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三任妻子

早

彭真1951年推动思想改造运动

朱健国

1、彭真在京津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

2、彭真发动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

3、王元化论“思想改造”史

4、彭真向毛泽东呈送请示报告58件

5、彭真与毛泽东的疏远

6、彭真的三任妻子

1、彭真在京津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

承学于草窃乱贼之世的民主党人吴晗，能够于1949年11月22日至1966年5月24日任北京市分管文教卫、体育、外事和监察的副市长，没有1948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后兼市长的彭真提携，是不可能的。诸多史料显示，吴晗1949年率先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由“词直而理正”的明史专家变对脱离实际的领袖旨意“委曲以相附，变迁以相就”，不惜对坚持保护北京古迹的梁思成拍案批判，最终因马屁拍在大腿上以《海瑞罢官》蒙冤而夫妻女儿三人惨死，与彭真关系甚大。这从彭真于1951年升级推动北京、天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强调“思想改造”运动“首先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史观”可以为证。

彭真在1950年代的权势，不只是兼管天津市委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 ，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邓小平负责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代理董必武主政国家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副总书记”——1952年2月14日 ，“中共天津市委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央财委并彭真报告：‘三反’以来，……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彭真年谱1902～1997》第二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页256）

据《毛泽东年谱》记述：彭真在1950年率先于北京启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后，又于1951年9月开始推动北京、天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由此让“思想改造”运动从北京、天津烧向全国，最终启动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让新中国知识分子无一幸免。

“1951年9月11日（毛泽东） 阅马寅初给周恩来的信。信中谈到北京大学汤用彤、张景饿、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关于进行思想改造号召，发起教师政治学习运动，并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前去演讲。毛泽东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彭真分别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举办的报告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有关三大运动的一些思想问题》的报告。

注：1、马寅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校长。

2、这个学习运动在北京大学开展起来后，教育部认为这种学习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是必要的，决定先由北京、天津高等学校开始，取得经验，推广全国。同时在教育部下成立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在天津成立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大学成立学习委员会分会，以统一领导这个学习运动。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1949年9月—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逢先知、冯蕙、副主编陈晋、李捷、熊华源、吴正裕、张素华，参加本卷编写的有:吴正裕、熊华源、黄允升、许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页395页）

（1951年）9月29日 （彭真）向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作“三大”运动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参加学习会的有北京、天津各大学教师六千零八十一人。（《彭真年谱1902～1997》第二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页216）

（1951年）11月18日 （彭真）在教育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举行的学习报告会上作《有关三大运动的一些思想问题》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在全国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伟大意义和有关的政策，并针对高校教师学习中提出的共同性问题，讲了以下意见：（一）分清敌我，站稳立场。分清敌我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复杂的斗争中，分清敌我并不容易，例如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因为看不清它的两重性而犯过右倾错误；又因为否认与它联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犯过“左”倾错误，都使革命遭受过挫折。“出身于剥削阶级，尤其是官僚和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背叛自己的立场，才能站到人民的立场、爱国的立场上来。”（二）要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的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既不应凭兴趣、讲地位、讲待遇，也不能时而全心，时而动摇。它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品质，只要下决心学习是可以做到的，但需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三）如何坚定立场，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首先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史观，学习社会发展史，了解历史发展的道路，各阶级的历史地位的发展趋势。学习毛泽东思想绝不是偶像崇拜；接受一种思想不能勉强，更不能强迫，而要依靠自我教育。理论对于知识分子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其次，要与劳动人民结合，亲自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知识分子一旦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就使自己变得坚强有力。（四）改造思想的障碍。指出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大敌：一是自以为“清高”，把自己置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和建设高潮之外，这是敌人所希望的。二是惧怕集体主义，把个人、个性和集体主义对立。三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也不能脚踏在两只船上。四是超阶级的“为人类服务”。五是把反对崇美思想和学习先进科学知识混为一谈，事实上，自然科学工作不可能与上层建筑完全隔绝，不但研究者必然以哲学为指导，而且科学成果为谁服务也是有阶级性的。十九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讲话的第四部分。（《彭真年谱1902～1997》第二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页227）

北京大学属于彭真的辖区，马寅初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出现汤用彤、张景饿、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关于1951年8月的思想改造号召，显然与分管文教的副市长吴晗带头进行思想改造有关，而吴晗身后的彭真更是幕后推手。彭真自开国大典后就善于揣摸上意，设法推动北京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11月，彭真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草稿）》——

1951年11月12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草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胡乔木、杨尚昆：‘此件经彭真同志起草，并征求各中央局书记意见加以修改，又经陈伯达同志作了一次修改，我看过，可用。现送请你们审阅，如有意见，请即提出，如无意见，请尚昆再打清样二份，一份连原稿送陈伯达，一份送我，看一遍，即可发出。’这个指示在强调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的重要性后说: 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页416）

2、彭真发动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

为了在北京发动思想改造运动，彭真从1949年底就开始准备前奏——以学习苏联运动，镇压反革命、干部整风。

（1949年）12月17日晚，（彭真）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晚会。在讲话中号召全体干部学习斯大林，学习苏联，“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幸福的新国家”。并向干部宣告：“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同志现在在莫斯科见面了！”

（1949年）12月21日 晚，（彭真）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为庆祝斯大林的七十寿辰而举行的集会。

（1949年）12月22日上午，（彭真）在北京市文艺干部会上作报告，谈发展新文艺和改造旧戏剧问题。指出：怎样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文艺呢？首先应该是发展新的，其次是改造旧的。在改造中逐步地提高它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到农民和士兵中去，产生了很多反映战争和农村生活的好作品，有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大城市和工业区，希望大家和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胜利的新时代和城市人民大众的生活。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有丰富的斗争、生产和生活的经验，这是文艺创作的丰富源泉，是文艺工作者最好的园地。文艺工作者应该到那里去生根，并且从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使自己发展为文艺的巨人。关于改造旧戏问题，指出：这种艺术形式是旧的，但为相当数量的群众所熟悉、所爱好。我们要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来加以改造、提高它们。……旧剧的改造，应先解决政治问题，即革命与反革命问题，凡是有反革命内容的戏剧，应该停演，或加以修改后再演。政治思想问题解决了，形式会跟着有某些改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消除宗派，消灭行会，团结一致，改造旧剧。这个报告的一部分刊载于《人民文学》一九五O年二月第一卷第四期，标题为《关于目前北京文艺工作的几个问题》。后以《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的文艺》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1950年）1月1日 （彭真）出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典礼。在讲话中指出：人民艺术剧院应是本市人民大众文艺活动的主力，要发展和领导本市人民大众的文艺运动。人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1950年）3月20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处理敌特党团分子办法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其情节较重，现尚有进行反革命活动嫌疑者，拟由原来的“登记控制，进行社会改造”改为“集中送农场改造”。（108）

（1950年）8月8日 上午，（彭真）在北京市干部会上讲整风问题。指出：……老干部要注意有没有居功自傲思想，或革命到头了贪图享乐。新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有的人为人民服务要讲条件，不是全心全意。至于留用的人员，有的是“应差”，“混饭”。应自觉地进行检查，对大多数人来说，以提高思想为前提。在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内总结工作时，党内党外应一视同仁，以《共同纲领》为标准，在思想上不能以党员标准要求。

（1950年）10月10日 凌晨一时，（彭真）将和罗瑞卿等草拟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稿送毛泽东。八时，毛泽东修改后付印。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1950年）11月6日 董必武因身体不好，经中共中央批准休养。为此，董必武致函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在休养期间，政法委员会及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的工作，均拟由彭真副主任代行。

（1950年）11月7日 下午，（彭真）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三周年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

晚，（彭真）出席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三周年集会。会议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联合主办。代表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学习苏联人民英勇无比的粉碎外国干涉者和战胜法西斯强盗的奋斗精神和经验，来打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来粉碎战争挑拨者的进攻，来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我们的祖国。”

（1950年）11月19日 （彭真）签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情况及今后计划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

（1950年）12月3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逮捕一贯道首要分子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

（1951年）1月7日 （彭真）和刘澜涛、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谈镇压反革命问题。毛泽东决定派罗瑞卿外出考察各地镇反情况。罗外出期间，政法委员会及政法分党组工作均由彭真主管。

（1951年）2月20日 下午，（彭真）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作《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过去一个时期，因为我们没有切实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很多地方发生了“宽大无边”的偏向，……

（1951年）2月21日 （彭真）审阅并签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三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准备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通过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并推动各阶层人民普遍订立防奸防特公约。……

（1951年）2月22日 （彭真）审阅并签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进一步镇压反革命的计划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

（1951年）2月26日-28日 （彭真）出席北京市三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二十六日下午，在会上致开幕词，提出本年度施政方针；（一）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肃清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和影响。（二）坚决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残余，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和反动道门帮会，进一步巩固首都的革命秩序，……

（1951年）3月31日 （彭真）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处决反革命罪犯的反映和经验》给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三月二十五日全市大张旗鼓地杀了一批反革命罪犯，……

（1951年）4月1日（彭真）复信河北省立北京高级中学师生员工“保证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的来信……

（1951年）5月18日 （彭真）主持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第二批集中处理的反革命案件。

（1951年）5月20日 下午，（彭真）主持北京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扩大联席会议。会议审议第二批集中处理反革命罪犯判刑问题。到会各界代表共五千人，会场外的听众万余人，收听实况广播的市民达四十余万人。在大会开始时，首先说明，对应判死刑的罪犯实行缓期执行的政策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并未丝毫放松对于坚决的反革命分子的严厉镇压。并向大家说明了应做的三件事：（一）对这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土匪、汉奸、特务，会后即提交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二）全市人民应和公安机关合作，彻底肃清潜伏的特务和间谍。按照毛主席指示，各工厂、学校、机关、街道都要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由委员会领导大家防奸细、防特务，肃清反革命。（三）消灭一切霸占人家妻女、财产的“南霸天”、“北霸天”，“菜霸”、“房霸”，甚至还有“粪阀”、“粪霸”。这些封建残余，有血债、为人民所极端痛恨的，该枪毙的一定要枪毙；有些可以集中起来劳动改造；有些可加以管制、监督改造。（186）

（1951年）5月21日 下午，（彭真）出席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第十一次委务会议。会议讨论：（一）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政治法律委员会，任务是负责指导与联系民政、公安、司法、检署、法院、监委等机关的工作，并协调处理相互间的组织与工作关系。（二）传达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目前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处理反革命分子时，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劳动改造等是个创造，……

