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戴戴山——戴学咸

翰林尚雅马志刚

我的父亲名祖琨, 字玉山。 戴戴山,是他行医时他的老师汪尧民先生为他起的医用名。祖籍是安徽省婺源县桂岩村, 即今天的江西省婺源县岩前村。生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 农历2月7日,故于1968年2月17日, 终年67岁。爷爷戴济农, 五品官衔, 任职”河厅’。”河厅”亦称”管河厅”, 顾名思义是与河政、河务相关的一类职官。”管河厅”的职官设置又分两种, 一是正五品的管河同知, 一是正六品的管河通判, 相当于副知府级官员。爷爷是正五品官衔应是管河同知。河厅以下的职官包括州同、州判、县丞、主薄、巡检等官员,统称”管河汛”, 亦称河汛, 相当于县级或副县级官员。大约是七品、八品官衔。依据爷爷常年生活在直隶(河北省) 蠡县, 可知爷爷是清河道下属的管河同知。清河道全称“分巡道直隶清河道”, 正四品衔, 分管保定府、正定府、河间府等三府及易州、冀州、赵州、深州、定州等五个直隶州内的大清河、滹沱河及淀泊等畿南水系的治理。清河道下属有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清河道署设在保定, 至今道署旧址依然存在。听父亲讲,他自幼年跟随爷爷在河北蠡县渡过幼年、童年时光。作为清河道的河厅, 蠡县大约是爷爷在辖区内安置的家,以备退隐。爷爷的原配夫人钮祜禄氏, 简称钮氏, 旗人, 早丧。后续夫人朱氏, 直隶河间府人, 是父亲的生母。在父亲之前曾生有二子, 均夭折。故而父亲的降生,自是娇贵, 取名大锁。父亲从小受到奶奶的宠爱, 很顽皮。一次父亲到衙署院内的树上掏鸟蛋, 将屋顶踩坏了, 受到爷爷的责罚。大约在父亲六岁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其后的八年间,一直就读于私熟, 为父亲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文基础。大约在父亲十七八岁时, 爷爷就因病故去。关于爷爷的死因,叔叔讲过这样一件事,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叔叔曾经在保定附近的某县见到一方功德碑, 内容是当年这一带曾流行瘟疫,死伤甚众, 戴济农先生舍身救治民众,不幸身染瘟疫, 病逝。为表达民众感激之情特立此碑, 以示永念。爷爷故去, 家道中落,日子过的清苦, 父亲每天以小米饭等粗粮裹腹, 吃倒了胃口, 长大后再也不愿吃小米饭了。据父亲和其他亲戚讲, 爷爷面目清秀, 瘦高身材, 为人谦和。我的两个叔叔长的像爷爷. 而父亲更像奶奶。父亲十五岁开始,接受新学教育, 三年间,完成了小学课程。其后便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 难以承担高昂的学费。父亲考取了免收学费, 并提供食宿的湖北武昌安徽旅鄂陆军学校。过去家中曾存有父亲在陆军学校时拍摄的身穿士官军服、腰佩军刀的照片。据此,“四清”、“文革” 期间,一些好事者认为父亲是北洋军阀的军官, 给父亲和子女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后来父亲将这些照片烧掉了, 从此也不再提及这样一段经历。然而父亲在闲谈时还是在不经意中谈到了在武昌陆军学校时的一些往事。一次父亲与几位同学渡船去汉口游玩, 江面忽起大风,船夫认为此时渡江会有危险, 拒绝行渡。在几位身穿士官服“兵爷”的强制下, 船主硬着头皮开船渡江。渡船行至江心, 风大浪高, 小船左右摇摆几近倾覆。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小船总算回到岸边。几十年后, 父亲回忆起这段经历时, 仍然是心有余悸。父亲在武昌期间曾游览过[卓刀泉寺], 并向我们讲述了卓刀泉的来历。据说当年关羽在此屯兵, 天气严热, 又无水源, 官兵口渴难耐。关羽用他那把重达200斤的青龙偃月刀用力戳地, 并大呼,如此严热,怎么没有水呢！没想到, 话音刚落

