教室里约会；也有他俩自己的相约，偷偷跑到无人的田园山坡相拥谈心。恋情发现后，春禾被软禁，根本无法相见，表姐马樟仙也被禁止和春禾见面。这时，春禾的亲哥哥景昌、亲姐姐福禾出手帮助他俩，用电影里看来的传递情报的手法，比如在特定位置画上约好的符号等等来暗暗联络，秘密的传递消息。现在想，如果没有他们的相助，当时的联络和后来的出走，就很难实现了。

春禾被软禁，纪凯也以作风不正的罪状被开除失业而到处流浪，两人处境都不好，前景十分渺茫。但彼此牵挂思念之情，却日益加深。那年，纪凯到过舟山普陀山和嘉兴南湖，寄住在好朋友钱耀光、章武工作的地方。在那茂林翠竹和一望无际的海滨，或秀丽景色的南湖庭院，无论有多美好的景物，泛现出来的，都是春禾的面孔及那揪心的记忆。而春禾呢！每天面对着桌椅板凳和冰冷脸色，眼前是一片灰暗，而且没有可倾述苦衷的对象和地方。唯一可以得到的安慰就是秘密传递过来的纪凯的消息。奇怪的是这两个青年人尽管处于无望的逆境，却始终没有产生要分手的念头。为了让春禾对纪凯死心，养父家选择了杭州一家开海货鱼鲞店的小老板作为对象，带了春禾前往相亲。春禾为了表示顺从佯装答应，乖乖的跟随着去杭州走了一趟，连那相亲对象的印象也没留下，却赚取了袁家对她看管的放松。现在回想，春禾对纪凯的一心一意其实是一种盲目的执着。纪凯没有父母没有家，真像有人说的没根没底，仅凭一张帅气面孔和他的甜言蜜语，怎能可信？万一是个毫不负责任的油滑青年，那春禾的命运会怎样？关于这一点，认为他俩不应结合的是袁家，而真正爱惜春禾的亲生父母姚家，不但没有一个反对，反而同情并出手相助。这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悖论。同样，纪凯也十分单纯，他只凭着第一接触，就一见倾心，深信不疑。同样，如果这个在那样家庭长大的姑娘，是个好逸恶劳、无法忍受艰苦生活、更会怨天尤人的女孩，那纪凯怎么办？

命运之神给了一个使大家可以放心的答案。纪凯的责任心很强，那怕一饭之恩，他都要图报。早年父母双亡之后，他就想赚钱抚养两位年迈的外婆。抗日胜利后，回杭的老外婆无人抚养，寄居庵堂，他于心不忍，有心养她，但外婆已先逝而深怀遗憾。对春禾，他真心实意，别无他想。被迫分离一年有余，不论到哪里，念念难忘。而春禾，袁家尽管待以好吃好喝，好言相劝，直至厉色相逼，粗暴威胁，也不能让她停止对纪凯的思念。这一对毫无着落的鸳鸯，在风吹雨打而且看不到前景如何的迷茫之中，最后竟然因为一同参加四明山游击队，圆满的解决了上面所说的问题。

春禾出生在姚家，长大在袁家，实际上是个属于小家碧玉型的女孩。可贵的是她没有沾染袁家那种封建骄奢的习气，却秉承了姚家那朴素的分得清是非的善良本性。因此她在后来颠扑难安的生命历程里，得以行稳走远。她遇到纪凯，也许改变了她平庸的一生。同时，她以一个妻子的责任，搀扶着丈夫在艰难困苦的道路上走到幸龄。这对既幸运又苦难的夫妻，所经遇的人生历程，不免令人长叹而又称羡。

