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黑龙江的儿子——周伟访谈录

周路明

周伟访谈录（上）

周伟访谈录（下）

时间：2016年9月7日

地点：周伟家中

采访：朱怡冰

文字：周伟提供

摄制：周路明

一起在座的还有逊克县新鄂公社知青朱银龙。

    朱：周伟，你是上海到大兴安岭林场的知青，我在1972年也曾经在那里工作、生活过，不过我那时候是插队知青，到林场打工的身份是农民工。当年看到你们林场知青心里好生羡慕，充满神秘感。今天有幸来采访你非常高兴，很想听听你们的故事。当年不满17岁的你，为什么选择去黑龙江？还记得当年从上海赴黑龙江的情景吗？

    周：我是70届初中毕业生，按照我家当时的条件，我可以到崇明农场去的。可同班同学有几个是到大兴安岭的，我就一起去了，那年我17岁。出发那天，公交车把我们送到北站，站台上有许多“文攻武卫”在维持秩序。站台上人山人海，我母亲、哥哥姐姐、舅舅来送我。车一动，哭声一片，我们一直哭到真如站，接着我们就开始抽烟了。

    朱：你在大兴安岭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

周：我在大兴安岭塔河工程处工作，当力工，力工就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挑水，和泥，递砖，装卸车，很累。

    朱：大兴安岭林海莽莽，你在那里抬过木头吗？

    周：抬过，记得第一次抬木头，是六个人用三根杠子抬一根大约有50厘米粗、有6、7米长的原木。我估计自己够呛，就对和我搭档的东北人班长说：“我可能抬不动。”东北人说：“那不行，得抬过才能算。”没招，那就硬着头皮抬吧，我用力挺直腰，肩膀上的杠子还是滑脱了，腰也扭了。滑脱的杠子瞬间就打在搭档的脖子上，搭档生气了，顺手抽出绳套中的杠子，朝我屁股打了一下，说：“行，你不用抬了。” 哪知这一次抬木头，竟让我落下了终身腰疾。

    朱：你们10月去的黑龙江，想必第一个春节是在大兴安岭过的，你们是怎么过的？

    周：过大年包饺子，食堂发给我们每人半斤揉好的面团，还有和好的猪肉白菜馅，我们用酒瓶子当擀面杖，自己包饺子。然后就边喝酒边吃饺子，吃着喝着，忽然有一个男知青哭了起来，引得我们几个宿舍间的知青都哭了，顿时我们住的板房内一片哭声。

    朱：你们在大兴安岭有些什么业余生活呢？

    周：业余生活基本没有，调皮捣蛋的知青就打架。冬天的晚上，我们每人一盆热水从头洗到脚，因为懒于外出倒水，洗完脚那盆水就放在炕边。有个黄岩知青把洗完的水倒在一个上海知青的盆子里，两人为此引发争执，忽然上海知青从背后抽出一把电工刀，我一看不好 ，忙喊：“建国，不能这样！”，可刀子已经捅在这个黄岩知青的肚子上了，还好衣服厚刀口不深，只是出了一点血，没有酿成大祸。

    朱：上海知青到黑龙江都得经受严寒的考验，你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周：记得一年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滴水成冰，我在山上伐木队打杈丫（树枝），口渴得厉害，看到树墩上有一层积雪，便用斧子铲起积雪，送到嘴边用舌头添着解渴，由于太渴，一下子添得太多太深，舌头碰到了雪下面的铁斧子，瞬间舌头就被斧子牢牢地粘住了。我非常害怕，附近也没有人，上哪去暖和化解呢？只能自己张大嘴巴，一边哈着气，一边慢慢试着把斧子从舌头上移开。结果舌头生生地被粘掉了一块皮，流了不少血，至今舌头上还能看到那时留下的疤痕。

    朱：大兴安岭那时候经常发生森林大火，你参加过打火吗？

    周：记得1972年9月12日，盘古附近发生森林大火。火场告急，卡车把我们拉到公路边的集中地后，每人领了水壶、饭盒和棉胶鞋后。疾走了3个多小时，进入火场：冒着浓烟的大火在风的作用下，火舌从平地似火龙样迅速旋转向上蹿，带着嗖嗖的呼啸声，直冲树梢，整棵树都在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燃声。

    东北人带着我们去追火头，我们则拿着松树枝扎成的扫帚使劲打火。危险的一幕发生了，我们是顺风追着火头打火，谁料风向突转，火头向我们扑过来，领头的东北人跑到高处瞭望后，让我们全体人员各自点燃身后的杂草，风助火势，我们全部跳入刚刚被火烧过的区域，火很快地就从我们两边烧了过去，我们才脱离了险境。

