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唯一县办全日制知青大学：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汀州南塘

福建省长汀县的“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产物，也是新中国第一所县办全日制新型大学。当年，为响应毛主席“要把大学办到农村去，办到山上去”的号召，经福建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以省管县办的方式，于1964年12月在长汀县人迹罕至的四都公社“楼子坝”林区开学，1968年12月停办，历时整整四年。苦难辉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觉醒的一代。他们无私无畏、战天斗地，将美好的青春和清澈的爱献给了祖国。大时代锻造的知青精神与共大精神，是新中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万众一心、大干快上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永放光芒。上山下乡知青的历史地位将来会更高，“汀州共大”亦然。

本文仅是访谈部分“汀州共大”学员及老知青后的札记，也如实记录了我的采访体会、交流感受与内心收获。仓促之下，采访范围较窄、人数较少，话题也较泛。由于时间跨度大，笔记凌乱，加之条件与时间所限，考证工作难以深入。因此，征求意见的初稿与再稿均存在诸多不足，甚至张冠李戴或有所失误。虽经反复征求采访对象、知情老知青的意见并几易其稿，仍有“以偏概全”之嫌与不尽人意之处。“汀州共大”的真实历史、全貌及经验总结，有待专家专业完成。更多共大与知青的故事，请允许我日后深入了解，再以合适文体记述呈现。在此，衷心感谢汀州共大学员李寿民、老知青毛伟先等人对本文的把关与宝贵修改意见，感谢老知青易金金等同志为走访提供的无私帮助，以及李寿民提供的珍贵知青老照片（在此也一并向照片的原摄影作者致谢）。

诚然，知青的经历与故事充满传奇与争议，但正是这些客观存在、无法抹去的印记，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的真善美与假丑恶，以及个体责任与社会共同责任该如何界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该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有益养分，避免重蹈覆辙？特定时代发生的一切虽已远去，但过往留给了我们永恒的精神财富。让我们以史为镜，继续勇敢地追求真理、正义与公平。

——题记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员访谈札记

南塘

2024年9月19日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认识一位名叫“赖声义”的中年男子。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营背街，算是隔河相望的邻居。老赖是县集体所有制搬运站的人力板车工人。我之所以会认识这位年纪相差悬殊的老赖，是因为他和我舅妈是同事。他为人实在，且人到中年仍未成家，这给半片城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真正让我一直记住他的，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个词组。我很喜欢“红”“共”“劳动”“同志”“主义”这些代表那个时代特征的词句。谁也没想到，未婚的老赖同志会在1984年的某一天，突然成了全街最引人注目的人，轰动一时——因为他拿到了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青年学子不敢奢望的高等教育文凭。尽管这张毕业证书延迟了十几年才补发，且这所大学早已夭折，灰飞烟灭。

至此，我才知道，在我家乡离县城最遥远的某处深山老林里，曾经有过一所正规的大学，名叫“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也由此记住了“老赖”这群人，并对他们的经历和点点滴滴的故事感到好奇。

一转眼，四十年过去了。随着自己年岁增长，以及历史知识、党史和地方志知识的积累，我对家乡长汀旧时节的一些事、一些人，探访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半个多月前，我回了趟长汀，访问了部分老知青。随后，探寻“汀州共大”历史轨迹和寻访共大人的念头便接踵而来。感谢老知青毛伟先、易金金等人，他们热心地为我牵线搭桥，还不遗余力地为我搜罗资料、提供线索，促成了我此番探寻与访谈之行，更让我体验到四个前所未有的“惊讶”。

我惊讶于老知青们的严谨和规矩意识

中秋节前一天的9月16日早上8点半，我从龙岩市区出发前往长汀，主题是中秋节返乡省亲和吃中午的团圆饭。上午10点我们抵达了长汀县城，一放下家属，我就急着去拜访“汀州共大”的学员。家属讲我：你一下子就成了冇脚的风琴，不知道又要拉到哪里去了。貌似回家乡吃团圆饭只是机缘，访问老知青才是我的“初心”。

