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革岁月，我的中學生活

梅花君子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我们五年级课还没有上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开始停课了。我们没有学上了， 没有书读了，漫长的等待，大好時光被无情蹉跎。我的理想破灭了，大学梦被彻底打碎了，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每当我走到高等学府的門口时都會肃然起敬，立足矚目仰望，心中一阵酸楚，一種难言的情愫涌上心头，这是我朝思暮想的地方。

三十多年以後，我的兒子考上了大學，圆了我的大学梦。开学后我送他去学校，那是我第一次走進了大學学府，心情十分激动，看到了一群群怀揣远大理想、生機勃勃的年輕人，仿佛回到了我的青春，时光不能倒流，青春永远回不去了。

停 課 了

1966年5月我們五年級的課還沒講完，就全面停课了。

学校先在老師中傳達了中央文件，然後又把我們一些班幹部神秘的召去开会，傳達了中央關于”开展一场思想领域的革命斗争”的文件。在学校里開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運動。叫我們这些班干部带头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師道尊嚴”，“白專道路”。

先从老師内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鬥爭。又分别找同學谈话，調查哪些老師教學中有那些不当的言论，對他們错误思想進行批判。(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有些留过級的、不爱学习的、调皮捣蛋、挨过老师批评的学生，就开始報復老師，写大字报揭发老師。

那时革命不准留长发，对于爱美的女人来说，都舍不得剪去长发。秦老师的辫子又粗又长都过屁股，非常漂亮。这张大字报就是写给秦老师的，可是大字报上写了一个错别字，“請把你的“小便”剪掉， 他把“小辮儿”寫成 ”小便”了。那天早上一个老師把我叫過去說，你去幫著改一下，我就拿毛笔把“便”字成“辮”字了。

那时我们才12岁左右，不知道什么是四旧，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切都是懵懵懂懂的。

學校里很多優秀的老師都受到了冲击，教我們图畫的王金銘老師，不僅畫畫得好，他還会捏泥人，在學校辦憶苦思甜展覽室里，他捏的”收租院“里的人物栩栩如生。

教我們的珠算王文昌老师，高高的個子，瘦瘦的身材，講起珠算课來，那声音就像那個算盤珠叭叭的響，他的讲課时特別幽默，常把我们逗乐，他讲完课让同学们做题，他就背着手在教室里来回来去走着，看同学们拨弄着算盘珠。

后来，听说这兩個老王老師都是“歷史反革命”。

有一次，下学让我们一些班干部参加老师的小型批评会，那天的是批判教我們打乒乓球年轻的張学礼老師，揭发他偷盗公共财产，他每天用飯盒把學校裡的沙子和白灰帶回家去修补房子。

我们五年级年轻班主任牛老师，他刚从师范学校走出来，我们是他教的第一批学生，当初他按考试成績給我們排學號，有人說他走白專道路。

我們每天照样去學校，可再有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课了。有的同學上桌子，踹椅子，砸玻璃，擾亂課堂秩序。

“讀書無用论”的思想开始蔓延，一天心里茫茫然，老師每天去開會學习。到了暑假，可从那开始就無期限的放长假了。

沒 書 可 讀

把學校圖書館大量的書都筛选整理出來，一些打包封存，有些書被认定为是四旧的，親眼看著那些圖書和連環畫在学校操场被燒毁。記不清当时是哪个老師领头，我和幾個同學也在旁边幫忙，一邊撕开往火里扔一邊再看看，有个同学说快别看了，真有些舍不得都烧了，当时认为那是一场革命，我们要积极参加。

好多书都没有看见过，眼铮铮看这那些书被烧毁了。

未滿十三歲的我們，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沒有老師敢給我們上課，很多书都成了“四旧”被烧毁了，有些书成了禁书，我們也沒書可讀了，两年的大好时光白白虚度。

放长假那些日子无聊的很，除了出去看看游行的、批斗会以外，我天天躺在家里，没有电影、没有音乐、没有娱乐活动，更没有书看，只能背誦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诗词，毛主席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再把新華字典翻来覆去的看，到認識好多字。

看到了姐姐讀過的一本中學語文書愛不釋手，我記得最清楚是我看了課本里有兩篇文章，一篇是《蘇武牧羊》，一篇是《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我被里面的故事深深感动。后来所有的书都被烧毁了。

扫“四 旧”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各地的大、中學生开始了大串联。1966年8月18日早上，从收音機里听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