一股泉水从地下涌出, 甘甜可口, 官兵皆大欢喜。后来当地百姓在泉水边修了口井, 为纪念关公的恩德, 取名[卓刀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到访武汉时,还专门去了趟[卓刀泉寺]。父亲在武汉军校大约只学习了几个月就被大伯叫停,回到了天津。原来父亲进入武昌陆军学校不久, 通晓法文的大伯(父亲同父异母的哥哥) 在天津法租界公董局谋得差事, 不久又提升为公董局的师爷,在法租界颇有些权势。他认为父亲脾气火爆,如果进入军界容易惹出事端。劝父亲从陆军学校退学,转考天津新学书院。新学书院是英国人赫立德于1902年创办的一所大学。仪器设备齐全, 教学管理严格, 选用的都是英文原版教材。父亲于1919年考入新学书院, 在此修习三年,接受到比较系统的现代化的教育, 并学会了英语。在新学书院学习期间，父亲结交了几位好友，其中就有我的舅舅，为日后的姻缘埋下了伏笔。1923年父亲从新学书院肄业后, 又自修了三年。1926年4月, 父亲入职前天津直隶全省警务处, 任科员, 直至1929年6月离职。1929年7月, 父亲进入天津大中银行工作。大中银行于1919年创办于重庆，在天津、北京设有分行。1923年又陆续增设上海分行、天津东马路支行、天津河东支行、北京东城办事处、北京西城办事处、哈尔滨分行、徐州分行等，呈快速扩张之势。1929年, 大中银行在天津设置总管理处，统管各地业务, 需在津门增招新员工。经人推介,父亲进入大中银行，出任文书。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大中银行出任文书，需要使用一种叫“等音奉辞”（音）的文体，外婆认为父亲不熟悉这样的文体，难以胜任。一向高傲的父亲立刻写了一篇呈送。凭借父亲的一手好字，一篇漂亮的文章，加之通晓英文，父亲顺利进入大中银行。后来我的大舅谢国祯先生(著名的明史专家）也入职大中银行。有了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成家的问题也提到了日程。经舅舅介绍,父亲与母亲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完婚。那年父亲28岁，母亲19岁。母亲谢庆生，河南安阳人，宣统二年（1910年）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故名庆生。其父谢宗华曾任扬邮关（扬州、高阳）监督、张家口关的监督,监管各关的税收。是一个收入颇丰的“肥差”。母亲的生母陈氏是外公的原配正室。大约在母亲六岁时，陈氏病故，后续黄氏，是一位受过新学教育的才女。外公对幼年丧母的母亲格外疼爱，外出履职时也要带在身边。母亲时常向我们讲述幼年时跟随外公在扬州“宜园”官邸度过的美好时光。母亲十七岁时，外公病故。跟随继母生活的两年，性情受到一定的压抑。戴、谢两家的长辈都曾在朝为官，两家相知。父亲的爷爷戴鸾翔曾任职彰德府知府，其治在安阳，算得上是安阳谢家的父母官。新婚后的父亲、母亲,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时我家住在广东路一座两楼两底的洋房。婚后第二年、母亲生下一子，可惜夭折。转年又生下大哥，再过两年大姐也诞生了，可谓是女儿双全。然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注定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祖界里的表面繁荣却难掩暗流滚滚。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大批难民涌入平津。其后日本人又策动华北自治，妄图控制华北。强烈的危机感在人们心中漫延。父亲也预感到华北、平津地区早晚会落入日寇之手。为了将来不给日本人做事，父亲想到了行医。经人介绍拜御医汪尧民为师，其后,又拜与母亲家有姻亲关系的中国四大名医萧龙友为师。父亲天生聪慧、对中医学理论有着超乎常人的领悟能力，一点就通，深得老师的赞许。在这两位名师的精心培养下，大约只用两年多的时间便学业有成。1935年4月, 父亲辞去了大中银行的工作。1935年7月，在前天津市政府中医师考试中获得“儿科

正取第一名”的骄人成绩，并颁发了行医执照。汪尧民老师也认为父亲已经具备独立行医的能力。在正式行医前，汪尧民特意为父亲取了戴戴山的医用名，并送去“四大名医萧龙友、御医汪尧民命弟子戴戴山行医” 的牌匾。加之“儿科医师正取第一名”的匾额,高悬于诊所之外，引得众人注目。1935年9月, 父亲的中医诊所正式开业。父亲行医后，我们家从广东路搬到当时法租界河北路228号一座三层联体洋房。后来一层转租给了牙科大夫李峻峰作为诊所，二层为父亲的中医诊所，三层及后楼为家眷生活之用。由于父亲的医术高明, 求医者众, 生活过的比较惬意, 于是将仍奶、叔叔接来同住。然而好景不长,1936年大伯病故, 父亲失去了一位疼爱甚至娇宠的兄长, 也失去了在法祖界的靠山。1937年“七。七”事变后, 平津沦陷,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看病的人也锐减, 。此时家中又添丁进口,1937年二姐降生,1943年二哥降生。 单靠父亲行医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些亲朋劝父亲出来工作以补贴家用, 被父亲拒绝了。