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为什么被打倒——曾志回忆录披露的有关内容

人在旅途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1967年元月以后，“革命群众”举行批斗大会时高呼的革命口号中，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打倒刘邓陶”。“刘”是刘少奇，“邓”是邓小平，“陶”就是陶铸。

1966年6月，陶铸被调到中央工作，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在周恩来之后，位列第四，这是毛泽东亲自划定的，因此，他被人称作中共党内的“第四号人物”，正因为如此，他的名字才“有幸”与刘邓的名字并列，合并称为“刘邓陶”。

陶铸原来一直在中南局担任第一书记，被调到中央仅仅只有几个月时间，他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被打倒了呢？他究竟是因为什么问题被打倒的呢？这些疑问，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一直是含糊不清的，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楚。

近日阅读陶铸夫人曾志撰写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书中披露了当时事件的许多细节，为读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她作为当时和陶铸唯一密切接触的见证者，书中所记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为了帮助读者一睹为快，笔者摘编该回忆录中与此有关的内容，以供读者参考。

陶铸上任后没几天，就接到通知，让他6月9日去杭州开会。这次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文革运动要不要派工作组的问题。邓小平主张派工作组，陶铸也认为，派工作组指导运动是我党一贯作法，他也支持派工作组，并表示自己愿意担任组织选派工作组的工作。毛表示，派也行，不派也行。又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会议最后决定的还是派工作组。

在以前长期的革命工作中，陶铸和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并没有直接的工作交集，不过，他对刘邓的意见、主张，往往认为是合理、有效的，所以，陶铸与他们在思想认识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陶铸这次被调到中央，据说就是邓小平推荐的。陶铸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曾志发现，造反派的宣传资料里有关于邓小平推荐陶铸到中央工作一事毛泽东的一段话。毛说，陶铸到中央工作是邓小平推荐的，我说陶铸不老实，邓说还可以。曾志看到这个东西以后，直接写信给毛泽东问这件事。她不相信毛会说陶“不老实”，估计是把“不老诚”写成了“不老实”。毛在信上在“不老实”三个字下划了一条横线，并打上一个问号，又把信退给了曾志。这是什么意思，令人难以理解

总的来说，陶铸刚到中央时，江青对他一开始是“拉”的办法，想让他站在自己一边。后来看看“拉”不过来，于是转而采取打击的办法。

陶铸与他们之间出现的第一个分歧，是在派工作组问题上，陶铸站在刘邓一边。不过这时分歧还不明显，因为，在后来八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毛亲自把他的排名放在周恩来之后，为第四位。可见，这时毛对他并没有不好的看法。

出现明显的分歧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举行的几次生活会上。毛亲自主持了几次“生活会”，内容是批刘邓。会前，江青私下里找陶铸布置。后来，陶铸对曾志说：“江青想让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这件事，陶铸没有按江青的意图来，并且没有把谢富治的发言印在会议简报里，估计引起了江青不满。

陶铸塑像

陶铸对批刘邓的看法是，即使他们有错误，也应该采取善意的批评帮助态度，刘还是国家主席，邓也是党的领导人，所以，在他主持的工作中，依然把他们作为领导人对待。这年新华社在发布国庆庆祝活动照片时，陶铸看到没有邓的照片，向新华社询问，新华社说可以技术处理，于是后来新华社把某人的头像换成邓的头像，这就是后来被四人帮大肆鼓噪的“换头术”事件。

陶铸和江青发生直接激烈冲突是在对待教育部和社科院两个造反派的态度上。教育部有一个司长叫卢正义，社科院有一个编辑叫吴传启，他们都是在某些人鼓动下在本单位第一个贴出大字报造反的人。陶铸掌握了许多事实和材料，证明他们是心怀叵测和别有用心的人，并且还有重大的历史问题。

可是，江青却非常欣赏他们，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社科院表态支持这两个造反派，封他们为“革命左派”。陶铸不同意，一再向江青说明情况，江不听，二人发生争执，为这件事闹僵了。

陶和江之间为这件事发生最激烈冲突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天，陶铸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他刚一进门，江青就居高临下地质问他：“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卢正义和吴传启为左派？”陶铸说出自己的理由。江蛮横地打断他的话，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必须支持他。至于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接着，她又冲着陶铸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忍无可忍，直接回答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吗？”他接着说，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就连毛泽东也是国民党党员，毛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呢！吴传启是什么问题，他和我怎么能相提并论。

江青一看陶铸竟然敢和自己顶嘴，恼羞成怒，她命令陶铸必须去支持那两个造反派。陶铸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说道：“你干涉的太多了！管的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江青大哭大闹起来，说她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说陶铸镇压她，欺负她。

陶铸照片

后来，陶铸对曾志说，自从和江青吵了那次之后，他的日子很难过了。每次去中央文革开会，戚本禹、王力、姚文元那帮人总是对他冷嘲热讽，故意找茬子、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打击他。就连陶铸穿军装他们也找茬，有一次江青说：“陶铸，你也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陶铸回答：“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你们也穿军装，你们有什么资格？”陶铸如果穿便衣，他们又会嘲笑说，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陶铸说，这简直欺人太甚！