我急匆匆赶往南门一带。细心的毛老师考虑到我对街道生疏，早早在街口等候我。在毛老师的接引下，我来到共大学员老谢家。中午我在大姨新翻建的宅子吃了妻舅做东的中秋团圆饭，稍作休息后，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东郊县化肥厂旧址“东方巴黎”小区，老知青易金金同样早早等在小区大门附近，他把我引入共大学员李寿民先生家。傍晚驱车回到龙岩后，我又补充采访了“张三、王五、李四王”等共大学员和知青运动知情者。紧接着便是借助情感的余热进入状态，一边匆忙消化采访笔记，一边快速码字写稿。

其实，对这次中秋节日期间的访谈，我是非常注意时间及节点的把握，不仅早起、早出行，还想方设法多挤出时间，也没有“迟到”任何一次的约定。但他们却在节日的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服务我，并一个个都比我早到约定地点，一举一动都保全了知青的热心肠和领先、争跑的作风，以及服务意识、精益求精和规矩制度意识。无疑，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这些难能可贵的东西，正是当下的青年所没有或缺乏的。

包括在李寿民先生家访谈时，他问易金金老师有否将知青工作设想的报告转发给我，易金金老师解释说没有经过作者的同意，他不方便转发。李笑说易“你这也太呆板和迂腐了”。其实这是易金金对老知青和作者的尊重，也是行事的规矩。同样“迂腐”或“呆板”的还有毛伟先老师，为了一两个字的使用正确，或为了精准地表述某事，他经常隔空和我讨论，甚至争论一番。

因年岁已久，对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办时间、所设专业叫法和班级的学员人数，以及校名演变和师资来源等，受访的老知青们不时地“争执”起来，后来借助查找到的资料，并认真听了年纪小一些、记性较好的“校友”、“农友” 的回顾和陈述。经众多当事人及几番严谨的回忆，让大家对劳动学校成立和正式开学的时间没有了异议。

实际上，最初时“汀州共大”还只是叫做“楼子坝劳动学校”。1964年10月24日，经福建省人民委员会批准，长汀县人民委员会在楼子坝农垦场创办“楼子坝劳动学校”，目的是招收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学习农业、林业及牧业技术，算得上是新型农业劳动学校，学员毕业后也是就地分配。学校实行场校合一，由农垦场党支部领导。12月25日劳动学校正式开学。

1964年11月开始县里到处发动学校和动员各年段毕业生报名去楼子坝读劳动学校，否则不予分配工作。各街政府也接到通知，要求把失学、辍学和闲散人员等，组织到楼子坝读书和改造思想。12月25日县人民委员会在中山公园召开万人大会，既是欢送大会也是劳动学校开学的庆祝大会。

“那天开的是万人大会，整个县城非常热闹，像过年一样。当时还有一位同学作为知青学员的代表坐在主席台子上。”

“万人大会有扩音喇叭，领导们的讲话和学员代表作的发言，声音都很大声，传得很远。”

“虽然是天寒地冻的，但大家热情高涨，领导们的讲话和学员代表的发言，引来如雷掌声，会场上的每个人把手巴掌都拍红了。”

······

往昔岁月峥嵘，今朝江山多娇。每次和老知青聊青春往事，他们的形态大多是平和的、开心的，甚至是骄傲的，这种氛围也时常感染到我们。

厦门大学派来的教师姓名和教授什么课程、教哪些班级，当时省里哪些领导、省军区哪些首长是汀州共大筹备组成员，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又争论开了。经过几拨人的几波论证，最后也给予了民间的“组织认定”：厦大派出的教师分别是政治老师陈秀琴、数学老师骆振华、财会老师庄表（音，表、标、彪？）峰和化学老师林清赞。

楼子坝劳动学校的师生每天坚持抽人，和在楼子坝的其他单位劳力一道，轮流劈茅草和开山石、平整路面，终于修出了一条15公里长的简易公路，打通了上焦生产队至荣溪大队和楼子坝的林区简易公路。土路开通后，厦大又赠送了一部吉普车给共大。