我的二姑夫杨敬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与日本在华的一些要人都是同学, 他本人任气象局长, 出入有专车。为父亲安排一个非政界、非军界的中性职位也并不困难,但父亲宁肯挨饿受冻也绝不在日本人手下做事, 表现了伯夷、叔齐般的风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到北京看望大舅谢国祯时, 谈及此事, 大舅伸出大母指，连说戴玉山有骨气,让人钦佩。后来父亲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连正常的应诊也困难了,家中物件几乎被当卖一空。父亲空有一身本领,却落得穷困潦倒,不免心灰意冷。脾气更加焦躁, 经常与母亲吵架。如果不是母亲苦撑, 我们一家很难度过八年日据时期。1945年日本投降了。闷在父亲心了中八年的恶气终于可以一吐为快。此时我的三姨夫、经济学家石毓符先生, 从重庆飞到天津清查、接受日伪财产。经他的介绍, 父亲于1946年10月, 入职冀北电力公司,出任中医顾问。日本投降后,像所有中国人一样, 父亲盼望着和平建国美好时期的到来。然而不久,内战爆发, 为了支撑庞大的战争支出,国民党政府大肆掠夺人民的财富, 发行金圆券, 造成严重的通货膨涨,人们又陷人水深火热之中。那时父亲在冀北电力公司任中医顾问,并不发薪水, 常常发些小米、面、油之类的实物。在那个物价飞价、经济濒于崩渍的时代,这些物资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大姐几度失学, 大哥送到北京的叔叔家继续完成学业。母亲甚至偷偷地给人当了几天佣人, 后被父亲发现制止了。一个七尺男儿尚不能养家, 父亲不免仰天长叹, 痛苦万分。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父亲的门诊收入仍很不稳定。1950年2月,父亲应邀在哈尔滨道[育仁堂药店]坐堂分诊。1952年5月又在滨江道[聚兴和药店]坐堂分诊。为了贴补家用, 大姐曾进入工厂做工、为识字班代课,大哥也曾为扫盲班代课。1950年10月25日,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的一次关乎国家独立、主权的生死较量。具有强烈家国意识、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对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似乎理解的更加深刻。父亲密切关注着战场的形势, 对志愿军的胜利都感到欢心鼓舞。父亲曾说,这是百年雪耻, 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真的站立起来了。虽然那时我家的生活还比较困难, 但是父亲仍然尽取所能捐钱捐物, 参加义诊。为此,天津市中医师公会为父亲颁发了表扬证书。1955年4月17日,父亲与名中医陆观豹、丁叔度等人成立[光明中医联合诊所], 地址在赤峰道泰丰里六号。1956年更名为[滨江道第一联合诊所]。1956年董晓初先

生组建天津市中医医院, 邀请父亲参加,父亲以离家太远为由拒绝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虽然很聪明但不够勤奋, 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就不愿意再努力奋斗了。父亲一生追求的是一种闲适、舒坦、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时的父亲已经是和平区特别是劝业场街一带颇有些声望们名医, 有许多信服他的患者, 既使到饭馆用餐、到商店购物, 人们都会尊称一声戴大夫。父亲的医术高明、学识渊博、出手也大方, 在诊所内同样赢得大家的尊重,被称为戴老。那时父亲每月的工资是166元, 与普通市民相比,算是高工资。除了家用外, 每餐有酒有肉,隔一段时间还可以下一次饭馆。父亲很享受、也很满足这样的生活。去中医医院虽然舞台更大了, 机会更多了, 但需要重新开拓局面, 需要与同行们兢争, 显然父亲不愿意再付出更多的艰辛。1958年父亲所在的诊所合并为劝业场卫生院, 地点在辽宁路123号。这一年公社化运动席卷津门, 母亲也去街道工作了, 不能按时回家做饭。那时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 每天中午都要到劝业场卫生院与父亲一同吃午饭。父亲会从单位食堂买上一份素菜和主食, 然后到单位附近的[都一处]、[天合居] 等饭馆叫上一份宫爆肉才之类的炒菜, 供我们两人食用。