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情胜亲情——高龙德访谈录（上）

周路明

《知青情胜亲情》（上）

时间：2017年6月4日

地点：高龙德家中

采访：朱怡冰

文字：根据录音整理

摄制：周路明

一起在座的还有高龙德妻子刘静娟，同一生产队下乡的知青施振东、田占海。

    朱：这位是施振东，当年在生产队是团支部书记；田占海也是我们队的知青，他们两个在高龙德回上海的问题上，还有在他儿子在上海落户口的过程中给予过很大的帮助；刘静娟是高龙德夫人。

    48年前，我们在座的几个一起到黑龙江爱辉县张地营子公社达音山生产队插队，48年以后我们今天又坐在了一起，我们是同一天下乡的，但离开黑龙江的时候是各走各的，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特别是我们生产队的高龙德，他是独生子女，他回上海的过程有很大的波折，也有我们队知青胜于亲人的帮助，使得他们一家能够回到上海，儿子也能在上海工作。今天我们来采访高龙德，让他来讲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第一想知道的是，高龙德是 67届初中毕业生，而我们队去的其他24个人是68届的，我一直感到奇怪，你是独生子女，按理当时你应该留在上海的，可以在上海工矿，而你为什么不能留在上海工作？

    高：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父亲戴着反革命帽子，67届有工矿、崇明、下乡三个选择。我去找工宣队，工宣队对我讲：“你本来可以留在工矿的，但是不行，因为你爸爸戴着反革命帽子。”我无话可说，用上海话讲“关掉了”，也就不响了。我就报了崇明，工宣队说崇明也不能去，崇明也是上海。后来我报了黑龙江国营农场、军垦都不能去，只有下乡插队了。我说下乡就下乡吧，离开上海这个伤心的地方。

    到了黑龙江以后，我和其他知青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有时候休息休息，这样的生活一直到1975年12月。我下乡没多久，1970年12月，父母亲工作的上海国棉二十六厂支内迁到福建三明去了。

    朱：高龙德说他父母迁到福建去了，也很巧，1970年11月份，我们一部分知青有14人回上海探亲，大家挨家走一走，后来我们几个到了高龙德家，他母亲接待了我们。第二天他母亲就去了福建。

    在下乡的第二年，你父母都到福建三明去支内了。我想问一下，你在上海还有亲人吗？

    高：亲人有的，但都在苏州，上海没有亲人了。

朱：那你探亲就到福建去？

    高：对，探亲就到福建去，上海要经过一下，在小学同学家住两天。

    朱：插队几年后，凡是独生子女都有政策可以回上海，而你却到了福建三明你父母的身边。你来谈谈当时的情况和心情好不好？

    高：听到可以回上海心里很高兴，正好是借探亲假特意去的上海，到了上海的上山下乡办公室，接待我的人问我是不是独子？我说是啊，爸爸妈妈是国棉二十六厂的。他想了一下说：“不对啊，国棉二十六厂已经没有了，搬到福建三明去了，按照政策你是可以回来的，但现在你只能回到福建三明去。”我没有办法，只好离开，怪只怪自己命苦。

    去了福建三明后，正赶上三明纺织厂改扩建，原来只有四千人的规模，要扩建到七八千人的规模，将来会把我们这批人招去。

    朱：到了三明以后，你的工作顺利吗？

    高：1975年12月在北京与施振东分开后就到了福建三明。父亲跟我讲你不能进厂了。我问为什么？父亲说有人托关系把你的名字顶掉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失落，自己岁数也大了，不知道哪天可以上班。我给施振东写信说，还不如在黑河好呢！现在又要吃父母亲的饭了。自己不能独立，心情很不愉快。母亲也为这件事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到上海来治疗的。病好以后母亲也退休了，但我还不能顶替。因为工作的事不顺利，我心情一直不好，母亲担心我身体不好，一直催我去检查一下身体。过了春节，到了3月份，三明正好是雨季，冒着大雨去体检，结果一切都好，就是不知道以后分在什么单位。

    又过了大概十天左右，我被分在三明市供销合作社铁锅厂，只要有饭吃我肯定要去的。干了半年多一点，因为我是近视眼，做铁锅是有讲究的。厂里说给我换个工作吧，让我去买菜，也就是采购员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两年零九个月，当了两年先进。

    到了1978年底，父亲退休了，那时有个政策，家里如果没有人在三明纺织厂工作的，可以进来一个。我符合条件，劳资科在调我进厂之前先去搞外调，看看我以前有没有调皮捣蛋什么的。老厂长说这个人不错，来了三年不到，两年先进。一个星期后就把我调过去了。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劳资科副科长问我这个月工资拿过没有？我说拿过半个月的。如果我说没拿过，这边也照样会给我的，但我老实，说拿过了。