春禾从小资质聪慧，读书常受到老师称赞，平常也人见人爱，但她从未出过远门，最远只跟随大人去过杭州，生活得像温室里的花朵，可说未经风雨。这上四明山说走就走的应约出奔，突然逃离生活了18年的袁家，真是破天荒的惊人之举，而且根本不知前途会遇见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准备！为了清清白白地离开袁家，她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不带走袁家一丁点东西。这样一个姑娘，逃出家门，没有一点缓冲期，立即投身到陌生而艰苦的环境里，吃的是咸菜毛笋，睡的是稻草地铺，同虱子跳蚤疥疮为伴，根本谈不上干净卫生，而且随时可能遇到不测的敌情，在人们熟睡的深夜，还要摸索着抓住前面同志的衣服紧急行军。不要讲这样一个稚嫩的女孩，即便纪凯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行。所有这些两人都不加考虑，到余姚庵东会合以后，便由介绍他们上山的尧良哥在第二天送进山区。纪凯担心春禾可能会不习惯而后悔，尽力加以照顾。想不到在这一段山区游击生活里，从没有听到她说过一句怨苦的话，连叹一声气都没有。生理期因没有准备而行军，擦伤了下身，走路困难，也只悄悄地告诉纪凯，没有叫一声苦。纪凯有点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反倒春禾安慰纪凯不要担心。在游击区，经过白区到会稽山燎原干校，再随军解放绍兴乃至后来的回到余姚，转松阳古市，最后调到衢州中支的这四年，他们夫妻俩过着物质上相当清苦的生活：居，无定所，更别说像样的房间；吃，集体食堂大锅饭大锅菜；穿，公家发的蓝灰色或黄色制服；用，国家发的每月一斤猪肉四两黄烟的零化钱（后改为包干制，每月有20多万元旧币，但比起留用人员的工薪制要差很多）。但精神层面上是福有而充实的：解放形势大好，使他们大有盼头；工作拿得起、能开展，相当开心；两个有情人生活在一起，更是甜蜜和幸福。那时，纪凯下乡用的背包，几乎都是春禾打的，打得方正整齐。纪凯从乡下回来，不论三天五天还是十天半月，两人就像久别重逢一样，兴高采烈。先到伙房蒸饭并订了好菜，厨师知道这个纪同志回来姚同志一定要来订好菜的习惯，笑嘻嘻的应承。不下乡在一起时，两人总是同进同出，同在一起搞卫生洗衣服，同在井边有说有笑，一个打水一个搓洗，一起晾晒，不是劳作，情同游嬉。晚饭后，出外散步，两人並肩走在街头，颇给人以幸福之感。年节回杭，就如新夫妇回娘家探亲，带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亲亲热热地乘坐那时需得八九小时到杭的绿皮铁罐火车，一路咣当咣当。累了，纪凯总是把头靠在春禾怀里闭眼瞌睡，春禾也闭着眼睛抱着纪凯，没有一点想要回避众人眼目的意思。

1953年，他俩的工资从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又改为低薪制，两人合起来有一百多万元（旧币，下同），当时食堂伙食费每人每月只需8万4千元，除了给两人添置衣物外，有余钱了。也是这个小家庭开始有“财富”收入，两人不分你我，也没有商量规定，所有收支自然而然的都归春禾掌管。春禾主动给纪凯姨妈和姚家的姆妈分別寄銭。那时生活水平低，物价便宜，纪凯姨妈家困难，二外婆向纪凯提出要求每月寄3万块钱接济，纪凯答应了，同春禾商量，春禾听了，不加思索的说：3万块怎么够？寄10万吧！从此每月都由她寄10万元去，一直寄到1960年姨妈再嫁为止。纪凯的姨妈、外婆对这个外甥媳妇感到很亲，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逢年过节都热切地盼望她和纪凯回家团聚。亲戚朋友有困难时，她也会出手帮助。纪凯想，春禾不但单纯质朴，还是个气量很大的女人，因此也非常为之髙兴。

春禾在工作上很被领导看好。她不仅尊重老员工勤恳向他们学习，工作又认真仔细从无差错，紧急关头，还尽职守责，勇于担当。在松阳人民银行负责出纳股时，遇到隔壁商家火警，惊动全行人员，纷纷外逃，她却坚守库房，一点没有考虑自己的东西。在库房门口等待公安局派来的民警开库将现金一一转移，直到火险解除，才又一一押送回库，那时她才21岁，负责管库也还不到一年，就能如此，确不容易。大约这些情况都被领导看在眼里，1954年实行大胆大量提拔干部政策时，她被衢州地区中心支行越级提拔为副科级股长。

