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思•追忆 （作者：潘孝彰）

张幼华

【怀念多位恩师】（一）

一个人一生中能遇上一位恩师，就很幸运了，我却遇上了几位，而且大多是重医的。

我的研究生生涯应在1965年结束，因为参加四清，延长至1966年，在混乱的年代，我被送去了重庆医学院。

先得简单介绍一下重庆医学院，1956年前，中央有一个重大决策，即上海第一医学院整体搬迁到重庆，交通大学则搬至西安，上医的最高层领导认为这样有碍于上医的学术发展，于是陈同生到高教部反映大家的诉求，高教部领导说：这是中央的决定，除非你去找总理，陈同生和周恩来总理本来关系就很好，陈同生真的去找了总理，周问：那么你说怎么办，陈同生建议分一半去重庆，成立重庆医学。

总理同意了，上医成立以钱悳副院长带头的专家队，各科室的二把手去重庆，形成了专业水平极强的＂开拓者＂。

我去重医时，重医已经建院十年，这些老上医老帅看到了上医来的学生，怀着对上医的感情，帮我制订了严格培养计划，希望我成材，于是在我从医生涯中有多位恩师。容我慢慢道来。

上海医学院建于1927年，数度改名，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京、沪几所医学院一起，成为中国医学院之Top。

陈同生，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电影＂东进序曲＂中，他是主角的原形，在新四军中陈毅人称大陈，陈同生为＂小陈＂，才华横溢，解放时，他的干部级别为六级。

重庆医学院，建于1956年，现名重庆医科大学，全国排名徘徊在20 ～30之间。

【怀念多位恩师】（二）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首先想回忆戴自英教授对我的教诲。

十年动乱刚结束，我想要调回上海，后获得批准，但是上海接受方的组织人事部门认为，按照组织原则，我应该调入徐汇区工作。

我到华山医院报到时才知道，过程相当复杂，华山医院人事处做具体工作的陈柏庭科长告诉我：你来之前，我们已收到21封推荐信，希望你来华山工作，我只知道李宗明、潘秀春（重医护校校长）写过信，迄今为止，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对我这么关心。

众所周知，戴自英教授平时不轻易出场，正如有些人说得，戴教授就是有点＂傲＂，但是受到人事处收到的21封信的＂压力＂，戴教授破天荒的找到了上海徐汇区副区长，你们把潘孝彰放给我们，上医学生分配时，我们给你三个。

内部的操作很复杂，我也不完全了解整个过程，反正后来我先去高安路19号报到，陈柏庭科长向我介绍情况，并且常规地要求我努力工作。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这个我很懂，我计划为科室争取荣誉。

上班不久，我向戴教授提交了一份科研计划，就是解决人民的囊虫病之苦，当时此病已经蔓延全国，我想试用吡喹酮，计划得到了他的同意，工作很艰辛，但是在1980年已经获得成功，戴教授催促我写成论文，并争取在上医学报发表，成为国内第一，1983年又在戴教授努力下，获得卫生部二等奖，近年来，此病基本绝迹，但是治疗方案乃是当前可使用的方法之一。

经过几年的积累，我的另一项涉及肠杆菌病快速诊断的试剂，获得上海市级二等奖，十年中为科室连下两项奖。

1978年起，卫生部长钱信忠组织全国规模的编写活动，打造＂中国的医学百科全书＂，由陈海峰任秘书长（科技司长，原来是上医卫生学院的），上医党委书记冯光任副秘书长，戴自英也是副秘书长。统帅全国规模的编撰，1985年时90几个分册估计即将完成时，钱信忠、陈海峰、吴阶平、裘法祖和正副秘书长云集上医大礼堂，并且做出了重大决定。

会议做出重大决定：百科全书下一步是编写五大综合卷，即临床医学综合卷由戴自英教授主编，卫生学由顾学祺主编（顾和戴同为上医38届），基础医学由郑思竞主编（上医解剖教研室，东吴大学38届），军事医学综合卷由吴之理主编（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和戴同为上医38届），另一为中医综合卷由中医科学院院长担任，可见当年卫生部对上医的器重！