    晚上，我们住在火场空地上的窝棚里，半夜突然被一声巨响震醒，跑出去一看，一棵被燃烧过的落叶松直挺挺地倒在我们的窝棚边，如果方向再偏一点压在窝棚上，我们就全完了。

    我们进火场时背去的米和食物没几天就吃完了。各班组抽调人员去 “倒背”取食物， “倒背”是很辛苦的，从火场到物资集中地要走好几个小时的路，回来时还要背许多食物回来。那次我背着30多斤大米，翻过三个山坡，咬着牙走了四个多小时才返回到了火场驻地，两脚都磨出了水泡。

    朱：听说你后来到大庆油田工作了，去的知青多吗？

    周：那时候大兴安岭林业在走下坡路，大庆油田正在开发，于是到大兴安岭招几万知青到大庆工作。我是共青团员，大兴安岭不放我走，五个共青团员一个也不放。到大庆去的知青名单中没有我们，我们急了，去找大庆来大兴安岭招工的工作人员，招工人员说：“你们是团员我们当然要，回去做通你们指导员的工作，他放人，我们肯定要你的。”于是我们五个团员就每天晚饭后坐到指导员家中去磨……到了第三天，指导员老婆实在憋不住了，指责指导员：“你这个人死心眼，你就放他们走得了呗”。 第二天指导员就同意我们去大庆了。

 

    告别塔河时，我们工程处二连的会计陈延勤（东北人，大我们几岁），平时象个大姐姐那样对我们很好。在我们临走时的前几天，她分别赠送给我和徐叔勤（我的同班同学）同样的笔记本， 并留下赠言，回宿舍后，我们俩才发现笔记本内分别塞着20元钱。 1973年的20元，是很值钱的，接近我们当时的半个月工资！

    朱：在大庆油田工作期间，哪件事情留给你的印象最深刻？

    周：有一次我们看完电影回宿舍，老远就发现，平时亮着灯能清楚看得见的格子窗户怎么没有了？现在只看见方方的一大块窗窟窿。不好！肯定出事了，奔向宿舍，眼前的情景让我们惊呆了。我隔壁的宿舍发生天然气爆炸，厚重的干打垒隔墙倒向了我们宿舍，压塌了我们宿舍内所有物件。唯一幸存的是我床下贴墙放着的铝制洗衣大盆，浩劫后幸存的大洗衣盆我至今还保存着。

    还有就是吃蚂蚁饭的事情也很难忘，因为油井离采油队都较远，采油工倒班都带饭上井。夏日的一天，我上白班，铝制的饭盒里面塞满黄色的大碴子饭和土豆丝。我把饭盒放在值班室的窗台上就干活去了。中午，我拿起饭盒准备吃饭，打开一看，黄色的大碴子饭上覆盖着黑黑的一层蚂蚁，原来是我没有盖严实，蚂蚁钻了进去。没有办法，填饱肚子是当务之急，我把黑黑的一层蚂蚁拨掉后，吃光了这盒“蚂蚁大碴子饭”。

    朱：后来，你怎么又调到中一队了？

    周：那时因为中二队根据政治需要,改建为“女子采油队”。负责组建的临时工作组负责人（好像是三大队党委书记何大选）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大队政工组。我当时考虑的是准备入党，如去政工组，在机关里解决组织问题可能比较困难，就没有同意。我选择了中一队，因为中一队有我的两个同学俞国庆和樊天福。此次调动，虽然推迟了我入党的时间。但若干年后证明，我的这次选择对我意义深远，改变了我的命运！

    朱：听说1977年中央领导去大庆，你见过华国锋和邓小平吗？

    周：1977年4月17日，华国锋来到大庆，接见了我们中一队和女子采油队（原中二队）部分职工。三十多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

    1978年9月，邓小平去大庆，还是在中区6排-17井。领导原已安排好我们去的，后因邓小平夫人提出要看看“女子采油队”的姑娘们，所以我没见着邓小平。

    朱：我听说你在大庆拍过电影？

    周：是的，1977年，根据当时中央有关宣传部门的要求，决定摄制彩色纪录片《大庆之路》，共十集。其中由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一口油井的故事》，就是在我当时工作的采油一厂中一队拍摄的。

    我参加拍摄的场景是在一个会议室里，油田专家（王乃举）、技术员王启民（大庆新时期铁人）、采油队领导和我们共同对一口采油井的产量变化进行分析。我记得在拍摄中，导演安排让我说一段话：“哪有那么简单啊？书上说……”就这么简单的一段话，导演详细向我讲述说话时应有的表情、拿书给人看的动作。这段拍电影的经历，我写了篇文章，刊登在2016年第三期《中国石化》杂志上。

