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前半生）

尤建顺

　　母亲出生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正值“八一三”淞沪会战激战之时。战争之惨烈，为整个抗日战争之最。

母亲家位于无锡城中，家境殷实，甚至可以说富甲一方。但母亲生不逢时，正值战乱。母亲家中无子嗣，有两个姐姐，故生父给母亲取名“幼弟〞，表达想有个儿子的期盼。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市长俞鸿钧宣告上海沦陷。中国军队开始全线撤退，淞沪会战失败，不久变成全面溃退。此时，母亲刚刚满月。

十一月十九日国民政府退守锡澄防线继续抵抗，无锡成抗战前沿，全城人心惶恐。

母亲的父亲准备逃难，期间母亲的娘又亡故，其父就将母亲托付给乳娘，并告知，带回乡下就当自己女儿抚养，从此音信全无，据说辗转至国外，病逝异乡。母亲从此成为孤儿，庆幸的是，乳娘视为己出，待母亲很好。

十一月二十五日，无锡城破，锡澄防线弃守。至此，南京前沿仅存江阴要塞，守军仍顽强抵抗，无奈十二月二日，江阴要塞失守，南京长江门户洞开。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乳娘家在无锡乡下，养父是个裁缝，四处漂泊，帮人做衣为生，乳娘家境不富裕。当时乳娘还有一个儿子和女儿，比母亲稍长几岁。此时，养父也随费孝通一道，经香港转越南至云南避国难。

家中仅乳娘，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又逢战乱，艰难可想而知。母亲一直不怎么吃猪肉，其因是乳娘不吃肉。我以为是家中困难，乳娘舍不得吃肉，或者说买不起肉。母亲受其影响，并说猪肉有异味，可见当时家境之困难。

母亲记忆中，童年是模糊的。抗战胜利后，境况慢慢好转，生活逐渐稳定，不久家中又添了两个妹妹。

每逢过年，养父就带母亲去生父家拜年。母亲记忆中，围墙很高，庭院很深，地上铺的大石块。当时，是给小亲娘（奶奶）拜年，会有一些好吃的，母亲快乐的记忆，还是和两个亲姐姐一起玩耍，她们会带她去玩滑梯等城里些玩具，这些是乡下没有的。

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很大变化，母亲也能进学校，虽然仅仅只上了几个月，但母亲记忆犹新，母亲聪慧，得老师喜欢，学校唱歌、升旗都要母亲参加，母亲晚年提及，仍眼中发光，甚至哼唱几句。母亲一直苦于没有文化，说自己是文盲。

时光飞逝，转眼母亲长大了，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犹如含苞待放的花朵，引来众多提亲者。母亲选择了父亲，晚年母亲一直津津乐道。父亲和母亲两家相距不远，是相邻的村子，母亲对父亲还是了解的。

　　五六年四月父母成亲，婚后母亲不顾家人阻挠，告别家乡，毅然决然随父亲来到了武汉。母亲心高，不甘心在乡下。母亲虽然没读多少书，但是，是个有主见的人。

父亲早几年应聘于武汉金笔厂，武汉金笔厂刚创立之时，来沪招师傅，薪资较高，父亲在上海正失业，闲住其姐姐家。便报名应试，受聘后来到武汉。

母亲刚到武汉，人地生疏，语言又不通，较为苦闷。便积极寻找工作。先后去过两家工厂，都因各种原因倒闭失业。

后来，没几个月，父亲所在工厂公私合营了，扩大生产开始招人，母亲也进了武汉金笔厂，当时更名为武汉大公国营金笔厂。

这时武汉大公金笔厂，开始仿制美国派克钢笔，仿制的是大名鼎鼎的派克51。父亲负责其钢套的研制，从生产设备到生产工艺，全部从零开始制作，以当时的条件，困难非常大。父亲付出了全部心血，为此，六四年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

母亲进厂时，开始在装配车间，母亲上手很快，较为出众，马上转入生产车间，厂里技术较高的是磨笔尖，这是纯手工活，技术难度很大，母亲被安排磨笔尖。

笔尖是个铱金球，因“点铱”时会有点偏差，另外，形状也不是很理想。需要手工磨制出理想的形状，当年没有影像检测仪，仅靠一个折叠的方形放大镜检查。磨制是仅靠手感，可以想象技术难度之大。

