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核试验基地: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亲身经历

郭福贵

　　本文作者高秋平，是我的老首长。他从江南人间天堂到西北戈壁大漠，在中国核试验基地奋战24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和基层官兵在核试验一线摸爬滚打。现将他的经历感受推荐给战友和广大读者。从中，大家一定会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两弹精神"。

谨以此篇纪念我国在核试验基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

　　作者简介:高秋平，江苏无锡人，1944年7月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1964年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校”，被召入国防科委中国核试验基地。历任基地司令部工程处参谋、工程兵三一六团一营技术员、团司令部工程股技术员、工程股副股长、技术总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基地军事教导队副队长、试验工程技术部第二研究室副主任。曾获国防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一次、四等奖一次、五等奖三次。荣立三等功两次。职称:工程师。

亲自参加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零后开挖和多次小钻机零后快速取样，受到的核幅射强度大，甲状腺功能低下，被评定为八级残疾军人。.

永 恒 的 回 忆

一一本文2003年被刊登在中国核试验基地试验工程技术部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大漠春秋”上。

一一本文2006年被中国核试验基地“春雷”――文艺周刊刊登。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 周 恩 来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 ———— 邓 小 平

“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的核试验基地。” —— 江 泽 民 1990年8月22日

　　一一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托举原子弹装置的铁塔高102米。

一一1966年10月27日9时9分24秒：世界唯一的导弹核武器准确地在罗布泊核试验场上空爆炸。

——《核导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一一1969年9月23日零时15分， 中国第一次平洞核武器爆炸成功。

一一1978年10月14日14时： 中国第一次竖井方式核武器爆炸成功。

一一1996年7月29日： 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

一一1996年9月10日： 第5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一一1996年9月24日： 中国政府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一一谨此献给参加和关心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同志和战友。

1958年，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原子武器试验靶场（0673部队），又称中国核试验基地。40年来，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怀下，基地一代代创业者，不辱使命，顽强拼搏，埋头苦干，开拓进取，运“戈壁狂飙”浩气，秉“大漠孤烟”巨笔，在共和国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独立自主地开创了核武器试验事业，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钢铁脊梁，为确立我国的国际地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三十年来，中国有限次数的核试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有效的核威慑力量。使我们亲爱的祖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使我们伟大的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结晶，这是中华民族奋勇拼搏、自强不息意志的体现，这是我国从事核试验事业的几代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当历史的航船驶进21世纪，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振奋人心的蘑菇烟云早已消失，震撼沙漠的雷霆渐渐远去，罗布泊已恢复了往昔的平静。他们铸造的一座座丰碑，将永远耸立在人民的心中。他们锻造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将激励人们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他们创造的属于祖国也属于自己的辉煌，将与共和国的历史同辉。

神奇的土地——马 兰。这是一块神秘浪漫的土地！这是一块异彩纷呈的土地！东牵旅游圣地吐鲁番，西傍天鹅乐园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依瀚海明珠博斯腾湖，北衔林海雪原天山。

死亡之海—— 罗 布 泊。张爱萍说：“19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罗布泊边缘，他写道：可怕！这里不是生物可以插足的地方，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啊！以后人们就把罗布泊叫死亡之海了。你们看，死亡之海挡不住我们啊，我们将在这里干一番大事业。

　　春 雷 颂人 生 ，悲 欢 有 几 何？

新 征 途 中 共 回 首，情 系 马 兰 千 缕 绪，

魂 赴 罗 布 万 里 游；饥 餐 砾 饭 不 言 愁，

渴 饮 苦 水 战 春 秋，无 怨 无 悔 忆 韶 华，

擎 起 春 雷 震 山 河！ 2003年8月11日

情系马兰村，魂萦罗布泊（现在可以说了）

第一章 万里赴戎机

一九六四年七月，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校的我正翘首期待时，一张“毕业分配通知书”寄来了，上面只有两个字：“北方”。带着亲人的嘱托，我来到母校，才知道我们属于第一批分配。包括我在内的15个同学被分配入伍到“北京”（后来才知道，我们是经国防部派人直接挑选的）。不由得想起我1960年被 “南京建筑工程学校”录取时，姐夫遗憾地说：“工程后面加个‘兵’字就好了”。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1947年入伍的军人，在无锡惠山308部队工作（当时的工程兵设计院第一研究所）。另外，我哥哥也是1961年从南京动力学校应征入伍的。现在，我又入伍了，就是说：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军人，这真是令人喜出望外。

我们到北京报到后，被安置在北京通县保安胡同甲字16号集训（后来才知，这里是国防科委第二十一试验训练基地21所——核技术研究所）。这里非常神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中间的马蹄形大楼没有特别通行证是无法进入的。

　　同时报到的全国名牌大、中专院校学生竟有近千人，各种专业、人才济济：核物理、分子力学、空气动力学、光学·····。

后来才知道，1960年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又是困难时期，1962年中央决定核试验“下马”，基地遣散了大批人员。我们司令员张藴钰“赖”着不走，他说：“如果不能把核试验搞成功，我这把老骨头就埋在戈壁滩上了！他提出：“我们可以‘下马’、‘骑驴’、不扬鞭。”

紧接着，中央又决定“上马”，因此，63、64、65年，基地招收了大批大、中专院校人才。

同时，对我们这些人，政审非常严格：要查祖宗三代，在校学习成绩必须拔尖等等。

才集训三天，包括我在内的5个同校同学，便接到通知，到北京小西天报到。

此 后知晓:这里是第二十一试验训练基地驻京办事处。

其他同学都被分配在21所。二年后，21所全部搬迁至马兰北面天山深处的红山安营扎寨。

接着，又通知我们到新疆大河沿办事处（吐鲁番车站）报到。于是，我们乘火车经兰州，赴新疆。

有人作诗形容赴疆时心情：一过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再看车窗外，满目戈壁滩。

当时的吐鲁番车站，非常简陋，活像一个土地庙。放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戈壁滩，车站周围零零落落地点缀着一片片土坯房。我们背着行李，高一脚、低一脚地越过几道铁路，走下一段陡峭的石子坡，总算找到目的地。岂知，还要我们继续前进。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乘坐班车（大卡车）出发了,而我们一个同学也开小差跑了。我们是在托克逊兵站吃的早饭，然后，继续前进。当时正值盛夏酷暑，吐鲁番又是世界闻名的“大火炉”，白天气温高达50多度，刮来的风灼热无比，每个人的脸蛋就像“烤红薯”（人们夸张地说：吐鲁番的县长夏天是坐在水缸里办公的）。这里空气异常干燥，吐鲁番年降雨量只有50多毫米。就这样，我们坐在车厢板里，经历了打娘胎里出来第一次艰难而漫长的旅程。无休无止的“搓板”路——颠簸不堪，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尘土飞扬，无遮无拦的敞篷车——烈日难挡······。

突然，眼前一亮，原来，已经进入翻越天山的盘山公路，不由得情绪激动起来。两旁是陡峭的山峰及干涸的河谷，一道急弯接一道急弯。山坡上全是光秃秃的，只有在河谷中能感受到星星点点的绿意。抬头望去，偶尔能见到老鹰在空中翱翔。 停车休息时，我在路边捡到了一块透明的石膏晶体矿石，爱不释手地带到车上。

我们这辆破车，上坡时像蜗牛，不死不活、艰难爬行；下坡时像醉汉，摇摇晃晃、横冲直撞。

好不容易到了库米什兵站休息、吃饭。口渴难耐的我们，抢着去喝茶筒里的冷茶。刚喝一口，便全都吐了出来，又咸又苦，原来这里只有咸水，为了抵消咸味，放了些茶叶。

到了目的地已是晚上。十几个小时的颠簸，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一样。胡乱地吃了些晚饭，倒头便睡······。

