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

健步如飞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绿心路，是一座智慧型综合性博物馆，它集收藏保管、开放式展陈、科学研究、社会教育、文保修复等功能于一体，矗立于一片绿树成荫的花园草坪中。

博物馆于2019年10月动工，2023年12月27日正式对外开放。其建筑以大运河为线索，将古运河图景中的船、帆、水三大元素融入整体设计中，突出展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其造型新颖、奇特、脱俗、美观。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通联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跨越2500多年，奔流近3200公里，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交融、中外交流，维系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展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传承着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彰显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

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大运河，但对于它的前世今生、历史作用与功能、以至于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和意义，并无深刻认识和了解。

9月8日，秋风送爽，云淡风轻，在如织的人流中我们进入了博物馆的宽敞大厅。

作为边疆重要军镇的古代北京（先后称涿郡、幽州、蓟城、大都等），陆路交通方面有多条大道连接中原与长城以北地区。水路交通方面，潞河（今北运河）与海河水系服务于中原物资北运，供应边疆防御军事需要。这就是北方漕运的雏起。

汉末至隋代之间，北方战乱频繁，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晋室南渡，带去先进生产技术和生力军，南方快速发展。为加强都城大兴（今西安）、洛阳与东南富庶地区和幽燕军事重镇的联系，隋代统治者在地方运河的基础上，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从此开了大运河的先河。

隋代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一条全国性的交通大动脉，并为唐代的空前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形成了舳舻千里的壮观景象。隋代大规模的开凿、疏浚运河，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北抵涿郡（北京）、南达明州（宁波）的大运河体系，完成了大运河的第一次全线贯通，并在唐代得以维系和发展。这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北京向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中心跃升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隋文帝先后开凿广通渠与山阳渎（古刊沟）。隋炀帝自大业元年（605年）起，先后兴修通济渠、山阳渎、永济渠、江南河，最终形成沟通南北Y字形大运河。其中永济渠是中原直通北京地区的第一条运河。隋炀帝在位期间，三次乘龙舟沿运河南下，游幸江都（今扬州）等地。由此看来，开凿运河与奢华巡游给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命河北百万民夫在曹魏运河基础上开永济渠，长约1000多公里。次年在涿郡蓟城（今北京）营建行宫临朔宫。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沿大运河北上涿郡，并将黎阳（今河南浚县）、洛口（今郑州附近）诸米仓粮食等军事物资沿运河运至涿郡。大业八年（612年）至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先后三次出兵辽东都将蓟城作为军队集结的大本营。

唐王朝数次用兵辽东，仍以永济渠为军事运输线。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率诸军自洛阳出发，誓师于幽州城南。战后，唐太宗决定在幽州城东南建悯忠寺（今法源寺），祭悼阵亡将士。至武则天时期建成。

隋唐大运河的全面开通，为幽州带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大运河加速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在幽州的融汇，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幽州在全国的战略地位上升为一座雄踞北方的军事重镇、水陆交通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



至辽金与两宋时期，幽州地区从北方军事重镇向王朝都城迈进。政治中心的迁移使漕运方向和路线发生重大改变，运河随之分为两个系统。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为保障都城的粮食供应，疏浚水道，积极探索和开发中都漕渠，虽然收效有限，但为元代大运河建设积累了经验。

辽金时期，幽州作为北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时期。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成为辽代五京之一，利用北运河及燕京附近水道连通漕运。1153年金代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今哈尔滨市阿城区）会宁府迁至燕京，改称“中都”。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功能扩大，金代将河北、山东的粮食运至通州，并为解决通州至中都之间的漕粮运输问题多次修浚运河。

元代统一南北，定都燕京，称作大都，北京由此成为全国都城。物资需求日益庞大，粮赋供给几乎全部仰仗江南。为将江南的财赋、物产顺利而高效运往大都。元王朝调整运河线路，修建闸坝工程，实现了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这项伟大的工程连接南北水路干线，贯通五大流域，荟萃中外物产和人才，在保障都城运转的同时，为大都带来繁华富庶和多元开放。

元代定都大都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转移至北京，进而导致大运河路线发生变化，曾经的东西走向经过“裁弯取直”，从元代开始变成南北走向，大大缩短了江南漕粮河运的距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大运河为主干的水上交通网，创造了大运河的辉煌历史。