一支钢笔的好坏，完全依赖笔尖的质量，小小的笔尖，通过磨四方，再到八方，最后呈圆弧形，还要对称度很好。

很多年后，我工作不久，去父母工作的工厂参观。到磨笔尖车间，见到老师傅们，当认出我时，对我母亲的手艺赞不绝口，称至今无人超越。

转眼母亲的第一孩子降生，我大哥的出生，给母亲带来快乐，也带来忙碌，初为人母的母亲，开始有点不适应，未满月就催去上班，孩子只能托人照顾，工厂尚未有托儿所。大哥早产，身体本来就弱，经常生病。父亲很忙，常常是母亲一人抱着大哥跑医院，严重时还要住院。

母亲晚年提及，说是她救了大哥，一次住院需要输血方能救大哥，母亲毫不犹豫就抽她的血，多次的献血后，医生坚决不同意了，父亲常年劳累，身体不好，只能买血。母亲说，她的血输入大哥，大哥马上就缓过来了，买的血要等许久方见效。

过了壹年多，大哥身体渐好，但三年自然灾害又来了，母亲身体尚未恢复，父亲身体更差，他们仅靠虫蛀大豆充饥。父亲身体垮了，组织安排去东湖疗养院养病。住院期间，母亲休息就带着大哥去看父亲，王家巷摆渡过江，登岸坐十四路汽车至终点东湖大门，再坐木船往东湖疗养院。

母亲、大哥都有严重的晕车、晕船，路途的艰辛可想而知。父亲知道他们来，平时省吃的馒头留给娘俩。写至此，我眼泪夺眶而出，泪流满面。

母亲还讲述一个事，一天下班较晚，母亲带着大哥，想着给大哥吃点好的补一下，下决心买一碗汤面。一支手牵着大哥，一支手端着烫手的汤面，突然傍边一男子，不顾汤面烫手，一把将碗里的面抓走，母亲来不及呼喊，人已逃离。望着碗里仅剩的汤水，呆若木鸡，唯有紧紧抱着大哥伤心难过。

不久以后，二哥的降生，使母亲无力照顾两个孩子。便将大哥送往家乡，爷爷、奶奶处抚养。母亲提及时，总是伤心流泪，母子分别的情景，在母亲心中挥之不去。亲娘（奶奶）抱着孙子快步向前，母亲无力的跟随，呼喊着大哥的名字，大哥也声嘶力竭呼喊着妈妈，亲娘头也不回走着，奶奶也是无奈啊。

对二哥，母亲常流露负疚之感，抚育二哥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条件差，身体又不好，贫血较严重。奶水稀少，虽然二哥吃奶时间较长，两岁还在吃奶，但身体弱，长得瘦。

　　三年后，我的降生，照例将二哥送往老家爷爷奶奶处，又是痛苦的离别。母亲工作趋于正常，父亲照例很忙，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母亲武汉话也很流利了。

天有不测风云，我一岁时，刚学会蹒跚走路，一场病，在满春卫生院打针后，突然不会走路了。母亲本能地认为，打针造成的，当年都是打屁股针（臀部肌肉注射）。医生告知是小儿麻痹症，母亲不相信，好心医生推荐市儿童医院，并主动联系好医生，说明情况，告知母亲具体找谁。

市儿童医院医生看后，告知母亲，虽然没有把握治好，但是有一线希望，必须每天来治疗，绝望的母亲满口答应。

第二天，母亲直接找到厂长，告知情况，要求每天请假给我治疗，并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潘厂长满口答应。