“县里的大佬都没有吉普车坐，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说明对教育事业发展是重视的”。

“当时不同城市和单位的协作、支援是真心实意的，对学校建设是不遗余力的”。

每次说到这车、这事，这些共大老知青喜形于色、格外的自豪。也是的，如果放在现在，单位上购买了新车或分配到好的车，会给谁用？这想都不用想，脚趾头都会晓得。

在毛伟先身上，同样有着知青人的严谨和厚道。在长汀县城东北郊有座飞机场旧址，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空军飞虎队的前线机场，长汀人民与飞虎队官兵结下深厚的友谊。2023年9月12日，习总书记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林，对他们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在中美两国传播飞虎队的故事，表达敬意。今年9月初，长汀县呼应总书记复信一周年，邀请了格林主席和飞虎队后人前来参加系列纪念活动。

毛伟先家里珍藏了一把飞虎队飞行员赠送的汤匙，这把不锈钢汤匙阴刻有“U·S·N”美国飞虎队标识，是中美人民友谊的见证。毛伟先曾经写过一篇《一把汤匙见友谊》的文章，讲述这把汤匙的故事。我建议他借这好机会，把当时邮件总包搭载飞虎队空军运输机，开通重庆、成都、昆明、迪化、长汀等地航空邮路的史实再写一文，并在适当的场合说说这段长汀航空邮路的历史，以便建议或推动投建“长汀飞虎队航空主题邮局”。毛伟先与我商量时，坚持待找到能说明问题的“佐证”材料后再作考虑（如邮包路单、邮件清单及相关历史照片等档案或原始资料），否则宁可不讲、不写，不爆这“冷门”和不去争这“风头”。错愕之余，我对他们这代人严谨的学术精神，以及讲秩序、讲规矩的自觉性钦佩不已。

无独有偶，有趣的是李寿民对莫言题字的那块石头也非常有意见，认为这块安放在县城三元阁广场的大石头，硬生生地横断了县城的中轴线，极为不讲传统文化规制。而对瞿秋白纪念碑边上的杨将军纪念广场、纪念馆及将军全身铜像，李寿民老先生也认为有点“喧宾夺主”：这么高规格地建在老一辈革命家瞿秋白身边，不太合适。李寿民是共大1964年首批入学的预备班学员，是长汀县政协委员会常委、县职工文化协会会长，他常为社会和群众发声。

对李会长的这番话我是有同感的，早些年这两件事一出现，每次看到这块巨石，以及上面莫言所题的“客家首府，大美汀州”八个鎏金大字，我就火冒三丈。汀州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怎么能让“挖祖坟”的莫某人来糟蹋。愤懑之下，我写了“汀州本大美，无需莫来言”和“僭越规制的将军广场”等文章。经这么聊上一嘴，我十分佩服李先生，他生活在本地却能有勇气坚守原则和勇敢地仗义执言，真是难能可贵。

这天的运气特别好，我们在拜访中见识了“汀州共大”编号为01号的毕业证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共大毕业证书，弥足珍贵。我非常认真地跟毛伟先老师说，这编号“南博望”的汀州共大毕业证书足可以进博物馆，要叮嘱主人好好保管。

上山下乡的知青和汀州共大的学员，他们身上总交汇着一股客家人的犟劲和耕读人家的骨气。不神秘，但有时候显得格外的神圣，并让人感到亲近。

我惊讶于新中国人民教育的先进性与实用性

时势造英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民经济调整的步伐不断加快。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在全国推行精兵简政，动员城市人员回乡建设的力度持续加大。同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急需大量人才和知识青年。在此背景下，各地的扫盲班、文化速成班、妇女识字夜校、职工文化补习学校以及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等应运而生。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长汀县的楼子坝劳动学校经福建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于1964年10月24日成立。11月进行校舍调剂、动员与招生工作，12月25日学生报到入学。从接到批复到建成开学，前后仅用两个月，堪称办学奇迹。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那个年代干群关系的融洽与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点赞呢？人定胜天，在绝对意义上或许不可能，但在具备条件、由量变引发质变的特定时期，却是完全有可能的。在那个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时代，天红透了半边，一切皆有可能！