相比之下，可以看出纪凯和春禾在使用上有了区别，纪凯在蒋管区的历史问题妨碍了他，而且他的弟弟和舅舅全家都在台湾，有敌区关系。照那时的看法，春禾的前途比纪凯要好得多，一般讲究实际利害的女人多会产生疏离，可春禾没有，反而对下乡回来的纪凯更加亲热。但事非如此而已，内部的肃反审干还没有结束，外部的反右运动又接踵而起。纪凯的问题一直悬着，没有结论。像一个沉重包袱压在心上，直到1957年11月才以免于处分做了审干结论，并将结论与纪凯见面后归档。这给他俩和所有亲人带来极大的欢欣，认为从此可以不背思想包袱了。可是，未及半年，到反右补课的1958年3月15日，突然又宣布对纪凯的劳教处分。这真如晴天霹雳，使纪凯眼前一片漆黑，感到极度的不安。不仅自己从此跌倒，更要使春禾受到连累；非但自己工作不保，夫妻关系恐也难维持。那时，因一方被划右派受处理以后，离婚的真的不少。有正处谈婚论嫁的，当然就如一风吹过，不能继续；有的婚后感情虽好，为了自己前途不受影响，甘愿舍弃；有的为了孩子，怕影响孩子前途而离异。这好像成了一种风气。然而，春禾毫不动心，连心痛她的小姐姐劝她假离婚加以搪塞，她也不加考虑。然而打击接踵而至，先是人事股负责人酆树林用保不住股长职务来威胁她与纪凯离婚，继而有人认为她同纪凯可能会劳燕分飞而欲择其为偶。更有未婚青年竟想当然地公然追起她来。她都含泪的严词拒绝，毫不含糊。那时她28岁，虽然眼有泪痕，心有难解纠结，但仍不失为有姿色的吸睛少妇。她的做法固然得到不少人暗暗同情甚至尊敬，但也还是有不解的：春禾啊！你究竟图的是什么？

从此纪凯春禾如同坠入深渊似的，从精神到物质都遭到灾难性的打击。两人生生地分离，而且不知要分多久。一个被送到劳教农场强制劳动，一个留在机关遭受各处来的冷视和白眼，职务和管库真的无形取消，还将她作为有问题的干部下放农村劳动。“任你雷轰雨打， 我自挺立不动”，春禾心里只求纪凯安好！并做好思想准备，同姚家阿哥景昌说妥，准备到他熟悉的生产队去当会计，打算等纪凯回来，就在农村安家落户。结果银行又没有将她精简，其编制一直留在行里。春禾在农村劳动时，纪凯已经解教留场，她就争取请假到农场看望纪凯。

纪凯在留场期间，呆过七个地方，除了九峰农场，因时间较短，春禾没有去成，其他六个地方她都去过，有的还不止一次，每次去时都像过节似的特别高兴。在借住的简陋住处，春禾都会把临时凑拢的瓶瓶罐罐安放得像家里一样整整齐齐，显示出“我并不感到我不快乐”的气慨。为此，银行有人想要以阶级路线模糊，用团的名义开会整她，却被另一些人觉得不妥而取消。春禾听到后，当笑话一样告诉纪凯，不加理会。有一年春节，纪凯请假同春禾一起回杭探亲，又喜欢又难受的和杭

州、临平两地亲人亲热的团聚了三天。在杭州时，两人上六和塔去玩了一次，纪凯是受难以后第一次与妻子一起游览胜景，在最髙层时，不禁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忘情地跨近栏杆向外远望，春禾忙把纪凯抱住，轻轻地用一种深情的声音说：“如果摔了下去，我怎么办啊？！”纪凯闻言，呆呆的看着她，紧握她的手，眼睛酸涩难忍。同游人一起走下塔来，边走边沉痛地想：“春禾啊！你要为我付出多少啊？”直到下塔之后，都没有啃声。在如此多次被奚落打击，前景仍很暗淡的情况下，春禾竟然毫不动摇。

在劳教农场六年之后，纪凯才得批准回家另行择业。这六年如“盘点一生”所说，他们俩分别在两地接受人间冷暖的悲苦洗礼，留下不胜言说的辛酸苦涩。但同时也享受到常人感受不到的，那种在受了伤害之后被人用暖手安抚的彻骨的舒缓。可是想不到的更为凶险的后续，在纪凯回家就业之后还要发生。