江青自以为是主席夫人，又是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应该把她摆在国家领导人位置。有一次陶铸和总理商量，觉着江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为了她工作方便，不如给她安排一个文化部副部长。江一听火了，说你们碰到鬼了！国庆节活动，照片上江不在中心位置，离毛有点远，她很不高兴，她认为在照片上，她应该出现在毛身边才对。

筹备鲁迅诞辰八十六周年纪念活动时，张春桥说，搞一个百八十人聚会就可以了。陶铸按这个意见准备，结果他们自己组织了一个上千人的活动，明摆着给陶铸难看。

在处理周扬和王任重的事情上，陶铸和他们也发生了分歧。周扬身患癌症，在天津做了手术，在他准备回北京时，陶铸打电话给汪东兴，让他给周扬安排一个住处，汪回答说，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吗？语气很不客气。

王任重在文革开始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他和江青等人意见不合，心情不好，并且身体有病，他希望辞去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这时，武汉的造反派正抓着王不放呢，江青等也准备利用群众来围攻王任重，怎么会轻易放他走呢？陶铸支持王辞职回南方，意图是把他保护起来。陶铸就此向毛汇报这件事，毛的回答是：“请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给王任重提提意见。”

曾志照片

这次提意见会由周恩来主持，不仅政治局委员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就连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会议。大家对王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指向陶铸。王、关、戚打头阵，张春桥、姚文元紧跟，最后是陈伯达、江青、康生进行重点批判。看他们的样子是事先准备好的对陶铸发起的突然袭击。发言人个个恶言恶语，声色俱厉，凶得不得了。批判内容主要有，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护“走资派”，说陶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在坚持刘邓路线，说他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的代理人”等等，不一而足。

可是，有一天陶铸回家，兴高采烈地对曾志说，毛主席保了他。他说，这天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在会上说，陶铸到中央来做了不少工作，工作是积极的。毛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方向路线错误，随便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毛把陶铸留下，又谈了一个小时，态度很亲切。毛对他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毛批评陶铸说：“你这个人呀，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毛又谈到派陶铸去东南地区进行视察的事，让他多听少说，多走多看，两个月不够的话，就三个月。

陶铸太天真了，以为毛出面保他就没事了。可是，在毛与他谈话的第二天，就出了大事。1966年12月30日晚上，从武汉来的“专揪王任重造反队”要求陶铸接见他们，本来说好第二天接见的，现在造反队非要当晚接见不可。如果不可见，他们就绝食抗议。陶铸只好去和他们见面。

造反队气势很盛，非要陶铸答应他们的条件：一是要录音，二是不准李一清（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参加，三是任意提问。造反队一个头目蛮横地说：“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陶铸说，我是政治局常委，我认为今天是接见会。双方相持不下。造反队“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发火，表示抗议。一看陶铸发火，这些人更加嚣张，他们污蔑陶铸是压制群众，甚至要把陶铸带走。警卫员不得不进场维持秩序，结果那些人大喊，陶铸在武力镇压造反派。

曾志晚年

这时陈毅和李富春等人正好在隔壁，陈毅起身说，我去保护陶铸。

直到陶铸承认自己态度不好，这才结束了这场长达六个小时的闹剧，这时已经是凌晨四点。陈毅看问题解决了，这才放心离去。

后来，有人透露出来，“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一到北京，就和关锋（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取得了联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有人计划策动的。

到了1967年元月4日，情况急转直下。这天晚上七点，李一清急急慌慌地来找陶铸，陶不在。他对曾志说，下午五点，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学生扬言要把陶铸揪出来。曾志还不大相信。可是到了晚上九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就响起来，高呼的口号就是“打倒陶铸”，“把陶铸揪出来”之类。造反派还印了许多传单，四处散发。曾志找人弄来一张传单，上边是文革小组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时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其中主要内容有：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执行的是刘邓路线，他做事从不和文革小组商量（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中南局的问题后台就是陶铸。他接见你们时的态度是错误的。康生插话说，你们整理好材料，有了材料就胜利了。

直到深夜12点，陶铸才回家，他对这些情况一概不知。陶铸打电话问周恩来，他是否知道是怎么回事。周回答他也不知道。陶铸问周，主席知道吗？周回答，他昨天才见过主席，主席问他，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是怎么回事。周说了那天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的事，说也不是镇压，是态度有些不好。毛说，哦，是态度不好啊。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周让陶铸这几天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

事实上，自1967年1月4号以后，陶铸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最初一段时间，他被软禁在中南海的住宅里，还有一定范围的活动自由，十几天后，被派来的人员严密监禁起来，每天被押送到中南海西门看大字报，去院内各个批斗点接受群众批斗，中南海外各单位也可以进院里批斗，直到最终被彻底打倒。

这样过了几个月，到了七月，武汉发生“7.20事件”，外边大喇叭又在喊打倒陶铸。这天，来了许多造反派，把陶铸反扭双手押走，后来把曾志也带走了。等他们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册统统被抄走。箱子被砸开，柜子被撬开，屋子里一塌糊涂。从这时起，陶铸完全失去自由，被严格监管起来。

1968年8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斗刘邓陶大会，中南海设了三个分会场，分别批斗他们三人。批陶铸的会场有三百多人，曾志被陪斗。他们对陶铸极尽凌辱的手段。陶铸回到家，忿忿地说，我要不是坚信共产主义，今天就和他们拼了。

1969年，陶铸被押送到安徽，1970年，在安徽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