别样的高瞻远瞩与“高屋建瓴”，热情与实干催生了“高峡出平湖”。长汀县楼子坝劳动学校虽为县办，规格却非常高，这说明了各级人民委员会对人民教育事业、工农教育培训以及革命建设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与迫切需求。学校建校筹委会由陆维特（厦门大学校长）、涂则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尹同祥等省、市、县三级领导共15人组成，确保了办学的政治方向，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筹委会下设办公室，由县教育科科长刘旺潮任主任。学校依托楼子坝农业垦殖场，实行场校合一，由农垦场党支部领导。如此高规格的领导阵容、办学方针，以及惊人的建校速度与质量，即便放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

据县档案部门不完全统计，1964年11月招收的首届学员共143人，主要是城镇未能升学和就业的高中、初中及高小毕业生。其中大专班36人，中专班37人，初级班50人，预备班20人。学校从县教育科、长汀一中等单位及行业抽调了一批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的干部和教师，以加强领导与教学力量。12月25日学校开学，由长汀一中教务主任俞士煜同志任副校长。作为厦门大学特殊的分校（用现在的说法可称为“对口支援”或“教学点”），厦大也抽调了4名教师前来任教，工资由厦大按月寄发，并赠送了一批教学实验设备和参考书，其中包括珍贵的10台显微镜。

文化基础较弱的青年被编入预备班，主要学习文化知识。学校还会专门组织他们参加当地的扫盲班和识字夜校，以丰富思想教育场景和文化补习机会。小学毕业的学员集中在初级班（后称财会班），重点学习财务知识，旨在提高为国家、工农兵及大生产管账管钱的能力。学校经常安排他们到林场、农场、知青场站等地见习，学习建账、复核、稽核、查账等实操技能，以及计划管理、资金安排和成本控制等财务管理知识。初中毕业生编入中专班，主修畜牧；高中毕业生编入大专班，主修农艺。学校设有专门的养猪场、鱼塘和农场，供畜牧和农艺专业的学员进行教学实践。

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总能铿锵有力地创造奇迹。“汀州共大”虽地处不通路的楼子坝深山密林，白手起家，但其教学探索是成功的。因人施教、半工半读、学以致用的风气非常浓厚，大部分学员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有的还成为了单位领导和企业家。我不禁遐想：如果这所劳动学校放在今天，允许民间资本参与，还能否保证办学的纯洁性？当然，这只是一个无厘头的假设。

据李寿民等人回忆，蔡锦华、郭苓秋等同学是1965年第二届学员。这批知青9月份开学报到时，学校已更名为“楼子坝劳动大学”，时任校长是李淑豪（他于1965年4月到任，后任县教育局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受江西共大办学经验及福州劳动大学更名“共大”的启示，在李淑豪校长的支持下，部分骨干学员径直前往省城福州，找到福建省教育厅长、党组书记王于畊同志（她也是省委书记叶飞同志的夫人）汇报工作，并恳请落实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精神，学习江西及福州的做法，将楼子坝劳动大学更名为“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王于畊同志是老革命，对办好劳动大学和人民教育事业怀有深厚感情。在她的推动下，福建省其他三所劳动大学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全部更名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即福州、莆田、漳州、长汀。至此，全省纳入全日制教育、合规合法的“共大”共此四所。1966年7月，楼子坝劳动大学正式改名为“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由龙岩地委书记、专员罗炳钦兼任校长。从此，这所劳动大学名字更响亮、政治方向更突出、办学方针更鲜明，迎来了美好的发展时期。

老共大学员们在回忆共大生活时，总会谈及那段时期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共大的师生们也迅速投身“继续革命”的潮流，成群结队奔赴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作为“毛主席的客人”、“文革的闯将”和“革命的小将”，他们的串联活动是热烈而冲动的，并且全程免费。起初外出串联乘坐火车，后来中央为减少对生产和铁路交通的影响，要求串联的红卫兵一律步行。但这并未熄灭革命小将、闯将们心中燃烧的火焰。