回家是很高兴的事情，两口子终于可以团聚了。但首先面临棘手的问题是到哪里就业呢？银行，在解教时场部就曾与之联系，遭到拒绝。其他部门无从谈起，最后还是由人事局安排到纪凯最不愿去的县农场，仍旧务农。但总算作为一个农业工人与自己的妻子生活在一个县城里了，还是髙兴地前去报到。在县农场场部、汪村生产队、河西园艺分场劳动生活了近两年，很快习惯了农工们的劳动生活，纪凯春禾也就没有其他想法，只求平平安安的这样过下去就好了。岂知，文革风暴突然降临，这对只求平安过日的夫妇，再次遭到无情打击，受到的屈辱竟然比前更有过之，特别是春禾也被当成阶级敌人掳了进去。她从袁家逃出，是在被软禁的时候，本属背叛并脱离了与袁家的关系，是思想觉悟，进步的举动，后来的工作态度也相当不错并得到提拔重用，怎么仅因她离家时已满18岁，就叫她来担负其旧家庭的罪责？即便一定要她担负罪责的话，袁家也只开店担任伪镇长和码头把头，没有土地，并非地主，又怎能要她戴地主的袖标进行游斗？真是荒唐！后来造反派也看到这一荒唐，便主动将她的袖标撤掉，当然他们不会认错，只说春禾表现好什么的。那次大游斗，声势浩大，所有单位都齐集分时段地上街，造反派的目的是要将揪斗对象被搞得很臭，因此还以革命的名义加以人身污辱。纪凯自己在农场被造反派押去游斗，同时十分担心春禾也会遭此灾难。但彼此都是隔离的，无从知晓她的情况。后来了解游斗的那天，春禾果真度过了极其凶险的一天。被游斗之后，银行造反派命令她们集体学习到晚上九点才放回家。天很黑，春禾流着泪回到租住在卫宁巷的家里。家里空荡荡的没有人，纪凯被隔离在农场，女儿晓春寄养在奶妈家，自己受了那么大的冤屈，无人可以诉说，脑子里一片漆黑。就在这时，一对好心的邻居夫妇跟进房间，坐在床前对着痛哭的春禾劝说安慰了两三个小时，才使春禾安定下来。如果没有那对夫妇主动等门进房并耐心劝解，会发生怎样的不测？纪凯都害怕再想下去。

那次游斗，应该是迫害群众的顶峰，慢慢开始退落下来。随着造反派彼此权斗的加剧，武斗成了各个派别的主要闹剧。纪凯春禾同所有受压群众，开始有了缓和，他俩都先后获得所谓“解放”，成了革命群众。纪凯也能回家与春禾团聚了。春禾则成为五七干校的学员，和很多被造反派划成有问题的人员，汇集到干校，仍然以劳动为主，但以干部身份对待。因此，休息日成了他俩的团聚日。后来五七干校逐渐缩小，春禾回行，被分配到衢化办事处，当然没有领导职务，只叫她负责出纳。这样，纪凯休息日就去衢化。纪凯的农场去衢化，要比城里远10公里路，这点困难，纪凯那里在乎，那种时候回家是最大幸福。

有时早出晚归地赶往家里，非但不累，在脚踏车上还神采飞扬，因为他几经磨难，身骨不倒，回家高兴，因而精力还很充足。在衢化他们的小房间里，还接待过杭州亲人，有一次来了大小六位。那时根本没有住宾馆吃馆子的想法，也没有钱。全由春禾烧煮，并都睡在12平米的小房间里。奇怪，小房间里挤得转不开身，可洋溢着的都是笑语欢声。当时仍在文革氛围压抑下，能这样聚会，已很不错。后来支行缺少有经验的金库出纳人员，还是将春禾调回支行，于是纪凯春禾又过起文革之前的比较平静的生活。文革后期，造反派也不得不重视恢复生产，农场加强了经济核算和奖励制度，纪凯被以这方面的可用，兼做起这方面的工作，直到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后，场部加强财务力量，又以代干方式将纪凯调到会计室，做奖金计算和分配工作，直至落实政策回到银行。从此结束贱民生涯，但纪凯己经是50岁的半老汉了！