早晨起来，才知道这里是马兰。

　　到政治部干部处报到后，叫我们填写了“入伍志愿书”。一穿上军装，给我们上的第一课，便是“保密工作八条规定”的教育：“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给我们的第一个待遇、便是半年禁止与任何人通信、打电话、发电报、汇款······。使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全部中断，家人失望之余要和我割断关系······。谁能与他们解释？这一切是为了我国首次核武器试验。

当然，也有违反“禁令”的人。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后，基地做的第一件事是全基地聚餐狂欢;第二件事就是军事法庭开庭，宣判了三个“违令”军人三年有期徒刑。其中有一个小车司机，未婚妻半年没收到信，受不了，想“拜拜”，他无奈之下，在允许通信后，告诉她一个“小秘密”，却引来牢狱之灾。岂不知道我们的来往通信是要经过基地保卫队（便衣）拆开检查的？我刚收到姐姐给我写的信，告诉我，她已经知道我们部队是干什么的，马上保卫队就找我谈话，当了解姐姐所在的部队性质后，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老同志神秘地告诉我，这里是保密部队，到了这里，你这一辈子就别想回去了！在神圣的使命感驱使下，我对此也深信不疑。

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无锡的我，来到戈壁滩，下放在工程部队机械连当兵。我们连队，才百十号人，却安排了38个“臭老九”，每个班3人，接收“再教育”。住地窖、吃粗粮，路上浮土有一尺多深。由于空气异常干燥，鼻子出血，嘴唇干裂，脸像哈密瓜皮······。

春日感 怀春 ，到 塞 外 何 处 寻 ，

杨 柳 青 青 草 色 新 ；满 天 黄 尘 遮 不 住 ，

归 雁 捎 来 故 乡 情 。

我们班长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学生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来了以后要好好地‘整整’他们”。

但是，我们大多数学生，都是苦出身，决不是“孬种”，事实证明，我们并不比他们差。按当时部队规定，学员下放不得少于一年，而我仅半年就调到基地司令部工程处了。

第二章 艰难的岁月

谁能料到，投笔从戎，一干就是二十四年。

谁又能知道，中国核试验基地——马兰村，还算得上是新疆的“小上海”，而我们长年累月拼搏战斗的地方却是在马兰千里之遥的罗布泊核试验场。张爱萍将军谱写的“春雷之歌”歌词中“饥餐砾米饭，笑谈渴饮苦水浆”，正是罗布泊军人真实生活的写照。前进文工团在为我们慰问演出时，歌颂我们艰苦创业精神的即兴快板中唱道：

“八О二三不简单、戈壁滩上乐家园，

天当房、地当床、没有菜、吃咸盐，

星期天，全连干战围个圈，逮个兔子会个餐······。”

结果干部、战士对此很不满意，太夸张了嘛！其实我们肉食并不缺，各种罐头供应还是有的嘛！主要是吃不到新鲜蔬菜。

我最难忘的是基地司令部工程处苏润海处长第一次找我谈话时指示的核心内容：“要一专多能”。这四个字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些老同志也给我指点迷津，使我脱离了专业本位思想的束博，不知疲倦地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各种专业书籍;组织上调动我干什么，我就学什么，专什么。二十四年的军人生涯，也充分体现了这四个字的深刻内涵：

我的专业变位：地质勘测、地形测量、坑道及竖井施工、土建及道路施工、全场区找水勘察、小钻机零后快速钻探取样、竖井方式地下核试验建井施工、国防科委干部学校机械专业中专班教学组织（核试验工程技术日益发展，国内外先进机械设备不断引进，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国防科委各基地缺乏大量机械专业技术及管理人才，国防科委首长指示北京怀柔“国防科委干部学校”机械专业中专班授权我二十一试验训练基地军事教导队举办。我受命任教导队队长兼教研室主任，负责教育大纲的制定、教员的选拔组织、学员的招考录取、教材的选定及教学组织工作。部队战友戏称我是“黄埔军校校长”）、核试验工程技术研究部······。

我的单位变位：工程处——工兵团——军事教导队——工程技术总队——核试验工程技术部。

我的职务变位：参谋——技术员——工程股长——副大队长——军事教导队队长兼教研室主任——研究室主任。

我的工作地点：有时在地面、有时在山上，有时又钻入地下······。那时的工程技术人员责任重大（我们头上还戴着“臭老九”的“光环”），干部战士大多是文盲。因此我们既要管技术，又要抓管理，包括：图纸设计、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现场管理、材料计划、车辆调度、施工技术革新方案、编写施工总结······。又要七十二行亲自干，还要会干、苦干，包括修理发电机、空压机（不会修也没关系，边拆边研究）等，不然干部、战士就看不起你（我又和别人不一样——江苏无锡人，找不到老乡、可相互扶持）。绑扎钢筋时，战士看不懂图纸，我就根据绑扎的先后顺序给钢筋编号：1号钢筋，横向放置，开档多少米，间隔多少公分，共多少根；2号钢筋，竖向放置······。经常只好亲自领着干。其它工程，也是如此。在核试验的重大责任感驱动下，一、二天连续战斗在第一线是常有的事，最多曾经五天五夜战斗在现场。在施工现场我与战士们没有什么区别：头戴一顶安全帽、身披一件破旧的工作棉衣（没有扣子就用电话线栓在腰里代替）。唯一不同的是我经常脚穿一双翻毛黄牛皮鞋（穿胶鞋脚容易受伤，有一次我脚底扎了三个铁钉）。

经历过爆炸突然就在身边七、八米处发生——没炸死（空爆试验场区四面八方各军种、兵种、地方各部全在抢进度施工，爆破没有定时，最多谁爆破谁吹吹哨子。你最好的方法是朝头顶上方看，有没有石块砸下来。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次，我也是刚从另一个工号里钻出来，没听见哨子声音，只是被离我远一点的爆炸声惊动，立即趴下了，身上堆满了石块）。

经历过坑道塌方——未活埋，被战友们扒出来了，受了点伤。

经历过汽车翻车——未甩死（一次头皮被掀开一块——又缝好了，一次从前窗玻璃钻出去，军帽帽徽将前额顶了个洞，脖子一个月不能动，不过小车及坐在后面的同志却没有那么幸运——翻到山沟里去了）。轮胎扎钉子、前轮胎甩掉前后就遇到过八次。

不过，核辐射对我却太不客气了：因为我执行核试验零后任务的次数比任何人多，在现场干的时间比任何人长，受到α射线、β射线、Г射线······的辐射也就比任何人多。空中核试验零后仅五、六个小时，蘑菇烟云还在头顶上飘，我们已穿着防护服，带着防毒面具，挂着剂量笔冲进去了。防毒面具也不是那么好戴的。开始训练时，先剃光头，再将防毒面具硬绷在头上。箍得太阳穴疼得要命，眼冒金花，头昏脑胀，呼吸困难。到后来，走路、跑步、打牌、睡觉，都不成问题。穿密封橡胶防护服的战士，还要艰苦，半天训练下来，防护服里能倒出一脸盆汗水来。

地下核试验也是如此；尤其是21－83（83年）竖井方式地下核试验，放射性外泄剂量很大，使我两腿凹陷性浮肿至今。因为我是21－83竖井方式地下核试验零后快速钻探取样工程的施工总指挥兼责任工程师，肩上责任重大，危险关头理应冲在前面。受到高剂量辐射后只能带病坚持工作。原来生龙活虎的我，蹲不下去、站不起来，上个厕所都很困难。执行任务时，是战士搀扶着我上车的。

