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抵制洋教侵入渗透

郭争鸣

　　黄沙湾教案，特别是“壬戌衡州教案”和“庚子衡州教案”，是湖南历史上两次著名的反洋教斗争事件，均发生在衡阳市黄沙湾地区。以下是关于这两次教案的详细概述：清同治壬戌元年（1862年），在湘潭教案的影响下，衡阳、清泉两县民众对外国传教士及教会势力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四月初三，衡阳、清泉两县民众一举焚毁黄沙湾教堂，捣毁育婴堂、修道院、药械房，并发文告禁止收容传教士。意大利籍传教士逃往汉口。腐败的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压力，将衡阳、清泉两县知县革职，并诏令衡州府修复所有被焚教堂，赔偿一切损失。但当时的知府吴文琛因惧怕民怒，未敢立即修复教堂。直到第二年，才由继任的知府张士宽出资重建天主教堂，并赔款5000串。此次教案显示了民众对外国传教士及教会势力的强烈反感和反抗精神，同时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屈服。

　　沅陵天主教堂永生堂是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内的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督教堂。永生堂的建立与“辰州教案”有密切关系。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沅陵县（旧称“辰州”）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辰州教案”，导致2名英国传教士被本地居民殴毙，教堂被捣毁。随后，清政府为了赔偿和安抚西方列强，在辰州地方赔偿白银给基督教，用于在沅陵建筑教堂发展教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利用“辰州教案”的赔款，美国基督教复初会在马路巷（旧称自由路）动工修建了永生堂，即基督教复初会教堂。永生堂是砖木结构的近现代欧式建筑，具有明显的欧式建筑特色。它与天主堂等其他建筑一同构成了沅陵县城马路巷街区丰富的宗教建筑群，总占地面积776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981平方。沅陵城内马路巷是一个宗教文化现象丰富的地方，除了天主教永生堂外，还设有天主教天主堂、伊斯兰教清真寺及佛教寺庙等，这些教堂和寺庙共同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宗教文化现象。2011年，包括永生堂在内的该建筑群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沅陵天主教堂医院或称为天主堂医院在沅陵县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并非一个纯粹的旅游景点，而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背景和医疗功能的建筑。天主堂医院始建于1938年，位于沅陵县城下南门，历时4年竣工落成。医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由英国基督教会创建的医院，但具体到天主堂医院，它是美国天主教在沅陵建立的私立医院。医院在抗战期间曾迁往保靖，后迁回沅陵。因战争原因，医院的部分设施曾受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修缮和扩建。天主堂医院具有典型的欧式风格，包括尖尖的楼顶、狭长的拱形门廊和较高的窗户等。医院设有住院部、门诊部、化验室、开刀房等，是当时县城内规模较大的医院之一。医院在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对较高，为沅陵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医疗服务。天主堂医院见证了西方医学在湘西地区的发展历程，是湘西西医成长的摇篮之一。根据一些资料，天主堂医院在后来可能遭受了损毁，如一场大火对其造成了严重破坏。然而，具体的现状可能因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沅陵县的医疗体系不断发展，可能包括了对原有医院的改造、扩建或新建。

　　长沙天主教堂，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春巷，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教堂。长沙天主教堂始建于1901年，由意大利籍传教士翁德明主持修建。它是长沙市唯一的哥特式建筑，也是湖南省内历史悠久的近代教堂建筑。 2002年5月，长沙天主教堂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长沙市近现代保护建筑之一。教堂为欧洲仿哥特式建筑，主体由教堂与钟楼组成，坐北朝南，为十字架平面造型，双檐单层石柱砖木结构。教堂的砖瓦为武汉制造，墙基为方形麻石。教堂占地面积约9亩，是近代长沙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典型建筑。教堂周边有吧赫西点、思文餐馆等餐饮场所，以及润景园（二区）、柳叶大道等热门地点。