从此，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新高潮，各校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一时间给街道、學校、工厂、老字号商店改成革命的名字，红卫、反修、东风、永红等革命名称。 天津的骨科醫生院改成了“反帝醫院”，張自忠路“改成海河东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个人的名字有花呀草呀都要改，帶有“封、資、修”的東西都要改，改成衛東、保東、文革、永革、愛國、衛國等等。我和妹妹的名字就也在其中，妹妹改了名字至今没改过来，（我們姐妹是四君子，妹妹是蘭我是梅）媽媽比較跟形式改成“培紅”意思是培養紅色接班人，一時公安派出所忙的不亦樂乎。

哥哥在天津工學院上大學，大姐在天津市幼兒師範上學，1966年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他們倆都應該畢業分配了，他們只能在學校裡參加各種政治運動了。

无产阶级大革命首先要斗私批修，要从我做起，他們回到家裡也開始掃四舊。

爸爸的好多古書、古画和历史書籍，爸爸媽媽那个年代的結婚照，爸爸穿着大褂，媽媽穿著旗袍和滿人服饰，梳著滿人頭型年輕時的相片兒都毀之一炬。后来媽媽的旗袍都給姐姐改着穿了。

最能完整保留下來的祇有辭海和康熙字典几本工具书，都有百年的历史了。還有媽媽偷偷地从火中搶出的一兩張老照片，是唯一保留下來的媽媽年輕時的照片，已是彌足珍貴了。

二、复 课 闹 革 命

　　在停課兩年多里，我經常到學校去看看，看看有没有上課的消息，盼著能快點兒回到学校上课。当我每次到学校看到的是教室玻璃都被砸碎了，桌椅也被砸壞， 缺胳膊短腿的一片狼藉，學校里冷冷清清，心裡更是一片凄凉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去学校上学呀！

毛主席説“要複課鬧革命

1968年11月停了兩年多的课，我們終於盼來了複課，文革前小学四、五、六年級的学生一起进入了中學。

我們丁字沽一號路小學的学生整班的端进入了天津市八十九中學。八十九中學原身是政治師範學校，坐落在光榮道上，他是培養教師的搖籃，哪裡有很多優秀教師，歷史悠久。文革中改成八十九中学，我们是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到学校里我们都是连排编制，老师叫“教员”，年级组长是”指导员”，班长叫“排长”。

毛主席说“复课闹革命” 在中學的兩年里（1968、11——1970、8）我们只是回到了学校里,课堂上學習的文化知識很少， 更多的时间是“闹革命" , 除了学工、学农、学军外，幾乎都參加到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政治运動中去了。

教育要革命，要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要批判”师道尊严。

不学文化课，沒有作業也不用考試，學生不再是以學習为主。学习成绩不是衡量學生的標準，是以家庭出身來作为衡量你的唯一標準，来决定你的一切政治命运。那些曾经小學的班幹部，就因為父母的所谓政治問題而不能當班幹部，不能加入紅衛兵，不能加入共青團，不能重用，甚至是批判的对象。

我父亲是干部，我算是职员出身，所以不能当班干部，從小學的大隊委一落千丈。让我失望、让我迷茫、让我不知所措，我進入了人生的低谷。

课 堂 学 习

虽然复課了，我们还沒有正式教材，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

我们只有简易的临时课本，物理课本改为“学工課”，还有”学农课”，两年里数学只学了一元一次方程，物理只学了压力、压强、浮力、质量、重量、电磁感应等少量基础知识。

語文課主要是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詩詞，毛主席語錄。中學應該開的課語文、化學、幾何、地理、歷史就根本就沒有开课，那外語就甭提了，那是崇洋媚外受批判的。我们是没有初中毕业证书的一届学生。

直到1983年教育部下指示，对文革毕业的69,70,71届初中毕业生进行初中文化补习，我们才获得了迟到13年的初中毕业证书。

在那極左的年代，学校里有很多優秀的教師。教我們數學的宋士魏老師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老師。文化大革命结束後，他评为市级的優秀教師，他講數學從一個點開始講最後又回到原點上，非常完美。教我們物理陳士鐸老師是大学教授級別的，輔導老師儲理悌是講師，我們错过这些优秀老师的教诲。

政治課有政治指導員（年级教学组长）給我們上，這門課叫毛澤東思想課。還有美術課祝老师讲了几节美术字，学的是美术字，写的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学校原身是政治師範學校是培养教师队伍的，老教師多，優秀教師多，有“政治問題”的教師也多。