戴拿到任务转手就交给了我，预计750万字，卫生部要求按照世界疾病分类进行目录编制 ，而不是分册的综合卷，我们编制目录就用了一年半时间，然后分头编写，大约编写完成50 ％，我有个赴美学习的的机会，我的工作交给了医生W。

不久传来消息，工作全面停滞，原因是W和三个关键人物闹翻了，他们是陈海峰，代表钱信忠督办的、冯光，代表上医党组织、柯如仙，出版负责人。

1994年，翁心华向戴教授说：百科全书有救了，戴问为什么，答曰：潘孝彰就要回来了。

经过修复和三位的关系，修改一些撰写人的经济政策，全书于1997年出版，挽回戴教授颜面，如果真的出不来，就完全辜负了卫生部的期望。

《实用内科学》，戴教授为之尽了全力，第七版，靠着江西省委的施舍，条件是为省级干部看病 ，换取在庐山住、吃，并在庐山顺利完成审稿，第八版，靠办进修班的收入维持近三个月的淮阴审稿，我全程参加，及至第十版，他坚决不干，命令我辅佐陈灏珠，我遵命又工作了24年，让《实用内科学》如戴教授之愿，顺利地屹立在中国的东南西北。

锁碎的事就不说了，讲几个大的，我也做到了涌泉相报！

80年代，跟随戴自英教授（左一）去绍兴基层开进修班，随行者有戴瑞鸿（麝香保心丸的研发人，右一）本人（右二）等。

在应用吡喹酮治疗囊虫病的研究取得成果后，戴自英教授＂紧逼＂我抓紧写成论文，因而成为国内第一篇，这体现了戴教授的领导风格，即有大将统帅之才，但绝不放过细小、但有意义的小事，这篇文章，导致此后的卫生部二等奖，这是难得的领导风范。

戴自英作为林兆耆接班人，连续主编《实用内科学》共四个版次，第十版让贤给陈灏珠院士，叫我辅佐陈教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让这颗上医皇冠上的明珠一直发光，我一直兼职服务到近八旬，现在正向17版迈进。

【怀念几位恩师】（三）

忘了是哪一年了，应该是在不冷不热的秋天，我故地重游，去了重医，王其南教授陪我去看望李宗明教授，李正注视着窗外发生的事，王其南说＂侬看看，啥宁来了＂，李答：“听声音就晓得了”我一时有点惊，20多年了，还记得我的声音，百感交集。

坐定之后，李宗明衷情地诉说他丧妻之恋，他说，现在沙发的摆放，完全按照毕教授的意愿，吃饭时，照样给毕教授放一双碗筷。我们听后，我们都立刻沉静在思念之中，同时也感受到李宗明教授对我们的信任，已经当为知己，倾吐衷情。

李和王其南的毕业年份相差十年，一个是欣赏王的才华，一个是服贴李的大师水平。

至于我，必须简单回顾一下往事，我到重医后，科里安排我去内科轮转。这时的李宗明被＂降级＂使用，他是1956年，由国务院评为三级教授，当时的形势，只好如此，我就分配在他一组，他应该是史上资格最老的主治，而我则开始接受最严格的训练。

严格也不是刻意的，李宗明是上医1943年毕业生，接受过30 ～40年代的培养模式，所以他的＂主治＂风格，基调就是那个时代的影子，病史、病程录都是教科书式要求，他坚持自己天天写病程录，加上他漂亮的钢笔字，整个病史显得特别＂挺刮＂。

更重要的是基本功，一点也不含糊的体格检查，从头到脚，丝毫不漏，你不要说，还真见效，我跟随他半年，就因为仔细的体检，发现颈静脉粗大，就进一步深究，进而否定了二例肝硬化的诊断，在我日后的生涯中，同样的事，多次重复，原因就在于此。