随后，中央发出通知，持续了一年多的大串联活动最终被叫停。虽然在大串联中，汀州共大的师生在革命自觉性、组织纪律性、斗争方法和体能上有所提高，但“停课闹革命”也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的到来，汀州共大于1968年12月停办，全体学员的身份转换为上山下乡的知青，被安置到四都的部分大队、生产队以及知青场、站、点插队落户。汀州共大历时整整四年。

“共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革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一次生动实践。它探索并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推动了部分领域的历史进程。然而，若以现今的观念回看，“共大”的兴办以及上山下乡和知青运动，或许显得有些可笑。事实上，当前的一些“还乡团”、公知和精英们，正是以这种视角，不遗余力地诋毁新中国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次尝试和成就。

的确，在当时新中国国民经济和国防科工建设极为困难、内外交困，生产力水平落后、物资匮乏，而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又无比高涨的背景下，秉持“面向工农群众、面向劳动生产，压缩学制、突出革命性和实用性，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可用人才，为共产主义革命培养接班人”的标准，并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不拘一格地在生产劳动现场办学，为工农培养实用人才，这无疑是正确、热情、浪漫且革命的。这一点，共大学员及知青们也是高度认同的。

教育为了谁、为谁培养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由于这个根本原则抓得准、抓得对、抓得及时，纲举目张，新中国教育事业得以突飞猛进，成就巨大且有目共睹。广大贫农群众和工人同志，也确实是知青们难得的老师，他们拥有书本之外的实用知识和实操本领。

我惊讶于人们思维的拘谨和温情不够

秋老虎天气炎热似火，热浪袭人。接受采访的老知青、共大老学员们，也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大家交流时七嘴八舌，毫不扭捏，都是直奔主题、言简意赅。电话访谈也是如此。我曾从事多年新闻采编工作，采访知青是我最轻松，却又最沉重的工作。轻松在于，他们人人充满正能量，感人故事多，本身就是故事大王，甚至是故事的丰碑，让我听不够、记不完。沉重在于，他们经历的峥嵘岁月或蹉跎岁月，总让我产生共情，他们的喜乐与悲伤，深深影响着我。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话虽如此，但凋零殆尽后，也就什么都不剩了。近几年来，一些热心的老知青、老共大学员宝刀未老，壮志未酬。据了解，有的知青同志和共大老学员热心为家乡建设和知青文化弘扬建言献策，但这些好意见往往得不到回应，甚至递交建议纸条或报告都无门可投。老知青们希望有关部门能牵头搭建交流平台，或提供些方便，让他们有条件自己建立“落脚点”。有几位老知青、老共大学员告诉我，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自告奋勇要出一万、两万的人已有不少。全县上山下乡的知青有几万人，一人出一百就是几百万元。只要组织起来，把活动搞起来，一定能对长汀的文化旅游和经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这也是他们的初衷和热切愿望。

有个组织、搞些活动、留下点记忆，同时助力文化旅游和经济发展，这是老一辈知青和共大学员的共同心声。从某些角度看，老人们的无奈，凸显了家乡主事者的拘谨，以及社会温情的某种缺失。有些事看破，但不能说破，这也是社会规则。也有人理性分析，认为知青话题敏感、吃力不讨好，且财政捉襟见肘。确实，知青文化建设这件事不好说、不好做，也难以说得清楚、做得圆满。但如果管事的人或部门能有“落实工作不过夜”的精神，世上就无难事。我建议李寿民邀请有关部门和领导，前往本市的连城县、漳平市，考察学习兄弟县市知青馆的建设经验。

人穷其一生，无外乎追求两样东西：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来自被爱，价值感来自被肯定。我想这些老知青和共大学员们也是如此。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宽一点、眼界放高一点、情怀多一点，高看一眼、带着感情去审视知青文化建设和知青精神的弘扬。东北地区的知青文化建设和组织工作就做得非常好，当地政府部门通过知青活动和知青文化传播，将东北人的情怀与产品推向四面八方，吸引各地知青“回家看看”，带动了经济和旅游业。知青牌已成为东北振兴的主要王牌之一，而知青也在此过程中，体现了共和国长子的胸怀、地位与作为。

