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的建造

刘建国

明代修建长城工程，要制定工程的方案，有修建时间、建设人员、建设过程和方式，以及使用材料和工程的指挥者等等。通常情况下，长城修建一般由戍军和民夫协力而成。这里的民夫是指服劳役的民户。

明代中后期，军队成为了修建长城的主力。如嘉靖至万历时期，有数十万军队常年征调于九边修建长城。

九边是明朝政府为防御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掠，从永乐年间开始至嘉靖后期，在北部边疆逐渐设置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镇，史称九边重镇。到万历年间，九边地区根据防务需求，增加到十三镇，但习惯上仍称“九边九镇”。

内蒙古清水河县境内明代长城，隶属关系属于九边中的大同、山西二镇，大同镇在九边设置时间上比较早，始于永乐年间。据史料记载，永乐元年（1403）从江阴侯吴高镇守大同开始，到永乐十二年明朝任命都督朱荣为总兵镇守大同，同时节制山西都司、行都司备御军兵，大同镇正式形成。

清水河境内中部一段长城属早期外长城，又称大边长城，隶属于大同镇。

山西镇相对其它军镇正式称镇时间较晚。

天顺六年（1462）蒙古部侵入河套以及在偏头、宁武等地时时突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的边患日益严峻。于是从成化二年（1466）开始，由太监郑同、佥都御使李侃、署都督佥事王信三人主持在宁武设关筑城。成化四年，明朝任命王信提督雁门、偏头、宁武三关为总兵，这便是三关镇形成的开始。嘉靖二十一年（1542）偏头关副总兵移驻宁武，改副为总兵官。至此三关最终稳定。宁武是三关总兵驻地，战国时赵武灵王置楼烦关，秦汉沿袭并置楼烦县。北魏时为广宁、神武两郡治所，始有宁武之称。

清水河境内另一条长城均于今天的山西偏关、平鲁、右玉接界，始筑成化年间，完备于嘉靖。这条长城成型时间正是山西镇的创建时期，可以说建镇与修筑长城是同步的。

山西镇长城明代称内边，成化初由总兵王玺主持修建偏头关关北边墙六十年，以及老营丫角墩连接朔州到黄河老牛湾，抵河曲至石梯口二百四十里。成化二十二年前后又由山西兵备副使郝志义重修了这段边墙。

以后的嘉靖年间，驻牧河套的蒙古部屡犯山西内地，为此山西镇再次大修边墙。据《明世宗实录》载，“宁武阳方口以西至老营堡丫角墩处边墙，只需要增筑高厚，并修筑敌台数座，老牛湾至杨勉堡的沿河边墙俱当以次修葺”。隆庆实现明蒙关系缓和，明朝趁机加紧修建山西边完善防御体系。万历三年王崇古修山西镇西路边墙，筑“蕨菜岇起至破虏墩迤西平安墩起至老牛湾止，边墙一百一十里，墩台二百一十六座，并议修青山大口子石觜见破胡驴皮窑处塞堡”。

这一百多里边墙就是从老牛湾至口子上丫角墩的边墙。所载破虏墩、平安墩、驴皮窑至今仍存其名。

明代长城非一劳永逸的工程，除了战争破坏、人为破坏，自然环境给长城带来的损坏也是非常大的。因此对于长城的修修补补是不间断的。根据史料所载，明代对长城大规模的“修补”就是包石包砖。

为什么要动用这么大的精力、耗费巨额资金来做呢？以山西镇、大同镇长城为例。

山西、大同镇长城地处黄土高原，基本采取的是夯土版筑的方法。这种土筑墙体时间一久，很容易损坏。在国力增强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拿出足够的资金对损坏的边墙进行再次增修加固。加固的方式便是包砖石。

对边墙包砖石根据《明实录》记载有两种基本原因。

一是原来修建的墙体、关堡多为沙土夯筑，只有采取包砖才可加固。如独石、云州一带“城垣俱沙土不坚，屡被雨坏”，于宣德七年（1432）开始包砖。弘治十一年（1498）广宁边墙“旧皆筑土为之，每为霖潦所坏”朝廷批准包砖。万历三十六年（1608）水泉楼子营为要冲，“土埤沙薄不堪捍御”批准包砖。

二是边墙处于防守要地的重要性，包砖石可起到防御功能的加强和提高作战的实战效果。

在对边墙包砖石时，采取的方式方法也是灵活多样的。因地制宜，切合实际，符合实战等等是一条基本原则。

如针对山西镇边墙关堡采取了以下方式：

对原有边墙、敌台均包砖包石并增高增厚。土筑城堡包砖包石。对坍塌的重新修复并包砖石。在重要地段新增边墙边堡。改建一些不适应驻守、战守的敌台，或新建一部分敌台。这些措施在官方和地方文献中均有记载。《明实录》记载，万历四十三年（1612），兵部要求对“……土筑边墙要进行砖砌，战略要害处二十余里都应建高楼要筑月城一座；西路连接黄河水泉老营草垛三处尤其是靠近蒙古势力处的边墙要按照西路边墙模式各建骑墙墩台一座”。

相较山西镇，大同镇边墙、关堡等，用于包砌砖石的墙体、敌台、烽火台等所占比例却很小。大部分墙体仍然是夯土版筑。

戚继光创建空心敌台后，大同地区的边墙防务得到了大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