李宗明也不容易，上午做好主治医生，下午好像是在牛棚中接受批斗，晚上睡牛棚，所以每天我会处理好力所能及的事，不让他因为病房的一些琐事而增加他的＂罪名＂。

进入70年代，对李的政策似乎有点松动，李宗明、傅雅各担任大内科负责人，傅也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他们共同希望我协助工作，可惜半年后，我患面瘫休息，从而中断了助理。

李宗明教授在上医共15年，1958年去重庆，但是名声很大，比如：小提琴好手、讲课一流等，他的课条理清楚、逻辑性强，一个疾病的讲解中总有几个难点，他都会用深入浅出的办法来阐述清楚，他有一流的钢笔字、一流的口才。

但有一点，可能大家不太知道，他还是个美食家，有一次，他来上海看我，他明说要考我：你知道山东路333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他说是老正兴！于是他就和我聊起响油鳝丝、红烧甩水、熏鱼、油爆虾…

来上海，他不忘记批评我，那就是《实用內科学》，他知道我对此书负有重要责任，而他是创始版的编委之一，我也一言难尽。

他总是不断鞭策我进步，要我向陈灏珠学，他说我们内科开CPC(临床病理讨论)，讨论结束，陈医生的初稿已经写好，盛赞陈的才华，我也很想效仿，只是CPC再也没有了。

以上就是第二位恩师的点滴。

李宗明教授，这照片估计是在那个十年之后拍的，他入了党，又成为医科大学副校长，十分愉快？

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拍我和李教授一起的工作照，大约就是这个年纪，得到他手把手的教育。

【怀念几位恩师】（四）

张文宏、张颖团队给我一个机会，去看看他们在重庆设立的结核病研究据点，顺便让我去见见老朋友，有一天重医附一院感染科设宴招待我，认识我的人悉数到位，歺馆就在医院边上，老主任刘约翰早上做血透，12点做完，赶来赴宴，坐在我旁边，相见甚欢，大约聊了15分钟，我去了一次洗手间，趁我不在，刘约翰问大家，＂这个人是谁呀？＂，惹得全桌哄堂大笑，＂这是大弟子，你都不认识了！＂，当我从洗手间回来，刘约翰的脸上尴尬和兴奋交织，这里难以言表。

大家向我讲述了这段过程后，我很感憾：真的是＂昔日顽童今日翁＂呀，老矣，老矣。

刘约翰，上医1944年毕业，在华山医院感染科是仅次于戴自英的二把手，所以来到了重医，在寄生虫病领域，他的声望仅次于中国医科院寄研所的毛守白。

我从大内科回来，当时刘约翰没有降级使用，还是主任，但是遇到重病人，他会上第一线，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感染性休克特别多，一旦这种病人来，他就坐在病床旁边抢救，记录血压、指甲等处的微循环、心率变化等，及时调整升压药的滴速……，全心全意为病人，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其次他是＂科研迷＂，在血吸虫病的非锑剂疗法中，多次更新，我去时，由刘约翰主导研发的血防-846，风糜全国，因为该药为脂溶性，必须先用麻油来溶解，然后用50ml的大针筒，吸取麻油，由我们医务人员给病人从口腔注入，方法非常烦琐，但是总算还有50 ％～60 ％的效果，所以该法一直维持到1978年左右。所以我跟随他走遍了四川各研究现场，我从那里学习到如何敏锐地抓住寄生虫病的治疗性科研的时机，我在上海获得首发用吡喹酮治疗囊虫病的机会，该成果和美国同步（他们的现场在墨西哥）。

第三，刘教授把华山医院的一套照搬到了重医附一院，即发热待查者全部归感染科，刘约翰和李宗明一样，重视体检，发热病人尤其重视颞动脉、甲状腺、鼻部的体检，当时在刘的指导下，成功查出二例＂中线坏死性淋巴肉芽肿＂，现在W H O统一命名为N K ／T细胞淋巴瘤，恶性程度极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已经记不得诊断过多少例，＂饮水思源＂，源就来自于此。