校長李舒被打倒了，由革委會主任代替了。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学校有老工人领导，我们学校由“八一面粉厂”的苦大仇深工人师傅沙源海驻校。我們的班主任李安是馬來西亞華僑。他原来是教外語的，但我們不學外語，他沒有用武之地。有時候同學讓他說幾句外語，他特別高興就展示一下。有人說咱聽不懂，他罵咱也不知道。有几个同學就喊“一二、臭李安”。 有的班无法上课，一些同學搗亂，老师就把这个班里学生拆开分到各个班里。

当时批判“ 师道尊严“湧現了个新生事物“小將上講臺”，把千百年來老師站的講台，讓學生登上去講課。

我們一堂課有半堂課讀毛主席語錄，老三篇；一堂課有半堂課唱革命歌曲，唱革命樣板戲；開憶苦思甜會、大批判会，時刻都得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复课是假闹革命是真。

我們的課桌有時候不是面向黑板，把几张桌子對起来，幾個人围坐討論形式學習，有時大家聊共產黨的建党史，聊兩萬五千里長征史……討論着我们一知半解的知識，或是斷章取義，但我们仍是激情满满。

當時有一个老師就説“應該給我們的孩子们講講歷史了，讓他們有遠見有理想。”

可是哪個老師又敢講政治历史课呢！

無 限 上“綱”

為了迎接党的“九大“”召開，我們黑天白天的都在学校用針線綉毛主席像，排練節目，扭秧歌，軍事訓練，備戰備荒，中苏边境关系紧张，那時的政治空氣也非常的緊張。

有一天我們一進校门，看到了学校里气氛不一样，班里来早的同學們都站在教室的外面，再一看教室的門就被封了，感到惊讶，同学们互相的打量着，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接著是一個個的同學被政治指導員地叫到辦公室去问话。

我班上有幾個同學喜欢畫畫，那時正在搞大批判，批判劉少奇，鄧小平以及批判王光美的奢侈生活，有個同學在黑板上畫了一張漫畫 ，那张画的是王光美蹲在廁所裡，手裡高举著一張紙，然后引出一句話來，“大便紙太硬”，在她手举方向正对着黑板上方掛着的一張毛主席画像。

這還了得侮辱领袖，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这是当时我們學校著名的政治事件。

老師調查了幾個同學， 问：畫是誰畫的？

毛主席像是誰貼的？是先畫的（画）還是先貼的（画像）？

老師分析了來龍去脈，知道是那些同學無意中造成的。而且那幾個同學出身都是紅五類、而且政治表现也很好，沒有家庭的政治污點。

最後把漫畫擦去，毛主席像摘掉。對這些同學進行了批評教育，沒有給他們記入檔案。如果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有关联，那可就非同小可了。

毛 主 席“教”我 爸 爸

那时是以阶级斗争爲钢，时时刻刻不忘阶级斗争。有時候就因為無意中說了幾句話，就被别人听见了就會上綱上線，開群众批判会。

記得有一個叫庬新國的同學，他家不是本地人，父母都是進城的老幹部在衛生局当官。他說話带有家鄉音，差點兒成了一起冤案。

那天兩个同學在教室外面説話，有个同學问：“你爸爸官有多大？你爸爸教毛主席吧。”他說“毛主席教我爸爸不离儿了。”这两个小孩子天真的平常聊天 ，被別的班的一個同學聽到了，就去報告给老師説，“庬新国說“毛主席叫他爸爸。”老師把他叫去了，因為他把“叫”和“教”兩個字发音分不清，老師仔細問、認真聽，然後讓他把“教”和“叫”兩個字重說了幾遍，又讓他寫出來，才澄清了問題。

老師认真调查分析，没让这个同学蒙受不白之冤。再有他是革命幹部出身没有家庭“污点”。沒等畢業1969年，他就隨著父母医疗队支援山區去了大西北。

問 “權”

那一次我們在農村勞動，我和一個男生一邊幹活一邊在議論班幹部的事，具體為什麼事我已記不大清了。记得我說了一句，他的權利是誰給的？不是大家給的嗎？恰好就被远处政治干部聽到了，晚上就開我的批判會，他發言的題目叫“問權”，“難道我們的權利是你給的，你是什麼人，你要奪權嗎？”然後就有人義正言辭的發言，開始批判我“错误思想”。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的权利是谁给的，是工人给的，是农民给的，是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广大劳动人民给的。”毛主席是让干部为人民服务。我认为班干部大家选的，他的权利就是大家给的。

