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真实记录张永和 被错误处理经过的文章：出入几生死 往事泣鬼神—— 怀念革命前辈张永和老伯 作者 张景雯

元琦

　 深情缅怀张永和（张致中）老伯

—— 张景雯

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我曾以《先贤播火种，革命铸摇篮》为题，缅怀崇敬的家乡老前辈张永和（张致中）、赵国徽、何现龙三位老前辈，并在文中歌颂我的母校省立泸西师范，宣传将被人们淡忘的革命老区——泸西县。该文已被曲靖市委老干局、曲靖市边纵联合会主编的《红色细浪》和《庆祝建党90周年文集》采用出版。

1949年7月，我患肺结核转业地方，泸西县委也许认为我在部队受过战争考验，委以重任，派我到永宁乡任党支部书记。永宁乡距城50华里，属民族杂居山区，辖120多个自然村，与弥勒部分区乡接壤，常有驻弥勒国民党敌军小股出没骚扰，大特务曾国英家住距永宁乡政府仅4华里的城子村，也常潜回搜集情报。我们20余人的工作队(实际是武工队）随时面临严峻的敌情，枪不离身，分散到各村去建立村政权，组织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发展党团组织，开展清匪反霸。工作队员中半数是从昆明下来的青年学生，热情有余欠缺实践，张永和（张致中）老伯的二儿子张元玮(15岁)也在其中。如何率领这支年轻队伍在艰苦环境中完成任务，我深知重任在肩，一刻也不能麻痹松懈，一面治病一面坚持工作。

当时永宁乡虽已建立乡政权，但没有交通工具、电信设施，进城开会，都是我单枪独行赶赴会场，老伯都以慈祥赞许的笑脸迎接我的到来。泸西已于1949年2月5日解放，张老伯被任命为解放委员会主任进县城办公，当时也曾有过“包袱政权”之称，即在有敌情时，随时可卷起办公文件往乡下转移。我在任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委员期间，都是与张老伯和其他县委同志平起平坐，老少同堂议事，老伯总是谦虚冷静客观分析研究，毫无老前辈的架子。这样的日子虽然不长，如今忆起，这是我所经历的一段党内生活充满生机、真诚团结干事的黄金时代，我这个年轻幼稚的晚辈，能和革命老前辈一起共事，深感荣幸。

1950年初，张老伯被调到曲靖专署工作，任专署副专员。同年10月，我和他同期参加省委在昆明黄土坡的省委党校举办的整党审干学习。老伯在曲靖支部，我在宜良支部，宿舍近在咫尺，经常见面。和老伯同一支部的沾益县委宣传部部长高洁与我同一宿舍，相处甚密，老伯曾夸她说：“这个姑娘和您一样能干泼辣，我和她在一起工作时常见她一手拿枪，一手握电话，处理复杂纷繁的征粮、清匪事务，应付自如。”

我们宜良支部全部是边区纵队地下党人员，现职为各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按校方安排和风细雨总结检查各自工作中的差距，找出失误根源提高认识。

在学习期间的一天，党校通知召开大会，重点批判张永和（张致中）老伯，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我才第一次听到张老伯不平凡的早期革命经历。但当他在会上提到在上海曾与周恩来在同一个党小组工作过，和他曾介绍陆定一入团入党等经历时，下面即有人发出呼喊：“不要表功”，“不准你称恩来同志！” 张老伯仍面不改色，继续追述说，他1930年4月底由上海回到昆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才知道云南省委遭破坏情况。当谈到李国柱、吴澄被绑赴刑场、连吴澄肚中的胎儿也同时惨遭杀害时，老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此时会场中又是一声呼叫：“不要假慈悲，老实交待你是如何出卖他(她)们的，他们牺牲了，为何只有你活着……。”老伯抹去眼泪，接着说“我家窗台上平时放着一盆花作为联络暗号，如有敌情，家人就把花盆抬走。那天我回家时，花盆仍在，刚进门就被早已埋伏的特务抓捕入狱，我根本不知其他省委委员的情况。坐牢3年，经受多次拷问审讯，我没出卖过任何同志，也未洩露过党组织的机密，后经同乡滇军101师张冲师长全力营救，以300元大洋保释我出狱，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我不是叛徒，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查个水落石出。”