任务胜利完成后，部队为我请功，基地首长送我到各大医院（包括北京军区总医院）检查、治疗。诊断为：甲状腺机能低下、早期脉管炎、隐性糖尿病······，又送我到国防科委兴城疗养院（北戴河的北面）疗养。疗养结束回无锡探家时，是我哥哥及外甥搀扶我下火车的。家人陪我去鼋头渚游玩时，三山的山路台阶也是我哥哥及外甥搀扶我爬上去的。

另外，由于我们长期饮用的是各种成分都超过标准好多倍的咸水（简直就像海水），破坏了胃肠消化功能，普遍拉肚子，又黑又稀，“放屁”已成为场区人员的“专利”。工兵十五连的一个战士，竟能“抢”到“单发”、“点射”、“连射”、掌握节奏、按需供应的“五项全能”。你别看沙漠里没有生命，厕所一盖、瓜皮一扔，苍蝇马上就赶来“赴宴”了，并以几何等级速度繁衍，成千上万，无处不在。有一次，我从工地回来晚了，食堂给我炒了一碗饭。因为冷饭是放在匾里的，爬满了苍蝇，赶也赶不走，因此只能放在锅里一起炒，饭里全是苍蝇。我边吃边点，竟有五十六个苍蝇。

　　如果一个参试单位发现痢疾病人，传染速度真是非常惊人。由于用水供应限量（场区初期供水紧张时，每个班洗脸、洗脚共享一盆水，用完后，还要倒进锅里蒸馒头······。连长看见水车经过时，就像看见“救星”一样，跑上去往司机楼里扔罐头，换上一、二盆水，甚至发生过“抢水”事件），因此，消毒防范很难。

我在场区前后被传染过三次痢疾。第一次被传染是66年第一颗热核材料地爆（铁塔）试验，我正蹲点在工兵四连，指导他们进行导弹发射井施工时。那可真是遭罪，一天要拉几十次，拉到肠粘膜都一块块脱落，浑身一点力也没有了。现场哪里有盐水挂？只能服用合霉素。刚下井，又要上去，后来都拉在裤子里了······。到了现在，我的肚子还是“不争气”，一吃到不洁的东西准拉肚子。一入冬，这些“害人虫”一到晚上全爬在帐篷顶上。第二天早晨一看，地上、桌子及被子上，全是冻死的苍蝇。不由得想起毛主席“冻死苍蝇未足奇”的著名诗句。

在这里顺便说说老鼠，它在戈壁滩上的本领也是不可小看的。因为我们各单位的食堂是简易搭建的，食堂的仓库仅仅是在地上铺几块木板。仅需几个月时间，它就能在地下兴建无数“粮仓”。每个“粮仓”里能分别贮存十几斤花生、黄豆······。不知疲倦、日夜操劳，几百斤本该我们食用的粮食全被它用于“备战、备荒、为‘人民’”了。

胃疼也在长期地折磨着我。尤其是春秋季节，下午风力增大，整个下午要疼到晚上。疼起来，把军装束在裤子里，将戈壁滩上晒热的石块塞在里面“加温”，晚上就用枕头顶。到医院去就诊、抽胃液，诊断是胃酸少。又在不同医院，先后做过钡餐透视、胃镜检查、拍片，也查不到什么问题。阿托品、普洛本辛、胃舒平、香砂养胃丸······，全都服用过，没有用。

可是，一回到无锡，一吃到太湖水，再也没有胃疼过，你说奇怪不奇怪？我看这也不是“水土不服”能能解释的，还是由于长期服用咸水造成的伤害。

大漠是风、砂的“故乡”。平常风向从傍晚刮南风开始，24小时顺时针转一圈。即使是非常“温柔”的时候，托举核装置的铁塔顶部晃动幅度也要五、六米。发起“脾气”来可就不得了，但风力在十一级以下时，施工决不会停。要刮十二级以上大风时，指挥部才会宣布“停止施工，这是国防科委首长的关怀”。

“大风起兮如厕难！”我们的厕所是露天简易搭建的，砂石飞扬时如厕，屁股就像被砂石“抛光”，疼痛得简直是受活罪，战士调侃地说：“卫生纸都不用带”。露天小解时，要掌握“技巧”：顶风不行，裤裆要湿透；背风也不行，尿都卷到脸上；只能朝下风方向45º才行。汽车油漆全被磨光，透明玻璃也会打磨成磨砂玻璃。龙卷风的“战绩”，我未目睹，但据传：列车经过哈密八百里风带时，一个列车员就被龙卷风“请”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 砂是饭、菜里的主要“调味品”，用餐时如有水，饭菜里你准能淘出一层砂子，可是在施工现场用餐，你如感到咯牙，只能干咽。“饥餐砾米饭”，就是张爱萍将军在“春雷之歌”里，对这个现象的真实写照。砂！砂！砂！鼻孔里、耳朵里、眼睛里、脖子里、鞋子里······，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桌面刚擦干净，马上又是一层。早晨起来，被子上你能抖下一堆砂子。沙尘暴一来，天混地暗，日月无光，白天就像晚上一样。

　　1963年，工兵团一二四团三营十三连驻扎在“老开屏”。一个班到孔雀河南面去打柴，回来的路上，副班长掉队了，遇到了沙尘暴。风停以后，战士们回头再也没有找到他。

基地派出一个团，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

1966年，我们勘察核导弹靶场时，在孔雀河南面8公里一个最高的坡顶上，发现了一具枯骸，眼珠已风干成芝麻大小，靠韧带（也风干成一条线）支撑在骷髅的眼窝上，在风中颤抖。我们只找到一粒军用纽扣和一把镰刀。根据工兵一二四团三营营长韩济深（原工兵十三连连长）辨认，确定镰刀是他们连洪炉班锻造的。据此判定，我们发现的枯骸，是遇难的副班长无异。我们就将靶场位置选定在他的遇难地点。有人说，他提前三年就来勘察定点了。他遇难地点距离失事地点有38公里。

事隔十几年以后，彭加木又在罗布泊失踪。这是他第三次失踪。他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新疆科学院院长。这次是到罗布泊考察盐碱资源。罗布泊的盐碱层厚度达一千多米，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价值。

他只带了一台嘎斯69车、两台嘎斯63车，组员十三人。因为他们进入的是我们的军事禁区，因此，事前与我们基地联系过，基地作战训练处规定了他们的行进路线。他们是从塔里木沙漠南面，横穿大沙漠进入罗布泊的。可是他们的车都抛锚了，断水了，电台也坏了。断水第五天，全体人员都没有力气了，他一个人背了十五个水壶去找水。他最后的遗言是留下一张纸条：“车坏了，水没有了，我去找水。”

但这一去，他再也没有返回。到第七天，我们场区根据他们派来报信的人提供的情况，将其他人员救了回来。

此事惊动了党中央。根据中央的意图，罗布泊以东（敦煌方向）由兰州军区负责，罗布泊以南（塔里木沙漠）由新疆军区骑兵师（骆驼师）负责，罗布泊及以西方向由我们基地负责，全力搜救彭加木。他爱人和儿子、女儿，就住在我们马兰第一招待所。他爱人深信彭加木不会死，说他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人。骆驼草、四脚蛇，什么都能吃。他得过晚期肝癌，并经上海、北京大医院确诊。结果，他吃眼镜蛇······，竟然奇迹般病愈了。