（1951年）5月25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

（1951年）6月22日 （彭真）作为全国政协临时总学委主任，在全国政协临时总学委召开的各系统一千二百人参加的动员大会上作关于做好清理队伍工作的报告。

（1951年）6月23日 （彭真）向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报告各民主党派人士对在机关干部中进行清理工作的反映。

（1951年）7月4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关于市委统战部五月中召开扩大统战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说：……纠正了对民主人士不敢领导和怕麻烦的思想。

（1951年）7月25日 晚，（彭真）致信刘仁、张友渔及各区委书记。信中提出：关于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我们现在还只能采取革新政策，斩断天主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首先是打击其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各种特务、间谍和恶霸分子，借以揭露它的反动本质，争取教徒群众。

（1951年） 7月26日 晚，（彭真）出席中共中央组织部会议，听取中央财委、中央文委、中国人民大学和政务院政法委关于审干工作的汇报。在讲话中指出：人民大学审干工作进度快，……证据确凿的特务、反革命、恶霸，需要逮捕的，要开大会公开宣布，由首长作报告，号召大家揭发检举。（四）涉及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特务嫌疑分子的审查，主要靠人事部门和公安部门。（五）发现与民主人士有关人物的问题，先把确凿材料、证件整理清楚，专门研究；……

（1951年）7月31日 （彭真）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听取冯基平汇报审讯外籍特务的情况。冯基平汇报说：大部分特务都承认进行过间谍活动，有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系统的。在北堂搜查出枪支、电讯器材、录音器等。有的教堂发现有调查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区的材料。

（1951年）8月7日 （彭真）在北京市中小学教职员大会上讲话。强调教育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

（1951年）8月8日 （彭真）审阅同意《开展建筑业中反封建把头斗争中的方针和计划》，并批写：在建筑业中的封建把头中，有一部分蓄积有丰富的古旧建筑知识和经验的技术人员，有一部分并具有很高的技术，对于他们必须加以争取和改造。

（1951年）8月18日 （彭真）在全国政协临时总学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参加学习的共五万六千人，有二万二千多人经过学习自动坦白的政治性问题一万二千多个。……对于学习中的很多混乱思想，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反动思想要批判；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如雇佣观点、单纯技术观点、超阶级观点等是内部问题，要耐心教育，在自觉的基础上改造思想，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在如此强劲的高压前奏下，1951年8月北京市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式开场，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北京高校纷纷被迫进行院系调整。

3、王元化论“思想改造”史

毛泽东为何要三十年持续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先生有独特的见解。

王元化一生有四次拒绝“知识分子改造”的壮举——1955年质疑毛泽东关于“胡风是反革命”的专制定性，1983年帮助周扬起草“马克思主义被异化”的反左文章，1988年创办《新启蒙》丛刊，挑起反对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大论战，1989年拒绝总书记让其再做一些党文化工作的请求，而致力于对“公意”、“众意”、“私意”的哲学思辨，深刻反思百年“公意启蒙之灾”，认定“知识分子改造”是“党文化”的核心。从根本上否定了“党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因此，王元化先生与李慎之先生互为表里，双峰并立，被誉为“南王北李”两个思想起义领军。

1997年10月31日－11月1日， 77岁的王元化先生与45岁的我一见如故，促膝对坐，在上海衡山宾馆二楼一简陋的标准间客房，开怀放谈两晚（约6小时）。

王元化先生说——

我们关于“知识分子改造”这类说法，这恐怕不是马克思的原点问题派生出来的，在苏联似乎也没有提到“知识分子改造”这个问题，这好像是根据中国政党的一个特殊情况所提出来的。……

我们今天常常说的“知识分子改造”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一篇最纲领的文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发表于1942年。（1942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改造”——失去思想自由的灾难元年！）……

1942年的知识分子改造，一方面需要有些纲领性的、理论上的东西，那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另一方面它又要有一些实践，通过一些什么手段，就是通过整风。延安的那个“整风”是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直接联系起来的。在知识分子改造当中，历次的所谓政治运动，恐怕都跟它是连在一起，分不开的，所以历次的政治运动当中，都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新再来学习。像建国之后，我们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说少也有三四十次了，那是不断地在学习这个“讲话”精神。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最基本的精神又是什么呢？怎么样来进行知识分子的改造呢？……改造什么呢？这就是要变成“工农文化”。（“工农文化”的核心就是对领袖实行个人崇拜。让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变成低文化的“工农兵”，让有独立思想意志的知识分子变成绝对服从领袖的愚民。“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党文化”的核心。）

毛泽东就曾经讲过：要改造一个人，不能专门只是依靠他自觉自愿，要有一点强迫性，外界要给他施加一些压力和影响。后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有这样一条语录，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思想转不过来，但是七斗八斗，就斗好了。这就说明，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必须通过一种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必须有暴力压制的威慑。）……

这一点跟苏联是不同的，苏联没有这一套东西，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把知识分子当作一个对立面来扭转，它在革命时期，大批的知识分子是逃亡的，就是把他们撵走了，有的是躲起来了，还有的就是给关了起来。当时苏联那些大学里上课的一些教授，都给说成是反动的，要戴着手烤和脚镣在课堂里面给学生上课，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这种情况，它不存在什么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的问题，所以革命没多久，高尔基他们就跑了。高尔基跟列宁是有些矛盾，最近苏联国家档案解密之后，那里有很多原来没公布的内幕，现在公布出来了。高尔基在意大利呆了很多年，一直到斯大林时代，应该是30年代中期了，他才回来。……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向党靠拢的，有着各种各样的民主党派，那些民主党派很多都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团体━━社团，他们跟党是同路的，是跟着党走的，没有到延安去的不一定就不是进步的学生，像我们这种人，当时我们就是参加民主解放先锋队，我没到过延安，抗战前就参加了“民主解放先锋队”，后来入了党，一直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这是组织安排的，那时，你不能说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一切要服从组织的安排，服从革命的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这样。（中苏两国的不同，在于斯大林以消灭知识分子的肉体为胜利，毛以阉割和征服知识分子的心灵为快乐。）……

在集体和个体、群体和个人这个当中，这个关系到底应该怎么看？在过去，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是比较强调集体，（可五四运动打断了这一传统），但是到了延安这个时期，经过了一个整风，那么个性几乎跟“五四”的精神是完全两样了，“五四”是强调个性解放的，所以很多强调个性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人，到了延安，全部要抛弃原有的那套思想（自由），若不抛弃，他就写不出来了。……我们在思想改造当中，普遍带着一种强制性。（“延安整风”就是整掉“五四”精神中的崇尚个性自由。“五四”精神中的健康因子因此被阉割与扼杀。）……

1951年的那批知识分子，主动要求自我改造，实际上是半强制性质延续过来的，很清楚，那时刚刚解放，去接受教育，怎么去受教育呢？这些旧知识分子被送到革命大学去读书时，带了许多马克思呀这些哲学的经典书，革命大学里的那些干部就在那讲：你们不要拿这么多书过来，我们这个大学，不是你们从前的那种办法，用不着在大学里上课的，这些书籍你们还是拿回去吧，用不着的。这也是一种改造。这种改造在那个时候完全可以说是自觉自愿的，但是这种自觉性，随着时间的进展，随着运动的深化越来越少，而外在的力量将越来越大。开始的改造好比是温水澡，随着水的加温，越来越热，后来成了热水澡了，变成类似文革暴力的这种东西，它实际上也还是有改造的意思，给你戴高帽子，不是七斗八斗就好了吗？它依旧还是一个改造，像工宣队、军宣队，对我们讲：我们拚命地用毛泽东思想救你，用钢丝来拉你都拉不上来。意思是说还是要挽救你的。但是在整个这几十年改造的历程当中，自觉性会越来越少，而外在的力量则越来越大。……在我们土地革命的时候，苏维埃斗争的时候，红军的时候，刷的标语里都有“打倒知识分子”这种口号的，这是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可能多少有些儒家文化的影响。虽然毛泽东反孔，可是孔子改造弟子三千的“诲人不倦”，儒学的“一日三省”，可能坚定了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信念。）……

其实开始的时候只能在党的范围里边才实行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在延安才可以。像我当时是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上海当时正是敌伪的统治（上海孤岛时期的结束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以后就是敌伪），我们的地下工作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候，我的只纸片字，我的什么书，组织上都不让我留，那时非常注意白区工作的一些秘密原则。但是为了要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油印了小册子，作为党的秘密刊物，当时党还没有任何秘密刊物，跟过去的王明路线那些都不同了，但这个时候就有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它像党的秘密刊物一样，是用仿宋体写的非常漂亮的字去油印的，我们拿来学习，尽管它影响只能够触及到整个党内，但我们也还是要学习，甚至在敌区都还是要贯彻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是先根据地，后“白区”，先党内，后党外。有人怀疑，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狂热劲，与他早年在北大的卑微地位有关，与他求见胡适遭拒的屈辱感有关，如若不将大知识分子的尊严彻底打倒，毛泽东这个北大图书馆临时工，怎么能能安坐在龙椅上？）……

我认为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大致分为几个阶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最初阶段，这个改造都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来进行的。我们这个思想改造，我为什么说不是完全自觉自愿，（虽然有时）有一点自觉，但是更主要的是要有一点政治上的压力，（依据就在延安整风）。为什么（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要通过政治运动来解决呢？每次的改造，都是有一个政治运动来配合的。解放初期的改造也是作为一个运动，不过那个洗澡是洗的温水澡，最辣手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厉害的，戴高帽子，“喷气式飞机”，什么武斗，……（1951年，金岳霖等在清华自告奋勇带头开设马列主义哲学大课，1952年，全国高校第一次进行院系大调整，可能都是“解放初期的改造”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有一种“强迫他服从，就意味着使被强迫的人自由”谬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认为“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是天经地义的。）……

党在解放前所标榜的旗号都是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知识分子觉得这样也很好。其实这是对党了解并不多。不要说一般的知识分子，我们那时已算是参加多少年的一个老党员了，也不一定对延安的情况很了解，我们当时就觉得王实味的确是一个托派，活该他枪毙，当时是真心相信。……

蒋介石过去确实太腐败了，他安内攘外，对帝国主义间接让步，你们不一定有这个感受！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中国是很苦的！有点正义感，有点爱国心，都心忧国家始终没统一，……忽然中国把这么个反动政权给推翻了，把帝国主义赶跑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当时是很高兴啦，而且开头，我们的党、我们的部队是非常廉政的，在上海都睡在马路上边，绝对不干扰民宅的，……