那段时间是我与父亲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 父亲显得十分慈祥,对我也是关爱有加。完全没有哥哥、姐姐眼中的威严、霸气。1963年父亲和他的爱徒黄丽华，一同调到了位于大沽北路的解放桥卫生院。从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间, 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愉快、惬意的十年。1966年夏,“文革”运动实然爆发，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红卫兵们走上街头贴大字报、贴标语、“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父亲单位也有人给父亲贴了大字报，说父亲是“反动权威”。对此,父亲根本无法辩驳、很是的憋气。更让父亲担忧的是，那时的造反派,随意闯入人家，发现“四旧”或他们认为反动的物品，就会将主人游街、批斗。父亲身患严重的心管炎、心脏病，身体又胖，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为了不给人以口实，父亲半夜里将列有清代官职的祖宗牌位、皇帝御封诰命夫人的“诰封”、有清代官员题款的字画、书籍、信札、以及旧照片等，统铳烧掉。后来又将线装书籍、字画统统交给单位造反派。早在前些年困难时期,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均已当卖一空，按母亲的说法，没有留下一丁点金碴、银屑。只有这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物品被保留下来，如今却付之一炬，怎不叫人心痛。我曾对父亲讲，将这些有文化价值的东西烧掉实在是太可惜了。父亲无可奈何地说，你是要这些东西，还是要你父亲的命，对此我无言以对。文革期间父亲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人也变老了。已经不能正常地上班，再后来干脆病休在家。那时的父亲常常因咳嗽而晕倒，因此，每次听到父亲连续咳嗽时，我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来到父亲身边，并多次将他扶住。年老多病的父亲显得很孤独，他唯一的希望是孩子们多看看他，与他聊聊天。俗话说，人到老年最怕的是孤独、膝下无子孙。父亲去世前的两年，给他带来最大慰藉的是二姐的大女儿小元。1966年底，为躲避涞源煤矿的武斗，二姐回到家中准备临产。1967年元月一日，二姐坐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因是元旦降生，取名小元。小元的降生，给父亲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因产后二姐患上了乳疮，不能正常喂奶，需要靠奶粉喂养。从来不做家务的父亲，主动给孩子冲泡奶粉，每次还要偷偷地多加些奶粉。父亲是著名的儿科医生，深谙“要使小儿安，三分饥饿四分寒的道理” 。却出于疼爱之心，额外增加奶量。有时还不顾体胖多病，背着孩子，哼着“背背、驮驮，换酒喝喝”的儿歌，在屋

内走动，累的气喘吁吁。一次父亲抱着小元，谁也没有想到，孩子的小手竟然伸到父亲的头上，去摸老人家的头。这在以往，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大不敬行为。二姐夫连忙上前制止，还一再道歉。然而父亲却不以为然，笑着说，我们孩子喜欢老爷的头。父亲变了，多年以来被强夫、严父身份所压抑的柔情爱意，被唤醒，被释放。当孩子奶声奶气地叫一声外公时，父亲的脸笑开了花，身心都醉了。我家的邻居开玩笑说小元的脸扁、眼小时，父亲却说，外公就喜欢扁脸、小眼的胖丫头。父亲因爱而至的护短行为，连母亲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小元降生后，父亲重新安排了晚年的生活。他对母亲讲，把小元留下来吧，咱们哺养，我出钱雇个保姆，这样你也不会太累。可借父亲美好的愿望并没有实现。1968年的春节时，父亲的肺心病已经很严重了，但是父亲并没有告诉大家。大年三十那天，父亲还强打着精神与大家吃了年夜饭，饭后还削了个苹果与大家分享。春节刚过，我们就感觉到情况不妙，父亲经常喘的上气不接下气，吃了一些药也不见疗效。这时，从外地赶来的二姐夫见到了父亲，他悄悄地对我们说，父亲的脸色灰暗、不是好的兆头。2月17晚，我们一家躲到小屋里商量着将父亲送到医院。