會上我一句申辩的話也沒说，也沒有做自我批判，只是靜靜地聽著，强忍着泪水，咽下苦涩。小学的班干部出身不好的就是修正主义苗子，也是批判对象。

散會後走到外面 ，一個同學偷偷拉著我的手同情的說，”你真行，一滴眼淚也沒有掉。”但我心在流泪。

从此，我更加隐忍负重，委曲求全，改变了我的性格，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在夹缝中求生存。

四十年後，在一个同學女儿的婚禮上，那个曾經参与批判過我的“班干部”見到我，提起当年那次批判會的事兒。

他問我，你還記的嗎？我說早就忘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國這麼大的民族恨都能過去，我們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呢？（那种伤害永远的痛）我以为他想向我忏悔，可他却討好的說，“那次不是他（批判我）XXX就要辦我了”。好像他还是帮助了我。世上就有这么滑稽之事。

那时有权利的人就是靠整人生存，不附和的人就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

在文革期间政治问题特别敏感，人人谨小慎微稍不注意就會無限上綱，給你扣上莫須有的罪名。 記得學校一個叫冼賢香的女老師，就因為她用小刀刻字時在底下墊著一張報紙，報紙後面有毛主席画像，她沒注意被刻坏了，就給她定為現行反革命。

在那个特殊时期，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会留下文革的阴影和無法癒合的傷痕。

三、教 育 革 命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示“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學工、學農、也要學軍”。

“八、一”麵粉廠是和我们89中学厂校挂钩的企业，（厂办校，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我们定期到厂參加勞動。

我們到農村北郊線河大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我們每個學期，都要轮流去農村勞動一個月，到工廠勞動一個月，在放寒暑假的日子里，我们还自己组织起来去农村（韩家墅）去东方化工厂，电磁线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回学校參加軍事訓练和各种政治活動，有很少的时间能坐到學校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学习。

（一）到 農 村 去 学 農

我們背起背包說走就走，一路走一路宣傳毛澤東思想，从丁字沽步行到北郊區線河大隊，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每天交两毛钱生活费，一斤粮票，一个月6块钱生活费对于困难家庭也是负担，在家里用不了）

学 挑 水

同学们分别到幾個生产大隊參加勞動，住在贫下中农的家裡。我们向解放军学习，早晨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給貧下中農掃院子、挑水。

水井在村口大约有一两裡路，早上5点多起来我和一个同學去挑水，站在井口望下去两腿直打哆嗦。看着农民先把一只桶用扁担钩挑着放下去，一晃一歪水桶里就灌满了水，再提上来，是那么简单。可我们怎么晃，怎么歪水也到不了桶里，有一次水桶在井里脱钩了，只好让农民伯伯帮我们把水打上来。

我们个子矮衹能挑多半桶水，晃晃悠悠的担到家裡就更少了，後來看到農民把玉米杆掰断了，放在水上面漂着，水就洒不出來了，我們也学著做，果然就洒水少了。

每天晚上勞完動就幾乎爬不起來了，累的腰酸背痛从不说苦累。（那年我们不到15岁）

第二天早上，我們俩人一咬牙马上起來，怕驚醒別的同學（怕被别人抢走桶，那时都争着做好事）轻轻的提着水桶，拿扁担悄悄地出門了，我们穿的衣服薄，那肩膀子都磨破了，一道道血印，腫的一碰就疼，我们就用双手垫在肩上，托着扁担走。转天早上我們仍然堅持去挑水。

那是革命意志的磨炼，尤其我们出身不好同学，更要好好劳动改造。一路上心里默念著毛主席語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去给自己鼓劲。

种 山 芋

我们還種过山芋，農民刨好了坑，我們要給插秧、澆水、然後埋坑，插秧要插得夠深度，埋坑要埋的實在。

這些活儿都得半蹲著，弯着腰干，十四五歲的我们在城里长大，根本就沒有幹過这样活儿。

干完一天活，两个膝盖和大腿根都酸疼酸疼的，我们没有人敢喊累，后来我們在地裡幾乎跪著爬著前行，累了就趁势在地上趴一会儿，然後雙手把土埋上，再用腳踩實在了。男生劉祥雲他埋坑不抬头，蹭蹭往前走，他后面的土都冒白烟，他干又快又好， 把同学都落在后面。大家給他起了一个“埋坑大王”的称号。

給 玉 米 洒 化 肥

當玉米快要壯漿的時候 ，就要給玉米芯里撒化肥。

中午的太陽火辣辣的，刚下过雨的玉米地里冒着热气。我們拿著一个小铝盆，里面盛着白花花亮晶晶的化肥，一手端著盆把它顶在腰间，一手扒開玉米的皮兒，抓一點化肥撒放在玉米穗心裡面。