（解放初期）当时是个转型期，对民主、自由，都是公开鼓励提倡，还没有说是一个反动的东西，到文革当中，才什么都是反动的，那时还没有这样子。（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它是从这条线下来的。由于知识分子（心灵）有很多的一种破灭的东西，寄希望在它（中共）身上，在寄托在它身上的时候，宁愿付出一点代价，放弃我的一些个独立，放弃我的一些个自由，来取得一个中国的整个的民族不被瓜分的危险，能够独立屹立在世界之上，变成一个富强的、有文明、有文化的很发达的这么一个国家。……（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虽然是强制的，暴力的，但依然借助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幻想或愚昧，这种幻想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初比较配合或服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知识分子大起义大反叛，拒绝“知识分子改造”，是在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时代。）……

他（中国知识分子）有时候会有这么一种心理，虽然明知道是对的，但我可以付出一点自己的东西。鲁迅他就有一个很矛盾的东西，他在《野草》里就讲到，他说：你们这个未来的世界是布满了黄金，但是有我所不高兴的东西。他没有说出这是个什么东西，这就是说明他有他独立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在后来又放弃了他这种思想。这很能够代表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像鲁迅这样很强调独立性的一个人，他都可以有所放弃——他说：我愿意尊这个命，我写遵命文学，我不是遵什么指挥刀的命，我是遵的无产者的命，我是为了革命，为了人类的美好。事实上他最终还是遵了“指挥刀”的命。（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与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鲁迅体现得淋漓尽致！许多知识分子或甘当焦大，以奴才的感恩提意见；或乐于招安，以“遵命文学”自慰，源头可能也要追到鲁迅那里。毛泽东对鲁迅的思想改造，是比对郭沫若思想改造更大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帮助毛泽东完成了对“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我常讲的，你（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你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人格。你可以有一个集体，你可以有一个群体意识，假若中国都没有群体意识，那这个社会就要瓦解了，我们为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主或者人类，这都是一种集体意识。但是在这个集体意识里边，我应该有我个人的一些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识，这个很重要。（绝不能以“公意”压制众意与“私意”）……

儒家的思想里边，我觉得有好的东西，我就提到了孔老夫子，他的《论语》，它叫做“和而不同”，我觉得很对，和，你要有一个跟你周围的人，跟你集体里边有一个和谐的一个观点；但是，“和而不同”，有我自己的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立场、独立的意识、独立思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中国的传统后来演变成个性很少了，到了龚自珍的时候，它才讲到自我。（之前的中国文化人）大多没有自我的意识，谈到自我的东西很少。《孟子》里有一些，……

就是鲁迅，他也是在一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始终都在探索这种（自我的意识）东西：时而，他觉得要保持他的独立；时而，又觉得我应该放弃我的独立去维护一个我所追求的理想的东西，这个里边都有这种矛盾而没有解决。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要解决这个，既不能作为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不能做一个把个性完全淹没于集体里边的一个没有独立意识、一个没有独立思想的这么一个“集体主义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日中国好像是“集体主义者”太多，爱国主义者太多，爱党主义者太多，也就是，“众意”冒充“公意”太多，而“私意”太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共生，太少！）……

今年我到好几个地方，我去做报告，我就讲到，今天能够把陈寅恪关于王国维的纪念碑铭的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提出来了，这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之一，我很高兴。在知识界里边、在文化界里边，这种想法逐渐得到了认同，……这有一点孔子所讲的“和而不同”，“君子群而不党”。

哲学里不能有党性，这是列宁的一个原则，我曾公开写过文章，列宁对在哲学里强调哲学的党性，他认为是把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摆在哲学里边，就写在（一个文件的）眉批里。大概在（19）87年，我（就此）发表一篇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后来被《人民日报》转载。……

长期以来写什么哲学史的也好，写历史的也好，写什么思想史的也好，都是按照这个唯物论唯心论画线，已经弄虚作假的很多东西出现，明明是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宁愿把它变成唯物主义者。（说到“两条路线斗争”，经过文革的人一听，就以为是“两个司令部”的权力斗争。哪知道，列宁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本意是指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哲学论战。）……

你看，我们过去形成一个很机械、很教条的一个公式，认为黑格尔的东西，只能吸收他的辩证法，而他的唯心论的东西，都是垃圾一样的东西，完全都是坏的。而辩证法，还要把它头脑倒置过来，但是马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头一句就讲：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被唯心主义给它发展出来的，所以马克思从唯心主义那里，从黑格尔他们那种唯心论里边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多是片面强调用唯物论消灭唯心论。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曲解。）……

我就主张文章要“去圣去大”，反对过直过迂。……因为中国的文章是讲究一种蕴积，一种含蓄。周作人这一类，都是尊从中国传统的这种蕴积，他有所体会，当然不一定他本身的行文会使你会很喜欢。鲁迅又是一种，他有一种魏晋的风格，感情往深化里走。你我是楚人（湖北人），湖北人比较喜欢楚辞这一类的东西，喜欢激情，厉害的东西，而对中原文化比较含蓄的东西比较疏远。

4、彭真向毛泽东呈送请示报告58件

彭真的一生，经历了由追随刘少奇到紧跟毛泽东又回归刘少奇的曲折。彭真1951年推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的“思想改造”运动，使“思想改造”运动风行全国二十五年（文革十年实质是更进一步的“思想改造”运动），是继1941年在延安全力宣传“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后，第二次真心崇拜毛泽东，显示他从1941年至1961年二十年刻意紧跟毛泽东思想。直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才开始与毛保持一些距离，重新追随1937年时的顶头上司刘少奇。

只要看看1950年到1952年三年中，毛泽东多次转发北京市工作经验，以北京为样板治理全中国，可知当时彭真对毛泽东的步步紧跟。

彭真本来深知，“為政以恤民為要，而恤民以賑濟為急。”一旦忽视，必“一錯之鑄，遂及九州；一髮之牽，或動全局。噬臍已晚，補牢無功。”所以1949年11月中旬 彭真起草和修改北京市《关于救济失业员工问题的决议草案》——

（1949年）11月中旬 （彭真）起草和修改《关于救济失业员工问题的决议草案》。草案规定：（一）所有公私工厂和十人以上之作坊为了合理地改善经营，经劳动局审查批准后，得解雇其多余之员工，惟在解雇后一年内，各该工厂或作坊每月须向政府缴纳其所解雇员工原薪百分之三十，作为失业员工之救济金。但因违犯厂规被解雇之员工不在此列。（二）所有上述被解雇之工人，则由政府按月发给原薪五成至七成之救济金。（三）所有上述工厂或作坊，如再增雇员工时，需经市政府劳动局介绍或批准。（四）领救济金之员工有工作机会时，即由劳动局介绍或自行就业，在就业后即停领救济金（有就业机会而无故拒绝就业者，以就业论），并须分期缴还原领救济金总额的十分之一，作为失业救济基金。（五）为了建立可靠的失业保险制度，特决定向工厂、作坊员工按月征收其薪金的百分之一，向厂方征收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作为失业救济基金。（六）领救济金之员工，政府可以组织其参加半义务性质之公共工程，并在自愿原则下组织其学习，本决议所决定实行之失业救济制，尚系试办性质，目前只在上述范围内推行之。二十一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该决议草案。

但九个月后，北京失业问题仍未能解决——。

1950年8月7日，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救济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问题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一）经查明：全市现有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一万零一百九十七人，其中解放前失业的三千八百六十九人，解放后失业的六千三百二十八人；其他失业待救济人口为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五人（两项合计，应为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人）。估计今后生产继续改组过程中还会有一批工人、店员失业。……我们已根据政务院指示，成立了失业救济委员会，开始办理登记。除将乞讨儿童几百人由教养院收容，赤贫的孤寡老弱在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名义下加以救济外，去年十一月，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救济失业员工问题的决议》……”

可是如此事关民生的头等大事汇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毫不理睬。这让彭真和北京市委市政府不得不调整工作重心，将主力放在与思想改造运动有关的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等政治高压营造方面。

三年中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共呈送工作请示报告58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共批转32次，批转率达55%。批转率由1950年的28%，上升到1951年91%，1952年的77%，可见彭真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稳步上升——建国初期，是彭真与毛泽东的蜜月期。

三年中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呈送的工作请示报告，内容主要是——

其一，1950年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呈送工作请示报告25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7次批转各地学习借鉴。内容大致有11类：镇压反革命4件，抗美援朝运动4件，财政收支情况4件，组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3件，政法系统违纪问题2件，整党整风工作2件，救济失业情况2件，工商业问题1件，土地改革情况1件，干群关系1件，罢工事件1件。

其中获批转的四类是：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4件中毛批转2件，时间是1950年10月10日和1950年11月19日；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4件中毛批转2件，时间是1950年11月12日和1950年12月11日；

关于组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3件中毛批转1件，中央批转1件，时间是1950年8月7日和1950年12月21日；

关于整党整风工作2件中毛批转1件，毛批转1件，时间是1950年7月18日。

其中无批转的七类是：关于财政收支情况4件，政法系统违纪问题2件，救济失业情况2件，工商业问题1件，土地改革情况1件，干群关系1件，罢工事件1件。

由此可见1950年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四要”主要集中于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整党整风四个方面，以镇压反革命运动暴力维稳，以抗美援朝争取苏联支持，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地方政府，整党整风统一党内思想。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因率先落实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四要”，毛泽东遂以表彰北京经验而推动全国。

其二，1951年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呈送工作请示报告11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0次批转各地学习借鉴。内容大致有七类：镇压反革命3件，毛批3件；抗美援朝运动2件，毛批1件；“三反”斗争2件，毛批2件；思想改造1件，毛批1件；北京市建房问题，1件，毛批1件；组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1件，毛批1件；统战工作1件，毛批1件。

七类工作请示报告毛泽东皆亲笔批转，时间如下——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3件中毛批转3件，时间是1951年2月13日，1951年3月15日和1951年3月31日 。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2件中毛批转1件，时间是1951年1月9日 。