    朱：你是哪一年入党的？入党以后工作有什么变动？你在大庆期间获得过什么荣誉吗？

    周：我是1978年入党的。在大庆连续八年被评为小队、大队（矿）和指挥部的“先进工作者”及“红旗手”光荣称号。1976年被评为“大庆市模范”。

    入党后，我担任中一队的材料员。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我更加努力学习业务，刻苦钻研，我管理的中一队材料库连续五年一直被评为采油队、大队（矿）、指挥部（厂）、大庆市及黑龙江省里的“先进红旗材料库”。

 

    我还负责队里的工资奖金的核算发放，同时兼任工会主席和团支部委员等工作。

    朱：1982年你是怎么调回上海工作的？

    周：我是属于父母身边无子女这条政策回沪的，我最小，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起先，我按照这政策向大队提出，他们不肯放我走，领导对我说：“你想回上海？想都别想，我们不会放你！”那一次，石油工业部政治部主任来大庆，我作为知青代表，政治部主任一行找我谈话，让我讲述：中学毕业去大兴安岭、大庆油田和如何入团、入党的经历，还问了我几个国际问题等。最后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想机会来了，我谈了上海家里的情况，母亲年纪大，身边无子女照顾，我想把母亲接到大庆来，但年迈的母亲不能适应东北的气候，心里很是焦虑……政治部主任听后说：“你有这么大的困难？你放心，上海方面你继续努力，大庆是不会卡你的”。

    经过政治部主任的关心，三个月后，我接到了上海的调令，按政策回到上海。这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城》文章，发表在2015年第五期《石化老年》杂志上。 

    朱：你在大庆十年，回上海时已经是28岁了，在大庆谈过恋爱没有？

    周：谈过，时间很短，有两个女青年，都是上海人。第一个原来认识，她也给了我照片，几个月以后她感觉到我俩性格不合，写信对我说：“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你感觉到我俩的性格差异吗？”就此结束了。第二个是朋友介绍的，这个是我提出不谈的，因为我已得到风声，按照我家的条件，我有回上海的可能，虽然我很看中她，但我还是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提出分手，因为回上海是我的最终目标。

    朱：你对大庆有着深厚的感情，离开大庆时是否依依不舍？

    周：我在大庆十年，师傅徒弟都有，感情很深，走时真的是依依不舍。难忘1982年6月30日那天上午，在外学习的指导员特地赶回来，原队里的老领导联系吉普车送我去火车站，队里的面包车接送我的人，还有许多人自行去了火车站……，张志军、李永明和俞国庆各自带着照相机，我们在火车站合影留念。有五十多人在车站送我，实在令我感动！

    朱：据我知道，你调回上海时，你没有直接回上海，而是去了北京？

    周：是的。去北京，主要还是去感谢我们石油部政治部主任,他的秘书还给我安排了去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朱：你离开大庆已经三十多年了，这回上海举办“2016知青微笑”活动，你得到了很多大庆人的支持，你那么高的得票率，让我觉得你虽然离开了大庆，但还是一个大庆人，对吗？

    周：是的，我一直感觉自己还是大庆人，是大庆培养了我，我和大庆的朋友始终没有断过，一直来往。2014年8月1日我退休了，3日我就组织了九个朋友到大庆去，待了一个星期。当时大庆联谊会正准备出一本书，让我帮忙。

    这次“知青微笑”投票，也是大庆朋友把我放到网上的，我晚了31天参加，从一百多名一路攀升。大庆联谊会把为我投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发动人脉，号召会员积极投票，连原黑龙江省宣传部长和大庆市人大主任都发动大家为我投票。我原工作过的大兴安岭塔河工程处微信群也在帮我投票。我以每天一千多票的速度进入第11名，以四万多票获得“参与奉献奖”和“入围奖”。活动结束后，大庆联谊会还特地为我举办了《周伟知青微笑活动总结会》，有一百三十多人参加。

    朱：周伟，今天听你讲了当年在黑龙江成长的经历与过程，我感触很深。你在今年的“知青微笑比赛”中取得第11名的好成绩，是大庆人为你立下了汗马功劳，你离开大庆已经三十多年，但岁月没有磨灭大庆人对你的印象，齐心协力支持你。我深深体会到：你人虽然在上海，但心始终和大庆人在一起，现在还担任“大庆联谊会副会长”尽心尽力为大庆人服务，你是光荣的大庆人，是黑龙江的好儿子！

周伟简历:

1971年上海卢湾区勤奋中学七0届初中毕业

1971年10月27日上山下乡到大兴安岭塔河工程处二连

1973年5月25日加入共青团

1973年11月调大庆油田工作

1974年3月在采油一厂三大队中二队

1976年6月在采油一厂三大队中一队

197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6月按照知青有关政策回沪，在中石化润滑油上海分公司工作

 2014年8月退休，现为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上海知青大庆联谊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