《湖南阖省公檄》是一份在清朝同治年间（19世纪60年代）湖南地区广泛流传的反洋教宣传品。这份公檄的撰写背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深入中国内地活动的权利，包括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等。这一政策引发了湖南等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湖南士民认为传教士的活动威胁到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因此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湖南阖省公檄》成为了重要的宣传工具。《湖南阖省公檄》全文约3500字，主要从天主教的虚妄和危害两个方面进行批判。公檄中列举了天主教的诸多“妄”点，如将耶稣视为天主、否认中国传统的祭祖习俗、破坏家庭伦理等。同时，公檄还强调了天主教对社会的“切肤”危害，包括剖心剜目、饵药采精、采妇人精血等荒诞无稽的指控。这些指控虽然缺乏事实依据，但却有效地利用了当时湖南民众的思想闭塞和对西方文化的陌生感，激发了他们的反教情绪。《湖南阖省公檄》的撰写和传播，对当时湖南地区的反洋教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激发了民众的反教热情，还促进了士绅阶层在反洋教斗争中的组织和领导作用。此外，公檄中的反侵略意识也表明了当时中国士民对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维护。然而，由于公檄中的指控大多基于封建伦理道德和卫道思想，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湖南阖省公檄》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不仅反映了清朝同治年间湖南地区的反洋教斗争情况，还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环境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审视历史问题时应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要认识到其局限性。

　　周汉是晚清时期的一位官员和知识分子，他生于1842年，逝世于1911年，字铁真，湖南宁乡人，是明朝吉王后裔。周汉早年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后投身军旅，积军功被保荐为山西补用道，获二品顶戴。他在历史上以反洋教活动而知名，曾大量刊刻反洋教宣传品，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教案和争议。《天柱地维》与周汉的反洋教思想或活动有一定的关联。在古代文献中，“天柱地维”这一词汇常用来形容天地的稳固和支撑，如《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的描述。这里的“天柱”和“地维”象征着支撑天地的柱子和大绳，它们的折断或断绝意味着天地的动荡和不安。周汉因款案被捕后供词借用《天柱地维》这部作品。但考虑到周汉的反洋教立场和他在晚清社会中的影响力，他强调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固和对外来侵略（包括宗教侵略）的坚决抵抗。

英国鬼子真讨嫌，

压制我买鸦片烟。

美国鬼子惹不得，

助运鸦片害中国。

　　《辟邪纪实》是一部在晚清时期广泛流传的反洋教著作，其实际编著者为崔暕。崔暕，字晦贞，湖南宁乡人，早年以秀才身份加入湘军，后成为胡林翼、左宗棠的幕僚，并在光绪元年中举，曾任贵州仁怀知县等职务。《辟邪纪实》的成书背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宗教环境密切相关。自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了在通商口岸传教的权利，并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其传教活动逐渐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士的横行霸道和本土宗教文化的冲突，引发了中国士民的强烈反感和反抗。《辟邪纪实》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揭露和批判天主教的虚妄和危害。《辟邪纪实》内容分为上卷的天主邪教集说、天主邪教入中国考略、辟邪论，中卷的杂引、批驳邪说，以及下卷的案证，并附有辟邪歌、团防法、哥老会说等。该书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批判，同时收录了大量反洋教的言论和事例。其中，《辟邪纪实》所引用的杨光先《辟邪论》上下篇，实际上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转抄而来，而非直接阅读原书所得。《辟邪纪实》在当时广泛流传，掀起了士大夫、官绅以至民间的反教热潮。它不仅是晚清时期反洋教斗争中的重要文献之一，也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冲突和民族情绪的重要资料。同时，《辟邪纪实》的出版和传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士民对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维护，以及对于外来宗教文化侵入的警惕和反抗。尽管《辟邪纪实》在反洋教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内容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问题。例如，该书中的一些指控和批判可能缺乏事实依据和客观分析，而是基于封建伦理道德和卫道思想进行的主观臆断和夸大其词。此外，《辟邪纪实》的编纂者崔暕在引用和转抄资料时也存在一些不当之处，如未注明出处或错误标注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