长汀的老知青、老共大学员们也非常出色，他们不忘来时路，成功后总想为家乡和当年的农友、校友做点事。例如，李寿民老先生发扬共大和知青精神，在商海中摸爬滚打，成了知名企业家。2014年共大成立50周年纪念日（他们自己命名的“纪念日”），李寿民会长出资邀请了同班同学和部分交好的其他班级学员，在城里买了15斤猪肉和米粉等食材，乘坐公司的三辆车，“浩浩荡荡”回到第二故乡“楼子坝”。知青们分头回访了当年插队的老东家，和当年的亲人或其后代挤坐在一起，痛快地吃了一顿粉干汆猪肉。返城后，李寿民又在酒店摆了三桌，与同学们诗酒话当年。今年是共大创办60周年，纪念活动要不要搞、谁来搞、怎么搞？官方没有表态，也没有群团组织牵头，民间活动就难免“冷锅搭死灶”。李寿民很想继续力所能及地出力，但考虑到大家都已上了年纪，老李有顾虑，也显得无奈。

再如老知青张世林，他是县政协第十届常委、县商会副会长、企业家。他在家里办了个长汀老知青文史馆，以及美国空军飞虎队与长汀军民携手抗日的事迹陈列室，还仿制了一架二战美军寇蒂斯P-40攻击机1:1模型，这些都需要资金投入。虽然场馆的内容和布置有些混杂，但能开这个头就很不错了。说实话，张先生的勇气可嘉、精神可赞。在他家院子里，架在平屋顶上的飞机昂首挺胸，直指蓝天，这既是知青人的情怀，也是他们的热切期盼。让民间人士辛苦操办这些本不全属于他们的事务，我担心会不会让主管部门为难。

“前锅没滚（当地客家话，意为没动静），后锅泡泡滚，长久这样不合适吧。”

“大部分老知青岁数也不小了，个人组织活动，安全也是个问题。”

李寿民会长感到茫然又矛盾。我本来还想跟李会长说，搞活动时一定要记得邀请我。

“烂泥躺得好好的，你非要把它扶上墙；咸鱼躺得好好的，你非要给它翻身……”这本是抖音平台上的流行语，放在这里是不是找到了答案？或许也有些人担心，知青组织起来后，他们的诉求会不会随之而来，没把握把好事办好，不如用时间换空间。中庸之道也是道。

那为什么要怕呢？又是谁在怕谁？

人民代表、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邮电、人民铁路、人民航空、人民公园、人民饭店、人民医院、人民影院、人民币……在那个时代，政权属于人民，集体财产归属人民，一切工作都为了人民服务，就连国币也叫“人民币”，一分一厘都属于人民。一个什么都要冠以“人民”二字的社会，在百业待兴、百事待举、百科待学、百面是敌的起步阶段，或许不会一下子好到哪里去，但一定也坏不到哪里去。知青正是这个时代最特殊的群体，他们同样坏不到哪里去，并且在社会进步与人民自由的探索进程中，付出了不少。我们要相信这些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们的觉悟。

六十载风华正茂，新时代浓墨重彩。如今人们热衷于使用华丽的辞藻和气势磅礴的排比句，那么我们不妨也与时俱进，为知青运动和“汀州共大”的探索，冠以“史诗般”、“殿堂级”这样的评价。这不仅不过分，而且恰如其分。

他们也是新中国最可爱的人，理应获得应有的荣誉和便利，这是他们本该得到的。

在我的家乡长汀县，有一句嘲笑人的“俚语”：“买柴烧子，女留下来小心带。”这其实是一句反话，意思是“本末倒置”、“背道而驰”，或者说方向和决策都错了。不少地方的知青文化传播和知青精神弘扬不正是如此吗？活着的时候不孝顺，死了却大讲排场。当事人现在大都健在，在还不需要去“考古”的时候，却不够热心，甚至态度冷淡。若干年后，当人和事都已消逝，或被时光搅成“一地鸡毛”了，再去挖掘、整理和弘扬，这真是典型的“眼前佛不去敬，桌上菜不去夹”的坏毛病和不良吃相。