关于“三反”斗争，2件中毛批转2件，时间是1951年12月4日和1951年12月29日。

关于思想改造，1件中毛批转1件，时间是1951年11月12日。

关于北京市政建设，1件中毛批转1件，时间是1951年2月13日。

关于组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1件中毛批转1件，时间是1951年2月21日。

关于统战工作，1件中毛批转1件，时间是1951年7月4日。

由此可见1951年毛泽东除了继续上年的“治国方略四要”之外，又开始关注“三反”斗争、思想改造运动和北京市政建设及统战工作。彭真在北京市启动思想改造运动，将知识分子纳入整肃视野，可谓毛泽东的知音。

其三，1952年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呈送工作请示报告22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7次批转各地学习借鉴，内容大致有四类：“三反”“五反”斗争15件，毛批5件，中央批6件；思想改造4件，毛批1件，中央批3件；检查干部作风问题，2件，毛批1件，中央批1件；职工医疗问题1件，中央批1件。

批转时间如下——

关于“三反”“五反”斗争15件，毛批5件，中央批5件；毛批4件时间是：1952年1月5日 ，1952年1月23日 ，1952年2月17日 晚，1952年2月20日 ，1952年3月10日 ；中央批5件时间是：1952年3月19日 ，1952年4月14日 ，1952年4月17日 ， 1952年9月4日，1952年9月5日。

关于思想改造4件，毛批1件，中央批3件；毛批1件时间是：1952年2月17日 晨 ；中央批3件时间是：1952年5月31日，1952年7月6日，1952年12月25日。

关于检查干部作风问题，2件，毛批1件，中央批1件；毛批1件时间是：1952年6月11日 ；

关于职工医疗问题1件，中央批1件，时间是：1952年8月22日。

由此可见1952年毛泽东的重点关注是“三反”“五反”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这两大运动皆是为了改造党内外的思想，使之统一于国君思想之下。此时的彭真可谓对毛泽东忠心耿耿。

三年中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共呈送工作请示报告58次的详情如下。

先请看1950年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呈送工作报告25次的详情——

1、1950年1月20日，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据中财委决定，全市25个较大公营企业中，十七个单位有年终奖双薪或奖金，七个单位已全部发下。有的公营工厂主张改用老解放区的办法，每人发给一斤肉，二斤面。……至于私营工厂中的工人；因资本家平日压低工资，年终‘奖金’‘花红’‘双月’等方式不宜减少或取消，应另行处理。”

2、1950年2月6日，彭真向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华北局报送北京市一九五O年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3、1950年3月20日，彭真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北京市自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来解决市政建设方针和财政收支概算两个问题的情况。报告说：反动政府在北平市政建设方面，是专为统治阶级和剥削者服务的，我们的新方针是“跳出旧的轨道”，为人民首都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和为生产服务。下水道的修理，决定先疏浚主要沟渠，河流和几个海子，填平臭水池，修浚龙须沟（臭水沟），修建公厕和公共污水池。按轻重缓急，先扩充传染病院、诊疗所及郊区巡回医疗队；道路建设，除改修交通要道外，主要是修人口密集区和通往工业区及城乡贸易大道；自来水拟增加四十万人供水等，……一九五O年争取财政能完全自给，拟定的概算是：总收入三亿一千八百八十七万斤（小米），开支三亿三千零四十四万斤。赤字一千一百五十七万斤，拟以义务劳动和以工代赈解决之。财政开支中，事业费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九二；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七点零四。“事业费占据这样大的比例，各界人民代表甚为满意。”

4、1950年3月20日，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处理敌特党团分子办法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入城以来已被人民政权逮捕、集训、登记的敌特党团分子，除已送军法处、法院判刑，解回原籍发落，送清河大队管训及登记控制进行社会改造外，拟按三类情况分别处置：第一类，罪恶深重或在我入城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目前仍在审讯监禁者二百九十六人，‘于全案侦察清楚后，即送军法处或法院依法判处’，其中三十七人可劳动改造。第二类，罪恶不大已表示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已在公安部茶淀农场劳动改造者一千六百三十七人。一年后，再按悔改情况及表现，判决释放、监禁或继续劳改。拟以一年为一期，届期即分别处理一次。第三类，已登记及被管制之反动分子，其情节较重，现尚有进行反革命活动嫌疑者，拟由原来的‘登记控制，进行社会改造’改为‘集中送农场改造’”。

5、1950年3月下旬，彭真彭真“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处理机关生产占用市郊农民耕地的意见》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为了避免郊区菜农失业及生活困难起见，各机关所生产的菜蔬目前一般不应在市场出售。……“

6、1950年5月8日，彭真“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据政法委员会工件组在察哈尔省宣化和河北省唐山了解，有些地方对杀害我县长及干部多人的反动头子和曾杀死群众多人的匪特都不判死刑；或下级法院判了死刑，上级法院又改为徒刑；……因此干部群众批评我们‘宽大无边’……

7、1950年5月24日，彭真“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北京市清理法院的积案问题。报告说：北京法院积案严重，至五月四日，除反革命案件外，尚有其它案件三千五百零八件，羁押待判的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在全市四十四万户口中，平均一百二十五户有一未了案件，对涉诉者精神和生活影响甚大。……”

8、1950年5月25日，彭真“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北京市工商业近况及调整措施。报告说：三至五月中，全市工商业波动，特征是私营商业歇业多于开业，歇业一千四百十一户，开业仅六百五十四户。工业则是开业户多于歇业户，歇业二百十五户、开业四百八十六户。……商业户歇业的原因，一是公营商店和合作社发展快，私商受到排挤，……”

9、1950年6月7日，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土地改革的总结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在五个月内分三批依次进行土改，现已全部完成。……消灭了京郊的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在划分成分时，第一，区别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避免把占有小块出租土地的非农业人口中的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划为地主。……由于乡村还没有建立党支部，所以土改一般是依靠工作组和农会结合进行。……”

10、1950年7月18日，彭真“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北京市整风工作计划。要点是：……用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检讨工作，检查作风。……二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大市委、区党委，兹将北京市委关于整风工作报告这一件发给你们作参考。其中许多经验我们认为各省委、区党委特别是各大中城市的党委，值得采取或部分采取的。’”

11、1950年8月4日，彭真“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召开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市人民法院清理积案的情况和辅华矿药厂爆炸事件处理结果等，均将向大会报告。……”

注：（1950年）6月14日 下午，北京市朝阳门外辅华矿药厂发生特大爆炸事件，死三十九人，伤四百零六人（内重伤二百五十人）。十五日上午，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成立辅华事件善后救济委员会，逐项安排救济办法；并命令市公安局勒令在京各火药、硝磺、酒精等厂商立即停工，限期迁出居民区。此后，辅华厂的直接负责人由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市公安局副局长、东郊公安分局局长等九人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和记过处分。八月八日，薛子正代表市政府在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报告说，在“辅华事件”中，市公安局、工业局乃至市府本身，“在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关人员已按照职务与责任关系分别处分，“呈请政务院核示”，市长、副市长亦“深感有忝职责，即已自请处分。”

12、1950年8月7日，彭真“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北京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初步经验。报告说，北京市已有四个区召开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情况和初步经验是：（一）代表名额。在十万到二十万人口的区，以一百四十到一百八十余名为适当，……此次会议以解决居民若干福利问题和检讨干部作风为中心，各区代表和居民提案和意见仍多。第五区最少，是八百件，最多是第一区有二千七百余件。……区代表的产生，据已召开的几个区的经验看，目前还不能实行普选，只能采取简便的推选方式。各职业团体和机关、党派的代表，由各单位选派。零散居民代表，则按户口即家庭作基础（每户一人）来推选。这样，可以达到百分之六十至八十左右的户有人参加选举（有的是一院若干户共派一个人参加）。……有时竟弄得只剩下几个干部和知识分子及工商资本家的代表在会场上发言。……有些平日作风不好的干部，一听说要在区代表会议上检讨作风，对群众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代表会议后，区协商委员会应有一二人经常办公，负责收集群众意见，并处理若干日常问题。九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批语指出：“大城市的各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请各大城市市委考虑实行。”

13、1950年8月7日，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救济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问题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一）经查明：全市现有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一万零一百九十七人，其中解放前失业的三千八百六十九人，解放后失业的六千三百二十八人；其他失业待救济人口为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五人（两项合计，应为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人）。估计今后生产继续改组过程中还会有一批工人、店员失业。……我们已根据政务院指示，成立了失业救济委员会，开始办理登记。除将乞讨儿童几百人由教养院收容，赤贫的孤寡老弱在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名义下加以救济外，去年十一月，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救济失业员工问题的决议》……”

14、1950年9月19日，彭真“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北京市救济工作的情况。报告说：自七月二十四日开始失业登记以来，共有七千三百五十名失业人员。其中，产业工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教员、职工及学生合占百分之二十五，……已处理者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五。……全市六千八百多户赤贫户，一万八千九百多人，亦须给予必要和可能的救济，需救济米一百六十万至二百万斤。……”

15、1950年9月21日，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用结余的预算进行冬季市政建设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本年北京市的财政收入可超过原概算的三亿斤（小米，下同），达到四亿二三千万斤。……尚结余七八千万斤。……”

16、1950年10月10日，“凌晨一时，彭真将和罗瑞卿等草拟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稿送毛泽东。八时，毛泽东修改后付印。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17、1950年11月5日，彭真“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在群众中开展鄙视、蔑视和仇视美帝国主义的运动。”

18、1950年11月12日，彭真“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各阶层人民都须注意防特防谍，巩固革命秩序。……同日，毛泽东批示将这个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大军区并转省市区党委，并代中央写了批语：‘北京市委十一月十二日的报告是正确的，你们亦应照着这个方向去做，并随时纠正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

19、1950年11月18日，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为石景山钢铁厂部分临时工发生罢工事件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一百八十余名临时木工，因公司拖欠工资七天又未作解释，罢工一小时。……现已解决问题”。

20、1950年11月19日，彭真“签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情况及今后计划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解放以来，北京市通过破案，捕、杀和管制反革命分子，社会秩序日趋巩固。……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北京市委的报告很好。’以中央名义转发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

21、1950年11月22日，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工作计划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北京市现有党员一万五千八百多人，其中解放后发展的新党员九千五百五十四人（三千一百人已转正）。党员的分布是，百分之四十一在工矿企业，百分之二十八在机关，百分之十四在学校，……大学中党员占学生总数百分之八……对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经教育无效的投机分子加以清洗。”

22、1950年12月3日，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逮捕一贯道首要分子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已基本查清北京市现有一贯道‘点传师’以上共约四五十四人，分坛以上的‘坛主’一千零九十人，‘三才’八十人，道徒约十余万人。现决定彻底予以打击”。

