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大队代销店的噩梦

老猫侠 59823423

青春，正是鲜花盛开的美好时节。

可是，我们的花季，却早已枯萎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

在闽北洋口插队的数百名知青中，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知青，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虽然艰辛，倒也平安无事。

1972年，山村中最繁忙的夏收夏种“双抢”前夕，一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从此彻底改变了这位女知青的人生轨迹。公社书记同意了某些福州下放干部的建议，让这位女知青到大队代销店工作。

这位女知青就是我！

来到大队代销店之前，公社书记曾经与我个别谈话过，告诉我不少村民反映代销店账目不清，这次让我去代销店，是党对我的信任与考验。在那样的年代，听到组织上这样的谈话，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自以为肩负着重任，次日，我带着简陋的行李到大队代销店上任了。

上凤大队一共有7个生产小队，有汉族也有畲族。整个大队仅有这一个小小的代销店，在那经济计划年代，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小小的代销店就是供应这些物质的地方，别看麻雀小，可是五脏俱全啊。

大队所在地聚居着3个小队，代销店的老板（女）与大队书记有沾亲带故的亲戚关系。公社书记说有不少村民反映她账目不清，平时有权势的大队干部家属可以随意在代销店中拿凭票供应的东西，引起很多普通无权势村民们的不满。

一开始我心中也有不少顾虑，大队里面福州插队知青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要找到我呢？后来有的下放干部告诉我，公社与大队的干部们认为我老实，说话少，可以信任。

在我离开自己插队的知青点前夕，小队长旺佬悄悄告诉我，大队那里很复杂，平时要多加小心。开始时我对这些话不理解，没有将这些话放在心上。凭心而论，当时我并不愿意去代销店，因为突然间离开了知青群体，孤单单的在外面一个人生活确实令人不适应。但是想起公社书记对我的一番谈话，激起我热血沸腾的许多大道理，都让我觉得不应该辜负党的信任。后来经过很多事情以后我才知道，那时我是多么幼稚，把书记的话作为圣旨一样对待，认为这就是党对我的考验。

满怀信心，我来到了大队代销店。那时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将是我噩梦开始的地方。

位于大队礼堂角落小木屋中的代销店是村民们平时聚集聊天的场所，面积总共也就10平米左右吧。靠窗户的泥土地面横放一根大杉木，这是作为座椅使用的，可以同时坐上10来个人。窗户外面是一条倾斜、狭小、坑坑洼洼、布满鹅卵石的村道。

山村的夜晚是寂寞的，而代销店的夜晚却是喧闹的。一个昏暗的灯泡悬吊在积满灰尘的木头天花板上，晃动的人影扭曲成各种奇形怪状的模样。有辈分的男人们嘴里叼着竹制的旱烟筒，拥挤地坐在屋里的大杉木上面，大声聊着一些“荤段子”，就是男男女女之间的一些事。这些事，他们年年月月不断重复着，乐此不疲。

在偏僻山乡寂寞、单调、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的日子里，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唯一的享受。我在代销店的日子，也是我接触、了解最底层村民们的好时机，在这里，什么样的人与事都可以见到、听到。

渐渐的，小木屋里面弥漫着呛人的烟雾。而那些生过孩子的妇女们，则聚集在窗户外面，有的在怀里奶着娃娃，有的把娃娃背在背后，她们都在嘻嘻哈哈、津津有味地听着屋里的“荤段子”。

代销店旁边的一块空地中央平时堆积着一大堆艾叶与杂草，晚上就点火燃烧起来熏蚊子。此后在代销店的日子里，我经常在艾叶与青草的袅袅烟雾中编织着心中的梦想，寄托着对遥远家乡的思念。

这块空地是男青年聚集的地方。在我来到代销店的第一个夜晚，这些年青人显得格外兴奋，围在火堆旁边轮流吼唱着我听不懂的歌谣，还有个别的竟然跑到代销店窗户外面大声喊叫着。叼旱烟筒的男人，背孩子的女人，还有代销店女老板，都朝我暧昧地嬉笑着。矮矮胖胖的女老板拉扯着我的衣服说：“出去吧，大胆地去回应他们吧，他们要跟你对歌呢！”我说听不懂他们唱什么。

历史上福建省交通不便，山峰高耸，地势险峻，众多的地方方言更是令人迷惑。上凤大队7个生产小队中，有顺昌本地话，有畲家话，还有我插队的小队是汀州客家话，以及更难听懂且已变异并揉合着各地方言的话等等。即使如此，由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相互之间交流还是没有问题的。而我们这些知青就不行了，大部份人都不能流利地用这么多当地方言与村民们交谈。