至此，连续三年，母亲每天抱着我，风雨无阻跑市儿童医院。每天上班时，上厕所都是跑步，这时母亲又是刚接手新的工作“点铱”。

“点铱”这道工序，一直是位老师傅，希望有个年轻人接替，试了多人，无法胜任。最后无奈让母亲上，母亲很快适应，并超越了老师傅，在笔尖车间，母亲是神一样的存在。

母亲所在工厂在六渡桥公合里，距离胜利街市儿童医院有4、5站路。我们家境不富裕，母亲舍不得花钱坐车，每天是抱着我步行往返。许多人未坚持下来，孩子残疾了。

我是多亏了母亲，母亲没有讲述这三年的苦，只是庆幸我没有残疾。至此，我再次泪水湿润了眼眶。我每想及此，感受母亲的无私和伟大，感激母亲。

我幼年残疾，让我和同龄人玩耍也较少，说话还有点结巴，这也使我得到父母更多的爱。

父母下班后一起回家，父亲常将我扛在肩头。我们家在统一街，房屋狭窄、低矮，有时我的头会碰到家里的房梁，这时母亲就会责备父亲，对我总是较宽容。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开始能够走路了。我却是喜欢在厂里到处奔跑，容易摔跤，总是将鼻子摔破，血流不止。厂里叔叔、阿姨见状，赶紧抱起我找母亲，母亲并不责备我，只是心疼的帮我止血。随后她继续干活，我则老实的坐在她身后，母亲嘴里不停念叨，说你笨啊！不知用手撑着啊！我不言语，只是看着她麻利地干活。

期间，母亲生了一个女儿，但不幸夭折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母亲想起总是遗憾，她太想有个女儿了。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厂里食堂、走道贴满大字报，不断有人戴高帽被批斗，生产逐渐停滞了，父母未参加两派组织，两派也未找父母麻烦，父母难得清闲了。

　　母亲总是想念大哥、二哥，当知道大哥户口已迁往家乡，常责怪父亲，吵着要将俩个孩子接回。并自己跑派出所，哭诉着要迁回大哥户口，民警无奈答应母亲。

耐不住母亲的唠叨，父亲开始考虑，准备接俩个哥哥回家。因家中房间狭小，父亲搭建一个隔楼，和他朋友杨兴荣一起，用废弃的木箱拼接而成。这将是我们兄弟三人的床了，也是我们兄弟三人的世界。

准备就绪，六七年的夏天，父母带着我，动身回家乡。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乘坐东方红轮船，顺江而下，南京下关码头登岸，再在不远处南京下关火车站，乘坐火车往无锡，我沿途兴奋不已。

到无锡站，已经是很晚了，街上空无一人。我已精疲力尽，睡意浓浓。朦胧中我坐在十字路口，父亲一人拿着手电筒，寻找大阿姨（乳娘家大姐）的家。此处是周山滨，紧靠无锡火车站，多是私房，处于铁路和运河之间的狭小地段。

第二天，前往我二姑妈家，二姑妈家在双河西径，位于无锡古城外，靠近现在惠山古镇。二姑妈有一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我们一起开心玩耍，只记得他有点胆小。

当天我们返回乡下，靠近家乡，沿途不断有人认出母亲，呼喊着母亲的乳名，母亲热情和他们打召呼，我则紧紧拉着母亲的手，机械地呼应着。这是母亲时隔近10年后返乡，心中还是很自豪的。

这也让母亲想起，六一年开始至六三年底，全国“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运动。六零年七月开始，不到三个月，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人员。至此，全国的工业从蓬勃发展，一下陷入困境，国家广泛动员城镇职工“返乡、下乡”。

母亲首当其冲，因母亲是党员、干部家属，首先被动员，不断有人来劝说。这时母亲的固执和主见发挥作用，母亲不轻易答应。最后，还是得益于母亲的工作能力和坚持，母亲留下来了。

许多人因此回乡，多年后返回城镇者，有些未再能进入国营单位了。未能返回城镇者，虽然，后期国家给予了一定补偿，但对于一个家庭，影响已无法挽回。

在爷爷、奶奶家，我见到俩个哥哥，我们家团圆了，全家很开心。大哥、二哥见到父母好高兴，只是有点生疏，羞于表达。

回到武汉，运动尚未结束。母亲全心投入家庭，父亲不怎么管家里的事，都是母亲一人操持，辛苦可想而知，亏了母亲能干。

第二年，六八年底时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成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工宣队”成员都是各单位党员、干部，有一定文化，而且家庭出身好，未参加两派的人组成。父亲被选入“工宣队”，进驻武汉第五中学。“工宣队”的进驻，使学校教育秩序迅速恢复。

