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坝五大学》之燕京大学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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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简称“燕大”，校址称为“燕园”。 燕京大学是民国时期，北平境内的私立教会大学，创办于1919年，由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在北平将汇文大学、华北协合大学及北京协合女子大学合并组成一所新的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 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长期担任校长和校务长，他将燕京大学的校训确定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28年春，燕京大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到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燕京大学校徽。 《燕京大学校训》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制定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燕京大学创办于1919年，最初校址在城内盔甲厂，因发展的需要，当时城内的空间有限，无法满足学校扩建的需求，校长司徒雷登买下了当时清华大学旁边的清代皇家园林淑春园旧址，开始兴建新校舍 司徒雷登请来美国著名建筑家亨利•墨菲（Henry Kollam Murphy 1877—1954)，设计建设了燕京大学。 墨菲还先后为多所中国教会大学的校园或者主要建筑，进行了规划设计，如：沪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长沙湘雅医学院、金陵女子大学、岭南大学等。 燕京大学设计图 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大学）校园内的墨菲纪念雕像。 1926年，新校址基本落成，学校遂由城内盔甲厂迁往新址，这就是后来的“燕园”。 燕园的俯瞰图校园里有绿树成荫的道路和广场，营造出宁静而宜人的氛围。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6.24.——1962.9.19.）。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是一位苏格兰裔美国人，同时也是一位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他的一生可分为几个重要阶段： 1.传教士和教育家：司徒雷登于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并参与了杭州育英书院（后来的之江大学）的创建。1919年起，他担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和校务长，为燕京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外交官：1946年，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他在任期间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重大变迁。 3.晚年生活：1949年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生活陷入困境，晚年主要依靠救济金度日。1962年在华盛顿去世，2008年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安贤陵园。 司徒雷登的一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教育界和外交领域，他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角色。他对中国的贡献和影响深远，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燕京大学在他的领导下成为了中国重要的高等学府之一。 由蔡元培先生题写的燕京大学校门铭牌。 蔡元培（1868.1.11.—1940.3.5.），字鹤卿，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影响中国历史的十大教育大家之一。1916—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燕京大学西校门，原名“校友门”，由燕京大学校友于1926年集资修建，故名。是仿照颐和园东宫门修建的。 司徒雷登与同事在校园里的校牌下合影。 燕京大学女子学院入口处的学生（1922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在1942年—1945年被侵华日军封闭，司徒雷登和部分教师学生被关到集中营，学校被迫内迁成都，到华西坝办学，成为华西坝五大学（Big Five）之一。 1946年返回北平复校。然而，在1952年中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而不复存在。 虽然燕京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已经没有了，但其提倡的学术精神、教育理念以及培养出来的人才，如同种子般播撒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继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942年10月1日燕京大学在成都正式复课，这一天适逢美国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来华西坝，向五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讲，梅貽宝校长担任翻译。燕京大学的学生笑声掌声都比翻译提前一拍，令其他学校的学生瞩目。 1943年，成都燕京大学部分女教师和女学生在成都文庙前街上的文庙大殿前合影。 