金元以后，通州至大都之间的漕运问题难以解决，金口坝河缺水不畅，漕运至通州后仍需陆路运输。为此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郭守敬亲自设计主持下，通惠河成功开凿，逆流而上的运河漕船可从北运河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积水潭码头，京杭大运河实现了全面通航。

明清两朝前承元代，定鼎北京，大运河继续发挥沟通南北，特别是连接国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作用。这一时期河工体制和运河漕运制度进一步完善，运河沿线城市及区域文化藉运河之波，在彼此融汇、激荡中日益繁盛。京杭大运河发挥了政治国脉、经济命脉、社会动脉的重大作用。

元明易代，运河河道多有荒废，明清两朝对大运河进行全面治理和维护，设立专职官员系统管理河道、漕运、仓储事务；重新规划山东河段，持续探索黄河分离、湖漕分离等运河工程，新建、改建多处河道和水工设施，从制度和工程两个层面确保运河水运畅通和漕运制度的实施。

北京作为明清两朝的都城，是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形成人才荟萃、万国来朝的局面。京师不仅是运河物资输送聚集终点，同时也聚合了来自各地的文化精英。他们沿运河而来，或在运河畔生活，运河之波推动着都城文脉，广采博收，成为学者、文人交游访学、校勘古籍、开办书局、著书立说的重要之地。大运河的畅通推助了文化的繁荣，戏曲文化在运河沿线传播、融汇，在京师荟萃，著名的国粹京剧艺术最终在北京诞生。明清小说如“三言二拍”、《金瓶梅》、《红楼梦》等的出版，也多与运河生活紧密相连，也是运河融入人们生产生活的一种写照。

进入清末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涌入，清帝国日趋没落。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迅速席卷了东南大部分地区，拦腰切断了北上的漕运线，在经济上卡住了清政府的脖子。在漕运中断的形势下，清政府被迫将大部分南方漕粮改为银钱征收，用作镇压起义的军饷。其余部分则委托商船改运海道。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以后漕运逐步走向衰落，1901年，清政府下令停止运河漕运。

自清末停运以来，政府对运河的治理日渐废弛，河道逐渐衰败。此时的中国，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尽管引进运用新型技术和治水理念，但实际效果始终不尽人意。

大运河对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后来的民国政府设立了一系列管理运河疏浚、防灾等工程的中央和地方机构，并组织、邀请国内外水利专家尝试治理运河水系。将京杭大运河的航运功能从“国家漕运”转变为“内河航运”，主要用于民间物资运输和人员摆渡。在南方地势平缓、水源丰沛的地区，多数河道可使木帆船和小汽船畅行无阻，还继续发挥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一部分运河河段得到了有效治理，并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起到了支援前线物资运送的作用。

清末停漕以后，北京的通惠河逐渐失去航运功能。面对城市发展与沟渠河道亟待治理等问题，一些留学归国的技术专家和务实官员，尝试将水系治理与市政建设相结合，尽管很多方案未及实施，但也为后来的新中国北京的运河治理积累了经验。

通州大光楼以西的通惠河，自停漕以来日渐寂寥，鲜有船只往来。民国时期，随着社会转型通惠河水面宽阔处日益成为市民近水游乐的休闲之所，包括瓮山泊、西苑三海在内的昔日宫苑水道也逐渐向市民开放。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建没大运河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近年来北京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专门组织各方力量，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实现运河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利用。建设了大运河畔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以及具有文化地标性质的城市图书馆、大运河博物馆、北京艺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这些北京文化新地标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隔河相望，与天津、河北协同发展，共同治理运河生态，推动旅游通航，修缮文物遗存，让这条大河焕发出更加亮丽的风采，促进运河文化的复兴提升。

如今，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的大运河旧貌换新颜，充满无限生机。北京通州运河沿岸遗址、古建等得到修复和保护，碧波荡漾的大运河两岸，已成为人们饱览运河旖旎风光、体验运河文化魅力的绝佳去处。

　　大运河感怀

运河波涌连京杭，

南北贯通漕运忙，

南下巡游隋帝乐，

辽东征战士卒殇。

漕渠流浸民夫泪，

舟舸尽充衙府仓。

地覆天翻时代变，

山清水秀换新装。

2024.9.15.

于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