23、1950年12月10日，彭真“向中共中央报告政务院政法委员会视察组反映的武汉各阶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动态：工商界怕发生大战……在武汉民众乐园、湖北省政府和省法院库里发现反动标语，湖北省内发现‘义勇军’十二个纵队的番号”。

24、1950年12月11日，彭真“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抗美援朝工作”，其中提到：“经过此次运动，亲美思想和言行大受打击，恐美病减少，群众仇美情绪大大提高”，但“在一部分工商界和一部分教徒和教会学校师生中仍有浓厚的亲美思想”。当日，毛泽东批示：“已阅。各项意见是对的。”

25、1950年12月21日，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筹备召开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请示电”，29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

再请看1951年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呈送工作请示报告11次详情——

1、（1951年）1月9日 （彭真）审阅并签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商界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去年十二月九日，为庆祝平壤解放、反对美国侵略，全市工商界一百三十六个行业共五万三千人参加示威游行，显示了他们抗美援朝的热情。报告指出：北京市工商界买办分子较少，民族工商业主较多，他们与帝国主义有矛盾。在斗争胜利的形势下，他们是可以脱离帝国主义影响的。今后还必须对他们继续进行系统的时事教育，特别是清除恐美、崇美思想。团结他们中的多数，并由他们自己订立公约，遵守政府的政策，共同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坏分子，这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较成功的经验。十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市委的报告批转供各地参考。毛泽东批示：“中央希望各中央局，1、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对于工商业家的爱国运动加以充分的注意。”

注：（1）徐冰，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2、1951年2月13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摧毁一贯道的简要情况和经验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市公安局经过一年的内外线侦察，掌握了道首的名单、住址后，明令取缔，并在一夜之间把应逮捕的分子一网打尽。经一个多月来的道首坦白、道徒控诉和声明退道，现已镇压道首（匪首、恶霸）十五人，逮捕分坛主、点传师以上骨干分子二百八十名，登记被管制者五千六百七十七人，声明退道者十七万三千四百余人，估计难以死灰复燃，群众交口称赞。报告认为，取缔反革命与迷信群众纠缠一起的组织，“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把镇压反革命与反迷信分开，否则会促成道徒与道首之团结”，使工作遭到不必要的困难；“事实上，道徒的控诉运动和退道款、退诈款运动，一经开展深入，即会连带把道徒的迷信打破很多”等。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3、1951年2月13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建房问题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反映：全市现约有房屋百万间，其中机关、部队使用二十二万间，已引起严重房荒，房价及租金不断抬高，有的低薪人员房租占其薪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群众纷纷要求政府予以解决。市委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一）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卖给机关或租与工人及公教人员居住。资金由市财政开支、人民银行投资及私人入股三方面筹集。（二）以区为单位组织房屋修缮委员会，大力协助修缮一般市民的住房和中小学校校舍。（三）拟组建建筑公司，统一计划、统一采购，并派得力党员干部监督建筑和修缮，以免包工者偷工减料。十八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及区党委转发了这个报告。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各大城市凡严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4、1951年2月21日 彭真审阅并签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三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准备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的四百七十四名代表中，选举产生的占百分之八十三。会议将根据市委确定的为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服务、为生产、为劳动人民首先是为工人群众服务的方针，继续整修市政工程和中进行文教建设，选举市长、副市长和市政府委员等。主要解决以下问题：……（三）组织公私力量，增建新房一万五千至二万间（政务院拟建一万间除外），以缓解本市房荒。（四）指导、帮助并强制所有三十人以上之工厂、作坊，特别是大工厂，单独或联合设立卫生所或小型医院，以解决工人治病的问题。政府继续为劳动人民设诊疗所。（五）增加业余学校的技术教学，并扩大业余学校。由北京市公安局系统和根告两年来反革命分子在本市进行破坏活动情况，通过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并推动各阶层人民普遍订立防奸防特公约。（七）根据财力，进行必要的下水道、道路等项市政建设，并对已有的加以修整。二十六日，将这个报告批转各中央局，毛泽东批示：兹将北京市委市政建设计划一件发给你们，请转发各大中城市市委作参考。（164）

5、1951年3月15日下午， 彭真主持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市人民代表会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决议》的办法。……二十日，中共北京市委将会议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并华北局。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及大中城市市委。毛泽东批示：“北京的办法很好，请你们均照这样做。”

6、1951年3月31日 彭真“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处决反革命罪犯的反映和经验》给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三月二十五日全市大张旗鼓地杀了一批反革命罪犯，“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加强了我们与人民的联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说：政府的民主精神“是三代以来所没有的事情。”报告认为获得上述效果的原因是：（一）杀得准；（二）通过群众；（三）宣传工作比较普遍、深入。”四月二日，毛泽东为转发这个报告批示：“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方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175）

7、1951年6月9日，，彭真“审阅并签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抗美援朝捐献运动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

8、1951年7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关于市委统战部五月中召开扩大统战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说：会议传达了中央对统战工作的指示，强调了毛主席“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决不能置之不理”的指示精神。会议的主要收获有：（一）认识了在新环境下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作用和进步的可能性，批判了以往对他们的革命性和进步要求估计不足的错误思想。（二）纠正了对民主人士不敢领导和怕麻烦的思想。（三）解决了协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必要性的认识问题，进一步了解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历史、作用和前途。（四）端正了过去不重视或认为统战工作是统战部与少数领导同志的事的思想，明确了工作任务，增强了信心。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该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发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并请仿照办理，加强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200）

9、1951年11月上旬，彭真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批示》稿，经征求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中央局书记的意见，交陈伯达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后认为“可用”，将文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传阅。三十日，该文件发出。（227）

10、1951年12月4日，晨，彭真“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中的贪污现象及今后的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意见》。报告分析了解放以来发现和处理的六百五十名贪污分子的基本情况，其中：财政、企业部门占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公安部门占百分之十七点二；非党员（包括留用和新招收人员）占百分之八十，老干部占百分之十二。其贪污手法包括：受贿、造假账、开假单据、收受回扣“礼物”、赊账不还、冒领和克扣薪资以及盗卖公物、携款潜逃等。已经处理的五百一十二名贪污罪犯中，判处死刑四人，撤职或开除一百三十人，判处徒刑一百零五人；党员受开除党籍处分的二十七人。对当前的反贪污斗争，市委提出：大张旗鼓地广泛发动党内外群众自下而上的检举和领导检查相配合。（一）各单位负责人自上而下地检查，揭露贪污分子。（二）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三）号召与发动全市党员、团员、工会会员和其他各阶层人民检举贪污分子。（四）组织检查组，负责在本单位及上下级与同级间相互检查等。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毛泽东并写批语，肯定“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要求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转发所属分局直至县委；大军区党委和志愿军党委转发至县团级党委，……（236）

11、1951年12月29日，彭真和董必武、罗瑞卿联名报告周恩来并报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法部门五个机关合署办公和动员“三反”的初步情况》。三十日，毛泽东批示：“董必武、罗瑞卿阅后交彭真同志阅办。……（二）报告第四条第一项所说‘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的人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他们如何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的，请补报。这样的人已丧失一个严肃的共产党人的立场，……请你们议定处罚办法（邀同本人参加）报告中央核办。……（四）报告第四条第三项所说只要‘一反’，不要其余‘二反’的民主人士，是些什么人，请补报。（五）报告的其它部分均同意。“

再看1952年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呈送工作请示报告22次细节如下——

1、1952年1月5日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北京市运动已进入高潮，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公务人员和公营企业员工中，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和贪占公家便宜的；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牟取暴利的；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及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骗国家财物的，等等。工商界在群众压力下，也已开始坦白并检举贪污或行贿行为。从已突破的、和公家来往较多的行业看，不法分子主要是贿赂、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则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情况是十分严重的。目前工商界空气虽十分紧张，但已坦白的主要是中小单位，其中避重就轻的很多，大的贪污、行贿犯尚在观望。我们今后的计划是：（一）继续号召坦白和检举，宣布凡坦白者除补缴一九五一年漏税款外，不再罚款，否则查出后将追缴解放以来全部漏税并照章罚款。（二）号召全体市民和一切工作人员大胆检举，在全市设接待站和检举箱。（三）从严法办一批贪污行贿分子，并公布一批各种类型的贪污案件，以推动坦白运动的开展。（四）继续逮捕抗拒、破坏“三反”运动的贪污、行贿分子。（五）各区召开代表会议，并召集街道和村民大会，进行动员宣传，使“三反”斗争家喻户晓，群起而检举。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将该报告批转各地写的批语中指出：北京市委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责成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做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同时指出：“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2、1952年1月17日 ，彭真”起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关于北京‘三反’斗争情况第四次报告》。报告说：北京市‘三反’斗争从上月二十日向党内外干部大会动员以来运动正处在高潮中。在各机关、公营工矿企业及公立学校中，已经发现有贪污或贪占公家小便宜行为的干部约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八点二五。工商界据很不完全的统计，坦白和被检举行贿、偷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不法行为者占总户数百分之十四点一九。现已逮捕贪污分子一百二十人，不法商人三十人。运动开始时，有些单位总以为他们那里没有什么问题或没有什么严重问题。运动中揭露的大量事实和剧烈的斗争证明有些同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麻木不仁，毫无警惕或者本身就不干净。十八日将报告电发中共中央、华北局。”

3、1952年1月23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华北局报送《关于“五反”［1〕斗争中在工商界争取多数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至一月二十日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已清出盗骗国家资财一亿元以上的重大案件八十多起，偷税数目更大。运动开始时，我们虽宣布，偷税漏税或有行贿等行为者自动坦白，将酌情减轻或免予处罚，但工商界观望，作用不大。接着，我们广泛地发动了检举运动：召开店员代表会，召开有三十多万人参加的各种集会，发动店员群众检举，找各行业的代表人物分别谈话，集中力量重点检查了一百多户的行贿或盗窃行为后，工商界真正震动发慌，团结多数共同反对少数的情势才实际形成。现在的阵线是：靠拢我们的占多数，阻挠、破坏的估计约三千户，只占百分之六，而受不同程度法律处分的违法工商户，约占工商户总数的百分之一至二。经验证明，在工商界反行贿等斗争中，必须发动群众，注意区别对待和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以达到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目的，也是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将北京市的报告批转各地的批语中指出：“北京市的斗争是成功的，这里已经形成了“五反”的统一战线，已使占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约有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其中大多数是投机商人）即将予以惩办（少数已予逮捕）。”并向全国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注：〔1〕“五反”，指反对工商业户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又称反“五毒”。