要從玉米地的這頭走到那頭再返回来，我們每人分5壟地，当有的同學都快撒到頭兒了，我才走了一少半。

雨后的地很濕很滑，我們都是光著腳踩在地上，地上有很多蚯蚓、蝲蝲蛄在蠕动，我胆小害怕极了，不敢往前走。

看见有的同學都往回走了，不行，我不能落后，眼睛使劲一閉不看腳下，蹭蹭的往前走，心裡砰砰地跳，一邊走一邊抓起化肥往玉米芯兒裡撒。有个同學完成了他的任务，就回过头來幫助我。

在那次一个月学農勞動中，我和王秀蘭、张天敏和闫小平四個同學表現突出，在火線上光荣的加入了“紅衛兵”組織。

我們四個人一個店員、两个职员出身，只有一个革命干部出身。充分体现了“唯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党的政策。

我们四人曾是小學的大、中、小隊的班幹部，曾经的优秀学生，小学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中学我們在班里第三批才加入的紅衛兵。

“革命化”的春节——拾粪

我們學農回來，學校老師宿舍後面的一塊三角地，我們種上了茄子，西紅柿，辣子，窩瓜，需要我们拾粪来施肥。

那些年的春节，都要过一个“革命化”春节，除夕夜我们要吃“忆苦饭”，（用豆腐渣和玉米面搅和在一起放上点盐）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感恩党和毛主席带给我们的幸福生活。

大年初一早上，我就和賈杏坤等同學挑著筐，拿著家里小煤鏟兒，去大同门去拾馬糞，那年春节很冷，马粪掉在地上就冻上了，费很大劲才能铲下来，装在筐里。（怕去晚了被别人都拾完了），然後到学校放在菜地里，留着給菜施肥。

那年我的日记里这样写的：

1970年2月2日周一农历正月初一

最高指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天气比较冷，要是往常我还会在被窝里正睡的香呢！可今天我们已经拾了很多马粪了。

今天一早，我和贾杏坤等4个同学冒着寒风去拾马粪。虽然天很冷，但我们觉得心里很暖和。因为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心中，我想不是拾的一铲铲的马粪，而是在改造思想，从前我觉得粪不是我们中学生拾的，太脏了。这不是粪赃而是思想脏。最脏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干净的是工人农民。……（略去一节）

我们走了很远的路程，边走边拾，我们看见一堆堆的马粪，心里高兴极了，就像见了宝贝一样。这说明我们心里离了工农近了一分。

一路上挺累，我们抬着的粪 渐渐的增多了，筐都盛不下了，两条腿也支撑不住了，这时同学们在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走到新红桥附近，看到很多工人拉着一车车的货物艰难的上着坡。我们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于是我们把浑身的累都赶跑了，我们抢上前去帮着工人师傅把一车一车的货物推上坡。

我们把粪也送到了学校以后很累，肩也压肿了，腰也酸了，但是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做了一件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儿。

这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的人树立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一直影响着我们一生。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们通过筋骨的劳累，身体的饥饿。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我们的能力。

通过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使我們深深地感到農民的不容易，春種一粒籽，秋收一擔糧。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一个月的劳动收穫滿滿的。

（二）到工厂去 劳动

一两稀汤儿

我們到八一麵粉廠參加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有的同學分配到麻袋房，跟著老師傅一起修補裝糧食的破麻袋，有的同學分配到生產一線車間，我和张天敏、王秀蘭，闫小平等几人有幸分配到食堂里，我们的活儿最轻。

我們上午和师傅一塊學习做飯，蒸饅頭、烙餅、烤燒餅、包包子，包餃子、擇菜、剥葱蒜。

快到11点30分開飯的點，卖饭的小窗口就有人排队，有的农民工就敲窗户，我們都抢著到窗口賣飯，收飯票、菜票算账，端菜、端飯。

中午賣完飯我們再吃飯，下午没事開始結算中午的賬目，把收到飯票数好打成梱。都干完了，我们在读报、学习文件。本来下午5点可以下班了，可我们还是加班，帮助师傅们卖晚上的饭。