此时我听到外屋有响动，推开门，见到父亲下床解手。然而，没过一会，坐在便盆上的父亲忽然身子一歪，眼看就要倒下，我立刻将他抱住。就觉得父亲的胸部上下起伏喘着粗气，抬头看了看我，气息便减弱了。我被吓坏了，大声喊着。小屋内的母亲、二姐、二姐夫等人也闻声赶到。大家把父亲抬到床上，母亲摸了摸鼻孔，像是没气了，可摸了摸身体还是热的。大家抱着一线希望，迅速地将父亲送到临近的第三医院。经急诊大夫检查父亲已经死亡。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大夫还是做了人工呼吸和心脏复苏的抢救，并打了强心针。然而这一切更像是对家属的安慰表演。就这样，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果当时有120急救车，如果我们能早一天将父亲送到医院，如果我们当时有急救的知识，也许父亲不至于这么早地离开我们。然而事情是没有如果的。父亲生于清末的一个封建官宦之家，经历了日俄战争、“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九。一八” 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抗美援朝战争，也经历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父亲一生无党无派，从不卷入到政治旋涡之中，不攀附权贵，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养家糊口,这是乱世之中很高明的生存智慧。正因如此, 在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父亲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 也没有给子女们留下政治方面的付遗产。父亲一生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不做苟且之事,坦荡正直、讲气节、有风骨。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可贵的精神遗产。父亲很有些才气，他医术精湛，得到患者和同行业者的充分认同和广泛尊重，算得上是事业有成。他写的一手好字，会做诗。他曾写过一本诗集，可惜“文革”期间烧掉了。大哥记住了其中一首：杜甫心情李白才，和诗无须费徘徊。挥毫落纸皆仙句，倚马千言信口来。父亲略通英文，日本投降后，曾在美国战后物资处理部门担任过一段时期的翻译。他会拉京胡，会吹笛子和箫，还会唱京剧。曾作为票友,他多次登台演出，我家的亲朋大都看过他演出的【乌龙院】、【打鱼杀家】等剧目。在戏中，父亲扮演的多是反面角色的小花脸，他能现场抓词、诙谐幽默，

令人捧腹，常能出采。父亲虽有才气但是不够刻苦，这与母亲家的几位舅舅不同。为此，母亲经常规劝父亲要勤奋、要刻苦，父亲却不以为然。有时还会动气、吵架。父亲为人大气，最看不起小里小气的人,更厌恶那些搞小动作的勾当。与人交往也是出手大方，到饭馆吃饭、理发、洗澡总要多付些小费，一付大少爷的派头。所用东西也很讲究，他的墨镜、手杖、烟斗、皮包都是名牌。一件貂皮大衣，一顶水獭帽子，穿戴起来派头十足。至今我还保留着相关的照片。父亲好美食，口味极刁，算得上是美食家。听母亲讲，一次他们到饭馆吃饭，菜的口味欠佳，父亲将厨师请来，向他传授这道菜的制作要点。讲的是头头是道，厨师也听的心服口服。厨师以为父亲是那位高级饭店的掌勺，非要拜师学艺，十分可笑。父亲爱喝酒，也会喝酒。听哥哥姐姐讲，家境好的时候，镜台下的两个柜子，一个放着母亲的高跟鞋，一个放置父亲的酒。酒柜中除了茅台、汾酒、竹叶青这样的国产名酒外，也有威士忌、白兰地等洋酒。当然经常喝的是衡水老白干、天津的直沽高梁、北京的二锅头。经济条件不好时也会到酒铺打些散装白酒。父亲好喝酒，每餐都要喝酒，但饮酒从不过量，每顿一两酒。父亲曾患有严重的胃病，后来胃病反而好了。父亲的经验是每餐只吃七分饱，无论多么好的饭菜也绝不过量。由此可以看出，父亲是个自制能力很强的人。由于从小受到奶奶的娇惯，成年后又得到大伯的宠爱，父亲的脾气很大，在家里更是威严十足。当家境困难之时, 父亲时常感叹怀才不遇, 脾气也变得越发暴躁。无端地将火气发泄到母亲身上。母亲出身官宦之家, 家境殷实, 称的上是大家闺秀。深谙相夫教子之道, 吃的了苦也耐得辛劳, 却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小女人,自尊心很强, 对于父亲的粗言重语更是难以接受。一旦无法忍受之时也会抗争, 于是父母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孩子们则被吓的抱作一团,长大之后仍然心有余悸, 对父亲始终是敬而远之。