不过，这后来的十年却是纪凯这辈子最值得称道的十年，不仅如愿地做起他喜欢的笔墨工作，而且有了开拓性的收获。首先，他一回农行就主办起全县市的农金简报，有利于全行工作的交流和评比；其次，随着农金工作的扩大和创新，全行开办农村金融研究。省分行成立金融研究所，具体领导各市县开展活动，召开专业研究会、年会并办起杂志，鼓励投稿，搞得相当热闹，纪凯被支行指派负责此项工作后，积极参与。金融研究撰文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职称评审时，因需要论文佐证，撰写论文投稿发表，有利评选，因而大家都很起劲；再次，纪凯在评审职称时，由于在国家、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数篇文章，且主持了全市的金融研究工作，被评上中师，继而又评上髙师。同时被推荐到省分行赴其他市参加中师评审和验收工作；第四，为了提高员工业务素质，市农行开办了新干部培训班，市属各县营业所主任培训班、电大班、在职员工集训学习等，纪凯都参与了教学，还担任培训班副主任，全程负责，结束后印制了毕业文章录等，获省分行表扬；第五，参与了地方金融志的编制。通过以上工作，多走了一些市县，结识了不少同事，与许多年轻人结为知己，有的成了后半辈子的忘年之交。长了不少见识，尤其是新兴的社会科学知识，也因此鞭策自己加强学习，得以不少提髙。自此，从1949年参加工作以来是最有成就的十年。与农场劳动相比，当然更不相同。这不是说纪凯有多么能干，是改革开放后新旧交替中出现的因缘巧合。纪凯回到农行的第一感觉，整个经济体制尚未变化，原有农金工作基本未变，因此他接手时毫无困难。而后经济开始转型，银行要办成适应新经济的需求，就大不相同了。纪凯从事的上述工作，都是为配合新需求而开办的。这些新工作应该是有比较髙学识水平的人才行，但那时没有，有髙学历的也因没有工作经验担负不了。因此只有像纪凯这样勉为其难的人员顶替一下，而纪凯对这些新生工作却很感兴趣，不管领导怎么看，他都热情应对，因而得到不少长进和比较好的效果，心情自然也感到舒畅。在那样的情况下，春禾当然也非常髙兴。同时，她自己的工作，也很顺利，当时支行只设会计出纳股，领导任命她当副股长，负责全市农行机构的出纳和现金调配工作，加上省农行老干部科科长陈苗昌，又非常负责地查实文件将他俩搁浅较久的离休问题给予解决。这真是历经挫折以后得到的收获，感觉特别欣慰。

但不幸又再一次降临。1984年盛夏，春禾体检查出乳腺癌，于是又陷入紧张的焦虑中。当时两人人际关系都较好，托了同事的妹妹在杭州的浙二医院挂上了号，顺利的去杭州治疗，纪凯和女儿晓春陪同前往，一时惊动了在杭的所有亲人。表妹（即被接济的姨妈女儿）家做了纪凯他们的落脚点，大侄儿万成一家三口在医院附近借屋住下，专门来照顾春禾。尽管如此，这种凶险的疾患，还是像铅块似的压在纪凯心上，可他不敢在人前露出忧伤，深怕春禾受到影响。值得大大庆幸的是，春禾开刀切除住院治疗20余天后，顺利出院，后在外甥女玲玲家和塘栖的昌哥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回衢，慢慢好转。可喜的是，春禾在这次病中，竟像那次突然离家出走时一样的冷静，积极治疗，坦然面对，在术后最难受的时候，既无忧伤表现，也未悲观丧气。难道这是她心态好，自身力量强，得以战胜病魔的？还是老天爷眷顾这个善良女人，并看到他们夫妇的不幸遭遇，怜悯的将她从病魔手里拉了回来？使这对苦命鸳鸯过上离休这令人羡慕的生活。

年轻时纪凯就曾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但他的经历，根本就不允许他实现，只得把两者都寄望在退休闲居之后。结果离休之后，要读的书要行的路，也无法如愿以偿。一是新情况不断变异，时间精力有限，难以应对;二是迎来信息爆炸时代，应接不暇。幸得亲朋的支持和帮助，得以差强告慰的还了“书、路”之愿。如纪凯弟弟浦儿的重逢，春禾外甥万方和外甥媳妇裕庆对两人的孝敬。他俩在离休之后，去了台湾，乘过邮轮，出过国，到广州上海南京三地的万方裕庆家做小居的常客，也因阿华关系去了三次深圳，后来的几年又由女儿女婿陪同去了香港、海南、泉州、雁荡山、普陀山等乃至二次赴台，总算圆了“行万里路”之梦。

女儿女婿为他俩做了五十年金婚和六十年钻石婚，2022年，行领导知道他俩要回杭州老家的朗和养老中心养老，特为两人做了七十年的白金婚，结合还开了女儿晓春的退休欢送会。为了入住朗和养老中心，女婿跃武化了不少心血，先是多处考察比较，后又带两老实地察看，决定后又配齐全家用什物，然后于2022年的国庆节顺利入住。入住后很快适应，心情良好地融入新的群体。女儿女婿隔三差五过来探望，逢年过节或有亲朋到来，则将他俩接到御虹府家里欢聚，等同在衢州忠烈庙前农行宿舍的家，但换了更好的环境，生活水准提升了一个等级，开启了很有意义的托养生活。