我们基地出动了二个半团兵力。基地副司令员朱平（后任江阴23基地司令员）任总指挥。除了出动飞机搜索外，地面由战士像“大扫荡”一样搜寻。首先在罗布泊范围内搜寻。罗布泊已干涸，芦苇长的一人多高，还有蒿草、红柳、一群群的“小咬”（类似蚊子，只有芝麻大小，如被它叮咬后，肿得能有鸡蛋那样大，流黄水，奇痒无比。因此，每个人必须戴防蚊面罩），使空气变得灰蒙蒙的，视野受到很大影响。脚下是盐碱滩，翘出的盐碱薄壳有几十公分高，能把你的小腿划的伤痕累累。草爬子（即“骆驼虱子”）也非常愿意和你“亲近”。它有根据人的气味，随时变更爬行方向追踪的“特异功能”。一旦让它爬到你的身上，它能依靠毛、发作支撑，钻进皮肤里去吸血，令人非常惧怕。后来再扩大搜寻范围，在古楼兰遗址一带搜寻，即孔雀河的下游范围，这里的地形像小黄土高原，术语称“雅丹地形”。沟豁纵横，沟壁笔直，弯曲分叉，像迷宫一样。坡顶上却很平坦（飞机上望下去，却像是“一马平川”）。坡顶与沟底的落差有几十米，战士们爬上爬下、行进搜索，非常困难。沟里的沙丘，今天在东面，明天可能又卷到西面去了。

　　开始，100米一个人，后来50米一个人，再后来，20米一个人，整个搜救行动历时三个半月，还是找不到他。

如彭加木被沙丘掩埋，那也是没有办法。如被盐碱薄壳、草丛遮掩，搜寻时难免会遗漏。最后战士们只找到彭加木留下的几个痕迹，有巧克力糖纸用石块压住的记号，有坐过的痕迹······。

有人说他跑到苏联去了，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如果要跑到国外，完全不用选择在这样的地方。他第一次在西双版纳密林中失踪了七天，第二次在大兴安岭失踪了五天，都可以出境，但他都平安地回来了。另外，他相机、数据都没有带。

根据作战训练处图上作业：彭加木失踪地点到蒙古边境的直线距离是800公里。我们在场区周围有十二个雷达基地，美国的U2飞机、无人驾驶侦察机进入场区上空都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高空侦察气球也被我基地机场升空的歼击机打了下来。一个侦察气球的碎块能装一卡车。也就是说，苏联的高空飞机无法进入，也无机场降落；低空飞机能在雷达的“盲区”之内飞行，但续航率不够。

步行出境更是笑话。一是彭加木何必在断水5天后走。二是基地所属5个哨所每月定期巡逻一次，地上走过一头野兽也能发现踪迹，除非你能插上翅膀在天上飞。

二年后，《参考消息》登载了确认彭加木遇难无生还的消息。中国政府在彭加木遇难地点为他树立了一座丰碑。

后来无意间在我的档案中发现我《学校毕业总结》中有“向下乡知识青年董加耕学习，‘身居茅屋，胸怀全球；脚踏黄土，眼望世界。’及向知识分子的模范彭加木学习······。”的话，才恍然大悟！当年搜救彭加木时他的名字为什么似曾相识。

由于核试验任务的特殊性，干部、战士的探家规定全都打乱，完全按照任务情况而定，本应一年探家一次的，有时二年、三年，甚至四年才被批准探家。而且是临时决定的，如通知你探家，千万要马上就走，不然，只要听到“明天进场”的命令，这一年的探家就算泡汤了！而且不会补。如任务紧急，哪怕你前脚跨进家门，一封加急电报，立刻又将你召回去了。

我参军24年，也只回过4次家。任务紧张时，哪怕家里有天大的事也不行，有的同志一个月内父亲、母亲相继去世，探家报告不批准。我们工程处参谋杨金星（原洛阳工程兵学校调过来的），妻子得了子宫癌，来了十几封加急电报，就是不批准回家。所有参试单位，都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后来他向处长汇报思想，感到很委屈，结果被处长大会、小会批评了三年， “美名”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战士更可怜，许多战士甚至当兵八年都没回一次家，而且从来没去过马兰。新兵入伍时，坐在火车的闷罐车厢里，被拉到哈密附近的小站下来。再转军车，从戈壁滩越野直插场区，复员时也是如此送回家。

2003年与我一起被基地邀请“回家”，从美国洛衫矶专程归国的袁继红接受马兰电视台采访时，回忆他曾遇到的一件事：1967年的一个冬天，他遇到一个战士找不到招待所，感到很奇怪。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和战友在场区开采了七、八年石头，从来也没有到过马兰。这次冒着严寒，从场区乘卡车到马兰来，就是在基地首长安排下，看了一场文娱演出，他已感到非常幸福······。这件事使他很多年都忘不了。激起记忆的浪花，不由得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息。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只得将亲身经历的事，信手拈来，遂意表述。

　　

第三章 悬崖峭壁上的生死考验

南山，又称“磨合尔山”——我国第一次平峒地下核试验场区。位于却尔托格拉克塔格（塔格——蒙语：山脉）中段，是天山的余脉。山峰陡峭，到处是悬崖峭壁（有的峭壁要200多米高）及“老虎口”（这是大自然千万年风蚀的杰作，也是新疆山峰的典型地貌），爬到这里时，与“智取华山”中的情景非常相似）。主峰标高：2604.3米，坑道口标高：1843.75米，爆心上方山顶标高：2400.0米，由上寒武纪巨厚层石灰岩组成。 1965年春节前后，我和战友带领十几个战士组成测绘队，在这里搞山地测量。从4个小时才能登顶到只须一小时五十分，从满脚血泡到身轻如燕。每个人不是肩负仪器、脚架，就是肩负地形尺或一捆竹竿，峭壁一跃而上、碎石坡一冲而过。生死二字早已置之度外。

天不亮就出发，看不见路才回来。下山无固定路线，带上步话机，联络地面车辆接应地点。联络呼号从“黄河！黄河！我是长江！”到“黄羊！黄羊！我是骆驼！”，真是苦中取乐。岩石经千万年风雨侵蚀都长满了“刺”（硅化物），攀登时要手脚并用，十个手指都磨出了血，胶鞋也经不起磨损和下山时冲锋似的冲击力。几个月下来，我都穿破了七双胶鞋。工作棉衣裤屁股、双膝、袖管的棉絮全挂光了，一个个活像“叫化子”。

爬山时出一身汗，在山上进行经纬仪观察时，双膝长时间站立又经受严寒，有的战友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失足摔伤也是常有的事。爬山也要讲究技巧，由于山峰陡峭，只能迂回上山。下山时要走“之字形”路线，特别是碎石坡，只能横向通过，碎步快跑（减少冲击及停留），不然，一失足，来个“人仰马翻”，很可能就没命了！千万不能顺着山沟下山，由于山洪的冲刷力，越往山底力量越大，地形落差就越大。指挥部几个同志，就吃过这个亏。他们就是顺着山沟下山，开始很顺利，后来往下跳，再后来用背包带、皮带把人吊下去，再后来就下不来了，他们在山坡上捡了些干树枝点火取暖（晚间山上气温零下20几度），在半山腰冻了一个晚上。我们在山下只看见火光，就是无法上去救援······。

我们工程处搞勘察测量的“少壮派”们，其它“本领”没有，饭量在司令部食堂里是有口皆碑的。一次用早餐，大家 “比赛”的劲头上来了，结果，参赛人员，2两一只的大馒头，最多的吃了15只，最少的也吃了8只，结果，还是当了“王八”，哈哈！