4、1952年2月17日 ， “中共北京市委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华北局报送《关于逮捕贪污分子及违法资本家的情况》和《关于‘五反’斗争的经验和下一步工作部署》。……全市准备在二月底以前把百分之九十的工商户基本处理完毕，使他们安心经营。逮捕总数拟暂不超过三百五十户。二十日，毛泽东批示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据中央已发关于‘五反’的指示去指导‘五反’斗争，并吸收北京市的经验。”

5、1952年2月17日 晨，中共北京市委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北京各大学“三反”斗争的情况和经验。报告说：北京各大学从一月中旬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斗争，有些学校现已进入高潮。此次运动不仅揭发了学校中惊人的官僚主义和浪费贪污现象，并且深入地揭发了反动思想，成为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大学的“三反”斗争牵涉到许多国内有名的教授，因此，我们与中央各有关部门的同志组织了统一的党组，并通过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公开领导。斗争中各学校在行政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人事等方面揭露了很多不合理和黑暗现象，教育部应及早计划，适时解决。在运动末期拟在燕京大学作清理中层的典型试验。

6、1952年2月17日 晚，彭真“致电毛泽东、中共中央并华北局，转报蒋南翔关于燕京大学“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及对三个问题的请示。请示说：两周以来，燕京大学的“三反”斗争有了比较深入的进展，主要是对统治着燕京大学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崇美思想，进行了一次摧毁性打击。需要请示解决的问题是：（一）资产阶级教授旧的一套已被批判，新的一套又还没有建立，特别是文法学院有不少教授感到有些课程没有信心再教，学生也没有兴趣再学。辅仁大学更为严重。是否可以在“三反”结束后，由教育部作局部院系调整，对于少数系科的师生给以适当的处置。（二）对个别政治思想上问题较严重的教师，发动师生进一步揭穿他们虚伪和反动落后的思想，然后转入清理中层的工作。（三）燕大还有两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在当教授，是否可以公布罪状，将他们驱逐出校。在转报说明中表示同意蒋南翔的意见。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此件中所提的几个问题，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召集蒋南翔、钱俊瑞会谈一次。”二十日，周恩来批示彭真：“关于大学“三反”及燕大问题，拟约定一、南翔、俊瑞、乐光［1〕、徐冰、范长江〔2〕等人一谈，天津应约何人望告。你如有暇，也望参加。”二十五日，周恩来召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北京、天津市委主管大学工作的负责人开会，商谈“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应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三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

注：（1）定一，即陆定一。南翔，即蒋南翔。俊瑞，即钱俊瑞。乐光，即李乐光。

（2）范长江，时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人民日报社社长。

7、1952年2月20日 ， 彭真“签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做法和发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全市约一万守法户，三万七千半守法半违法户，本月底可处理完。处理的步骤和方法，首先是分区召集工商户开会说明政策，由工商户填写违法事实调查表，并具结，交本店正副经理、会计核定，工人店员通过，报区工会和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审查处理。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指出：‘发各同志参考。’并指示北京市委将‘守法工商户由一万户扩大为一万四千户左右’，即将有小错误的归入守法资本家一类。‘对半违法的采取只退不罚政策’，城市中处理了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陷于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

注：1952年2月25日 ， 彭真出席北京市第四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召开的守法工商户大会讲话时说：“工商界本是我们国家的四个朋友之一，可是这个朋友一只手和人民合作，一只手进行盗窃。”

8、1952年3月10日 ， 彭真“将新拟的《工商户违法事实调查处理表》及给工商户的通知书、警告书清样送毛泽东审阅。十一日，毛泽东圈阅并批示：‘看过很好。’”

9、1952年3月19日 ，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组织‘三反’‘五反；人民法庭问题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请求》电。请示提出处理贪污分子和严重违法工商户的人民法庭组织要点。其中“五反”法庭的要点是：（一）以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为审判长，市府任命张鸿舜（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乐松生（北京市工商联合会副主任）为副审判长，下设分庭，人员由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区人民法院、区人民团体的负责干部中选任，提请人民法庭任命。（二）人民法庭有权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管制、劳改、徒刑，一审终审。死刑须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报请中央核准。（三）为加强领导，市委决定组成由刘仁为主任的委员会，领导“五反”法庭的工作；由张友渔为主任的委员会，领导“三反”人民法庭的工作。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北京市的报告并转发各中央局参考，并明确：“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即将由政务院以命令公布。

注：〔1〕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上发表的文章中，有的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只有反动腐朽一面，没有积极的一面。毛泽东批评了这个错误观点。

10、1952年4月14日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工商户违法所得计算问题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全市工商违法户百分之九十八已处理完毕，……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复：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并将报告转批各地。

11、1952年4月17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处理违法工商户时发动工人“把关”的经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示：此件很好，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仿行。“

12、1952年5月31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高等学校清理中层运动进行情况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提出：高等学校在“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的基础上，开展忠诚老实运动，从政治上、组织上划清敌我界限，纯洁教职员队伍。运动在行政上归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吸收适当的党外人士参加，并在“认真清查、宽大处理”的原则下，除罪大恶极或有危险性的重大的现行反革命犯以外，一律不要逮捕。处理分三级进行：第一，非政治性问题，由基层组织批准；第二，一般的政治性问题，由各该校党委或党组批准；第三，有重大政治问题的由市委批准。少数担任政府高级行政职务或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的民主教授，和高龄、重病的教员不编入小组学习，不要求他们交代。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北京市委关于高等学校清理中层运动的报告，发给各地参酌处理。

13、1952年6月2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计算工商户违法所得的几项补充规定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

14、1952年6月4日 彭真和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面报告检查“五多”的情况。……最高法院三年内要下级的报告六千五百余件，有的至今未拆封。……此外还发现不少“等因奉此”的官样文章。

注：1、“五多”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表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

2、“等因奉此”这个成语源自旧时的公文用语，其中“等因”用来结束所引用的来文，而“奉此”则用来引起下文。因此，“等因奉此”泛指文牍，常被用来比喻例行公事、官样文章或一成不变的固定格式。这个成语含有贬义，表示某种行为或做法缺乏创新和实际效果，只是形式上的应对。该成语出自‌邹韬奋的《抗战以来·对保障人民权利的再呼吁》，其中提到“否则岂不仍是‘等因奉此’的一纸公文在老爷们的桌上转来转去？”。‌

15、1952年6月11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中小学负担及生活情况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城区各小学学生不能交费或不能如期交费的一般在百分之三十左右，郊区一般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目前的助学金和减免费办法还不能够解决问题，建议采取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学费、杂费免收等改进办法。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虽较一般中小学学生为优，但也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小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贴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十四日，毛泽东对报告作出批示：“周总理：（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16、1952年6月12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对城郊工商户分类处理情况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城郊区五万二千多工商户中，守法户占百分之九点零六，基本守法户较多，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四，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十六点三七，严重违法户占百分之一点九五，完全违法户占百分之零点八八。已经判刑和准备判刑的七十一户，拟判死刑的两户。”

17、1952年7月6日 彭真“审改政务院政法分党组干事会关于司法改革和司法干部的补充训练问题向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全国二万七千法院干部中，有旧司法人员六千人，其中反动党、团、特骨干八百三十人，旧法观念虽重，但思想改造有进步者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彻底改造整顿各级法院，必须自上而下地撤换“三反”中业已查出堕落蜕化的干部、旧推事〔1）人员不得任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在处理时，应严肃慎重，分别对待，反革命分子和贪赃枉法分子依法惩办；思想上工作上表现较好的继续留用，并调离原工作地点；思想、工作平常者，给以训练后改作技术工作或调到其他部门工作。除原薪太高者外，薪资尽可能不变；“不堪改造”者，坚决清除，给以生活出路。对解放前在旧法院系统的地下党员和赤色群众，不应作留用人员对待；真正的民主人士虽从事过旧推事工作或律师的，也不应与一般旧司法人员混为一谈。防止草率从事。同时，应调一些立场坚定、观点正确和熟悉政策的老干部……九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一报告，指出……”

18、1952年8月22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工人、学生、教职员中慢性疾病的疗养问题致中共中央并华北局请示电》。电报说：全市厂矿职工、大中学学生和大中小学教职员共十九万五千人中，目前约有四千人患较严重慢性病，需要疗养，但缺乏疗养院和应有的医疗照顾，在部分职工中引起不良反应。拟分散修建能收容三千患者的疗养院，所需经费本精打细算原则，控制修建房屋的数目和建筑标准，约需修建费用三百亿元左右等。九月八日，中共中央批示：“工厂企业中患慢性病得不到适当休养的情况应引起各级党委严重注意，设法逐渐加以解决。应首先妥善使用劳保基金”。“由厂方负责逐渐在距工厂不远的地方，修建医院及疗养所，供职工有病时医治及休养。由市统一建设是不可能收容更多的人，且易使工厂推卸对职工应负的责任。此事请各大市提出意见。”

19、1952年8月30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总结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经过“三反”运动的揭发，全市国家工作人员中核定有贪污分子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八名，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其中“老虎”一千一百二十二名（另有二百五十二名，按专案或转外地处理），贪污总额六百三十三亿元。免予处分的占百分之六十八，受行政处分的占百分之二十八，受刑事处分的占百分之三，判处死刑的三人，其中二人为杀人犯。追回赃款二百一十一亿元。在定案处理中，凡是贪污一千万元以上的均经以张友渔为首的十人委员会逐案审查，并与原单位反复研讨，结果有四分之一的案件因罪状不足，不能判刑；有四分之一的案件因贪污情节不清楚、证据不足，须重新查对。在定案处理后，又普遍进行了复查。事实证明，这样进行认真审查和复查，对于纠正不愿据实核减、草率定案或处分畸轻畸重、先严后宽的现象，是极为必要的。在“打虎”斗争中，曾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逼供信的偏差；或者忽视交代政策，片面强调群众压力；或者轻信坦白、检举，盲目乱打；或者对“以虎攻虎”的策略掌握不慎，甚至轻信重用；或者对“老虎”对象实施体罚等，虽经一再批评制止，仍未很好改正，以致造成了不少将小打大和一些完全打错的偏差。这种情况，固然在激烈的群众斗争中很难完全避免，但主要是由于我们检查不深入，具体指导差。同时，也因为不少干部甚至一些领导干部忽视调查研究，头脑发热，心中无数。有的因怕批评“右倾”而不敢据实反映，以致违反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具体情况出发”的思想方法和原则。”