时间过得真快，纪凯他俩有时闲谈过去，几十年好像还如眼前。他俩的女儿，从手抱到孩提，从扎小辫到留长发，从学生到工作人员，现在也已退休。当时为她取名晓春，他俩是深有祈愿的。因为她出生于1967年10月，正是文革兴起的时侯，人心浮动，风气败坏。他们也正处逆境之中，多么盼望孩子能来报晓春天，告别严冬，带来温暖。但祈愿非但一时无法实现，反倒真像黎明之前一样，迎来更大黑暗。他俩刚把晓春送到象万村的奶妈家不久，春禾突被造反派揪出，纪凯在农场还未进牛棚，因此不能像往常那样，两人骑一辆自行车前往象万村，只能由他一人从农场走小路去探望晓春。那天，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纪凯心里异常凄凉，既焦虑春禾被揪，又担心自己也将遭遇难堪，不禁仰问苍天：为何要对他们如此苛待？连孩子也捎带上了。果然，这黎明之前的黑暗来得厉害。那次纪凯去象万村回来不久，就发生了全市性的大规模游斗，纪凯和春禾都在被揪斗之列。幸得黎明终于慢慢到来，先是文革的松动，再是“四人帮”的粉碎，然后，改革开放的曙光照亮了整个神州大陆，形势为之巨变，纪凯春禾也终于在几次落实政策后，获得了真正的新生。那个在女儿身上的祈愿终于实现，他们的景况越来越好。女儿也在景况转好的过程中幸福地长大，虽然她也跟着爸妈受了些罪，但在经过一段严寒之后，春天真的到来。女儿长大以后，入职银行，自学本科，获得中师，成为一个有独立能力的金融工作者。女婿跃武为人忠恳而且实诚，很有责任心，参加银行工作后，一直表现良好，被领导培养为省管干部，获有髙级职称。他夫妻结婚后，不但关系融洽，未见任何争吵，还有共同的体育爱好，有商有量，同进同出，分外和睦。对两家长辈，孝敬有加；兄弟姐妹关系密切，家风可赞。而且经济上相当大方，亲朋好友间化钱，从不计较。和所有亲人，无论是並辈或小辈，数十年来都处于平和相安的状态。看到女儿女婿的为人及其小家庭的和睦美好，纪凯春禾心里深深的怀有一种春华秋实的欢欣之感。

纪凯春禾想，他们后半辈子的幸福，靠的是党政策的全面落实和子女亲朋的支撑。

纪凯春禾自上四明山时像兄妹般的一起牵手行走，后在城市交通繁忙的街道，也总是牵手过街，到了两人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时，更是手牵手走在一起。

在衢州、杭州都遇到过年轻的女孩，巡街的民警，背着相机的记者突然在他俩面前拍照，然后笑笑说：“老爷子您俩真幸福啊！”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他俩的真实情况，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和谐的片段而已。他俩想对羡慕他俩幸福的人，恳切地说：当年坚定不移，不折不挠，图的是什么？就图在奔百高龄的时候，两人仍然牵着手，走在光明大路上，并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並坐一起胸怀坦荡地晒着太阳，炫目于祖国大好形势之下，沐浴于日新月异一日千里里！

有一次，他俩在朗和门前绿荫带牵手散步时，春禾动情地对纪凯说：“我们牵手走了七十多年，还能走多远啊？能不能一起走进另个世界……”

时逢中国共产党102岁生日，纪凯写了四百多字的感言，附录如下：

党领导全国人民，在2021年就将GDP提升到占最发达美国的70%，而在08年时只占8%；2022年，又实现了千年梦想的全面脱贫；同时在全国电气化支撑下，成功的向四个现代化迈进。国力大为增长，强国强军令人瞩目，不容所有的世界强国小觑；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髙，并正在迈向更髙阶梯；尤其是高科技迅猛发展，日新月异地在改变旧事物；人类社会第七次信息化革命，中国占了先机。在国际上提出“一带一路"，得到不少国家的热烈响应;《人类共同命运体》的新理念，更为世界多国同声赞扬；成功实现对中东世仇国家的劝谈促和以体现大国风范等等。试问古今中外有那个国家能有这样的业绩？人们不能不加以信服，不能不加以拥戴！虽然我俩不是共产党员，但党在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来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给我们优厚的离休待遇。文革时，我们曾经怀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使我们看到，在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检验下，涌现在世人面前这许许多多的世界奇迹，证明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巨大作为的先进政党。在这样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肯定会变得更好。有生之年，我们幸运的在您的保护下过着温暖舒适的养老生活！感谢！感谢！

中大金石朗和国际医养中心1512室

纪凯春禾

2023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