第四章 寻找“生命之泉”的艰难历程

核试验场区无淡水，每当执行核试验任务时，各军种、兵种、地方各部及基地几万个参试人员，饮用及工程用水全部是抽取孔雀河的咸水。

场区位于天山东南部。以北是哈密八百里风带；以东600公里是敦煌；以南40公里是茫茫无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60公里是罗布泊，东南38公里是楼兰故国遗址，正南20公里是孔雀河。

据与我们一起进行场区定点勘察的中国科学院专家介绍：罗布泊原来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孔雀河、塔里木河全部流入罗布泊。

孔雀河源于博斯腾湖。博斯腾湖向西奔腾咆哮、直泻数千米，就是铁板河（传说是“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三人西天取经时遇到的“通天河”）。铁板河流到库尔勒后，掉头向东改名叫孔雀河。孔雀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奔流数千里，流入罗布泊。

塔里木河源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面的阿尔金山。塔里木河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后，自西向东，奔流数千里，也流入罗布泊。

因此，罗布泊、孔雀河及塔里木河流域非常富饶。楼兰王国及下属100多个部落就坐落在这里，有着很多美丽的传说。我们在古城堡、古炮台、烽火台及古墓沟遗迹中也能感受到古楼兰王国当年的辉煌。唐朝时哈密国、印度国、且末国、鄯善国（传说是“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三人西天取经时遇到的“女儿国”）······都要向楼兰王国进贡，是历代皇帝的心腹之患。

唐诗·王昌龄·“从军行”就有“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描绘。

近代塔里木河改道，泯灭在沙漠深处，罗布泊渐趋枯竭，楼兰王国也早已消亡。

建国后，新疆建设兵团进驻塔里木。修建了尉犁水库，遍布了六个塔里木农场于孔雀河流域，孔雀河水被全部用于清洗盐碱及灌溉农田，流下来的水已是又苦又咸，但却是我们唯一的“生命之泉”。

寻找新的水源，已是基地首长的重大决策。 1966年冬季，基地临时组建了水文地质勘察队，由我们司令部工程处组织。我任队长，成员由21所六室（核试验岩相研究室）研究员蔡华昌、于明钦，河北969地质队工程师董利久、简宏臣等及警卫团十几个战士组成。配备大、小越野车（苏制嘎斯63、69）各一辆。展开场区4万6千平方公里水文地质普查、物探。一搞就是几个冬天。

我们水文地质普查采用的1:10万军事地图、是根据总参测绘局58年航测照片及地面大地测量编制的，由于当初准备请苏联专家协助我们搞核试验，因此，地图上全是俄文。

后来由于苏联专家主张将试验场区放在罗布泊以东即敦煌地区，势必破坏敦煌古迹及扩大核污染范围，周总理坚决不同意。

戈壁滩上本无路，我们完全是根据地图决定行进路线，司机只能听我们的指挥。因为水文地质勘察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地质构造，因此，每天有一半时间要靠步行。冬季无法施工，因此场区无任务，留守人员少，进场车辆稀少，故供应极差，尤其吃不上新鲜蔬菜。每天早出晚归，干馒头、榨菜、罐头、冷开水充饥。

有一回，水车司机修车回来，给我们带来一袋“皮牙子”（维语，即洋葱），每人分了几个。大家像捧到宝贝一样，每天生吃几片，补充维生素，辣的尽流眼泪。连续几个月吃海带、粉丝，吃到嘴里吐白沫。（以后好多年，我见到这个玩意儿就反感。探家回无锡时，哥哥到火车站去接我，要请我吃牛肉线粉汤，我赶紧摇手。）于是，我就带了战士去孔雀河炸鱼，收获颇丰。鱼当然很好吃，但“通报批评”可是跑不了。

‘野外勘察，其中的艰辛、危险，只有亲自体验的人才会深有感触（例如：夏天任凭酷日炙烤、冬天顶着刺骨寒风、车辆翻车、抛锚、迷路······）。甚至还会有意料不到的事发生。

有一次，向北勘察，半路上董利久工程师突然肚子疼，不长时间就两次要求停车，下来拉肚子。但他还是要求继续前进，我果断下令返回。越野车在戈壁滩上狂奔，剧烈的奔簸将人不断地向车篷顶上冲撞，不一会，他便浑身抽筋。赶到720指挥部之前，已到中午。我半路上从车上飞跃而下，地上打了个滚，便直奔工兵三营营部，一脚踹开帐篷门，把正在用餐的三营“首脑”们惊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也顾不上解释，抓起电话机就接通了720总机。这时，去吃饭的医生们已爬上了山头（指挥部和食堂之间要翻过一座小山）。接线员急速跑出帐篷门大声呼喊······。董工被送到指挥部时已休克，幸亏医生、护士已作好抢救准备。当时，他已发烧到42℃，连续七天七夜没醒，原来他得的是“病毒性痢疾”。据医生讲，如果再晚一点送来，老头这条命就难救了。

最后，水文勘察定点在距离场区70公里的干河谷中，我们取名为“向阳泉”，我与969地质队两台钻机的师傅及一营三连的干战在这里打了两口井，铺设管道至场区，解决了饮用水供应问题。水质虽然远远比不上矿泉水，但比孔雀河水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亲笔题写的“向阳泉供水站”标牌，今仍安在。

第五章 空爆试验场上的“春雷之歌”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畏艰险、不畏强梁；任凭天空多变幻、任凭“小丑”太猖狂；饥餐砾米饭，笑谈渴饮苦水浆····。”

这首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谱写的“春雷之歌”，鼓舞着全体参试人员奋力拼搏，场区指挥部编辑发行的“春雷报”，不断报到着四万多参试人员大兵团作战的可歌可泣事迹。核试验所有参试单位的施工图纸都要经过我们工程处审图、变更设计、摘料、加工、兵力安排、施工计划······。

空爆场区的工程一般分为两大类：测试工号（如：主控站、照相站、力学测试站、火箭穿云取样等）及效应工号（如：人防工程、军事工程、房屋建筑等）。特别是效应工号，对使用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及混凝土浇筑强度要严格符合图纸要求（正、负误差不得超过设计标准），确保为防核战争工程提供准确、科学的设计依据。

因此，我们工程处试验室要负责：提供及调整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对钢筋进行严格测试/筛选、建筑用石要测定极限抗压强度、水质要进行化学分析，包括：阳离子（钾、钠、钙、镁）、阴离子（氢氧根、硝酸根、硫酸根、碳酸根）、总矿化度、暂时及永久硬度－德国度、PH值、含氟量、细菌总数、大肠杆菌含量等。各参试单位也要对钢筋的各受力部位，用环氧树脂粘贴测试探头，测定核爆炸时各种参数——应力、应变、弹性模量、位移、走时、加速度、重力加速度等。

核试验场区的坐标是：“要大力协同，作好这件工作。”（毛泽东）及“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周恩来）

核试验场区任务计划是倒计时：“五 .一”线、“八 .一”线等，到时必须完成那些项目，完不成的，项目取消。但再难完成的也有部队抢着争。

比如：本来需一年完成的现在要求五个月完成，行！硬骨头六连抢下来了！干部、通讯员、文书、炊事员，全员上阵，不吃饭、不睡觉，苦干＋巧干，硬是啃下来。木工拆模板时，浇筑混凝土的战士会边啃馒头边在不放心地看，如果看到“蜂窝”、“麻面”，他会伤心地说：“我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毛主席”。

科研人员责任心也是如此。核试验场区对后勤供应非常严厉，有一次执行任务时，要从新疆自治区调200车水泥，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发了命令，我们基地后勤部张部长硬是冒着大雪，亲自在库米什兵站呆了三天三夜，保证车辆一辆不拉，水泥一两不少。