对张老伯如此突如其来的“批判”，使我受到极大震撼。这是我第一次嗅到党内斗争的火药味，第一次亲眼目睹党内的无情斗争。会后据高洁说：“他们支部也许是奉省委旨意，已多次在支部会上要张老交待叛徒、托派两个问题。老伯一直坚持抗争，没有屈服。我每次从老伯门前经过，都会看到他在伏案写材料，他曾两次托我到黄土坡小商店替他买黄烟丝（吸泸西人喜好的水烟筒）。眼看着他失去自由、写满孤寂、无奈、苍老的面容，我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感慨和悲凉。

党校学习结束后我才听说，1950年春季，云南省召开全省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张老伯率曲靖代表团出席。大会要求各代表团领队填交一份个人简历，作为主席团人选。在审查简历中，省纪委某领导发现张永和（张致中）是1930年云南地下省委遭到破坏时，在他被捕之前被捕入狱的省委委员，而张永和在他之前就获释出獄，他多年来怀疑张永和是“叛徒”，便让省委党校重点审查。在“左”的错误路线支配下，不容张老伯的任何申辩，被定为铁案，开除了党籍，并由曲靖专署降级下放到学校部门接受漫长的审查。

1980年秋，我和父亲到省委党校申办复查父亲（张深，原滇桂黔边纵13团团长）的冤案，我们父女俩抽空到洪化桥住所去看望张老伯。我们都为劫后余生，久别重逢喜悦激动，畅所欲言，叙家常，诉苦难，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走出了暗夜，重见阳光。张老伯多年身处逆境，1953年夫人就积劳成疾病逝，一个人承担着又当爹又当娘的重担；早年就跟随他参加革命的长子张元理，1960年受牵连迫害含冤早逝；当知青的小女儿张元玲远在边疆插队。张老伯心情沉重地谈到他在“文革”中又受到康生诬陷，说他与云南省副省长刘披云在“四.一二”反革政变后就成了叛徒，致使他背着“叛徒”黑锅，被发配到思茅边远山区接受专案组的“监护审查”和劳动改造。造反派规定他每天要砍交100斤烧柴，为完成指标经常在蒙蒙夜色中加班，被荆棘刺破手足、衣裤也是常事。

张老伯还特意提到，在“文革”后期，党中央为解决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的冤案，周总理责成云南省委尽快查找张永和的下落，几经周折，才把已改名张致中的张永和接回昆明，获得解放。说到此时，张老伯站在周总理遗像前老泪纵横，反复叨念着说：“是恩来救了我，是恩来救了我呀!”

1983年8月，泸西县委召开第一次党史征集会，张老伯和我都出席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总理的秘书李晨、陈浩夫妇，也应邀从北京赶来参加。李晨在发言中提到解放前他以省立泸西师范学校为阵地，以训育主任的合法身份为掩护，建立了中共泸西特支及泸西师范党支部，发展党员，都得到张老的支持指导，生活中受到张老及其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张老家杀鸡过节，我们都是常客。开会时李晨夫妇一直坐在老伯的左右，扶他出入会场，体现了他们当年结下的革命情谊。

1985年4月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了云南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恢复了张老伯1925年以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党籍，为张老伯彻底落实了政策。

老伯离开我们20年了，回忆和他相聚的难忘岁月，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他一生历经风雨坎坷，身处逆境仍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党员的标准，对党和国家忠贞不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勤奋工作，廉洁奉公，无愧于早期革命老党员的光荣称号，是我们永远崇敬的楷模，我们深情地怀念他，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党的史册!

（2011年7月于曲靖）

　　作者张景雯（1928 —）1948年在云南泸西县参加武装斗争，后来曾先后担任泸西县委宣传部部长和曲靖地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