20、1952年9月4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处理工商户偷工减料问题致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电》。电中请示：私营工商户的偷工减料，已在“五反”中由节约检查委员会列入退财之内，但目前有些单位又要私营工商户换货、返工、加固或修理，我们认为向私营工商户重复追回国家损失是不妥当的。并提出处理意见。十三日，中共中央批示原则同意，……

21、1952年9月5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金融业违法情况和处理意见致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他们的违法行为主要有隐匿敌伪财产，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特价，在暗账和明账经营中偷税漏税，贿赂国家干部，盗窃经济情报……六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

22、1952年12月25日 彭真“核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问题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北京高等学校在教学改革中，急于弃旧图新，步骤过快，因而发生了一些混乱现象。清华大学一年级教学计划中有三十一种课完全采用苏联教材，其中二十二种还没有中文译本，学生无法消化。许多学校把苏联的五年制改成四年制，而课程没有精简，理工科新生学习时间每周在六十小时以上。同时各校人数突增，行政工作赶不上，基本建设滞后，因而出现学生自习、吃饭、住宿、看病、上合作社等都很拥挤。领导方面，因各校分属专业机关、教育机关、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等，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至今还未建立起党组或校党委。为解决上述问题，建议：（一）北京专科以上学校教育改革的计划，必须按照主客观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学习苏联是当前迫切的要求，但必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提议各校首先集中力量，建立改革教学的领导核心，先搞几个科系（或几门课）、几个教研组，编好（或改好、或译好）几种教材，待取得经验再逐渐推广。改革面过宽而力不胜任的须将计划加以紧缩，进程过快的必须放缓。（二）必须加强政治领导，继续加强思想教育。（三）提议在北京市成立一个党的北京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通报北京市的报告时批示：这个问题可能带普遍性，值得各地严重注意。希望各中央局和分局将本区主要高等学校近几个月来的教学情况和问题写一报告并提出意见，在二月一日以前报来。”

5、彭真与毛泽东的疏远

彭真与毛泽东的疏远，始于“大跃进饿死人”。1960年5月9日，彭真“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八十四次会议。……在讨论农村‘三反’运动文件时，建议要加上‘要利用农事间隙时间进行’。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又说：……这个月里各地无论如何要消灭浮肿病，‘无论如何不能再死人了！’”《彭真年谱1902～1997》第四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页25）

1960年1月25日 上午，彭真“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二次会议。……在谈到暂缓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卷时说：毛主席讲话的记录，应该学习；但是，有些讲话是他的定论，有些是思考过程中的想法。为了爱护主席，不要乱传。请各位同志注意要真正领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同上，页94）

1961年3月7日 下午，彭真“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四十一次会议。……会上邓小平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其要点是：（一）二月二十七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拟以贷款方式供给我麦子一百万吨和转口古巴糖五十万吨。毛主席意：粮食不要，糖可接受。……邓小平还讲：毛主席对书记处、各部门工作是有意见的。会议决定本月十一日召开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负责人及其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研究改进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周恩来、陈云参加会议。”（同上，页110）

眼见国内在大批饿死人，毛泽东却不要苏联援助的麦子一百万吨—— 一百万吨麦子可以救活多少人啊！彭真和诸与会者心里皆奇怪毛泽东的决定。

一个月后，1961年4月6日 下午，彭真“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报告会上，向中央党政军及北京市十七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共讲了五个问题：（一）三年的成绩伟大，事实证明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两个指头的错误和缺点’。……”（同上，页117）

1962年1月11日， 彭真“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一十二次会议。邓小平通报了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对刘少奇准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作的报告稿的反映，……（彭真）在讨论时发言说：整个报告稿是好的。这几年倒霉就是指标太高，吹得太大。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如果继续反‘左’，有右反右，从两面讲就好了。讲到分散主义时指出：它的性质不能都归于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大部分是盲目性，有的是高指标压出来的，……讲到工作中的责任问题时提出：总结经验教训时，要把中央和政治局有些常委包括进去。中央的责任，第一是书记处，第二是部分常委。书记处的责任比常委多得多，但各有各的责任。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他的责任也不要回避。因为有些事他们知道，他们参与，检讨中如果不包括他们，第一，不符合事实；第二，会造成错觉，凡是领导都没有错误。我们都提倡实事求是，领导人如有缺点错误也要实事求是。不讲，不足为训，讲了不会动摇对他们的信赖，反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威信。。这次会上，对各种不同的意见，凡能吸收的都吸收，错误的，在小会上讲一下，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同上，页167）

1962年1月17日-24日 彭真“出席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央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交的报告稿。在十八日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以下意见：（一）报告应把成绩讲足，错误讲透，这样才能轻装前进。（二）对报告稿中“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认为：……分散主义不能统统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三）一九六O年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出口，基本建设搞得过多，对农业的灾情估计不足。……（四）我们的错误，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其他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三五年过渡和办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不良影响。十九日下午，陈伯达在会上说，彭真关于毛泽东的话“值得研究”。进而责问：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针对陈伯达的质问，当即回答说：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同上，页168）

1962年1月27日 下午，彭真“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正式印发与会人员，并由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口头说明。刘少奇口头报告的主要内容要点是：前三年农业减产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减产百分之四十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减产原因，一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一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湖南有的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上，页169）

彭真和刘少奇的这些批毛言论，陈伯达等当然会报告毛泽东。于是毛泽东在1962年4月9日和1962年7月28日开始了反击——

1962年4月9日 ，彭真“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刘少奇三月二十一日在第一次会议上通报‘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讲话。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今年一月，中共中央开了一个七千人的大会，‘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去考验。’”（同上，页187）

1962年7月28日 下午，彭真“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以及王任重、陈伯达、罗瑞卿等参加的会议。……（毛泽东）他认为‘七千人大会’后，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同上，页208）

1962年8月6日-24日， 彭真“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方面的工作。六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讲话，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以后又多次在核心小组会上讲这三个问题，阐述阶级还存在，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种斗争要贯彻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将议题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同上，页211）

1962年9月24日-27日， 彭真“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毛泽东继续批判所谓‘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阶级斗争‘从现在就讲起，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全会宣布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专案审查；决定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补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还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同上，页215）

但彭真没有退缩。

1965年11月10日 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时任《解放日报》编委会委员）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诬称剧作者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通过历史人物海瑞的形象，替被打倒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鸣冤，代表他们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打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是一株毒草’。这篇文章是一九六五年初江青在上海与（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姚文元共同策划的，整个写作过程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同日，范瑾请示郑天翔是否转载此文。郑让他请示邓拓。邓拓电话请示正在天津的彭真。彭真说待他回京后再说。”（同上，页447）

1965年11月15日 彭真“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研究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出席会议的有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及李琪、范瑾等。会议认为，从学术观点上批评吴晗是可以的，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是不能接受的。会议对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没有作出决定。”（同上，页448）

1965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光明日报＞情况简报》第三百六十二期刊登十四日《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吴文写道：‘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O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又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吴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毛泽东在旅途中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同上，页448）

1965年“11月中下旬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得知首都各报对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均未转载，便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同上，页448）

1965年11月26日 彭真“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讲话指出：对吴晗肯定要批评，但是吴晗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要组织队伍写文章，对的要肯定，错的要批评。对姚文元文章也是如此。要树立良好风气，不要一批判什么人，就臭了。会议认为，如果必须转载姚文元文章，则应加上按语‘表明我们的态度’”。（同上，页449）

1966年4月26日 晚，在李雪峰、宋任穷“护送”下，（彭真）乘火车离开杭州，到上海后改坐飞机，二十七日晨返抵北京。在路上，有人建议彭真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一下态度。彭真说：你的建议很好，应该这样做。可是我现在脑子很乱，有许多问题一时还想不清楚，理不出头绪来。几次提笔，未写下去。（同上，页484）

1966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同陈伯达、康生的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同上，页484）

1966年5月4日-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情况则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会议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中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五日下午和六日上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传达一九六二年以来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后，毛泽东批评彭真、陆定一，提出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开展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讲话。六日下午和七日上午，张春桥讲一九六二年以来的斗争，矛头对着彭真、陆定一、周扬等。十一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同上，页484）

1966年5月7日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李雪峰到中共北京市委接替彭真的工作。十一日，李雪峰率领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组到中共北京市委。（同上，页484）

1966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首都工作组。叶剑英任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王尚荣任主任。首都工作组负责首都的安全保卫工作，直接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同上，页485）

1966年5月16日 上午，（彭真）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宣布停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通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四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由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按毛泽东指示，由陈伯达、康生在开会前专程去上海和江青等共同研究、修改后提交会议讨论的。毛泽东改写和加写通知稿时，言词严厉，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等。同时加写：“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彭真看了“五一六通知”后对女儿傅彦说：赫鲁晓夫式人物不是指我，我不够格。（同上，页485）

1966年5月18日 （彭真）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攻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大谈宫廷政变问题，诬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还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同上，页486）

1966年5月18日 上午，在彭真家中的工作人员和三名警卫战士共八人被调离。（同上，页486）

1966年5月19日（彭真）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简短检讨发言中承认自己有错误，但坚决拒绝林彪强加的罪名。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陆定一有没有反党联系，请中央审查。（同上，页486）

1966年5月22日 谢富治带人到（彭真）家中通知，中央决定不再给他看文件，并要求把与罗瑞卿、陆定一来往的文件拿走。彭真说：连纸片都拿走。谢富治电话请示后，即用吉普车把家中的文件包括工作日记等全部收走。从即日起，被软禁家中，失去人身自由。（同上，页486）

1966年5月23日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一）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二）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等。（三）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同上，页486）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宣读经林彪同意的讲话，公开点名批判彭真、刘仁、郑天翔等原北京市委领导人，号召造反派要对他们组织批斗。此后，被轮番残酷批斗。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六八年七月被关进秦城监狱前，被批斗二百余次。（同上，页492）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集中代表“左”倾方针的文件。

1979年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说：“彭真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反党的问题。”““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中央决定，恢复彭真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彭真年谱1902～1997》第五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页3）

1979年2月17日-23日 ，（彭真）出席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二十三日，会议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并通过了由八十人组成的该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彭真为主任，副主任是：胡乔木、谭政、王首道、史良、安子文、杨秀峰、高克林、武新宇、陶希晋、沙千里。（同上，页3）