核试验场区的配合协同口号是“热情得使对方不好意思。”各军种、兵种（一大队总后、二大队空军、三大队海军、四大队炮兵、五大队工程兵、六大队装甲兵、七大队通讯兵、八大队防化兵、九大队铁道兵、十大队二炮——导弹部队、十一大队核试验实战演习部队），地方各部（建工部、建材部、石油部、煤炭部、铁道部、公安部、二机部、七机部、九院、工程兵设计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路边不管遇到什么车，招手即停；不管走到那个单位，吃饭不收你钱。

核试验试验目标是：“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周恩来)。

从爆心向外360º方向，参试单位的测试、效应项目，各自一条线展开。飞机、坦克、舰艇、火车头······，应有尽有；猴子、狗、小白鼠······，需要放的地方（飞机里、坦克里······）都放；房屋建筑、北京地铁车站、中南海“584大门”（地下通道大门）、空军机库大门、海军舰艇大门······，一切均为核爆炸所有数据的采集及防核战争设计提供第一手宝贵数据。

…核试验场区保密工作非常严谨。早期试验时，一个工号一张通行证。施工图纸、数据、每个人的笔记本都是“绝密”档，每天晚上要交到保密室，第二天再取。

首次核试验零前，一张手工绘制的场区布点图，交给司令部保密室一个保密员贮存在保密柜里，第二天发现不见了。接触这张图纸的所有人员全被基地保卫队隔离审查，并惊动了周总理。周总理下令全国戒严，对潜伏特务出境及边防关卡严密布控，最后却是虚惊一场。原来这位保密员是国防科委乒乓球比赛冠军，为了急于去打乒乓球，随手将图纸扔进保密柜，掉入夹缝里去了。后来受到撤职处分。

核试验场区的地名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取的，其中，有张爱萍将军的杰作：“开屏”——寓意“孔雀开屏”、“红岩山”、“凤屏山”等；有我们勘察时，有感而发取的：“黄羊沟”、“跃进桥”、“金沙滩”、“向阳泉”、“白云岗”等；有根据工号名称取的：“201”——远方控制站、“720”——这里既是零前的指挥中心，又是零时控制核爆炸的地下控制中心所在地。至于“张郭庄”（部队进场的主要兵站），又名“甘草泉”（泉水丰盛甘甜，泉边长满了甘草），原来是少数民族牧民定居点。195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子武器试验靶场勘察大队进驻此地，划为军事禁地。张志善副司令员和道路队郭易杨队长在这里办公，故取名“张郭庄”。

我们基地的地位在全军算不上什么，却创建了四个全军模范集体：阳平里模范气象站、硬骨头六连、戈壁巡逻八千里小分队、食宿二分站。张爱萍将军为此给他们都谱写了诗歌。

核试验场区女性极少，战士们诙谐地说：“戈壁滩上跑的兔子都是公的”。空爆试验阶段，我们工程处编制最多人数达80多人，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婚姻问题成了基地首长急切关心的问题，由于特殊的工作环境及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原因，“臭老九”基本属于部队及全国多数女性们择偶的最差选择。基地546医院的女性们也是将汽车团、警卫团、工兵团的贫下中农干部作为首选择偶对象。不管他们是甘肃、青海，还是陕北贫困地区。只是在转业时由于她们多数是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入伍的，转业安置政策只能进女方，这样一来，却奏响了“离婚进行曲”。

1968年，基地首长下决心，从通讯站即将退伍的女兵中，挑选了15人，组成一个女兵班，调入工程处，安排在设计室。名义上是学描图，实际是解决年轻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婚配问题。

为此，专门调来一个协理员，实际上就是“大媒婆”。可是，没有我们的选择余地，而是被她们“筛选”。同时，基地首长许愿，如她们挑选的是工程处的学生作配偶，马上提干。应该说，当兵提干，是每个士兵的最大愿望。

岂知，她们并不领情。班长带头，全体女兵咬破手指写了血书：“我们都有两只手，退伍一样闹革命；宁可回家种田地，不愿嫁给‘臭老九’。”结果，真的退伍回陕北、甘肃老家去种田了。而屡受择偶挫折的男士曾说出“只要是母的就行”的“笑话”。

能忍常人不能忍的恶劣环境和超负荷运作，能实现精神的超越及发挥难以想象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铸就了核试验事业的军人之魂。

第六章 血染的风采

一眨眼，到了1970年初，我国首次平洞核武器爆炸零后不到半年，我所在的工程技术大队一营又肩负着开挖至爆心、探测核爆炸空腔形态、岩体状态、以及开挖“人造金刚石”的任务.。

我们零前用钢管装入石墨及催化剂，共30吨，放在坑道内专家们指定的位置。据专家讲，美国、苏联利用地下核试验进行人造金刚石的生产，一次试验制造的人造金刚石，可收回几次试验的成本。

核爆炸瞬间产生的高温（几万度）、高压（十几万个大气压力），在山体内从爆心向外，形成气化区、液化区、破碎区、压缩区、弹性区、剥离区。

空腔直径54米，烟囱高度73米，空腔内及外侧坑道全是乱石堆。石灰岩受到高温变成生石灰，像个石灰窑，并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及二氧化碳气体。

山体表面剥离塌方有200多万立方米。坑道开挖的艰险，真是只言词组难以表达:

一是开挖时要经受瓦斯爆炸的威胁：防化部副部长是留学苏联14年的防化学专家，给我们上安全课时，他介绍了α射线、β射线、Г射线、芥子气、氡气······。就是忘了介绍瓦斯（一氧化碳）爆炸的危险（苏联的地下核试验是在古老的花岗岩中进行的）。

坑道开挖初期，必须先打导洞穿过山体塌方带及外侧坑道乱石堆，然后由探险组进入坑道深处侦察（因为我们对核爆炸后坑道破坏情况一无所知）。探险组组长由作战训练处王参谋担任，组员由防化处一名参谋（负责监测放射性分布情况）、通讯团一名报务员（负责对外通讯联络）、我营一名电工（负责利用原坑道内电缆每50米接通一个照明灯）。由于对瓦斯爆炸的危险缺乏警觉，外部供电仍然使用220V电源，对瓦斯浓度也未进行监测，进入坑道的人员又是全部佩带防毒面具及氧气瓶，指挥部认为这样已经是很安全了。

在打开第一道防护门、第二道防护门时还算顺利。在打开第三道防护门后，电工又按照程序安装照明灯。岂知，就在这一瞬间，灯泡接触灯头产生的电弧，引发了瓦斯爆炸。探险组全体人员当场壮烈牺牲。

当时坑道内有21所、九院等参试单位几十人在收集核试验测试资料，奇怪的是除少数人受点轻伤外（靠坑道壁的被撞向侧面耳朵撕裂），基本未造成伤亡。21所三队的大学生，人称“伪保长”（与电影《停战以后》演伪保长的赵子岳长得极其像象），走在道轨中间，只是感到一阵热，安全帽被掀掉。而外侧坑道段的支撑（直径30公分的松木及工字钢）、坑道口警戒战士等却全部像火柴棒一样被冲出的巨大气流抛上了天空，从我们的头顶上方呼啸而过，像一条“黑龙”······。

而按照计划，我营已组织好第二梯队，再过20多分钟，我就要和他们一起上山进入坑道······。我们在以后的施工中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例如：加强通风（最多时采用了15台轴流式通风机）、使用36V低压电作照明电、从徐州煤矿请来一批有丰富实践经验？老工人等等。

二是开挖时要经受塌方的威胁：由于是从乱石堆中强行掘进，因此非常艰难，塌方时时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安全。