华西坝五大学校长会议，每周一次，商讨五大学共同办学的事宜，这是1944年9月一次会议留下的照片，出席会议的是，左起：燕京大学校长代理、文学院院长马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怡芳；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 1945年成都燕京大学毕业生合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日本“终战（投降）诏书”，喜讯传来，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华西坝五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同样欢庆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 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各学校积极准备返回原校复课。 次年，燕大、金大、金女大、齐大四所大学为感谢华西协合大学在抗战时期，慷慨无私地接纳各学校前来华西坝继续办学，特共同写下一篇《纪念碑》文，表达他们感激之情！ 1946年返回北平复校。然而，在1952年中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而不复存在。 虽然燕京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已经没有了，但其提倡的学术精神、教育理念以及培养出来的人才，如同种子般播撒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继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949年，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让这个燕京大学校长的名字，成为了全中国人都熟知的人名。 西校门原来是燕京大学的主校门，坐东朝西，面阔五间，是一座典型三开朱漆宫门建筑庄严典雅。这座校门是由燕京大学校友1926年捐资修建。 主楼贝公楼是办公楼，建于1926年，原名“施德楼”，1931年曾被燕京大学校楼命名委员会定名为“贝公楼”，“施德”与“贝公”均为纪念燕京大学前身之一的汇文大学堂第二任校长贝施德。 仿清朝宫殿形式，灰色筒瓦，屋顶横分三段，中部是歇山顶，两翼是庑殿式，由主楼和两翼耳楼构成；通贯两层的红柱将墙壁分隔成五开间，楼身下部由花岗岩条石筑成，坐落在雕饰精美的须弥座上。明间大门前伸出一个抱厦，抱厦顶部是二层的阳台，这是西方常见的设计，以前校内举行大型聚会时，这个阳台常常被用作讲坛。 左侧是化学北楼睿楼，右侧是外文楼穆楼，也是仿清朝宫殿形式，灰瓦庑殿式，正面分为红柱白墙的九间，底部墙基用花岗石砌筑。 前面广场上是一对圆明园遗物——华表。 燕园内的钟亭，鈡亭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小山丘上，建筑形式采用圆形攒尖式，柱头和梁上装饰有一幅幅精美的苏式彩绘。古色古香硕大的铜钟被两条粗壮的青铜铰连成的钟耳悬挂在亭顶的一条横木上。铜钟下摆铸成八瓣莲花状，飾以精美的八卦图案，形似一朵倒开的花。 钟上用满汉两种文字铸有“大清国丙申年八月制”字样。据记载，这口铜钟原系颐和园中水军起居用膳报时所用，后几经辗转被燕京大学购得，作为校钟使用，全校师生的起居作息均以钟声为准。 铜钟上的铭文“大清国丙申年制”。 燕园内的华表 其中未名湖是校园内的标志性景观，湖水清澈，周边景色迷人。 《未名湖》未名湖是一个人工湖，就在博雅塔旁边，在给这个湖泊取什么名字的时候，大家的意见不一，最后只好给了这个“未名湖”的名字，即没有取名字的意思。 1990年，未名湖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博雅塔》 燕京大学的地标“一塌（塔）糊（湖）图”。 《水塔》1924年7月，燕京大学为解决全校生活用水，在此处掘水井一口，井深164尺，水质清澈，水源丰足，喷水高于地面十余尺，喷水量达每小时16000加仑（合50560公升）。水塔是当时为深水井专门造的塔式水楼建筑。塔型仿初建于北周时代的通州燃灯塔，因系美国人普氏捐资修建，故又称“博雅塔”。 燕园内的日晷 燕京大学被撤销后，其学校原址“燕园”被北京大学由城内的搬迁来所占用。校门“燕京大学”铭牌改而悬挂为“北京大学”铭牌。 燕园内的“敢当”石。 燕京大学培养了很多著名的人才。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母亲赵兰坤女士就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连战访问北京大学时，早已经在燕园办学多年的北京大学校方，将赵兰坤女士的成绩单赠送给连战。 燕京大学的毕业证。 《校友桥》校友桥位于西校门内，由燕京大学校友于1926年捐建因而得名。桥长15米、宽4米，样式为三孔圆券石拱桥，中券券心上有石雕吸水兽。拦板为清式做法，望柱断面为正方形，柱头方形印刻如意纹，桥端以抱鼓石收束。 翻尾石鱼是圆明园遗物，为长春园北部西洋楼建筑群西南角“谐趣园”前面的圆形喷水池中的装饰构件。 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洗劫之后，石鱼被朗润园主人载涛购得，又由燕京大学1930届学生在毕业时，买下赠予母校，置于未名湖西岸附近。鱼身长1.65米，高0.87米。 慈济寺山门位于未名湖南岸。慈济寺俗称花神庙实为观音寺。寺坐南朝北，寺门临未名湖，入门后拾阶而上，原有一座北向的正殿，并有东西配殿，连同周围的垣墙，都建在土山上，现在仅存一座寺门，立于未名湖畔。而当年正殿的旧址，就是今天斯诺墓所在的地方。 《华表》西校门内办公楼前草坪上立有两根高大精美的华表，原为圆明园安佑宫遗物，至迟当造于乾隆七年（1742年），原本一共有四根，另一种对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内。 华表为汉白玉石雕，刻蟠龙云气，通高约八米，下为八角形须弥座，座高1.24米，顶部有中国传统“犼”。两根华表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石刻高超的雕刻技术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外文楼，原来称“穆楼”，由穆拜亚先生所捐建于1925年，作为教学楼使用，与贝公楼、化学北楼构成“品”字形院落。 《临湖轩》临湖轩坐落于未名湖南岸，采用了三合院的布局形式，内有庭院。临湖轩为燕京大学时期新建，而在其南侧是乾隆赏赐给宠臣和珅的临风待月楼的楼址。 临湖轩原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寓所和接待来宾的地方。1931年时任燕大教授的冰心，为其命名为“临湖轩”，后由当时的北大著名教授胡适题写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