对于发热病人使用皮质激素的问题，钱悳、刘约翰都有严格规定，所以大家没有因为使用皮质激素而延误诊断。

当然，刘约翰和李宗明是两种类型的大师，刘绝对不会和你讨论莫扎特、舒伯特、勃拉母斯…等，如果你们要谈四川的水煮牛肉、回锅肉、宫保鸡丁，他会觉得没趣，最好是介绍一下本期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内容，聊聊Lancet，这样最好！

这倒不是做秀，真是这样，查房后，他会去检验科，看看标本 ，下现场，也常常这样。

【怀念多位恩师】（五）

王其南，是我接触最多的恩师，他1952年毕业于上海二医，实际上他的学业是在圣约翰完成的，英文特别好，加上他又是班上英文特别好的，所以来到了华山医院感染科，很快成了戴自英教授的爱将，二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

1980年代，我来华山已经多年，戴也知道我和王其南的关系，于是就把＂任务＂下达给王其南，即＂潘孝彰出国的事就交给你了＂。

我是几年后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很是感慨，一是戴自英一直在关心我的进一步培养，二是王其南忠实于老上级，坚决完成任务。

自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感染科的KASS教授去世后，我们对外关系就显得零落，K ASS生前允许郑德联去他处进修，但需自费。相反，王其南和纽约的Sloan-Kettering纪念医院关系密切，此院是以癌症研究闻名于世，他的感染科（和康乃尔一起）在全美排名第六，主任是Armstrong，因为王其南的英文好，二人成为密友，他们用英文交流对小提琴曲的感受，可见他们的交流毫无障碍。后来由康乃尔医学院出面向N I H申请到二份A l D S研究项目的基金，其中一份给重医，另一就给了我。

Armstrong的岳父长期在中国服务，抗战时期则在重庆工作，所以他的中国情结很浓厚，很乐意为中国培养人才，但他不留人，希望回国服务，王其南也认为回国后对医学的贡献可能会更大些。回来后，现在仔细想想，也确实做了点事，上海的A I D S治疗基地建立，为日后的公卫中心提供了一个子学科，让医学百科全书临床综合卷这部巨著得以顺利完成，至少是为戴教授挽回颜面，避免一次滑铁卢，艰难地把《实用内科学》在24年中从第十版硬拖到15版，从而奠定此书继续再版的基础，在临床工作中也不负众望。

跟随王其南的日子里，收获则一言难尽，他和刘约翰一样，遇到重病人就全心全意扑在病床工作上，在逻辑推理、分析病情上，具有李宗明风格，他们三人遇到疑难病人，都会从书本、杂志中去寻找诊断办法，而王其南有一个独特之处，即New Engl J Med有C P C，他会从临床资料的研判中，自己提出诊断，然后和病理做对照，看看自己的正确率有多高，他这样做坚持到退休后，这是他在临床疑难病诊断中，命中率高的根本原因，这个方法我也想学，坚持没有多久就放弃了，主要原因是英文＂搭不够＂，因为我们青春年华都献给俄文的学习上，而CPC涉及面是内外妇儿，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些英文半路出家者，掌握本专业的英语就不错了，一旦遇上非本专业的临床病理讨论，我需要不断翻字典，导致无法坚持。

我和戴自英聊天，无所不及，有一次他问我：我们二代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立即回答：英文！他点点头，我们被国家折腾苦了！当然也是国家的损失。

王其南教授在做学术报告，业内人士说，王在抗生素方面的成就不亚于上海、北京，只是地域关系，限制了他的发展空间。

很少看到他这样休闲，他有空了就是看书，读破万卷书，我永远赶不上！

王其南教授促进了中美间感染病学交流，中美感染病学会议大约每二年举办一次，这是我和Armstrong教授共同主持大会。

【怀念多位恩师】（六）

看官一定会惊讶：哇，怎么还有？怎么那么多恩师在！这是最后一位，他和我不是一个专业，但是教诲有些特别，我应该介绍。

王鸣岐，呼吸科专家，在上海中山医院肺科，他排行老四，上面是吴绍青、孙忠亮和崔祥宾，可能他是共产党员，行政能力很强，所以也来到了重医，担任过附二院长、附一院付院长、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