开始，我们采取的是全断面开挖，岂知，挖的越多，坍塌的越多。

后来，采取了煤矿掘进的经验。坑道中间的塌方体尽管它延伸有十几米，暂时不去开挖，让它保持自然支撑力。先在左、右边各开挖出一根支撑木的空间，各放入一根定型的支撑木。接下来，再采取同样的方法，爬到顶部作业。左、右及上部支撑就位后，用铁抓丁将前排与后排支撑固定在一起，这样，只可以说，勉强完成了一根支撑直径的进尺（即进度，约30公分）。由于只有一个人的空间（异常狭窄），兵力无法展开，只能采取“接龙”式开挖及传输碎石的作业方式。

开挖大大小小的乱石比煤矿作业艰难得多。不能爆破，只能用风镐、风钻、撬棒、铁耙、甚至用手扣的方法作业，进度非常缓慢。

就是这样，也千万不可乐观。头顶上巨大的乱石堆压力经常将支撑压跨，好不容易获得的进尺顷刻“泡汤”。同时，在作业面上的施工人员也难逃厄运。

我是营里技术员，直接在施工面上与他们并肩战斗。因此，也得到过坍塌被埋受伤的“待遇”，后来被战士们挖出来了。应该说大难不死，已是万幸。进入了空腔（爆心）更令人提心吊胆。70多高米的“烟囱”黑咕隆咚的，看不见顶，非常恐怖。不时有碎石块从头顶上方坠落下来，只得冒险构筑工字钢排架支撑。最多时，一个月内，来过三次直升飞机抢运受伤人员······。

三是开挖时要经受高温、高粉尘、高剂量的威胁：坑道内岩石温度70多℃，空气温度43℃，防护服根本无法穿，因此干脆穿着短裤，赤膊上阵，还是汗流浃背；开挖作业时，钻孔用水遇到生石灰使水沸腾，淌出来烫伤了战士，因此风钻施工时只能打干眼，造成空气中粉尘含量很高，使眼睛、咽喉、鼻腔红肿，戴了防尘口罩又令人感到窒息；坑道内最低剂量200毫伦/时，最高剂量600多毫伦/时，液化区（玻璃体）的强放射性地段，用了几层铅板覆盖，还是剂量很高。矿车经过这里时，只得几个战士一起，前拉后推，跑步通过，尽量减少核辐射造成的伤害。

进入坑道人员每天都要服用氯化钾，加强新陈代谢，降低核辐射的伤害。但长期经受高剂量放射性辐射，还是使人吃不下饭（尽管是五类灶＋丙级灶＝3.54元/日，在当时已是最高待遇了，基地首长指示要保证供应每人每天不少于半斤肉、半斤鱼、半斤蛋）、睡不着觉，干部、战士普遍白细胞降低，头发脱落······。

开始施工时，我们采取四班三倒的作业组织方式（每班作业8个小时、休息一天），后来改成五班四倒（每班作业6个小时、休息一天），），后来又改成六班四倒（每班作业6个小时、休息30个小时），作业班内部又进行调整，每个小班作业3个小时，真是无比艰难······。

因为技术难度大、作业危险性高，作为营技术员的我在作业面上，经常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挖到空腔后，又四面八方（包括向下）寻找“人造金刚石”的踪迹。专家说：“‘土八路’在这边”，我们就往这边挖；专家又说：“‘土八路’在那边”，我们就往那边挖······。

当时，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明来场区视察，根本不听防化部关于核辐射剂量太高及作战训练处关于作业危险性太大的汇报，一味强调要向珍宝岛英雄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美国人没有干的事、苏联人没有干的事，中国军人干了。 八个月的坑道开挖，铸就了中国军人的辉煌。而其中的艰难困苦、悲惨壮烈，一言难尽。

第七章 现代“土行孙”的十八般武艺

核试验工程技术保障事业，无固定地点，无固定的施工模式，从原始的人工打炮眼、搅拌、振捣混凝土，用一个班兵力拉一个自制“混凝土滚筒”碾压路面，用大铁锨装卸生石灰、散装水泥（我就尝过这个滋味，呛得使人受不了），到机械化工程作业，一切的一切，都随着核试验事业的发展，不断地超越，超越······。

进入70年代后，核试验已开始全面转入地下。平洞核试验受到山体形态及比高——相对高程（满足核爆炸最小抵抗线的要求）、岩质、岩体状态等等限制，赴青海、四川、云南、阿尔金山考察均不理想，目光只能转向我们自己脚下这块宝地。 采取竖井方式进行地下核试验，当时，我们国内钻井设备相当落后，于是决定通过北京晓蜂公司，以开采铜矿的名义，向德国进口一台5000米钻机。我们的干部、战士换了便衣，在安徽铜陵与德国专家一起，安装、试钻、学习、交接。这台设备总重量4700吨，最小部件4吨，钻井最大口径9米，钻井最大深度5000米。我们初期采用2.5米口径钻盘，钻盘下部安装有56只硬质合金滚轮，全面破碎钻进。试钻用了二年时间。德国专家撤走后，我们将设备拆卸下来，装上火车，运回基地······。 采取竖井方式进行地下核试验，能大大缩短试验周期，对试验场的选择受限性小，一片场区能进行多次试验，搬迁容易，投入兵力少，有利于场区的基本建设······。但施工技术复杂：

一是钻井施工：钻井塔架高43米，最大起重量600吨。整个钻井塔架是躺在地上安装的，两个塔腿是铰链式底座。塔架是用10吨卷扬机通过56组滑轮系统（动滑轮/定滑轮）——扒杆（扒杆底座水平推力不小于200吨）——牵引塔架顶部竖立起来的。整个竖立过程用时45分，当塔架重心到达两塔腿中心线时，为了防止塔架倾覆，相反方向应用一台卷扬机牵引缓送，使另外两个塔腿准确就位。一排排直径30公分长10米的钻杆是斜靠在排架上的，通过轨道式塔吊送到钻井架旁。整套钻具系统通过井下5米处两台400KW直流电机驱动轨道式封口盘车悬浮固定，工作平台位于井上5米处。起吊通过20立方米空压机自动控制抱钩系统抓、卸钻具。钻井岩粉通过水及空气压力从井底带出，经过砂泵、辉绿岩旋流器（在离心力作用下，大部分岩粉从下部流出），分别流入两个200立方米的沉淀池中，使水澄清，再循环使用。钻井盘加压通过组装式加重块进行（总重量可达200吨）。还有钻具逥转系统······。

二是建井施工：主要目的是封闭地下水，使井内环境符合核试验装置安装要求。因此，钻机搬迁后，要另外浇筑基础，安装建井井架。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建井有四种方式：喷射混凝土法、壁后预注浆法、钢套筒沉井法、冷冻法。

21－81地下核试验采取的是第一种方式，当时我任工兵316团工程技术股副股长，由三一六团三营十一连执行此任务。要将井内水抽干，并将井壁裂缝中的地下水封闭到国内外从未有过的技术标准，这是中国工程技术界专家们从未遇到的难题。国内最窄小的井筒内吊入国内最小的作业吊盘，最小的载人（物）吊桶（直径仅0.8米）将人员及施工物资上下输送（瘦的人两个背靠背挤在里面），还要放入吊泵、风管、水管、混凝土管等，用十三台分别同步的卷扬机控制升降，也就是说井内有密密竖立的13根钢缆，使井筒内空间更显得拥挤。