当我说了“听不懂”之后，那些男男女女们简直都要笑疯了。胖老板夸张地拍着胸口笑着说：“这是情歌啊，就是哥啊妹啊的，他们说个个都爱你啊，你赶紧随便怎么唱几句去回应他们吧。”吓得自小五音不全的我躲在柜台后面，再也不敢吭声了。

记忆中清晰地浮现出在代销店中睡觉的第一个夜晚。我的小床铺安放在旁边的储物间里，睡觉之前，胖老板特意关照说门窗要关好，因为夜晚山上可能会有一些野兽跑下来，还有就是一些耐不住寂寞的男人会来寻找女人。吓得我马上就关上歪歪斜斜吱吱嘎嘎响的小门窗。仅有几个平米的小木屋里空气顿时异常混浊，有煤油的气味，各种调味品、腌菜、咸菜气味，还有浓重的发霉味道。尤其令人恐怖的是，床铺底下时不时有老鼠吱吱地叫着窜来窜去，还有咬啃东西的难听声音。木头床架上，慢慢蠕动着一只只白色肥硕的蛆虫……

我不敢躺下去，只能蜷缩着坐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度过了第一个难熬的夜晚。

过了几天，公社书记来大队开会，我让书记看了我居住的地方，书记捏着鼻子说：“搬出去，马上搬到楼上去！”他让大队通讯员打开位于储物间楼上房间的门，让我提着东西马上就搬到楼上居住。说是楼上，实际上就是阁楼，这个房间是大队播音室，桌面上放着简单的播音器材，所以我平时还要义务兼管转播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工作。

一开始，胖老板对我很客气，让我平平安安过了几天安稳日子。自从我来到代销店以后，白天胖老板不是去自己的自留地干活，就是在代销店里面削竹篾扎竹叶子，这是当地一种副业，镇子里面有人定时来收购。这个副业要有关系才可以做，普通村民是做不到的。胖老板虽然才30多岁，但是已有4个孩子，只记得最小的是个还在吃奶的男孩子。非常奇怪的是，他一看到我就会伸出双手让我抱他。平时胖老板总是毫无顾忌地敞开衣服露出肥硕的双乳给孩子喂奶，之后就将散发着尿臊与奶膻味的孩子往我怀中一放，不管我愿不愿意，转身就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白天代销店里面购物的人不多，村民们一般都是中午或晚上收工以后才会来购物。在晚上以及赶圩的日子，那是比较忙的，就连大山深处田坪与谢坊大队过路的山民们都会在我们的代销店购物。相比于更加荒僻的山村，我们这个代销店的货物品种还算是比较齐全的，说实话这大半是胖老板的功劳，她与洋口公社供销站的关系拉扯的非常好。

在夏收夏种以及秋收的农忙季节，我与胖老板还得挑着沉重的担子，将一些凭票供应的日用品送到田间地头。那种年代，称呼这种行为的话语叫“革命化的货郎担”。

几天以后，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胖老板正在自留地里忙活着，大队书记的老婆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碗，要我拿一斤红糖。平时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个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当时我要她拿出票证和钱，她说忘记带来先欠着，我没有同意。僵持了一会儿，她返身就走了，一路上高声叫着我听不懂的话。后来我向胖老板说了这件事，而胖老板只是嘻嘻笑着没有回答我。很多村民在我面前说胖老板是个“笑面虎”，厉害极了，起初我总是不以为然，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才深深地体会到。逐渐地，我发现胖老板背后还在偷偷给干部家属紧俏的凭票供应东西，我几次提醒她，可她并不理睬我。有一段时间公社书记在大队蹲点，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了他，后来公社书记在大队会议上批评了大队书记。

谁知道，这竟然是我噩梦的开始！

从此以后，他心中记恨着我，而我却是一无所知。以后的招工招生都与我绝缘，这是可想而知的，大队这一关是绝对不会推荐我的。

上凤大队又来了几位本地知青，其中一位是大队书记的外甥女，后来她成为我的好朋友。

1973年，大学开始在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学员，在这次招生中，厦门大学在顺昌有招生名额。我亲戚长辈中有人在大学中任有一定的职位，关照招生人员想办法将我招走。获知这个消息以后，我非常兴奋，上大学是无数知青梦寐以求的，可想而知当时竞争有多激烈。那时的我确实太幼稚了，根本无法想象出平时和睦相处的朋友们后来都会成为生死对手。招生人员说在县城只有一周的招生时间，只要推荐上来的名单中有我就行，其它的事我都不用操心。但是大队就是死卡着没有推荐，书记当然非要推荐他的外甥女不可。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抢这个名额，背后送钱送礼花样繁多，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一周时间到了，招生人员两手空空离开了，因为推荐名单中没有我。