这毛病是不是也该改改了。

我惊讶于知青对过往的珍惜和对信仰的忠诚

老知青们接受的教育不一定有多高，但与他们进行带有山药蛋、泥土味儿的交流，总是让人觉得接地气和痛快。也正是与他们的对话，让我重新认识到“历久弥新”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词句强大的伟力与魅力。

1964年12月25日，那场激动人心的万人大会一结束，劳动学校首届学员便身披大红花，分乘插着大红旗的货车，奔赴楼子坝。当时万人空巷，群众自发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欢送这些劳动群众自家的“状元郎”。同学们站在敞篷车厢里，一路上豪情万丈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斗志昂扬地高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口号，欢天喜地来到了四都人民公社的荣溪（溪口）生产大队。

“简易的林业公路只修到四都公社所在地，我们在溪口下车后，依然意气风发、不知疲倦，一路唱着歌、喊着口号，步行了30华里的山路，精神抖擞地抵达楼子坝的劳动学校。”看得出，李寿民会长陶醉在“忆往昔”之中。

“开学报到第一天就分配了宿舍。女同学六个人一间，房间很大，每人有独立的床铺。男同学就不行了，他们八个人一间，睡的是通铺。”

“无论是热血沸腾，还是疯狂的岁月，反正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到农村去锻炼，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锤炼红心，增强本领，誓让山河旧貌换新颜。”

“汀州共大人最美好、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刻，是1966年9月25号。那天，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长汀县河田中学的部分同学，代表长汀县革命人民群众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在那个革命热情高涨、干劲冲天的年代，这是多么光荣的事！这不仅是汀州共大人的骄傲，更是全县人民的骄傲，也是汀州共大的高光时刻。”

三军过后尽开颜。只要说到自己的那段过往，李寿民、张世林、易金金等共大学员及知青，总是饱含深情。其实，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共大学员，少小离家、上山下圳、担屎挑尿，在田间山林里雨淋日晒，经历过何等的艰难困苦，他们自己知道，父母知道，天地也知道。但他们说得很少，即便诉苦也是平和、从容、微笑着的。吃苦不言苦，艰难不说难，他们这代人确有共和国长子的风范。

汀州共大学员的学费、食宿全免，经费由省里拨付、县里管理，学员每年还有200元人民币补助。在那个干部和工人平均月工资不到30元的年代，这200元补贴无疑是一笔巨款，也充分体现了当时对教育和文化科技的重视。对于那段苦中有乐的共大生活或知青岁月，受访的老人们隐约有些怀念，甚至有人心怀眷恋。而我们这些非共大学员和知青，有时也会对那时纯粹的思想和安定的社会，流露出些许羡慕。

“解放后，教育始终受到高度重视，而且是全民的、公平的。在那个年代，没有孩子会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

“社员、老百姓家里办酒席，坐上席的一定是村里小学的老师。”

“办学方针和结果的好坏，先不下结论，留给后人去评判。”

“先生或老师这个职业，自古以来就备受尊重。对于尚未改造好和拒绝改造的旧式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改造是有序、温和且顺应潮流的。”

老知青们快人快语，知无不言。他们的话颇为中肯。能从经历过不少挫折的知青口中听到这些，我也感到惊讶。他们的理性和平和，让人心生好感。

前几十年的小学毕业生，几乎人人会拧螺丝、打算盘、育秧施肥、写毛笔字、写记叙文和日记，甚至懂得包扎伤口和开枪射击。再看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即使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也未必掌握这些实用技能。过去的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出什么人，答案不言而喻。

从楼子坝劳动学校到楼子坝劳动大学，再到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师生们给深山的农垦场、林场及周边生产大队，带去了当时还算时新的文艺、体育、医疗卫生及其他科技信息，对带动林区发展、推广科学种养殖、更新农民观念起到了独特作用。共大学员的到来，让原始的林区时常充满欢声笑语，响彻云霄。