另外，井内温度仅有14℃，施工人员要长时间忍受低温及井壁强大的地下水冲击力。尽管穿着绒衣、棉衣、护膝、护肘、雨衣、长筒橡胶手套、长筒水靴，戴着安全帽、防水眼镜、防尘口罩，但是，瀑布一样的井壁水直泻而下，打的人摇摇晃晃，不长时间内衣、裤全湿透了。由于竖井一八\深，安全施工难度很，大，井下照明采用的是36V低压灯泡，而设备用电只能用380V动力电，因此电缆接头必须进行密封处理。

为了防止高空坠物，井口用厚1公分的橡胶板密封。尽管这样，还是免不了发生事故。1枝钢笔以重力加速度9.8米/秒²坠落下去，就能像子弹一样击穿安全帽，造成人员伤亡。

有一次，一根短钢钎传递时失手从井口坠落，虽然中途不断遇到障碍乒乒乓乓直翻滚，结果还是插入弯腰干活的一个战士后腰，插进去近40公分，送到医院才采取手术的方法拔出来。一次，我也被井口坠落的巴掌大一块橡胶板打得趴在作业吊盘上。

为了攻克工程技术难关，我几乎每天和战士一起下井，出来时嘴唇冻得发紫。

张志善司令员特批在井口旁办了个小酒馆，供应每个下井人员10元定额饭菜，外加3两白酒。

到了冬天，第二天起床，内衣、裤及绒衣、裤虽然用电热汀能烘得半干，但棉衣、裤仍然冻得像盔甲，还只好咬紧牙关穿上。即使这样，封井作业还是困难重重。井壁裂缝细小，地下水压力大，极难封到滴水不漏。马拉松似的厮杀搞得指挥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作业战士疲惫不堪。喷射混凝土封水作业失败了，就改成用水泥拌合水玻璃或五矾防水剂，采取手拌直接挤压到井壁封水。结果，还不理想，再采用井壁钻眼，将水泥水玻璃混合浆液通过压力泵注浆封水······。

一切国内外所能引进的高新技术，都在这里通过我们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和发挥高度的智慧得以实现。

三是核试验装置吊装：又要重新浇筑新的井架基础，安装特殊的吊装井架，各控制、测试单位放入的电缆就有300多根，地下核试验时核装置周围的回填材料，要求模拟得与周围岩体的声阻抗系数一致。因此，根据设计方案，要从石家庄水泥厂引进1200号水泥，加入刚玉、磁铁矿等掺合料配合测试。我们命名为“薄胶泥”材料。还要探索水下混凝土浇筑技术。因此，回填的技术难度非常复杂······。

四是核武器爆炸：爆炸在爆心周围产生的破坏，要比唐山地震高好多倍，地形地貌全部改变。地表裂缝像蜘蛛网一样向四面八方延伸，宽的裂缝可达2－3米，深不见底，不时有热气从里面冒出来，令人毛骨悚然。只能架上两根大型工字钢，人和车辆才能通过。零后才5个小时，回收人员及零后快速钻探取样部队就要戴着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冲进去。

五是零后快速钻探取样：零后快速钻探取样目的，是为了尽力争取在零后14天（放射性样品半衰期之内），钻取到核爆炸时，爆炸火球造成火球壁液化，流淌到“锅底”冷凝的玻璃体样品，用铅罐贮存，用飞机空运到北京去检测，以此判定核试验实际当量及为核武器改进提供科学依据，区区几十～几百克样品，可以用“价值连城”来评估，这也是整个竖井方式地下核试验的核心目的。零后快速钻探取样的前期工程在零前进行，需要打3个预留孔，深度距理论计算的“锅底”50米，方向瞄准三个不同计算的“锅底”上方。零后快速钻探取样的零后工程其艰难、危险，又比核试验其它工程不知要大多少倍。指挥部提出的要求是“快速、准确、安全”。为了争取“快速”，钻探方式采用国内不常用的金刚石钻具，钻头采用南非进口的天然金刚石，请钻探工具厂采取表面镶嵌的工艺加工，成本很高。

我也曾到无锡钻探工具厂，请他们协作加工金刚石钻具。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曾为我国的核试验事业作出过贡献。

另外，零前就将钻机角度与预留孔对好，包括钻机平台、钻进用的泥浆（预先搅拌好后放在水箱内）一起，留在现场。零后五、六个小时，尽管现场放射性泄漏很大，我必须立即带领第一梯队冲到现场。我受到放射性辐射最大的一次就是执行“21－83” 零后快速钻探取样时。可是，我们到达现场一看，钻机及平台被核爆炸的巨大冲击波掀在一边，泥浆也受核冲击波的作用将水箱炸开，泥浆淌在一地，“一片狼藉”。但我们并没有屈服，我和战友们硬是十几个小时不吃饭、不睡觉，将钻机复位······。

为了争取“准确”，我们采取了国内还基本停留在书本及国外技术数据上的定向钻探技术，采用“改变半波长钻具”、“纠偏钻具”、“钻孔方位测定仪”等。由于岩体高度破碎、岩层错位，钻进中，要不断改进堵漏及修孔工艺。为了争取“安全”（主要是防止零后放射性气体“井喷”造成的人员伤害），我们三台钻机中，一台采用的是国产“UY－650型”钻机、一台采用的是西德进口的车装式“B4－A”钻机、一台采用的是专门研制的“600型全液压钻机”。后一台钻机就是专门用于零后自动化钻探。它采用液压系统控制台、液压马达驱动逥转及升降、机械手操作、工业电视监控等。近程自动化控制系统由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协作，远程自动化控制系统由浙江大学自动化研究系协作完成。但由于钻进效率低，无法达到快速目的，基本只是用于练兵，而实战中只起到“陪衬”作用。钻进“烟囱”时，原来封闭在空腔内的放射性高温、高压气体压力释放出来，与地下水混合在一起发生“井喷”，除了立即启动“防喷装置”外，还要立即采取技术手段，防止钻探事故的发生。

即使是这样，我们在场人员还是被高温放射性泥浆水洗了个“淋浴”。这时，必须立即对人与现场进行仔细地洗消。最艰难的钻进“旅程”就此开始。钻杆及钻具在空腔内“一不小心”便甩断，找不到了。钻进乱石堆后，要立即用钢套管在空腔的上下“搭桥”，乱石堆中的钻进非常艰难，经常发生钻孔坍塌、钻具断裂等钻探事故。用处理事故钻具（钻具的丝口都是反丝的）打捞时，由于处理难度非常大，又会继续发生事故。内行人都知道，在处理钻探事故时，极易发生人员伤亡等更大的事故。因为要采取强力起拔、打吊锤、反丝打捞钻具等打捞手段（钻具丝口受到超负荷力“咬”得非常“死”，反向拆卸时，容易“反把”伤人）。

“21－82” 零后快速钻探取样时，最先将要钻到“锅底”的一台钻机，有三套钻具甩在孔里，我硬是一天一夜不吃饭（现场都是放射性，怎么吃？）、不睡觉，将三套钻具全部打捞了上来，钻机所在的六中队高兴地请我吃饭，我和工程处谷安吉处长一人喝了一斤白酒······。因为这时，我们只要再钻进十几个小时，就能取出（包括上至张爱萍将军各级首长）梦寐以求的“玻璃体样品”。取到样品时，尽管放射性异常大，我们也会像捧着宝贝一样，拆卸钻具，由21所七室的研究员们，仔细地分辩采样、装入铅罐。后来的基地司令员钱绍钧，就是这个室的主任，他每次都深入第一线。我们在零后快速钻探取样的过程中，引进了国内、外先进技术，并钻研发展，形成一整套零后快速钻探取样技术。为此，我曾获得国防科委部门级“国防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一次、四等奖一次、五等奖三次，并荣立过二次三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