我们每天都非常快乐，也有特別有趣的事发生。

賣稀飯時我們不知道把稀飯攪和一下再盛，前頭賣的都是比較稀的，到后面卖就剩稠的了。先买到工人嫌稀，他就幽默地说，来一两稀塔（汤）儿”操著胯音儿，把我們都逗樂了。

那时粮食是统购统销，但我们食堂吃的面是可以吃自己生產的麵粉，吃完了我們就直接去生产車間拉，从那我学會了蹬三輪，我們都搶著跟師傅去車間里去拉面粉，顺便看看如何生产面粉的。

我們还知道”八一”麵粉厂名字的由来，是以小麥的出粉率為81%來命名的。

迎 “九 大”

1969年我們在工厂勞動的期間，正好趕上党“九大”的即將召開。我們跟著工廠的一位老師傅一起去貼大标語，刷漿糊，迎接党的“九大”勝利召開。我特別欣賞那个师傅是用板刷來寫行書的。每次都要站那看着他寫完，那是一种享受。

我们天天盼着“九大”召开，那天，我們都下班回家了，晚上新聞播出“九大”的消息，不需要通知，我們和工人师傅都自觉返回工廠参加游行庆祝活动。工人師傅们舉著國旗、扛著彩旗走在前面，同学们捧著毛主席的畫像，打着各種小彩旗跟在后面。从工廠一直走到西站，敲着锣打着鼓，一邊喊口號，一邊唱歌曲，扭秧歌，熱烈歡呼九大的勝利召開。

那時凡是有毛主席最新指示或“两报一刊”社論发表我們都要上街遊行、宣傳慶祝。

（三）备战 备荒 军事训练

1969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侵略珍宝岛，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双方冲突达到了最高点，全民皆兵，誓死保卫祖国的领土！

為了讓我們認清蘇聯的本質，學校搞了大展覽“蘇聯是如何變修的？”我和張天敏，王秀蘭，閻小平四個同學擔當了講解員，給全校的同學講解。

那时才知道讲解员不是那么好当的，不仅需要背词还要理解意思。我記憶最深的一句話是，我指着图版上克里姆林宫里的灯说，“克林姆林宮的紅燈滅了”。

深挖洞 广积粮

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时刻准备打仗”。

大批的重要工厂转向了交通闭塞大三线和小三线。

我班同学王秀芬随父亲的“恒源纺纱厂”迁到了河北省平泉县，也有的同学随父母疏散到农村老家去了。

毛主席说 ”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我們幫助市民挖防空洞，挖地道。我和楊淑華同學兩個人抬著装满土的羅筐和男生賽跑，不甘心落後。

那天中午，我俩回她家吃饭，脱下衣服一看肩膀子又红又肿了，她妈妈说，”傻孩子，你们跟男生比嘛？”

徐云老师叫我去写篇稿子，写一下大家劳动的场面，来鼓舞大家的干劲。我不肯去，我是坚决不下战场，必须战斗在第一线。

最后，徐老师把我叫过去说：“邓梅君、你写一篇稿子鼓舞大家，大家一块干起来，要比你一个人多干一会儿贡献更大”。于是，我就去把大家劳动的热情场面写出来广播了。

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从来没因为是女生而甘心落在男生后面。

背 战 俻 糧

1969年秋冬季節，國家儲存到糧庫的糧食也要分散存放。為了安全，保密，不能用汽車拉，不能白天干。我們全校同學晚上9點多到西青道糧庫去背糧食。

自己带着家里面口袋，给每人口袋里装少半袋粮食。我们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后来有人的口袋漏了撒了一地，在西站的葵花路灯的光照耀下才看清，有黄豆，也有大米。

我们肩上背着半面口袋粮食，排着整齐的队伍，行走在夜晚人稀车少的马路上。雖然裝的很少，可是路遠，我們勁小，背著也很費勁，但我們都沒有掉隊。累了就換換肩膀，互相往上托一托。沒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都盡自己的最大力量，為國家做貢獻。

 军 训 拉 练

我們上身穿草綠色的衣服，下穿藍色褲子，上衣外面扎著一条武装帶，無論天多麼熱，我們也要在太陽底下進行吃苦耐勞的訓練。

每天早上训练队列、稍息，立正，向右看齐、齐步走、正步走、卧倒、匍匐前进，还要进行跑步，围着操场跑几圈，再拿着木枪练拼刺刀。锻炼我们的体质和毅力。

每天练完正步走，整个大腿都抬不起来，晚上都上不去床。

一次中午我们在操场上训练，天气很热，李新臣同学突然晕倒了， 把他送到校医务室后，大家还继续训练，一切困难都没有吓倒我们。

我們不僅要訓練堅強的意志、 耐力和體質，還要訓練嚴明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當排长喊卧倒，不论地上有水、有泥，还是什么东西的都要迅速就地趴下，一动也不能动。