第二年又是如此重演了一次。

大队长细仔偷偷对我说，只要给他150元钱，他肯定帮助我推荐。可是我那时非常贫困，别说拿不出150元，就是几十元也没有。经受不住上大学的诱惑，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父亲马上回信坚决拒绝，说绝不能给他们钱，不能助长他们这种歪风，要我安心在农村，哪怕是一辈子回不了故乡……收到信后，我非常伤心，躲在被窝中偷偷痛哭了一场。

连续两年招生我都不能被推荐，而且大队中其他的知青也去不了，可想而知他们中有多少人恨我啊，虽然口头上没有说，但是我可以感受到这种怒火。

多年以后伏洲小队老知青们聚会时，我对当年的知青队长林泰炎提起大队长细仔对我说的话。我问泰炎，假如我当年真给了150元，细仔会有把握推荐我上大学吗？泰炎认真地说：“有可能！难道你们不知道细仔平时有多狡猾、多会算计啊！”

知青队长林泰炎在伏洲仅插队1年8个月就被第一批招工走了，不过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顺昌。后来他在顺昌检察院工作，上凤中哪些人违法乱纪、哪些人贪污腐化、哪些人被判刑，他是一清二楚的。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当年有权势的人以及亲属。泰炎说，要是提起上凤这些年的案子，几个箩筐都装不下啊。

同样是人，人性的差异为何会如此巨大？尽管大队书记是如何怀恨我，我却是一如既往地与书记外甥女关系非常友好，后来我在大队耕山队劳动时她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她曾经要将招生推荐名额让给我，可是大队书记坚决不同意。她的母亲是大队书记的姐姐，居住在城关，我叫她彭妈妈，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我几次去县城都在她家里过夜，彭妈妈照顾我就象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仿佛命运注定了，我与书记外甥女，既是好朋友又是对手，只能有一人存在。只要我存在，她就清洗不了双腿的泥巴，而我，同样也无法跨进大学的校门。这一点，令我们困惑，却又无可奈何。直到1976年，我的母亲提前退休，我才回到故乡进入母亲原工作单位工作。我离开以后，书记外甥女也如愿进入了厦门财经学校学习。

原先大队规定我在代销店的工分是每天6分，按大队平均工分一个工分6分钱，我一天拿0.36元。之前在小队劳动，我也是一天6个工分，但一个工分有0.10元，一天可以拿到0.60元。但事实是自从我来到代销店以后，只在第一年年终分红时拿到钱，第2年开始大队只给我一天3个工分0.18，说是余下一半要靠我小队来补贴。

当我回到小队查询时，小队长旺佬非常惊讶，说小队给我的工分很早就拨往大队了，再说小队怎么能够克扣知青的工分呢？何况还是一位女知青的工分。旺佬安慰我说，你不要急，可能是哪里出了差错。那时我怎么知道还有一半工分是在哪个地方出了差错？

无奈之中，我到大队会计那里查询，他约我晚上见面，说是要帮助我查询余下的一半工分。我高兴极了。正好大队里面一位平时非常关心我的阿婆来买东西，我就高兴地告诉她了。奇怪的是，她却悄悄对我说千万不能去，会有危险的。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危险，她不告诉我，只是说不便讲，然后急匆匆地离开了。我在心中七上八下地挣扎了好一会儿，去还是不去？最终恐惧占了上风，决定不去！后来发生了许多事以后，我才明白那是什么样的危险，不去，确实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整整半年的工分没有了，我无处诉说，也不知道怎么去抗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灵魂与工分之间，选择绝对不能出卖自己纯洁的肉体。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胖老板终于在大队书记的支持下，将我挤出了代销店。

此时孤独无助的我却回不了小队了！因为我小队中的知青点基本没有知青了，小队长旺佬说村民们不同意让我一个孤独的女知青回来到烂泥田中劳动，应该由大队安排留下来做其它的事。

无奈之下，我只好多次请求大队畜牧场收留我，随便做什么事情给多少工分都可以，只要有个安身的地方就可以。大队畜牧场场长阿比心软了，答应让我在畜牧场住下来。平时做一些杂活，更多时候是进深山里面挑柴，一天要挑两趟，而这个活平时都是有体力的男劳力去干的。明知道我的体力不够，但是那时候我别无选择，即使一天来回3趟4趟，也要挣扎着在险峻、没有道路的深山里面将规定的木柴挑回畜牧场，这样才能够在记工员那里记上一天6个工分0.36元。