    进厂后给我分配到铸造车间，那是我最害怕的工作，但一直干到了退休！我是炀铁水的，这个活很难受的，尤其是夏天，下班前要把炉膛里残留的铁渣凿干净，然后再用泥抹平。因为穿着很厚的防护服，浑身都湿透了。晚上睡不着觉，想着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又苦、又脏、又累！我开始想念以前的知青生活。

    我刚到那里是没有朋友的，原来的知青施振东在北京当兵，我写信给他讲，我现在这里还不如原来的知青生活，很想回去。但我刚到福建，马上又要离开父母，会伤他们心的。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能够养活自己了，混混吧！

    朱：你的夫人小刘也是黑龙江知青对吗？

    高：是的。

    朱：小刘，跟我们谈谈你在黑龙江的情况，是兵团还是国营农场？

    刘：我原来是69届初中生。上山下乡的事我跟父亲商量觉得还是去黑龙江好，是农场，属于兵团。父亲赞成我的想法，说农场有组织性、纪律性。

    1970年5月20日，我报名到黑龙江兵团，我们是4师43团，在密山县下车后到兴凯湖农场，43团就在里面，第一年我们和部队的编制是一样的。我在兵团待了8年，在8年里我一直蛮要求进步的，我每年都评上“五好战士”，刚去了半年就当班长，又当排长、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宣传员。年轻人嘛，在什么地方都要干好。

    1978年底知青大返城。我到上海打听，父母已经内迁到外地去了，我能不能回到上海，他们告诉我不行，因为父母到了外地，户口在上海没有地方落。回家后跟父亲商量，父亲说原来的国棉二十六厂是个小厂，只有纺布和织布，没有染布，现在三明纺织厂要扩建，原来在农场和兵团的知青都可以招工进去，但没有工资。我想那也可以，一是可以离开黑龙江，二是可以到父母身边了。到了1979年厂里开始内招，我也就到了福建三明，但不让知青进厂，要先到当地农村劳动一年，然后才让我们这批内招的人全部进了纺织厂，我被分配到食堂。那时我已经29岁了。

    朱：你和高龙德是哪一年结婚的？

    刘：我和高龙德是1980年认识的，结婚是1981年，1982年有了孩子。

    朱：知青大返城以后有了政策，在外地工作落户的知青，他们的孩子到14周岁可以回上海落户，你们的孩子是那时回来的吗？遇到困难没有？

    刘：高龙德在上海没有亲戚，都在苏州。我在上海有亲戚，有我奶奶、姨妈，还有舅舅、舅妈，我想找他们落户肯定没什么大问题的。首先找了我奶奶，当时我姑姑也在场，姑姑说不行：“平时你们跟我们联系很少，现在要落户了想到我们了。”就这样回绝了。我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

    我又去求舅妈，我说孩子现在不会来的，现在孩子太小，需要人照顾，我不可能回来照顾他，等过两年孩子上初中了再过来。舅妈说可以，没有问题，到时候你来就好了。我们福建那边的知青跟我讲，要抓紧办，过两年时间长了可能政策会变。我跟舅妈谈了这个想法，舅妈说：“上海有什么好啊？你们在外地不是很好啊！”听了这话我又很生气，又被回绝了！

    再去找姨妈，姨妈很爽快，她说她岁数大了，做不了主。听这话也是不同意。回福建后在我妹妹家喝了很多白酒，喝醉了。满肚子的委屈跟谁说啊，现在想想眼泪都出来了！我怎么那么苦、那么不顺！我跟老高说不去上海了，今后好好培养儿子读书，考大学考到上海去！

    过了一段时间，想想心里不平，明明有政策孩子却不能回去。我跟高龙德商量，我们再去求一下以前黑龙江的插兄，这是最后一次求人。他说可以呀，但家里的亲戚都不肯，插兄怎么会肯呢？我说我们试一下。但是找谁呢？他说去找王福斌。高龙德正好到上海有事情，可以当面跟王福斌讲一讲。王福斌听了后说：“落户口没有问题的，但我是杨浦区的户口，你以前是从虹口区迁出去的，从虹口区跨区到杨浦区落户口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以后孩子读书也很远。这样，你先去找找施振东或田占海，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再来找我，我去找以前虹口区的老邻居，是孤老头，去求他。”然后高龙德又去找了施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