那天男生王爱国卧倒的地方，就在他眼前有一摊屎，他一动也不动。这个同学非常聪明，记得我们小学学习毛主席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大家讨论时他就会发问“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毕业分配到粮店，后来当上了中粮集团的党委书记。

我們學校严格的军事训练， 是天津市中学学军的标杆，曾經去过塘沽及市裡各学校做过表演，我们走到哪里那里就是一道风景线。

我們还去農村拉練，身上背著背包一天要走多少裡地，腳底磨出血泡，一瘸一拐的也不掉队。一路走還要一路背誦毛主席語錄，唱革命歌曲、高呼口號，鼓舞著自己，激励著大家。

農村比城市冷，我們帶的被子又很薄，凍得晚上都睡不著覺，還經常半夜緊急集合，必須5分鐘打好背包，帶著所有的東西跑到指定的地點集合。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在连长做战前动员后，我们就围着村里跑步，卧倒、匍匐前进，整个训练结束天亮了，我们再回去睡觉。

我們已經养成了習慣，無論走到哪兒三人成行，五人成列。处处体现出军人的良好作风。

学军也給我後來的工作中，能吃苦耐勞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突出政治， 政治宣传是我们的重要要任务。我们每两个人一组，到公共汽车上念毛主席语录，使本来拥挤的公交车更加拥挤。去公共场所或在马路上站成一排，集体诵读毛主席语录和中央十六条。

那些年在紅橋區體育場、在海河檢閱台、市體育館召開大型批斗大会和犯罪分子的公審大會，都要派我們學校去维持秩序，我們穿著整齊的綠軍裝，在會場最前面就坐，顯得特別威严。

66、67、68届初中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 。

1969年冬天，那一天下午，我們去東站火車站，去欢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們穿著整齊的服装，手拉手排成人牆，站在站台裡不讓送行的人越過站台，維持著秩序。

我們永遠忘不了那種熱烈激動人心的場面。知識青年坐在火車上伸出手、探出頭來向親人們恋恋不捨的告別，有些人還擦拭著眼淚。我們共同高呼著口號，“聽毛主席的話，上山下鄉幹革命，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們目送着一趟一趟的满载知青的列车，随着一声声汽笛长鸣远去……，他们怀揣革命理想，奔向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我们幾乎在那裡坚守了一夜，那天天陰沉沉的，還下起了毛毛細雨，到凌晨三點多鐘我們排著隊伍，才從東站向學校的方向走去。

当我們走到大同門時，早點攤兒都开始干活了，大家聞到了炸果子，烙燒餅，烙大餅香味，站了快一宿的同學們都飢腸轆轆，又冷又餓又累，當時覺得那個味兒啊，甭提多香了。

到了学校同学们累的趴在桌子上的，躺在椅子上的就睡着了。

五十年後的一天，我和王秀兰、张天敏、杨桂芝四個同學去天津站，重走我們當年曾经走過的路，回憶着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當年的情景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记忆犹新，感慨萬千。

不到兩年的中學生活匆匆的結束了，我們在這兩年裡，學習的文化知識很少很少，但我們參加的社會实践活動很多，我們經歷很丰富。

我們不僅學工、學農、學軍，還托過磚坯，挖過防空洞。我們還拾過馬糞，拾過廢鐵，廢紙，玻璃碴子。

我們在社會这所大學里，学到了不少人生知識。我們走出課堂增加了我們的閱歷，給我們後來的走向社會奠定了基礎。

這可能就是那時的所謂教育改革的成果吧！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我們這一代人付出了很多很多。歲月蹉跎了我們，我們卻以愛回報它。

四、 毕业分配风波

有一天下学后，我和一個男生正在学校垃圾堆裡拾廢紙。我們兩個人悄悄地説，估计這批發展團员應該有咱們兩人了，心中有些暗喜。可是，還沒等到“五四”青年节這批團员批下來，就開始進行畢業分配教育了，一切一切都停止了，命运总是这样安排你。

老師開始号召我們，每個人寫決心書表態，讓我們“一顆紅心，兩手準備”。大家紛紛表示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這時我們班王秀兰同學，她才16歲就和她的表姐一起到内蒙兵團去了。他爸爸是區團委書記，要帶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邊疆去。