随后不久，各地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革委会”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军队代表组成，当时称为“三结合”，替代原政府机构。父亲所在江汉区政府也成立了“革委会”，父亲被调入江汉区“革委会”。

次年，六九年国家再提“抓革命、捉生产”。工厂开始陆续恢复生产，父亲一再要求下，重回武汉金笔厂。

至此，国家开始着手改善国民生活，提高国民生活质量。陆续成立化肥厂，民品工厂。

武汉手表厂在此背景下成立，成立之初是由武汉商业局牵头组建，不久转入武汉轻工业局。

国家为加快手表生产，随组织七个厂协作生产手表，七个厂均为刚成立之厂。各厂生产手表一部件产品，然后，各自组装手表，以加快各手表厂，成品手表的生产进度。

轻工局领导找到父亲，要求父亲负责此事，父亲不犹豫答应了，并要求选择手表夹板为协作部件。

父亲面临无场地，无设备，无人员的状况，困难难以想象。

父亲在武汉金笔厂，开始研制生产手表夹板部件，夹板由主夹板、上夹板、中夹板、摆夹板、叉夹板组成，更以主夹板难度大，手表的精度完全取决于各夹板精度。

父亲不知克服多少困难，终于研制生产成功。

原武汉金笔厂场地，已不能满足生产需求。武汉轻工局选址汇通路与江汉二路交汇处，原汉口华商总会旧址，也曾经在1945年至1947年是国民党武汉行营。作为武汉手表厂暂时之地，这是一座独立院落的三层独幢大楼，还有地下室，目前是武汉市文保单位。

　　至此，父亲正式调入武汉手表厂，同时父亲也要求母亲一起随同，武汉金笔厂死活不放母亲。无奈，父亲带领他的队伍，先期并入武汉手表厂。不久，父亲任命为武汉手表厂技术付厂长。

两年后，经多方协调，母亲也进入武汉手表厂。这时厂里的进口设备部分已到位，母亲被安排在工具车间，此车间负责生产刀具、模具、夹具、量具等工装。

母亲报到时，领导询问以前做什么，母亲告知磨笔尖，领导听后，懵懂明白，就安排至刚到的瑞士100型万能工具磨床工作。跟一个肖师傅学习，肖师傅年轻、瘦小，精干，他是师从北京手表厂，上海手表厂师傅。

因建厂初始，还未规模生产，生产任务较轻，小师傅年轻贪玩，母亲闲不住，就独自摆弄，找事情做。当时，她帮人做的一套塞规，使用几十年后，仍然精致漂亮，遗憾未能保留，以作留念。

我们兄弟三人都长大了，我也上小学了。三个男孩够母亲操心的，虽然她总是说，我们兄弟三人没让她操心，说我们懂事。

两个哥哥开始帮母亲做事，买米、买煤，生火做饭。因房屋狭小，厨房在楼房过道之上，我们兄弟难免和左右邻居发生碰撞，产生矛盾。母亲总是毫不犹豫站在我们一边，这样矛盾加剧。

母亲考虑搬家了，在当时，谈何容易啊，房屋所有权是父母单位的，是不允许给单位外的人，不知母亲如何说服单位，答应了她的要求。

找房子的过程艰辛和辛苦，当年房产都是公家的，没有房屋交易市场，只有私下的房屋交换市场，都在夜晚路灯下进行，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夜晚，母亲终于谈好了一户人家，是一对老人，他们有两间房，只是房屋光线不是很好，我们一间房，但光线很好。双方都很满意，我们兄弟三人也不用爬隔楼了。

不久，我们家搬迁了。母亲开始考虑添置一些家庭物品，手头没有积蓄，通过不断“来会”，省吃俭用积攒钱，陆续买了穿衣柜（大衣柜），大桥牌缝纫机，父亲也买了华生电扇，红旗收音机等，当时，这些东西不容易买到，商品非常紧缺。这段时间可能是母亲最舒心的时候，生活稳固向好。

2024年9月20日于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