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因素与中国发明、发现上升为科学理论的条件和过程

王大宁

王大宁中国科协这次学术沙龙提出的主题是：发明与发现上升到科学理论的条件和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命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直到现在还没有系统地思考清楚的命题。但这个命题面临的现状是比较明确的，也是很残酷的。这就是：发明和发现，要想上升为科学理论，在中国的现有条件下和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内很难，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很困难。究其原因，我认为最主要还是中国几千年积淀形成的文化氛围，包括传统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同崇尚科学、自然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有根本区别。中国人主流思想的基础源于孔孟和老庄，这和西方人的古希腊哲学有着根本差异。中国的“圣人哲学”是建立在奢谈理想的基础上的，目标远大、志向宏伟却虚无缥缈；西方的“自然哲学”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的，探究原理、寻觅方法。圣人哲学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又一幅美好的蓝图，却没有告诉我们实现蓝图的方法；自然哲学首先立足实际，提出方法，再告诉你会产生什么结果。国人讲感性，西方人讲理性；国人思考问题形象、平衡、模糊，西方人则抽象、逻辑、准确；国人做人做事讲中庸，不前不后、不出头，西方人讲个人英雄主义；国人讲克己隐忍、求同存异，西方人则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服务于目的。两种哲学差异导致了东西方在处理同一问题上，出现了大相径庭的结果。以中国传统的四大发明为例：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用它做绚丽的礼花、鞭炮，西方人却用来制造枪炮、弹药，用以攻城略地；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后来演变成风水先生的必备法宝，而西方人则用它来指示航海，拓展疆土；中国人用造纸和印刷术印制了一批又一批经史子集，西方人用它来广泛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这就是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很难改变。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崇仕”，这里所谓的“仕”并非做学问的“仕”，而是士大夫，是当官。依传统看，评价一个男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当官。到如今，这种官本位的习气仍然存在，并且已经浸染了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相当一部分年轻的学子们走上科研岗位后，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评职称上。把科研工作当成晋升职称、谋求升迁的工具，写论文搞课题的唯一目标是尽快跨过中级门槛，继而副高、正高。在这样的条件下，能有多少精力会放在科学研究的探索上？因此，当前的现状是，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很多，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很少，博学多才的大师则更是凤毛麟角。由此，我想起了吉林大学的老校长，新中国科技工作的佼佼者、著名的量子化学家唐敖庆先生。他也是一位红色科学家，红色的意思是，其一，他曾用毛主席的辩证法成功地研究解决了吉化公司“顺式丁二烯”的合成问题，出产率提高20%以上；其二，他不但自然科学方面学问做得好，还是半个“红学家”，对《红楼梦》的研究具有准专业水平。在我国，早期的大学校园里曾经提倡博学多才，鼓励兼容并包，不唯学历，不论出身，只要你有能力就行，而现在的大学里面，很难找到这种文化与精神。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思想解放、文化变革的过程，必定是十分艰难和漫长的。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学者曾提出，中国落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五四运动”不彻底。当年的“五四运动”虽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对新思想、新文化的理论准备却严重不足。再者，这场运动基本局限在知识分子圈这样一个“小众”范围，没有对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产生深远影响和深刻变化。把发明和发现上升到科学理论，在国外可以很容易找到合适的环境和软硬件条件，在国内很难。如果要做有两种途径，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独善；2、兼济。）在这种特殊的环境条件下，唯有如此，发明和发现才有可能最终上升为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如果是一个独立的科学家，就必须从自身做起，最基本的是要具有科学家的精神，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研究要有一种热爱与执著，这其实很难做到。例如爱因斯坦，他的科学研究不因环境变化而有所改变，他做专利局的小职员时很艰苦，但只要能够生存，他就持续他的研究与探索，他的这些工作并没有因为到了美国，环境优越、身价提高而终止。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及他的伟大成就主要靠什么?陈先生回答说，就是好玩。把数学演绎到世界级如此精湛的水平，主要是源于大师喜欢它，觉得它好玩。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兼济天下”的时候，至少我们必须要拥有这种“独善其身”的科学精神。如果我们有能力“兼济天下”，至少是“兼济”一方时，能够领导一个团队，无论是一个课题组、一个院系，还是一所大学，那就一定要努力创造一种宽容、包容的小环境，要允许标新立异和否定权威，为真正乐于献身科学，具有科学精神的每一个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国科协2007年《新观点新学说沙龙》） 作者简介：王大宁1956年11月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分析化学专业，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质检总局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检验检疫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化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检验检疫科学研究及科研管理，致力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研究，2003 -2005年参加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并担任第九专题(公共安全)组副组长。结合我国检验检疫科技需求，重点围绕着食品安全及检验检疫安全关键科技问题，主持完成了国家“十五”食品安全重大专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中“农药残留检测技术”、“进出口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技术研究”课题。主持国家重大科研课题5项，主持、参与30余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9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以上奖励，其中3项获得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兴检一等奖。参加制订了3项SN行业标准。在国家级、省部级刊物上发表论文50著书籍7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