可是不到兩个月，我們70届毕业生突然有了選調進工廠的消息。這几年來，無論是大學、高中、初中都上山下鄉了，对于我们70届毕业生来说是十分幸运的。（我哥哥66年大學畢業分配到河北省遵化農機廠，大姐幼兒師範畢業分配到西青區农村當老師 ，但不發工资和農民一樣吃農業糧，每月只給6塊錢補貼。二姐到河北省鹽山縣插隊落戶。）

70届学生是文革後第一批要分配到工矿企业工作的幸運儿。大家高興才對，可是我們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因为我们的学业还没有完成。我們還沒有做好走向社会的思想準備，我们还很无知，還想繼續學習，可一切事物不是以你的意志為轉移的。

1970年8月份選調開始了，我們班大約有十幾個同學被老師選為第一批进工厂。我也是第一批選中的。其中，有我們四個要好的同學，中學里我們一起當宣講員，到工廠一起在食堂勞動，農村在一个生產隊勞動，而且我們又是一起火線加入的紅衛兵。除了王秀兰同學提前去了内蒙，我們三个人這次都被選上了，我們很高興。

那天早晨学校里來了好多醫生，在大操場給我們進行體檢。量身高、称體重，測血壓、驗視力等等。

那天查完体以後，我的血壓90 /60，醫生說有一點低。我回到教室裡一说，闫小平拉著我就去找醫生问，她怕我体检過不了关。醫生问，“你吃早點了嗎？”我說，“沒有”。“沒吃早點可能血壓就會低點，沒關系”医生这样说。這她才高兴地拉着我回來。

可是命運又一次捉弄了我，体检虽然过了关，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又被退了回來。

我媽媽和我大姐去學校，找到老師問个究竟，老師說我各方面表現的都很好。是因為我父親的有一段歷史問題不清楚，政审不过关，所以就給退回來了。

我只知道我出身是“职员”，虽不算“红五类”，也是团结对象。

我又回到了班裡，我的好朋友都離開了學校，我似乎变成了孤家寡人。如果我第一批沒被選調，仍然留在班里我也不会有思想情绪，可是這一下子被退回來，大家都知道我父親有歷史問題了，就开始歧视我了。

緊接著11月份第二批選調走了十几個同學，我又被留下來了。剩下的人除了出身不好的，就是表现不好的。

剩下的人就重新组建混合班，各种问题的人都有，鱼龙混杂，班里没有了正常的秩序。

有些人在班里搗亂骂街，甚至也有人骂我、侮辱我，我无论怎么做都不对。我出身不好只有隐忍，压抑着情绪。我默默的承受着一切不公平的待遇，把痛苦和屈辱咽下。

在学校的最后日子里没有了欢笑，每天面对的是大批判、政治学习，参加农村劳动，度日如年，是我一生最难过、最难忘的日子。

和我要好的同學张天敏分到塘沽化工厂，王秀兰在内蒙，她们俩几乎一两周就给我写一封信，把信寄到學校里，問我的情況，每次打開信都会感到安慰。毎當我感到孤独、茫然、困惑的時候，就給他們寫信，訴說一下內心的苦涩，釋放一些情緒。她們來信就鼓勵我安慰我。一次，天敏在给我的信中感叹的说：“你是有實無名，幹了很多事，做了很多工作，都還沒能入團。”

后来每天都有一两个的同学被抽調走。苦苦熬了半年，直到1971年1月我第三批被分配的，那時學校沒剩多少人了。我們學校11名同學被分配到天津市軸承廠，为中央代培生。

在那个特殊年代，学生不是以学习成绩考核，而是以家庭政治成分划分，我們的畢業分配就是按每个人家庭出身来分配工作的。

老师把出身“紅五類”的學生分配到大学、中专和技校上学，或分配到大的國營企業或保密廠工作。

把出身不好的學生分配到外地或小的集體的、髒苦累的企業。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運。

注：（红五类，指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雇农、下中农出身的子女，职员、店员、城市贫民、中农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团结对象。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来又增加了资本家。）

1970年5月27日好友送王秀兰同学去内蒙留影

我们是没有毕业照、没有毕业证书的一届学生。

那时学校是工人阶级领导，去问管校的工宣队能不能拍个毕业照，工人沙师傅说， “要节约闹革命吗”。

1970年5月27日班里女生送王秀兰同学去内蒙照

我们班男生，送第一批同学去外地工作合影。

1974年秀兰探亲回家，我们四个好朋友去天敏单位、在塘沽化工厂合照。（后排我和天敏，前排秀兰和闫小平）

1991年初中毕业20年后，班长张勇在天津大学组织我们第一次聚会。

2007年同学们参加我儿子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