6、彭真的三任妻子

187万字的《彭真年谱》，与其它中央领导人的年谱相比，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对中央书记处的四百多次会议记述特别多的细节，因而对中共中央的运作细节特别清晰而真实，从中可清晰地研究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这是因为《彭真年谱》是由彭真生前最信任的干部郑天翔主持编写——1953年春，彭真将时任包头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郑天翔调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文革时与彭真一起蒙冤落马。

据《彭真年谱1902～1997》（全5册，《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彭真（1902年10月12日—1997年4月26日），男，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今侯马市垤上村）人。 1922年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网上关于彭真的文字，都没有说到彭真一生有三任妻子。

只有《彭真年谱1902～1997》透露：1925年8月，23岁的彭真与太原女子师范20岁学生侯秀梅结婚，侯秀梅病故；1936年春，刘少奇到达天津主政中共北方局，夏末委任彭真为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并派女共产党员梁冰（宋桂珍）与其一起以夫妇名义组成党的机关，不久以假成真，34岁的彭真二度结婚。但1939年2月，彭真宣称与梁冰感情破裂，组织同意其离婚。不久于1939年11月24日与小十岁的美女张洁清结婚。张洁清曾是姑姑张秀岩（共产党员）与彭真多年的联络员，1936年在姚依林介绍下入党，1939年2月到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在北方分局党校学习，其时彭真兼任晋察冀党校校长。婚后在北方分局秘书处工作，建国后一直任曾任彭真秘书，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顾问（副部级）。与彭真生有二子（傅洋、傅锐）一女（傅彦），2015年以103岁高寿仙逝。编写《彭真年谱》时，其提供了彭真20年工作日记的珍贵史料。

注：张洁清，1912年8月出生于河北霸县，2015年5月27日逝世。1930年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新兴剧社”、“师大生活社”等进步团体。1931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毕业后在天津培才学校任教员。1935年参加北平妇女救国会工作。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1月与彭真同志结为革命伴侣，担任彭真同志秘书——张洁清原先是姑姑和彭真的联络员，两人只是互有好感，后来张洁清到晋察冀党校进行学习时，两人再次相遇，最终相识相知成为一生的伴侣。1943年8月到达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1949年2月起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彭真同志政治秘书、彭真同志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第三届妇联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审查、关押近8年。1978年担任陕西省商洛地区行署副专员，同年底任中共商洛地委委员、常委。1980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顾问。张洁清同志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傅彦，彭真长女，曾任中国欧美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1944年，傅彦出生。傅彦3岁的时候，父亲彭真奉命从延安调往东北。“当时父亲先走一步，母亲带着我和哥哥随后走，一路上我们母子三人突破敌人数道封锁线，步行了将近两个月才到东北和父亲会合。”5岁到北京后，傅彦被排了高干子弟学校——育英小学读书，四年后，父亲把她转到了普通百姓小学——第一实验小学，在那冬天没有暖气的学校，傅彦第一次学起了生煤球炉子。1987年，任中国欧美进出口公司的党委书记，总经理。

在遇到刘少奇以前，彭真多遭磨难。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彭真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残……坐牢六年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代表中共北方局主持北平市委改组，领导北平、天津、太原、西安、归绥、保定、洛阳等地抗日救亡团体代表在天津举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1937年2月，北方局从天津迁往北平，和刘少奇等住在西四砖塔胡同四眼井一号，指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车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1937年4月，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与刘少奇一起经西安到延安参加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5月17日专程看望毛泽东汇报冀东情况。会议期间将本名傅懋恭改名为彭真——示意自己从此真正找到了党的核心领袖毛泽东。6月10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受命与杨尚昆一起主持北方局工作。1938年，彭真成为主政一方的大员，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全力宣传“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1941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这个汇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此后，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延安，彭真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5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48年12月，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1949年改称北京市）市委书记。……1951年2月，当选为北京市市长；再次当选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1950年11月6日代理董必武主政国家政治法律委员会，1954年9月28日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54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朱德、陈云、彭真组成中央书记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参加”，1956年10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彭真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并负责联系统战、政法和港澳部门的工作”，成为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准常委”，多次审改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

《彭真年谱》“出版说明”如下——

彭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为了记述彭真一生的革命经历、思想理论、光辉业绩和品德风范，经中共中央批准，我们编写了《彭真年谱》。

《彭真年谱》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主要依据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并汲取相关的研究成果，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谱主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保 持党的先进性，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顽强奋斗的一生。

编写《彭真年谱》是从一九九六年开始的。原计划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一九O二年十月-一九四九年九月）已于二00二年纪念彭真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接着，准备出版中卷（一九四九年十月——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和下卷（一九七九年一月—— 一九九七年四月）。但在以后的编写过程中，中卷的内容和篇幅大大超出预计。于是决定在这次《彭真年谱》出全时，把原定的三卷本改为五卷本，每卷起止时间作了相应调整；对原上卷中的一些文字、标点、注释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订正，并增加了一些条目。

二0一二年是彭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在这个时候，出版一部完整的《彭真年谱》，以表达我们对彭真的深切缅怀，是我们的一个心愿。这个心愿终于实现了。

这部年谱的出版，对于读者全面地了解彭真卓越的历史贡献、鲜明的思想特点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无疑是会有帮助的。

《彭真年谱》“后记”说——

一九九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彭真传》编写组，由郑天翔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并成立办公室具体协调《彭真传》和《彭真年谱》的编写工作。

为完成《彭真年谱》编写任务，编写组成立了三个小组。第一小组组长李立功，副组长宋大涵，执行主编田酉如，负责编写从彭真诞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的年谱。第二小组组长张文松，副组长张彭，执行主编章学新，负责编写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期的年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年谱虽未成立小组，但也确定了编写人员。第三小组组长王厚德，副组长许孔让，执行主编张虎生，负责编写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一九九七年这段时期的年谱。王厚德、许孔让还具体负责协调《彭真年谱》全书的编务工作。

《彭真年谱》编写组得到彭真工作过的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许多同志参加了这项工作，第一小组有中共山西省委、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北京市委的党史研究室多位同志、中央党校党史专家和战争年代跟随彭真工作过的老同志及中央军委的有关同志；第二小组、第三小组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法制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委的多位同志。

此外，为充分反映彭真领导政法工作的情况，还专门成立了工作班子，负责有关资料的收集和初稿的编写。由刘复之负责，俞雷、胡之光协助，参加的人有公安部王韦、孙仲毅、李恢强、王一光、高兴国、秦祖仪、佟静秋、张正常、谭松球、杨怡、徐迈、石俊超、潘嘉钊、李学男、朱锴、郭红岩等同志，中央政法委员会段元祥、最高人民法院郭群、谢圣华，最高人民检察院石京学、何继辉，司法部蓝德普，安全部裘树泉、刘守功，民政部李宪周、王振耀，武警总部俞文荣，中国法学会纪大新等同志。

各编写小组分时段参与撰写者：

武正国、薛延忠、梁志祥、杨松、刘玉太、傅惠成、杨建中、郭玉清，负责1902年10月-1925年8月、1937年2月-1938年2月。

李昌远、张维明、谢忠厚、赵胜军、党福民、申玉山、李翠艳、阎书钦、田苏苏，负责1925年8月一1926年春、1938年2月-1941年8月、1947年6月-1948年11月。

王树良、黄小同、杨树堂、吴学良、于建，负责1926年夏-1931年5月、1935年8月-1937年2月。

段柄仁、李甡、黄景山、赵晋、李万启，负责1931年5月-1935年8月、1936年9月-1937年2月、1948年12月-1949年9月。

王仲清负责1941年5月-1945年9月。

韩乐风、刘精蒲负责1945年9月-1947年5月。

田酉如负责1902年-1949年9月的年谱统稿、修订。

史全伟负责1949年10月-1949年12月。

王进仁负责1950年-1951年、1957年-1959年。

熊亮华负责1952年一1956年。

尹作金、武志军负责1960年-1961年。

武志军负责1962年。

章学新、岳祥负责1963年-1966年5月。

章学新负责1949年-1966年5月的年谱统稿。

宋大涵、傅彦、田酉如负责1966年6月-1977年。

岳祥负责1978年-1988年3月。

宋大涵、傅彦、田酉如负责1988年4月-1997年5月。

闫建琪负责1966年6月一1997年5月的年谱统稿。

孙立众参与了1978年-1997年5月的年谱核校。

李红喜参与了全部书稿的年谱注释核校。

顾昂然、项淳一、岳祥、王进仁、张春生、闫建琪、傅彦参与了1949年10月-1997年5月的年谱内容补充。

刘文生、马句、赵世忠、廖叔俊、庞文第、赵有福、刘福同、彭静云、于国光、刘连英、郑淑兰、薛化蕴、田根生、鲍建国、王巍巍等参与了建国后有关年份的资料查找、摘抄、打印、年谱初稿编写、核校等工作。

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公安部、中央档案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的党史研究室及档案馆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部门为编写组查阅档案资料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原彭真办公室提供了有关年份的《办文登记》、《警卫日记》。彭珮云、张彭、项淳一、顾昂然、杨景宇提供了本人当年记录彭真讲话、谈话等内容的笔记。阎明复提供了有关彭真外事活动方面的材料。彭真家属提供了一批彭真手稿和批改的文件初稿和副本。彭真夫人张洁清还提供了二十年的工作日记。

建国前部分的年谱稿分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档案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山西省委、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北京市委、黑龙江省委、吉林省委、辽宁省委、沈阳军区等单位，沙健孙、齐得平、曹雁行、姚杰、傅吉庆、盖军、刘连英等征求了意见。建国后十七年部分的年谱稿分送金冲及、俞雷、胡之光、项淳一、张道一、陈麒章、廖叔俊、庞文第、赵有福、刘福同等征求了意见。刘复之审读了1902年-1966年的年谱稿，逢先知审读了1949年10月一1966年的年谱稿，张春生审读了1978年-1997年5月的年谱稿，李捷审读了1949年10月-1997年5月的年谱稿。张文松、张彭、顾昂然、杨景宇、宋大涵、王厚德、许孔让、有林、田酉如、傅彦等审读了全部书稿。

郑天翔、王汉斌领导和主持了年谱编写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编写意见。

《彭真传》编写组

二O一二年七月

2024年9月2日于深圳早叫庐