汀州共大的学员也曾闹过情绪，但始终理性、理智，没有过激行为。上山下乡和知青运动结束后，各地快速落实知青返城和就业就学政策，但“春风难度‘共大’的雁门关”。从办学、入学、停学到学员被分配到各场站成为插队知青，这都是历史造成的结果，也都有正式文件为依据，并非学员自身能够左右。面对不公和地方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选出几位胆大的同学作为代表，前往福州向省委领导反映问题和提出诉求，但最终没有结果。

1984年，省里专门下发401、402、403、404号四份文件，为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的福州、莆田、漳州、长汀这四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员落实政策。同年11月，汀州共大中专班及大专班的学员都拿到了补发的全日制中专或大专文凭，全体学员的工龄也从入学报到当月开始计算，计入革命工龄。在那个年代，文凭很吃香，而知青们正值三十多岁、年富力强，又赶上了“唯文凭论”的好时候，这可以说是共大最后的辉煌了。

按常理，这些年轻时“修理地球”、中年又遭遇下岗和社会“修理”的老年人，怨气应该不小。但恰恰相反，在采访和交流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是最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也是最拥护毛泽东思想、最维护毛主席的群体。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对于如何构建知青文化交流平台、助力长汀加快发展，他们提出了许多有深度、有温度且切实可行的观点和方案。

有的建议结合方兴未艾的“大美汀州”文化旅游、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复兴等工作，通过修建知青文化广场、纪念馆或纪念园，打造和丰富“大美汀州”的新景点、新名片。这样既能促进“莲花湖生态公园”“宝珠峰文化长廊”等网红景点的建设，丰富文旅资源，也能推动绿色发展、生态富民，助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化落实。

有的提出要全方位展示知青风貌，传承和弘扬艰苦奋斗、忠诚担当、爱国爱家的知青精神，更好地推动客家农耕文化与知青文化建设。还有人认为，应该打好“知青牌”，架起情感桥梁，打造交流平台，加强与曾在长汀插队的沿海城市返乡知青的联系，并与全国各地知青组织联动，盘活庞大的知青资源，搭建招商平台，强化山海协作与招商引资，打造内引外联、山海协作的典范。

连日来，通过访谈（包括电话访谈），我探寻那段几乎被湮没的汀州共大历史，听学员们如数家珍、生动地再现当年那如火如荼、豪情万丈的教学与实践场景。我细腻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情操与情怀，以及他们至今仍保有的崇高革命信念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沉浸式的访谈带给我多维度的震撼，共大学员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尤其令我动容。访谈告一段落，在辞行的巷子里，我内心只想说：这些经过广阔天地洗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他们的胸怀像田野一样宽广。他们逝去的是青春岁月，留下的却是青春故事、知青精神和共大精神。回望他们火红的知青岁月，回想青春在艰难困苦中绽放的芳华，不仅是当年的知青和共大学员，连我们这些后辈，也禁不住想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来源于工农并服务于工农的真知识万岁！

历史不会重演，但也不应被遗忘。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很容易忽略那些曾深刻影响我们的人和事。然而，老知青、老共大学员的故事，却像一记警钟，时刻提醒我们铭记历史、反思过往。我们今日的光明，是因为有人曾历经沧桑。我相信，人们不会忘记这些当年积极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伟大号召，高举红旗、听党话、跟党走的知青们。

那么，就让我们怀着虔诚之心，向新中国最可爱的老知青、老共大学员们，鞠躬致敬！再鞠躬，再致敬！

（完）

汀州共大人最美好、最难忘、最幸福的是1966年9月25号，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长汀县河田中学的部分同学代表长汀县革命人民群众到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在革命热情高涨、革命干劲冲天的那个年代，这是件多么光荣的事，这不仅是汀州共大人的骄傲，更是全县人民的骄傲。这也是汀州共大的高光时刻。

幸得文字架天桥，从此沟壑成通途。

同频向来多奢望，共振却因同一屋。

我们能在这里相遇和共情，感谢缘分、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