他认识我，但是不算熟。在重医，家属区就在医院里边，有一次他穿过食堂，准备回家，看见我在吃饭，特地看看我们的伙食，我当时只有一份素菜，食堂仅有的一个菜，即空心菜炒辣椒，里面还会有几粒花椒，王院长看了之后，摇了摇头，只说了一个字＂唉！＂。

十年＂探索＂时期，经济接近崩溃，比饿死人的年代好一点点。过了几天，记得是周末，王院长托人带信，说他家买了只鸡，让我去院长家喝鸡汤，我于是带了小礼品，去院长家喝鸡汤，王院长说别客气，下次就别带东西了，我听了，暗自窃喜，还有下次！

说是喝汤，其实也烧了不少菜，他夫人是囗腔科护士长，四川人，热情地招待我，王院长首先了解我们小医生的状况，很是关心。

然后还真的有很多的＂下次＂，我不是因为院长老是请我喝鸡汤而称他为恩师，而是系统地向我传授领导艺术，他说他对附二院的中下层干部，个个都了如指掌，个人特点、特长、业务能力、家庭状况、人际关系…等，都是他掌握的范围，然后用起来得心应手。

后来他仔细地剖析，领导水平包括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并且详细、深入浅出地告诉我。

我隐约感觉到要让我兼点行政，可是我有自知之明，我大概不太适合，不过我还是得益匪浅，上面提到的百科全书危机，差点流产，为避免危机的发展，我主动和北京的钱信忠部长的代理人陈海峰交流、示好，再协调和前上医党委书记冯光以及出版社柯如仙等商讨进一步的工作。

有些具体工作，例如一个条目叫＂鼻咽癌＂，耳鼻喉科和肿瘤医院的放疗科都抢着要写，耳鼻喉科后来的院士，放了狠话，用嘲笑的口吻说：鼻咽癌，伊拉懂伐？！

王鸣岐院长早就教过我，有时候，协调就是要双方各退一步，最后我是说服双方合写，放疗科对治疗很熟，就让他们写，这位院士也同意了。

为了协调，我认识了眼科的稽传明院长、儿科的马伴吟、金汉珍、妇科的张惜阴……，这样才顺利地完成任务，卫生部陈海峰开怀大笑。

所以我怀念王鸣岐，给予我不一样的力量！

把领导做成艺术，得到大家的喜欢，不容易！

【后记】

静而后思，我为《实用内科学》忙到近八旬，真正的安静才算开始，然后静静的思考，想到五位恩师，我一个也没学像，戴自英的雄才大略，统领能力，气势恢宏，我远远不及，李宗明的功底，雄才，逻辑推理，和热爱生活，我学了点。刘约翰对科硏的＂痴迷＂，我受了不少影响。王其南的读破万卷书，我只能做到一点点。王鸣岐的领导艺术，我在＂百科全书＂和＂实用内科学＂的组织、协调的运用中，用了一些。无论如何，五位恩师应该是我永远的榜样！

不能只想到个人，也要想想整体，最令人难忘的是钱悳在近百岁，弥留之际，所有上医来重庆的开拓者逐个来看望他，钱悳老太爷统一地双手作揖，统一的一句话：“我对不起大家呀”，这是真话，但是大家明白，老太爷尽责了！

最后，必须提一下，胡修瑾教授，90高龄，冒着39度高温，下山为我拍了重医大门口，王其南之子在病床上联系附一院感染科护士长，提供宝贵照片，上医图书馆叶琦为我找了不少照片，曾昭时医生把陈同生家属献岀的照片让我使用，在此一并致谢！

我把住所外的园地当成新的静思园，静静的思考过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