因为大队白天的电压很低，畜牧场中的饲料粉碎机需要到晚上9点过后才能够开动，这样加工好第二天足够的饲料需要到下半夜甚至清晨。由于粉碎机房单独建在畜牧场外面的池塘旁边，位于村外山坡下面，山上有许多无主坟墓，村民们传说那里经常闹鬼，所以没有人愿意一个人晚上在这样的地方加班。我自告奋勇地去了！不是因为我胆子大，而是我想在没有人干扰的环境中安安静静地看一些书。

晚上9点过后，我来到粉碎机房，先找一根结实的大木棍将机房的大门顶住，还随身带了一把砍柴刀放在身边壮胆。后来这把砍柴刀始终陪伴着我，我经常在石头上磨刀，刀口始终保持着锋利。后来回城，这把刀又随我来到了福州的家中。

第2天晚上10点过后，机房的大门外面有人在小声地敲门，我明白这个人是谁，不予理睬，这个人也不敢大声喊叫。突然间，透过大门的缝隙，仿佛看见池塘对面有手电筒一闪一闪的亮光，隐隐约约还有人晃动的影子。受到惊吓，大门外面的这个午夜幽灵自己悄悄溜走了。连着几个晚上都是这样。后来我壮着胆子用刀背在门上用力敲着并喊叫着：“你敢再来，我用刀砍死你！”吼出这一嗓子以后，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我没有去擦，我明白，今后我再也不会害怕了！

自此以后，这个午夜幽灵再也没有来过。

那一段时间天天晚上加班到下半夜，白天还要在畜牧场里面打杂，或者上山挑柴，虽然非常劳累，但是感觉很好，这一段日子是我看书最多的时候。可惜好景不长，仅过了将近半年时间，县城来的一个脚上有残疾的男知青也要开粉碎机，我只得让位了。因为我认为相比于有残疾的知青，我的四肢毕竟是健全的。让我郁闷的是，那个男知青晚上出工，白天可以睡觉，还可以拿7个工分，而我白天黑夜的干活，只有6个工分。

由于畜牧场人员编制有限制，此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我踢出来。

从此，我再次开始了知青生涯中的流浪生活……

几年前的一次春节老知青聚会，我对大队知青点的“村长”愤愤不平地提起这些往事：“你们知道吗，那时候我一天累死累活只获得一半的工分，当我要离开这个大队去办户口迁移手续时，在我的工分记录中竟然显示我还欠大队40元钱。”“村长” 淡淡地说：“这么多年过去了，都过去了，想开一些，给他们的后代留一些面子吧！”

1976年7月，我的母亲为了我能够回城提前退休了。当我接到县里的通知去大队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大队经办人不肯为我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说我还欠大队40元钱。无论我怎么解释我还有很多工分在大队里面的，都没有用处。这时候我突然看见公社书记的身影在大队部办公室的门后闪过，我马上冲进代销店，在那里买了6包“水仙牌”香烟，然后送到书记的手中，我知道公社书记唯一爱好的就是只抽“水仙牌”香烟。我对公社书记说了大队不让办理户口迁移的事，我特别强调了我确实还有很多工分还在大队，是大队还欠我的钱。公社书记马上来到大队经办人面前，让他立刻为我办理手续。经办人口中虽然唧唧咕咕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还是很麻利地为我办理好手续。

回城的那天晚上，在顺昌火车站，我对几位前来送行的知青说道：“我的户口是用6包香烟买来的！”他们都鼓动我应该去大队把欠款争回来，不能这样放过这些混蛋。我摇了摇头说不要了。我明白，我已经不是以前单纯的我了，岁月改变了我，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为什么同样经历过苦难岁月的很多人都在对我说，不要再提当年的事，都过去了！真的都过去了吗？难道我如同“祥林嫂”一样还在岁月中唠叨不休吗？

此时，惟有福州一中的学长、老知青放牛娃在我的邮件中大声疾呼：“有人说文革未结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社会结构没改变。说大道理的人还在骗人，小小的公仆还在贪污受贿。你的故事应当详细地把时间、地点、人物的真名实姓都写下来，公开出去！”我告诉他，不会写出这些人的名字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因为他们的后代都在城市中打拼。

如今让我遗憾的是，有很多善良、纯朴的村民在那种年代关心过我，帮助过我，而我却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因为在那样荒僻的地方，平时大家都没有习惯称呼大名，只是相互之间叫“×阿婆”、“×伯”、“×佬”、“×仔”……

即使这样，我还是要真诚地对他们道一声“谢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每个有过插队经历的人心里都有一个情结，他们永远忘不了那片贫瘠的土地，不为别的，是因为他们把那不叫青春的青春岁月放置在了那里，这种经历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这份情愫将伴随其一生……

（感谢一海粟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