我的哥哥、姐姐即使成家立业后，见到父亲也是毕恭毕敬。那时节, 父亲最看重的是子女们的学业, 每当孩子们在学业取得好的成绩时，父亲便会露出笑容, 变得温和, 母亲的腰杆似乎也硬了起来, 家庭内的气氛也变得和谐了。我从小就知道,必须取得好的学习成绩, 家庭才会和睦, 辛勤操劳的母亲才会得到慰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认为考试的成绩就是为了母亲争气。1951年，大哥考取北洋大学采矿专业时，父亲特意从外面买了一张刊有大学录取名录的【进步日报】，高兴的对母亲讲，小胖（大哥的乳名）录取了，我们应该吃捞面庆贺一下。1953年，大姐凭着一首【兰花花】荣获天津文艺汇演歌唱组第一名。而这张获奖的荣誉证书，一直被父亲珍藏至终年。1959年，当父亲得知二哥学忠考取了天津一中后，竟然主动地与学忠哥哥谈话，还亲手教学忠哥哥装裱书籍。1960年，我也考取了天津一中。发榜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高兴的很晚未能入睡。第二天，父亲给我买了一支毛笔和画册，并给了我一元钱，叫我去看电影。记得我上高中那年, 父亲的同事薛大夫的小儿子也考取了天津一中初中班。一天薛大夫得意地告诉父亲, 他的小儿子的一篇作文入选了校刊[作文佳作选] 。一向好强的父亲,显然是受到了刺激, 回家后向我问及此事。刚好我的一篇作文也入选了[作文佳作选] ,于是我将那册[作文佳作选] 递给了父亲。父亲竟然从头看到尾, 看后只说了一句话,语言还算通顺。但我能感觉到父亲心里十分高兴, 也能想象到次日父亲面见薛大夫时那得意的样子。父亲曾经对我们讲, 你们的爷爷两袖清风,没有给父亲留下什么遗产, 如今的

父亲也不会给你们留下遗产。唯一能留给你们的是一张大学文凭。你们只要上进、好学, 父亲就会一直供养, 决不会因经济问题而中断学业。父亲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在世时,已先后供养了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最小的我,因” 文革” 期间取消了高考制度而未能进入高校大门。可以告慰父亲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当年, 我便以优等成绩进入高校。父亲当年给每个子女留下一张文凭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由于父亲平时过于严肃，孩子们有什么话都愿意与母亲交流，久而久之，父亲产生了一种孤独感。特别是到了晚年，父亲不无感慨地对母亲讲，咱家这五个孩子都是给你养的。那时父亲的脾气已经变得很温和，他渴望着子女们与他亲近，与他交流。可惜哥哥姐姐们尚未完全看到这个变化，直到大嫂陆梅走进家门。大嫂是军人出身, 后取学历。为人热情, 不懂得封建家庭那一套礼节。经常与父亲无拘无束的聊天, 开玩笑、说傻话, 却深得父亲的喜欢。已上中学的我, 没有像哥哥姐姐那样拘束, 放学回来经常跟父亲谈谈社会传闻、国内外大事和自己的读书体会, 父亲都会饶有兴趣地听。父亲去世前的两年, 给他带来最大安慰的是二姐一家和刚刚出生的外孙女小元,使年老多病又感孤寂的父亲享受到了孙辈绕膝的天伦之乐。如今可以告慰父亲的是, 我们五兄弟姐妹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均被评定为高级职称。父母教子之功德，堪比当年的窦燕山。更为难得的是, 在物欲横流的背景下, 五兄弟姐妹不为所动,守住了一份清白, 守住了一份尊严, 也守住了家教底线。如今我们都从工作岗位上平安地退了下来，几十年的履职经历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的子女也都接受了高等教育, 学有所长, 且均已结婚生子, 可谓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最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五兄弟姐妹及其家属相处的十分融洽和谐,相亲相近。这在亲朋之间是十分罕见的。不能不说是父母教诲有方, 祖上有德。如今我们也都步入了老年, 回想起来,总觉得对父亲关心体贴的不够, 特别是精神方面的慰藉更是欠缺。写到此, 愧疚之情由然而生,难以释怀。唯愿父亲在天国能够舒心快乐, 唯愿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见时,能予以补偿。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