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一）五姓一家

黄敦禄

　　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天(我记不清具体日期了），株洲市革委会在市文化宫露天大会场召开了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我们株洲铁中革委会组织我们全体同学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后没过多少天，学校老师就挨家挨户地来收户口本办迁移了。到我家来收户口本的是一位姓易的男老师。那天我母亲外出做事去了，我倒是很爽快地把家中的户口本翻出来交给了易老师，等我母亲回来后可就把我好一顿埋怨。因为我是农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生人，阳历是一九五三年的元月，按照当时规定的下乡政策，我还未满十六周岁，是可以不下去的。母亲要我第二天上午去找老师把户口本要回来，我不去，我想：同学们都下乡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也没有什么意思。

母亲拿我没法，再者也是大势所趋，我到了年龄还是要下去的，还不如跟我熟悉的同学们一起走，母亲她只好张罗着为我准备下农村生活上要用的东西。有首古诗说得好是贴切：“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临下乡之前，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一部分，聚在一起专程到韶山去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还在韶山火车站对面的青年毛主席塑像前留了影。

当年十二月二十八号，漫天大雪，还是在市文化宫的露天大会场，好像是有近百部蒙着绿油篷布的解放牌大汽车，在欢送的锣鼓、鞭炮声中，在依依惜别的人群簇拥之中，满载着我们这批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中学生，到本省的浏阳县农村去插队落户。

我是坐在后面的一辆汽车厢里，但是还没轮到我们的车动就听说今天不走了。原来那天实在是太冷了，我们要途经的株洲市到易家湾的地段冰冻得厉害，又是坡陡弯急，车子打滑，根本就开不过去。为了安全起见，上头决定暂不成行。我只好和大家提着行李铺盖爬下车来，一路在冰雪上又跐溜着回家。

我在家里过了一九六九年的元旦，虽然还是冰天雪地，但由于易家湾地段可以通行了，到了二月二号，我们就第二次乘上汽车奔赴浏阳农村。

那天我们乘坐的汽车厢是严严实实地蒙盖了篷布的，一路上还是不断有寒嗖嗖的冷风直钻了进来，大家都缩挤成一堆默默不语，对未来的新生活心里充满了茫然。

大概汽车开了一百多华里吧？我乘坐的汽车终于停在了长沙县江背镇上，我们下放在一个大队的知青有二十几个人都在这里下车。带队的易老师和早已等候在此的大队干部接洽好后，我们就由分到各个生产队的社员们接走了。

来接我们的社员大都是年轻后生，年龄好像也和我们差不多，他们都剃了那时农村流行的一边倒的瓦盖头，穿一式青黑色的家织土布衣裳。我看他们这么大冷的腊月天也就只穿一条单长裤，而且还显不怕冷的样子，真心佩服他们的身体好。他们对我们憨厚地笑笑后，就挑着我们的行李，在我们的前头引路。

一路上这些年轻的农村后生们挑着我们的行李，显得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分量，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互相追逐嬉戏，口里面还：“哦喝——哦喝。”的高声吆喝着，越发没有寒冷的意思。我想起我读小学时的一篇课文：《斧头比皮大衣暖和得多》。

受到他们快乐的感染吧，我们这群刚下车时还无精打采的知青们也兴奋了起来，毕竟大家都是年轻人吧。男同学们打起了“雪仗”：洁白的雪团在空中直线交叉飞舞，打在彼此的身上、头上，溅散成一朵朵雪白怒放的白菊花；女同学们则相互依偎地走着，嘻嘻哈哈、叽叽喳喳的讲个不停，也不晓得她们怎么有那多讲不完的话，有几个还哼起那好听的歌来。

断断续续下了个把月大大小小的雪，铺天盖地地把乡里的山塘田坎掩埋成一片波澜起伏、晶莹洁白的雪海，大地和苍穹似乎也连成了一片，我们这些行走在雪原上的点点小人儿越发显得是那么的渺渺小小、无依无靠。男同学们的“雪仗”打累了，女同学们的话儿也说完了，可是这漫漫的长路还没有走完，大家就又沉默了下来，只听见自己脚下“嘎吱、嘎吱”单调而又重复地踩雪的声音。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多么像一幅《红楼梦》里悲怆的宝玉出家图啊。

我们要去的浏阳县洞阳公社和平大队，和长沙县江背镇是交叉紧挨着的，我去插队的和平大队和新生产队离江背镇也只有五公里左右的路程，长沙县这边还是比较平缓的丘陵地带，越往我们浏阳县这边走，山峦就渐渐的高大起来了，田块也渐渐的窄小起来了。

走着、走着，我们一起来的二十几个知青分别被来接人的社员领到各自的生产队去了，当只剩下我们五个知青来到一座像金字塔形状的山峰脚下时，帮我们挑行李并带路的社员告诉我们：和新生产队到了。

和新生产队是由三十多户人家组成的生产队，分了两个自然居住点，户多的自然居住点叫汤家市；户少的自然居住点叫雷家山。我们五个插队到和新生产队落户的知青，被生产队安排住在雷家山。那座像金字塔形状的山峰就坐落在我们知青屋一百米开外的对面，高高的山顶上，面对我们平坦的一面坡尖上，被人工做成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巨型大字，两、三华里外都能清晰地看见。我们五个知青恰巧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个字。

我们这五个知青都是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都是铁路子弟，三男二女。男同学中我的年龄小一点，我是湖南人，张冬生和王金珠他们俩人则都是黑龙江人，他们的父亲都是四野南下的干部；女同学卢秀华是河南人，沈福荣也是湖南人。虽说我们的父母来自天南海北，我们五个人有五个姓，但是我们这五个人都是在湖南长大的，初中又同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彼此之间交流无碍。

我们的知青屋是三个连在一起的土砖房间，有间大点的房间盖了瓦，原是隔壁一个叫“正老子”的老头家的偏厢房，因为里面吊死过人，他不住了，生产队把它借过来给我们做厨房；相连着的另外两间是茅草屋，原是队上的一栋关牛的牛栏屋。生产队安排人把牛牵了出去，铲运走了牛粪，新铺一层红土拍实，再用土砖砌一道内墙增开一个门，就隔成了两间，让我们男女同学分别住。当时我们住进去是不晓得这房子原来是牛栏屋的，后来我们知道了也无所谓，反正我们也就是来这里做“牛”的。鲁迅先生不是有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吗？我们在学校里当红卫兵搞文化大革命也算是“横眉”够了，现在也应该来这乡下做做这“孺子牛”。当然，这个道理我们也是现在才想得明白。

队上的汤会计懂点文墨，他在我们“新房”的木门上显摆了一下，用粉笔头写了一副对联：“三省儿女今相聚，五姓团结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