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讲台

地名张高明

今天是第40个教师节，昨天晚上和今天,我曾经带过的一些学生,给我发来微信表示祝福。明年的今天，我也在工作40年之后退休。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草成此文。

回想起自己十年讲台的5000多节课,带过的上千个学生,闪回几十年来与学生的交往点滴，感慨无限。前几天遇到六中的老同事李银珠，他说：“你当年的大语文教学实践，正是今日中学语文教学的方向，你退休后，完全可以以你几十年的知识积累，造福学子。”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在市区南街一招吃了一顿饭，发了100元。后来几年的教师节，也延续了会餐和发一百元钱的惯例。有一些学生送给我明信片、笔记本等，令我感动。但印象远没有第一年第一次深刻难忘。后来我在1988年底申请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时，知道是民进最先倡议并促成了全国教师节的设立。自己和教师节真是有奇妙的不解之缘。2019年教师节，都是我的学生的郭路霞、连小云夫妇专门登门致贺。2021年，张庆志给我快递鲜花，大篇幅刊登在《上党晚报》上。

我14岁上高中，两年艰苦的平顺一中校园里，埋头学习，不善交流，不喜言谈。有一次，表哥许联民从家里给我往学校烧干粮，见面后，我说了一句话便再无他言。他走时，我也不送。之后我寡言少语的形象在亲友间树立起来。1981年8月，我接到山西师范学院（1984年改名山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兴奋之余也有一些担心，我以后能不能、适合不适合当老师？因为我上高中时，一个物理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都评说他水平高，但讲课却不能通俗易懂地教给学生。我以后可能也无法将自己桶中的水倒入学生的碗中。

刚到临汾，我不会说普通话，想当然地以为，“平顺”二字的方言读音是“平迅”，我反推其他带“迅”字的读成“顺”，以至现代文学课上讲的鲁迅，我说成“鲁顺”，老师和同学都不知所云。三年校园，我心中对以后当老师仍然惴惴不安。但临汾三中那次实习，使我树立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经过啃读新华字典的字音的笨功夫，我的普通话水平也差强人意。在我给高二学生讲课中，随着我的粉笔和语调，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神，一次次似懂非懂的点头。随着我的思路，他们探索着未知的领域，领略着中华文化的广博精深，我也有了以我所学启智开慧的成就感。

难忘长治六中十年，一次次登上讲台，在同学们“起立”的乐音里，在灯下批改一摞摞作文的辛劳里，在黑板上粉笔字擦了又写、写了又擦的节奏里，在高考前夕，200个学生、没有麦克风的教室里，我声若洪钟，将自己博览群书和亲自下水的知识讲给学生。忘不了，我日后总结出的史上“语文十讲法”（今天新鲜讲、作者籍贯带入讲、故事地域延伸讲、各类专题串联讲、对联谜语穿插讲、学生作文好差讲、初中课本高中讲、新华字典圈阅讲、背诵课文回想讲、临时佛脚大会讲）。忘不了，当班主任的失败经历和“数字化”管理（将学生的姓名编成自制谜面，供学生射虎）。忘不了自己手刻蜡板，将课外知识和练习题发给学生。忘不了大雨中，一天一夜50多人“冒险”的灵空山春游。

忘不了，十年教学之余，我在全国刊物上发表论文和知识类文章10多篇，达到了评选中学高级教师的条件，但因为自己年轻，不可能超越老教师独上高楼，但文字的成就也足以傲人。忘不了我担任语文组长几年，组织编辑了六中学生作文集《星星点灯》，并在长治广播电视台播出数篇。忘不了为了一节课2元钱，到实验中学和职工大学、长治五中讲课，到晋多南卫校、壶关私立学校“走穴”，得到了校内外学生的认可。

3000多个日夜里，我与一些学生建立了友情。在北京，与徐中煜、皇甫艳丽、张玉敏、王志刚等人小聚，路上用了两个多小时。在央视工作的王凯领着我进了“大裤衩”，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赵刚为我联系医疗事务。段云杰领着我家人在京当向导，在车站，郭广斌送给我包装好的烤鸭。在天津，我专门去找谭向军。在河南，同在法院系统工作的林州籍学生郭万兴热情接待，共同参观文字博物馆。更多的是微信群里的动态关注。在太原，与董波、史晨鸣等走访交流。更多的是本地的学生，同在长治小城，师生之间，小事互帮，大事互商，心无芥蒂，坦诚如常。

从青年到中年，直至暮年。师生之间，婚丧大事，间有来往。1990年，我结婚时，刚毕业不久的一些学生给我送礼物，上了几元钱的礼金。2000年和2005年的五一节，在太行公园，董波和徐中煜分别举行典礼，我热情参加。刘俭、刘龙、班文涛等学生在子女开锁时，我应邀出席。2018年的秋天，我女儿出嫁，二三十名学生登门贺喜。对外地同学、学生等，我一概不通知，不烦扰，但在晋城工作的李军森，听闻之后也专程到来。2022年秋天，我父亲去世，多名学生前去吊唁。近几年，有的学生的子女也谈婚论嫁，家中老人也有过世，我尽量到场。在曹力东儿子的典礼仪式上，我作为证婚人追叙师生情谊。

因我长期弃教从政，在政法系统多年，有学生登门求助，我都视之如亲人。在各行业工作的学生，我有事找他们，他们也都跑前跑后，珍重师生情谊。冀承志父母与我父母同住安心养老院，他还专门去看望我父母。连亚楠专门到养老院为我父亲做手术。我在新闻上看到学生有成就时，都在微信群里表示祝贺，以“生”为荣。

作为我的上级、在省委政法委工作的学生袁震英年早逝，我伤悼不已；在大辛庄戒毒所长治五中工作的一对学生夫妇同时遇难，我慨叹造化弄人。除了个别学生见面直呼我名字外，学生们一直都称我为老师。一些学生，称我为“科长、主任、专委”等，我都感觉生分和不自在。

从1999年6月，1988年毕业的高56班学生聚会，到2015年7月，1995届学生聚会，十来次聚会，我都高兴参加，以延续友情。1995年我写了《七律·参加聚会有感》：“阔别校园二十年，受邀重回六中前。九五一届贤学子，七十多人尽倾谈。老师声声耳边响，人名句句心中连。京粤并泽解白下，共同期盼聚卅年。” 66班部分同学春节小聚，我也被加入

离开学校，考入中级法院之后，我也在全国法律业大长治分校做兼课教师，讲授公文和法律文书写作；在政法委工作期间，也为机关工作人员讲授一些文化、法律知识；在“上党文化大讲堂”讲长治地名文化。虽然好多人也称我为老师。但这已不是学生阶段台上台下的师生关系了。

2016，当我被提拔时，我向时任市委书记提出想去教育局，因为我出身教师。但领导说，你有法律知识，适合去法检两院。我再一次与教育系统失之交臂。

回看来时路，我深知我最适合当一名老师，我天生不是汲汲于官场的秉性，性格决定命运，好为人师，说话耿直大胆，发言办事认真，又不愿拉关系送礼，所以仕途平平，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仕途并非背书讲课，在官场政治生态不好的年代里，我仍然秉持不谄媚、不溜须、不拿金钱开路的情怀，只求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干好工作。十八大之后，官场风清气正，加之我又在市委机关成了老科长，才跻身于处级领导干部之列。

20岁到30岁的10年间，我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教育事业。至今想来，仍然激情澎湃，仿佛如昨。有许多学生后来也成了老师，薪火相传。

祝福我的学生们未来可期，成就梦想，青出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